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那些平民百姓喊去做这做那真叫人恼火。他们的声音，哪 怕是喊我们去吃早饭的声音，都让我怒不可遏，我用拳头砸墙，捶 柜子，身边有什么打什么。几天之前，我们有机会决定他们的生 死。因此，除了吃饭，我们拒绝做他们要求的任何事情。早餐吃的 是面包和茶，午餐和晚餐是米饭和汤。汤的种类很多，有木薯叶 汤、甘薯叶汤、秋葵汤等等。我们不满意是因为没有枪和毒品。
每次快吃完饭时，护士和工作人员会来找我们谈参加贝宁之 家诊所的常规体检和心理治疗中心的一对一咨询的事情。我们最 痛恨一对一咨询了。他们一开口，我们就朝他们扔碗、勺、食物 和凳子。我们会把他们赶出食堂，暴打一顿。一天下午，把护士和 工作人员赶走之后，我们把一个桶扣到厨师头上，推着他在厨房里 打转，结果他的手在沸腾的开水锅里烫伤了，他这才答应给我们的 茶里增加牛奶。正因为这样，我们第一个星期基本上是在新环境 中四处闲逛。一星期中，毒品消耗殆尽。我对可卡因和大麻极度渴求，会把白纸卷起来当烟吸。有时候我会在军用短裤的口袋里 摸索，找到一点可卡因和大麻碎屑。我们破门进入诊所，偷一些止 痛药一白色或灰色药片——和红色和黄色胶铤。我们把胶變倒 空，把药片研成粉末，兑在一起。但这种混合物效力不够。我们的 狂躁情绪与日俱增，结果就寻衅滋事。早晨，我们殴打在附近水泵 取水的邻居。如果捉不到人，我们就扔石头打，有时他们吓得把水 桶一丢，落荒而逃。我们哈哈大笑，把水桶砸烂。有几个人被打伤 送到医院后，邻居们不敢再走近我们中心。工作人员对我们唯恐 避之不及。我们开始互相殴斗，日夜不停。
两餐之间，我们会无缘无故地打斗几个小时。打斗中家具多 数被砸得稀巴烂，床垫被扔到屋外。开饭铃一响，我们就停战，把 嘴唇、胳膊和腿上的血擦掉。夜里打架打累了，我们就把床垫搬 到院子里，默默地坐到天亮吃早饭。吃完早饭回来，前一天晚上被 搬到室外的床垫又被人搬回到床上。我们又愤怒地把它们扔到院 子里，破口大骂那些搬床垫进屋的人。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屋外 坐在垫子上，天下起雨来。我们坐在雨中，不断地擦去脸上的雨 水，聆听雨打屋顶瓦片的声音和水柱冲击地面的声音。雨只下了 差不多半个小时。雨停之后，我们仍然在外面，在湿海绵垫上坐了 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吃过早饭回来，床垫还在屋外面。那天没太 阳，床垫到晚上也没千。我们火了，去找保管员博白。他以前是个 军人，眼睛斜视。我们找到他，向他要千床垫。
“等着吧,等到你们扔在屋外的床垫晾干，”他说。
“我们不允许一个平民用这种口气对我们说话，”有人说。 我们一齐喊叫表示赞同，冲过去给了博白一顿拳脚。有个孩子刺 伤了他的脚，他倒在地上,双手抱着头。我们上去一阵猛踢，他躺 在地板上流血不止，昏了过去。我们一路兴奋地狂叫着返回露 台。渐渐地我们又沉默下来。我感到很愤怒，因为离开了我的小 分队，我需要更多暴力。
中心的一名保安把博白送到医院。几夫后，他在吃午饭时回 来了，跛着一条腿，但面带笑容。“这不是你们的错，”他说着从 食堂里走过。他的话让我们很恼火，因为我们要求“那些平民”， 我们这样称呼那些工作人员，尊敬我们这些战士，知道我们有能力 重创他们，多数工作人员都是这副样子，被打伤后笑盈盈地回来。 似乎他们心照不宣地对我们不失去希望？他们的微笑让我们更加 痛恨他们。
我的手又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偏头痛再次复发，比以前更严 重。好像脑子里有铁匠的砧子，我能听到和感觉到里面在敲打金 属。这些尖厉的声音让我的血管和肌肉痛得难以忍受。我有时躺 在床边的地板上，有时在露台上翻滚抽搐。没有人注意到我，因为 每个人都在忙着用不同的办法应付自己的脱瘾期。比如说阿尔哈 基，用拳击打水泥柱，打得关节流血，露出骨头。他被送到诊所，催 眠了几天，停止自残。
一天，我们决定打碎教室里的玻璃窗，我已记不清为什么。我不像别人那样用石头，而是用拳头。击碎了几扇玻璃之后,我的手 被卡在玻璃里。我用力抽回来，手就流血不止了。我只好去医 院。原计划偷一个急救箱出来自己治，但碰上了护士。她让我坐 在治疗台上，把玻璃一块块地从我皮肤里取出。玻璃碴嵌得很深, 每取一块，她的脸都要抽搐一下。但她看我脸上却很平静。她仔 细地盯着，看我是不是痛。她感到很疑惑，但还是小心翼翼地从血 淋淋的手上把玻璃一块块地取出来。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只是 想让血止住不再流。
“这个会很痛，”护士将要清洗伤口时说。
“你叫什么名字?”她边给我包扎边问。我没回答。
“明天回来换绷带，好吗?”她抚摸着我的头，但我把她的手 推开，走了出来。
第二天，我没去医院，但就在那天，我因为偏头痛昏倒在露台 上。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里。护士在用湿布给我擦额头。我抓住 她的手推开，又走了出来。我坐在外面的太阳下,前摇后晃，全身 都痛，喉咙很干，恶心想吐。我吐出一些黏糊糊的绿色东西，又昏 了过去。几个小时后醒过来，看到的还是那名护士。她递给我一 杯水。“你想走也可以，但我建议你今晚卧床休息，”她用手指头 指着我，口气就像一个母亲对不听话的孩子那样。我接过她递给 我的水喝下去，把杯子扔到墙上。护士从椅子上跳起来。我想起 身走，但在床上坐不起来。她笑着走到床边，给我打了一针。她给 我盖上毯子，便开始打扫地上的碎玻璃。我想把毯子扯掉，但手抬不动，身体越来越没力气，眼皮愈加沉重。
醒来时听到护士和另一个人在嘀嘀咕咕。我很疑惑，不知道 是何日何时，只觉得头有点胀。“我在这里多长时间了?”我问护 士，手使劲敲打床边，引起她的注意。“哦，醒了。小心你的手，” 她说。我坐起来一点,看到房间里来了一个军人。一开始我以为 是来把我带回前线的。但再看一眼，发现他来医院另有目的。他 显然是个城市兵，军服干干净净，身上没带枪。他是个中尉，自称 来检查医疗和心理治疗情况，但他的兴趣显然在那个女护士身 上。我想，我也当过尉官，只不过是个少尉。
作为少尉，我负责一个由男孩组成的小组，执行紧急任务。中 尉和卡达菲下士把我活着的好朋友全都选进了这个小组，我们又 一次聚到一起。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逃避战争。我们亲身参战， 到那些可能贮备着食物、毒品、弹药、汽油和其他急需物资的地 方去侦察，将侦察到的情况报告给下士。小分队会全体出动，袭击 我们侦察过的村庄，杀死敌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生存下来。
有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我们偶然来到一个村子。原以为这个 村离我们有三天路程，但只走了一天半就闻到有烹调棕榈油的香 味。那是夏末，阳光颇好。我们立即离开大路，沿树丛向村里走。 等见到茅屋顶就卧倒，朝村里爬，这样可以靠近些，看清里面的情 况。有几个背枪的人懒洋洋地四处走动。每座房屋外都堆着一捆148
捆的东西。叛匪好像正准备离开村子。如果我们返回基地去搬小 分队，就会错过缴获给养的好时机。于是我们决定发起攻击。我 下达命令，让大家各自占据可以观察到整个村子的战略要地。我 和阿尔哈基给其他三人几分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一起爬着靠近 村子，以便发起攻击。我们两人回到大路上，沿路两边爬过去。我 们有两个火箭筒和五枚火箭弹。爬到近前，我瞄准了一伙人，想从 他们下手。阿尔哈基拍拍我的肩膀，低声说，开火前他想操练一下 兰博的动作。没等我说话，他用一些唾沫和背包里的水把土打湿， 在脸上抹了一把泥。他背上枪，拔出刺刀，手指捻着刀背，握在面 前，朝村子慢慢爬去。正午的阳光把村子照得通亮，但很快我们就 会给它带来黑暗。
见阿尔哈基爬出了视野,我用火箭筒对准大多数持枪人坐的 地方，为他掩护。几分钟后，我看到他在房前屋后时隐时现。他突 然坐到墙角，以防被发现。他慢慢地爬近一个把枪放在膝头晒太 阳的懒哨兵，捂住嘴，用刺刀割了脖子。他又用同样的办法解决了 另外几个哨兵。但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掩盖杀死的士兵的尸 体。我正在欣赏他的动作，突然一个返回哨位的土兵看到了同伴的尸体，忙跑回去告诉其他人。我不能让他这,样做，于是用G3狙t
击步枪将他射杀，又立即朝那伙持枪人中间发射了两枚火箭弹。
交火开始了。我不知道阿永哈基在哪里，但正在射击的时候， 他朝我爬过来。我差点朝他开枪，还好认出了他那张兰博脏脸。 我们痛下杀手，把能见到的人统统杀死。没浪费一枪一弹。我们的枪法很不错，人又小，在很小的树丛中也能藏身，被杀的人还不 知道那里来的子弹。为完全控制整个村子，我和阿尔哈基又把剩 下的火箭弹发射出去，然后冲进村里。
我们在村里四处搜索，见到从屋子里出来的人就开枪，后来发 现把人全杀光了，没人帮忙驮运物资了。只好派科奈和莫利巴回 基地喊人增援。他们走前从死亡的叛匪身上取了些子弹。有的叛 匪死后还紧紧地握着枪。我们三个人继续留在村里。但我们并没 有坐在那些尸体、粮袋、弹药箱、毒品袋中间，而是隐蔽在周围 的树丛中守卫村子。我们轮流下到村里去取食品和毒品来享用。 我静静地坐在树丛中等待着。
两天后，科奈和莫利巴带着下士、一些士兵和平民回来了。 那些平民扛着食品、毒品和弹药返回基地。
“哪一样东西都够我们用几个月了。伙计们,干得好，”下士 向我们表示祝贺。我们给他敬礼，踏上了回程。因为这次突袭，阿 尔哈基获得了 “小兰博”的称号。在以后的袭击行动中，他全力 以赴，名至实归。我的绰号叫“绿蛇”，因为我总是能占据最有 利、最隐蔽的位置，躲在无人注意的小树丛中，拿下整个村子。这 个绰号是中尉起的。他说：“你看上去并不危险，但实际上很危 险,就像绿蛇一样隐藏在自然环境当中，有欺骗性，又在必要的时 候置人于死地。”我对这个名字很满意。每次出击，我都不枉 虚名。
房间的天花板上裂了一条缝，我能略微听到那个城里的中尉 低沉的说话声和护士清脆的笑声。我把头转向一边，朝他们看 看。护士笑得合不拢嘴，似乎对那中尉的玩笑话很感兴趣。我站 起来，走出医院。
“多喝水，就会好的。明天晚上回来检查，”护士在我身后喊。
“你喜欢这里吗?”中尉问。
我厌恶地看他一眼，在地上啐了口唾沬。他耸耸肩。我回到 大厅的时候心里想，又是一个不男不女的城市兵。
回去后，我看到两个男孩在露台上打乒乓球。大家对新的生 活似乎产生了兴趣。来到这里一个多月了，有的人差不多已经度 过了脱瘾期，虽然偶尔会无征兆地呕吐或昏厥。到第二个月结束 时，大多数人已经不再发生这种情况。但我们心里仍有创伤，现在 有时间思考了，紧闭战争记忆的帷幕开始慢慢开启。
每次一打开水龙头，我看到的都是血在流淌。我盯着它，直到 它看起来像水之后，才饮用或洗浴。有时候，孩子们尖叫着从大厅 跑出去，喊：“叛匪来了。”有的时候，年纪小的坐在石头旁哭泣， 告诉我们说，那些石头是他们死去的亲人。还有几次我们伏击了 工作人员，把他们捆绑起来审问，让他们交代他们部队的位置，从 哪里得到武器、弹药、毒品和食品。就是在这段时间，他们给我 们分发了学习用品——书、钢笔、铅笔——叫我们在工作日十点 到十二点去上课。我们把书付之一炬，第二天早晨，又给我们发来一套。我们又一次烧掉。工作人员不断地提供学习用品。这一次 他们不再说“这不是你们的错”那句话了。他们觉得我们做错 了，而且所犯并非孩子气的错误。
一天下午,工作人员把一些学习用具放在露台上，曼布提议去 卖掉。“谁会买呢？人人都怕我们。”有的孩子问。“我们能找 到想做生意的商贩，”曼布安慰那些孩子。曼布让孩子们尽管放 心。我们把东西放在塑料袋里，六个人来到最近的市场上，把东西 卖给了小贩。那人喜出望外，说他随时收购。“是不是偷来的，我 不管;做生意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说着递给曼布一沓子 钱。曼布点着崭新的票子，乐得合不拢嘴。他把钞票凑到我们鼻 子前，让我们闻闻。“这是真钱。我敢保证，”他说。我们跑回中 心，还赶得上吃午饭。刚吃完午饭，曼布给每个人分了一份钱。大 家都在谈论用这些钱千什么，厅里闹哄哄的。这绝对比焚烧学习 用品来得刺激。
有些孩子用这钱买了可口可乐、太妃糖之类的东西。我和曼 布、阿尔哈基计划到弗里敦旅行一趟。我们只知道去市中心要乘 公交车。
那天早晨，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饭，一个一个分别离开餐 厅。我装作要去诊所检查身体，曼布去了厨房,装作还要取食物， 从窗子里爬了出去，阿尔哈基则朝茅房走。我们不想让其他孩子 知道，担心他们会全都跟来，那样工作人员就会发现>。我们仨在 中心外的路口会合，排成一队等公交车。
“你们去过市里吗?”阿尔哈基问我们。
“没有，”我回答。
“要不是因为战争，我本来可以到弗里敦上学的。听说那是 个很漂亮的城市，”阿尔哈基说。
“好了，我们很快就亲眼见识了。汽车来了，”曼布说。
车内响着震耳欲聋的苏库斯音乐，吵吵闹闹得像个自由市 场。我们坐在后排，看着房屋和亭子一闪而过。一个站在过道上 的男子随着音乐跳起了舞蹈。几个旅客和曼布也加进去一起跳。 我们为跳舞的人鼓掌喝彩。
我们在基西街下车，这里靠近市中心的繁华区。人们匆匆忙 忙地为生计奔波，似乎国内没发生任何事情。街两边都是大商店， 狭窄的人行道上挤满了小贩。我们眼花缭乱，目不睱接。
“我说得对吧,市里超级棒。”曼布高兴得跳起来。 .
“看那个大髙楼。”我指着一幢大厦说。
“那幢楼可真高啊，”阿尔哈基喊出声来。
“人怎么上去啊?”我问。
我们慢慢地走,赞叹川流不息的车辆和黎巴嫩商店里种类繁 多的食品。我仰着脸看高楼，看得脖子酸。到处都有小市场，出售 服装、食品：磁带、录音机等很多东西。市里噪声很大，好像大 家都一齐在吵架。我们一路徜徉来到了木棉树。它是塞拉利昂国 家的象征，首都的标志。我们看着这棵巨大的树，惊得合不拢嘴。 以前我们只在钞票背面看到过。现在我们站在市中心，史蒂文斯街和帕登巴路的交叉口上，就在大树下面。树叶郁郁葱葱的，但树 皮看上去却老态龙钟。“我们跟别人讲，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离 开的时候阿尔哈基说。
我们逛了一整天，买了冰激凌和“奔跑”饮料。享受冰激凌 的好滋味挺困难的，因为它在灼热的阳光下很快就融化了。我不 停地舔流到肘上和手指缝里的残液,而不是从蛋筒上吃。走在市 中心的时候，行人和车辆越来越多。我们一个都不认识，每个人好 像都很忙。阿尔哈基和曼布一直在我后面，问我应该往哪走，何时 停……好像我们仍然在战场上，我还是他们的小队长。
天快要黑了，我们赶回中心去吃晚饭。回到车站时，我们才发 现车费不够了。“我们坐到前排，一到站就跳下去跑掉，”曼布跟 我们说。我们默不作声地坐在车上，眼睛盯着每到一站都要收车 票的售票员。当汽车快到目的地时，售票员让要下车的人举手。 他走到过道里去收钱。汽车停了，售票员站在门口，以免有人不交 铎就下车。我朝着他走过去，手在口袋里装作掏钱的样子，然后一 下子把他推到一边，我们哈哈笑着跑掉了。他追了一段，也就算数 了。晚上，我们跟所有孩子讲了城市里的高楼、吵闹声、汽车和 市场。每个人听了都很兴奋，从那以后都想去市里。工作人员没 办法,只好安排我们周末去市中心，这样我们就不会自己去了。但 有些人觉得一周去一次市里还不够。
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人们不再购买我们的学习用品了。即使我们降价出售，也找不到买主。因为我们没有别的挣钱门道，没 法再自己去市里，至少不能那么经常去了。另外他们还规定，只有 去上课才能在周末的时候去市里玩。这样，我们开始走进课堂。
这是一所非正规学校。数学课学的是加减乘除。英语是书籍 的篇章选读，学习拼写单词，有时候听老师朗读故事，我们在笔记 本上写字。用老师的话来说，这只是“恢复记忆”。上课时没人 用心。我们去上课只是为了不错过进城的机会。上课常有人打 架，有时用铅笔互相刺手。老师照讲不误，打架的最终也会住手。 然后我们开始谈论在克鲁海湾看到的舰船，在莱特弗特?波士顿 大街走过时看到的直升机。上课结束时，老师会说：“上课坐不住 不是你们的错。你们会学好的。”这样一说我们很气愤，他离开 大厅时，一齐向他掷铅笔。
接下来就该吃午饭了。午饭后忙着打乒乓球，踢足球。但到 了夜里，有人会从噩梦中惊醒，流汗，尖叫，或用手捶打头部，把折 磨我们的影像从脑袋中驱走。即使醒后，有时仍很痛苦。还有的 孩子醒后去掐邻床孩子的脖子;被阻止了，他们就消失在茫茫夜色 中。工作人员一直保持警惕，防止这类偶然事故的发生。尽管如 此，每天早晨都能找到几个人藏在足球场边的草丛中。我?们不记 得自己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
几个月后，我才重新学会在不靠药物的情况下入睡。但即使 我睡着了，也会在一个小时内惊醒。我常梦到一个蒙面枪手把我绑起来，用刺刀上的锯齿割我的脖子。我能感觉到刀割般的疼 痛。醒来后一身大汗，对着空中打几拳，然后跑到外面的足球场， 手臂抱住双脚，惊恐地全身颤抖。我拼命想回忆起美好的童年，但 却不能够。战争的记忆已经构筑起一道屏障，要回想起战前的事 情，我必须打破这道屏障。
塞拉利昂的雨季是五月到十月，雨量最多的时间在七月、八 月、九月。小分队丢掉了我受训的那个基地，那次枪战中，莫利巴 阵亡。我们离开时，他倚墙而坐，口中流血。那以后，我们就再没 怎么想起他。我们是靠杀人来求得生存的,哀悼逝者不是我们该 干的事情。我们漫步森林中，想在雨季到来之前找到一个新基 地。但我们没能及时找到基地。我们找到的村子大多数不合适， 有的被我们烧毁了，有的被其他组织的战士烧毁了。找不到基地， 中尉很担心。他宣布，找不到基地，行军不止。
一开始，雨下得断断续续，然后就不停地下。我们走进森林最 茂密的地方，站在大树下躲避瓢泼大雨。但雨下得太大，已非树叶 能抵挡。我们在潮湿的森林中走了几个星期。
一天早晨，雨势极大,突然之间枪声大作。我们发射的火箭弹 没有爆炸。我们不得不撤退。袭击我们的人没追多远，我们又集 结起来。中尉说必须立即反击，这样才能追上敌人。“他们会把 我们带到他们基地去，”他说。我们朝着对方追过去。在雨中打 了一整天。雨水冲刷掉树叶上的血迹，给森林做了一次清洗。但死尸还留在树丛中，血在地面上流淌，大地仿佛已经不能吸纳更多 的鲜血。
?战斗到傍晚，敌人开始撤退，逃窜时将一名伤兵留在后面。我 们遇上了他，中尉问他基地在哪里。他拒不回答，于是有人用绳子 套住他的脖子拖着走，结果在追击敌人时被拖死了。夜里敌人停 止撤退。他们已走到基地周边，无路可退，又不想投降，于是拼命 抵抗。中尉命令釆用“佯退诱敌战术”。我们分两组发起进攻。 第一组开火后佯装撤退。敌人尾随追来，跑过第二组设的埋伏。 我们悄悄爬起来追赶叛匪，从他们背后射击。这一夜，我们多次使 用这个战术重创叛匪。早晨我们攻进了村子，消灭了不愿弃村的 残敌。我们共抓获八名俘虏，把他们手脚捆i主，扔在雨中。
村里有炉灶，木柴和食物也充足。这是叛匪贮藏起来过雨季 的，但我们成了这些战利品的受益人。我们找来干衣服换上，坐在 炉边烤火暖身，也把鞋子烘干。我抱着枪笑了一会儿，为找到新住 所感到高兴。我把脚丫子伸到火边烤一烤，发现已被水泡白，开始 溃烂。
刚刚在村里消停了一会儿，叛匪再一次发起攻击。他们不想 轻易放弃这个村。我们坐在火边的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愤怒地换 上弹匣冲出去，要一劳永逸地消灭敌人。战斗进行了一夜，第二天 又打了一整天，双方都不想放弃村子，但最后我们击毙了大多数叛 匪，又捉到几个俘虏。剩下的冒雨跑进了冰冷潮湿的森林。我们 很痛恨俘虏，一枪毙命太便宜他们,于是决定给予严惩。“不要浪费子弹，”中尉说。我们给他们铁锹，用枪顶着，命令他们自掘坟 墓。我们坐在棚子里抽大烟，观看他们在雨中挖坑。动作慢了，我 们就朝他们身边开几枪，他们就会干快些。坑挖好后，我们把他们 捆起来，用剌刀刺他们的腿。有些人尖叫，我们就哈哈笑着踢他 们，让他们闭嘴。最后，我们把人一个个滚进各自挖好的坑里，盖 上湿土。他们吓坏了，想站起来跑,我们又往他们身上铲土。他们 看到黑洞洞的枪口，只好躺回去，用凄楚的目光看着我们。他们在 土下拼命挣扎，能听到低沉的喘息声。等挣扎慢慢地停下来，我们 才走开。“他们至少死有葬身之地哟，” 一个士兵说，我们大笑。 回到炉边烤火时，我又一次笑了。
坐在火边，我发现臂上、背部和脚上都有伤。阿尔哈基帮我 上了药包扎起来，这些药品是叛匪留下的。原来，这些伤是子弹打 的，只是穿肉而过，没有致命伤。我吸毒过量，又受了伤，没意识到 刚才的危险。阿尔哈基数我身上的伤口，指出其数量，我大笑 起来。
每天早晨，都会有工作人员用毯子裹住我，说：“这不是你的?, * ???
错。确实不是。你会好起来的。”然后他把我拉起来，陪我回到 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