有关战争的传闻各式各样，沸沸扬扬，让人觉得战事仿佛发生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直到有一天，逃难的人从我们镇子里走过，人 们才意识到战争已在我们国家真实地发生了。那些从数百英里之 外一路走过来的家庭向我们诉说亲人如何遭杀害，房子如何被烧 毁。有人出于同情，要他们住下来，但大都被谢绝了。他们说，战 争早晚会蔓延到这个镇子的。这些家庭的孩子目光总是躲躲闪闪 的,一听到劈柴的声音或者小孩打鸟用的弹子落到铁皮屋顶上的 声音，就会吓一大跳。与这些孩子一起从交战区来的成年人同我 们镇子里的大人谈话时，常常精神恍惚。除了疲劳和营养不良，他 们显然见到过一些可怕的事情，精神受了刺激。那些事，即使他们 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相信。我那时认为这些过路人 所讲的故事肯定经过添枝加叶。我所知道的战争，不过是书中读 过的或电影中看过的，比如说《第一滴血》，以及英国广播公司新 闻中报道的邻国利比里亚的战况。我那时才十岁，凭我的想象力还不足以弄明白是什么夺去了逃难的人的幸福生活。
我第一次接触战争是在十二岁那年。那是一九九三年一月， 我和哥哥朱尼尔、好友塔洛伊离开家，去马特卢章镇参加朋友们 的才艺展示。他们俩都比我大一岁。我最好的朋友穆罕默德没有 来，因为他要帮父亲修缮茅草顶的厨房。我八岁那年，我们四个人 组建了一个说唱舞蹈组合。有一次去莫宾比的时候，我们第一次 听到了说唱乐。我父亲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莫宾比是郝家公司 的外国人的居所。我们常去那儿的游泳池游泳，看大彩电，还能看 到聚集在外宾娱乐区里的白人。有一天晚上，电视上播出的是一 组黑人男孩快速说唱的音乐片。我们四人坐在那里，被这支歌迷 住了,极力想听懂那些黑人在说些什么。片子播完时，屏幕下方跳 出了一行字，“Sugarhill Gang:《快乐的说唱者》”。朱尼尔迅速 地在纸上记了下来。从那以后，我们每隔一周的周末都到那个房子 里去看电视，学唱那种歌。那时候还不知道这种音乐叫什么，但印 象却十分深刻。黑人竟然也能把英文说得那么快，那么有节奏。
后来朱尼尔进了中学，他的伙伴教给他更多外国音乐舞蹈的 事情。假期里，他带来了磁带，教我和朋友们跳这种舞，这时我们 才知道这种舞叫“嘻哈”。我非常喜欢这种舞，更喜欢学说那些 节奏明快的歌词，能学到不少的英语新词儿。有一天下午父亲回 家时，我和朱尼尔、穆罕默德、塔洛伊正在学EricB.&Rakim的 《我知道你有心》。他站在我家土坯铁皮顶屋子的门前，哈哈笑着问道：“你们说些什么，自己能听懂吗?”朱尼尔还没答腔，他就 走开了。他坐在芒果树、番石榴树和橘子树树荫下搭的吊床上， 把收音机调到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台。
“听，这才是标准$语。你们应该听这种英语才对，”他在院 子里大声喊。
父亲在那里听新闻。朱尼尔教我们如何跟着节拍迈步。我们 左右脚轮番踏步，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手臂、上身和头部也 要同时移动。“这个动作叫‘跑步者’，”朱尼尔说。我们模仿 已经背过的说唱歌词。然后分手，各自回家去做取水擦灯之类的 家务活。临走前说些刚从说唱歌词中学到的词语，“安息，孩 子”，或者“我闪了”。屋外，鸟儿和昆虫开始了夜鸣。
离家去马特卢章的那天早晨，我们把正在学习的歌词本装了 一背包，口袋里塞满了说唱专辑的磁带。那时候我们穿的是灯笼 裤，里面是跳舞穿的足球衫和运动裤，长袖衬衫下套着无袖内衣、 T恤衫和球衣。一般要穿三双袜子，袜筒卷起来，让运动鞋显得很 膨大。白天天气太热时，就脱掉几件，搭在肩膀上,样子很时尚。 没料到这种怪模怪样的装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因为打算第二天 就回来，我们跟谁都没有告别，也没有说要外出。没想到，这次一 离开家，就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省钱，我们决定步行十六英里到马特卢章。那是个明媚 的夏日，太阳不是很毒，一路上天南海北地神聊，开开玩笑，追追打打，路也不觉得很远了。我们带了弹弓，用来打鸟和追打横穿公路 的猴子。有几次遇到河流，还停下来游泳。有一条河上架着桥，我 们听到远处有客车驶来，就想上岸看看能不能搭个顺风车。我第 一个出了水，抱着朱尼尔和塔洛伊的衣服过了桥。他俩以为在车 开到之前就能赶上我，但后来发现来不及了，于是掉过头，撒腿往 河里跑，刚跑到桥中间，车就追了上来。卡车上的女孩子哈哈大 笑，司机按响了喇叭。太好玩了。后来在路上他们想报复我，但没 有得逞。
下午两点，我们到了卡巴提，我外婆的村子。人们管我外婆叫 玛米?卡帕纳。她个子高高的,一双棕色的大眼睛，与长长的脸型 搭配得漂亮匀称。站着的时候，她的双手不是搭在臀部，就是抚在 头上。一看到她，我就知道母亲美丽的黑皮肤、雪白的牙齿和脖 子上清晰的皱纹是从哪里来的。我外公被大家称为卡莫，就是 ‘‘老师”的意思。他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阿拉伯语学者和医生。
我们在卡巴提吃了饭，休息了一会儿，又上路走最后六英里。 外婆想留我们过夜，但我们说第二天再回来。
“你那个爸爸现在对你怎么样?”她问话的声音甜甜的，又充 满了担心。
“你又不上学，去马特卢章干什么？怎么这么痩啊?”她问个 不停，但我们避而不答。她送我们到村口，一直看着我们下了山。 她把手杖从右手换到了左手，这样就可以用右手向我们挥手告 别。右手代表好运气。
几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马特卢章，见到了吉布里亚、卡洛 科、卡利魯等老朋友。那天晚上，我们去了博城公路，那里卖食品 的小贩一直吆喝到深夜。我们买了些煮花生，一边吃一边讨论第 二天的活动，计划去看一下才艺比赛的现场，先搞个排练。睡觉是 在卡利鲁家的露台小屋里。屋子很小，只有一张小床，我们四个人 (吉布里亚和卡洛科回自己家了)横躺着睡到一张床上，腿和脚耷拉 到床下。因为我个子最小，身体基本能蜷缩到床上。
第二天，我和朱尼尔、塔洛伊待在卡利鲁家里，等候朋友们下 午两点放学回来。但他们早早就回来了。我正在洗我的运动鞋， 朱尼尔和塔洛伊在比赛做俯卧撑，由我数数。吉布里亚和卡洛科 走到露台上，也加入了比赛。塔洛伊喘着粗气，一字一句地问他们 怎么回来了。吉布里亚解释说，老师说了，叛匪进攻我们家乡莫格 布维莫了。学校停课，让大家听候通知。我们一下子全部愣在 那里。
据老师说，当天下午，叛匪攻进了矿区。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 人们四散奔逃。男人们从工地一路跑回家，看到的都是空空的屋 子，家人去了什么地方一点音信都没有。女人们一路哭着跑到学 校、河边、水塘寻找孩子。孩子们跑回家找父母，父母却在满街 跑着找孩子。枪声渐渐密集起来，人们不敢再寻找亲人,匆匆逃出 了镇子。
“老师说了，这个镇子是下一个进攻目标。”吉布里亚从水 泥地板上站起身来。我和朱尼尔、塔洛伊拿起背包和朋友们一起向码头走去。人们正在从矿区向这里聚集。有些人我们认识，但 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家人在哪里。他们说进攻来得很突然，一片混 乱，大家都不知所措，四散逃命去了。
我们在码头上待了三个多小时，急切地盼着能见到家人，或者 找到一个见过他们的人。但一点消息也没有，而且过了一会儿之 后，那些过河来的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了。那天没有任何异常的 迹象。太阳平静地穿过白白的云层，鸟儿在树上鸣唱，树在微风中 摇曳。真无法相信战争已经来到了家门口。我觉得这不可能。我 们头天离家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叛匪就在附近。
“怎么办?”吉布里亚问道。没人答话。过了一会儿，塔洛伊 打破了沉寂。“我们必须回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家人，否则就来不 及了。” 、，朱尼尔和我点头同意。
仅仅三天之前，我还看到父亲踱着方步收工回来。他那顶安 全帽夹在胳膊下，那张长脸在下午酷热的阳光下淌着汗。我就坐 在露台上。我已经有一阵子没见到他了，因为新来的继母破坏了 我们之间的关系。但那天早晨，父亲上楼时对我笑了笑。他端详 着我的脸，双唇嗫嚅着像要说点什么，这时继母出来了。他忙转过 身去看继母，继母装作没看见我。他们一声不吭地走进了客厅。 我强忍住眼泪离开露台，去和朱尼尔会合，在那里等卡车。我们要 去三英里外的邻镇看望母亲。以前父亲出钱供我们上学，放假回家时在周末去看她。如今父亲拒绝给我们付学费，我们失学后每 隔两三天就去看望她一次。那天下午我们在集市上找到了她，跟 她一起买了些菜，好给我们做饭。那天见面时母亲脸上表情木然， 但一和我们拥抱，立刻有了神采。她告诉我们，小弟弟易卜拉欣上 学了，从集市回家的路上，我们会去接他放学。她拉着我们的手， 一路上不停地回头看，好像怕我们走丢似的。
去小弟弟的学校的路上;母亲转过身对我们说，“这阵子还没 有钱让你们复学，心里很难过。我正在想法子。”她停了停，又 问，“你们父亲还好吗?”
“他还好。我下午还看到他了呢，”我答道。朱尼尔一言不发。
母亲盯着他的眼睛说：“你父亲是个好人，他很爱你们。只不 过没给你们找个好心肠的后妈。”
到学校时，小弟弟正在和伙伴们踢足球。他才八岁，球技已经 相当不错。一看到我们，他就跑过来，扑到我们怀里。他跟我比了 比个头，看看是不是长得比我高了。母亲笑起来。弟弟的小圆脸 红扑扑的，汗水蓄在脖子上的皱褶里，跟我母亲一样。我们四个人 一起来到母亲的屋子。我握着小弟弟的手，他给我讲学校里的事 情，还要晚上和我赛足球。我母亲还是单身一人，把所有的心思都 放在照料易卜拉欣上。她说，小弟有时会问起父亲。我和朱尼尔 在外上学时，她曾经带他去看过几次父亲。每次看到父亲拥抱易 卜拉欣，她都要哭，因为父子俩见了面都很高兴。母亲好像陷人了沉思，想到这些，她脸上洋溢着笑。
那次看望母亲之后又过了两天，我们就离开家了。我站在马 特卢章的码头边，仿佛看到父亲手拿安全帽从工地跑回家。看到 母亲哭着往小弟弟的学校跑。我一下子颓丧起来。
我和朱尼尔、塔洛伊跳上一条小船，伤心地告别了好友。小 船驶离了马特卢章的河岸。我们来到河对岸时，更多的人急匆匆 地赶来。我们上了路，一个妇女把拖鞋顶在头上，也不看我们，自 管说：“你们要去的那个地方，血流成河啊。连天神都逃走了。” 她走远了。河边的树丛里，传出来女人尖厉的叫喊声：“Nguwor gbormumaoor真主帮助我们，还叫喊着她们孩子的名字：“尤 素福，雅布，福迪……”我们看到不少走失的孩子只穿着内衣，夹 在人群里走，一路喊着“Nya nje oo，nya keke oo，”妈妈，爸爸。 人群中间还有狗在跑。虽然已经远离了伤害，人们还是跑个不 停。狗四处嗔着寻找主人。我的心情紧张起来。
走了六英里，我们来到了外婆的村子卡巴提，村里已经空无一 人，沙滩上只留下一串通往村外密林的脚印。
天黑下来，在矿区干活的人陆续回来了。蛐蛐和鸟儿的夜鸣 声听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人的低语声，寻找父母走累了的孩子 的哭泣声和饥饿的婴儿的痛哭声。我们坐在外婆家的露台上，一 边听声音，一边等待着。
“伙计们，我们回莫格布维莫去好不好?”朱尼尔问。我们 还没来得及答话，一辆大众车从远处轰隆隆地开过来，路上的行人 飞快地躲进旁边的树丛。我们也跑了几步，但没跑远。我的心在 咚咚地跳，呼吸急促。那辆车停在外婆家门前，从我们趴着的地 方，可以看到车上没有人拿枪。我们和另外一些人从树丛中钻出 来，看到驾驶员座位上的那个人跑到路边吐了好多血。他的胳膊 在流血。吐过后，他就哭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成年人像孩 子一样号啕大哭，心里感到一阵刺痛。一个女人双臂搂着他，求他 站起来。他这才站起身朝面包车走去。他打开驾驶员对面的车 门，一个靠在车门上的女人滚落到地上，两耳冒血。人们连忙捂住 自己孩子的眼睛。
面包车的后排座上还有三具尸体，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座位 和车顶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我想远离见到的这一切，却挪不动 脚。两脚麻木得没了知觉，整个身体都僵在那里。后来我们才得 知，那个男人想带着全家一起逃跑，叛匪朝他的车一阵扫射，杀了 他全家。那位搂着他的妇女安慰他，至少他还可以埋葬家人，这让 他略微平静了一些。她说，他可以永远记住家人在何处长眠。她 似乎比其他人对战争知道得稍多一点。
风停了下来，白天似乎很快地变成了夜。夕阳将落时，经过村 子的人更多了。一个男人抱着已经死去的儿子。他以为儿子还活 着。儿子的血沾了他一身。他边跑边说：“我要送你去医院，儿 子，一切都会好的。”或许抱着这些虚幻的希望对他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可以让他逃离险境免受伤害。随后跑来的是一群中了 流弹的男女。他们身上耷拉下来的皮肉上还滴着鲜血。有的人受 了伤还不觉得，直到别人指点他们的伤口时才发现。有人晕倒,有 人呕吐。我觉得一阵恶心眩晕。我觉得地面在动，站在那里打着 颤，人们的说话声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受伤的人是个妇女。她背上背 的是她的孩子，血顺着衣服淌下来，在她身后流了一路。她狂奔逃 命时孩子中弹身亡了。幸运的是，子弹没穿透孩子的身体。她跑 到我们站立的地方，坐在地上，把孩子放下来。原来是个女孩，两 只眼睛大睁着，脸上还挂着戛然而止的笑。子弹头从她肿胀的身 体上冒出尖尖的头。母亲俯在女孩身上，使劲摇晃着。她悲痛惊 骇至极，欲哭无泪。
我和朱尼尔、塔洛伊相对而视。我们知道，返回马特卢章已 是必然，因为我们已亲眼看到，莫格布维莫已非家园，我们的父母 也绝无可能留在那里。有几个受伤的人一再说，卡巴提是叛匪的 下一个目标。我们可不想在叛匪来的时候待在那儿。连那些走路 不便的人都尽力远离卡巴提。在返回马特卢章的路上，那个妇女 和她孩子的形象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对路程没有感觉， 喝水也不觉得解渴，尽管我知道自己很渴。我不想回到那个妇女 来的地方去，连无知的婴儿也明白，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那是在你出生前十九年。”每当我问起塞拉利昂在一九六一年独立时是什么样子，我父亲就会这样讲。塞拉利昂自一八〇 八年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独立后，密尔顿?马尔盖爵士是第一 任总理，在塞拉利昂人民党的政旗下执政，直到一九六四年去世。 继任的是他的同父异母弟弟阿尔伯特?马尔盖爵士，在位至一九 六七年。这一年，全国人民大会党领导人史蒂文斯赢得选举，随后 发生了军事政变。史蒂文斯于一九六八年再次掌权，数年之后宣 布国家实行一党制，全国人民大会党为唯一合法党派。从此以后， 我父亲所说的“腐败政治”开始了。我在想，对于这场我正在躲 避的战争，父亲会有何感言呢？我从前听大人说，这是一场革命战 争，目的是把人民从腐败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枪杀无辜百 姓，小孩子，甚至小女孩的解放运动，这算是哪门子的解放？没有 人来回答这些问题，我的头脑里装满了残酷的景象，沉重得无法忍 受。一路上我变得恐惧起来，怕路，怕山，怕路两边的树丛。
深夜，我们走到了马特卢章。朱尼尔和塔洛伊跟朋友们讲述 了路上的所见所闻，我默默无语，还在思忖着看到的是不是幻觉。 那天夜里我终于昏昏沉沉地睡过去，梦见自己胸侧中了弹，身边跑 过的人没人肯帮忙，因为他们都在逃命。我爬到灌木丛中安全的 地方，但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人，端着枪站在我身上。他背着阳 光，所以我看不清他的脸。那个人用枪对准我受伤的地方扣动了 扳机。我醒过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腋下。我很害怕，因为我已分不 清梦境与现实。
在马特卢章，我们每天早晨到码头去，希望得到家乡的消息。 但过了一周，那边过来的难民流停止了，音讯完全断绝。马特卢章 有政府军布防，码头等全镇各战略要地设有检查站。士兵们相信， 叛匪如果来袭，必然从河上来。于是他们在河边架起重炮，并宣布 晚七点起实行宵禁。这使得夜晚的气氛格外紧张，我们睡不着觉， 又非得早早地回到屋里。白天吉布里亚和卡洛科过来了。我们六 个人坐在露台上讨论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看这种疯狂局面不会持续很久，”朱尼尔低声说。他看 着我，像是要让我放心，我们很快就能回家。
“可能只持续一两个月时间。”塔洛伊的眼睛看着地板。
“听说军队已经在把叛匪赶出矿区了，”吉布里亚结结巴巴 地说。我们一致认为，战争不过是个过渡阶段，不会超过三个月。 我、朱尼尔和塔洛伊听起了说唱乐，背诵歌词，这样就不用去想眼 前的那些事情了。有 Naughty by Nature, LL Cool J, Run-D.M. C?和Heavy D &TTie Boyz;我们离家时只带了这几盒磁带，还有 随身穿的衣服。我还记得坐在露台上一边听着Heavy D & The Boyz唱的《我们找到了爱》，一边看着镇边的树木在微风中缓缓 地摇曳，远处的棕榈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在等待。我闭上眼睛， 卡巴提的惨象又在脑海中闪现。我努力回想战争前卡巴提的景 象，把那些惨景驱逐出去。
村边有一片浓密的森林，我外婆住在那里，村子的另一边是咖啡园。一条河从森林流向村边，从棕榈树中穿过，流入一片沼泽 地。沼泽地上是香蕉园，一望无边。穿过卡巴提的主马路坑坑洼 洼，白天鸭子在里面戏水。房屋的后院里种着芒果树，树上栖息着 喜鹊。
清晨，太阳从森林那边冉冉升起。当第一缕阳光透过树叶的 缝隙之后,公鸡和麻雀以嘹亮的叫声宣布白昼的到来，一轮金色的 太阳站到了树冠上。晚上可以看到猴子在树之间跳来跳去，回巢 安歇。咖啡园里，母鸡总是忙着把雏鸡护到翅膀下，以免被老鹰掠 食。园子外，棕榈树随风摇曳。有时在黄昏时还可以看到釆集棕 榈酒的人爬上树。
夜晚在森林中树枝折断的声音和舂米的声音中到来。这些响 声在村子里回荡，吓得鸟儿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不知所措。蛐 蛐、青蛙、蛤蟆和猫头鹰唱着夜曲离开它们的栖息地。炊烟从茅 屋顶上袅袅升起，人们从咖啡园陆续回家，有的提着灯，有的举着 火把。
“做人要像月亮一样。”卡巴提的一位长者常对打他门前经 过的人重复这句话，那些人有去河边取水的，有去打猎的，有去釆 集棕榈酒的，还有去咖啡园的。记得我还问过外婆，那位老人说的 是什么意思。她说，这句格言用来告诫人们要永远光明磊落，为人 和气。她说，阳光炽烈，雨水泛滥，天气寒冷，都会惹人抱怨。但月 辉泻地就没人会啰唆。人们喜爱月亮，各有原因。孩童在月光下 玩耍，观察自己的影子;大人聚在月光下讲故事，或夤夜歌舞。月17明之夜，总有不尽的欢乐。做人要像月亮一样,这是其中几个原 因吧。
“你饿了吧，我给你煮些木薯。”她说到这里停下来。 .
自从外婆给我讲了做人为什么要像月亮一样的道理，我就决 定要仔细观察月亮。每当月亮挂在夜空，我就躺在外面的地上，静 静地凝视着它。我想探个究竞，它为什么如此惹人爱怜，令人着 迷。看到月亮里形态各异的影像，我迷恋不已。有时，我看到的是 男人的头像。他留着半长的胡须，戴着水手帽。有时我看到一个 男子手持斧头砍柴，有时候是一个女人给孩子哺乳。直到今天，当 月亮出现时，我看到的还跟六岁时一样。我幼年的那段时光仍然 深埋心中，令我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