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州都元帅府三个元帅，依军中阶级说，郭天叙是主帅，张天祐和朱元璋是副职，一切军务都应该由都元帅发号施令。但是，一来郭天叙年轻，没有军事经验，出不了主意，张天祐一勇之夫，逢事无决断；二来朱元璋不但有大批勇猛善战的贴身伙伴——徐达、邵荣、汤和等战将，更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系统的军队，这支军队占郭子兴军事力量的很大比重；第三，元璋处心积虑，要自立门户，又有李善长、冯国用等一帮弄文墨的做助手，越发施展得开。以此，元璋虽然在军中坐的是第三把交椅，却做得主，办得事，俨然是事实上的主帅。
虹县人邓愈，十六岁就跟父兄参加红军，父兄都阵亡了，邓愈带着部队，每战挺身当前，先登陷阵，军中都服其勇武。怀远人常遇春，勇猛过人，精于骑射，世乱没活路，跟人做了些时候强盗，眼看那些头目只会打家劫舍，没出息，不成气候，决心自找出路。两人都来投奔，邓愈有队伍，命为管军总管；常遇春以勇猛命做前锋。[38]
和州东南靠长江，城子小，屯驻的军队多。元兵几次围攻之后，虽然坚决顶住，却又闹粮荒了。跨过长江，正对面是太平（今安徽当涂）。太平南邻芜湖，东北达集庆（今江苏南京），东倚丹阳湖。湖周围的丹阳镇、高淳、溧水、宣城都是产米区。部队没饭吃，却眼看着对岸有成仓成库的粮食，只是被长江隔断了，怒涛汹涌，浪花起伏，没船只如何过得去？即使有船，少了也不济事，总得上千条才行，一时又怎么打造得起来？即使有了那么多船，没有水手又怎么驶得过去？元璋和文武将佐昼夜商量，也没个主意。
正好巢湖水军头目李扒头（国胜）派部将俞通海来商量军事。原来从颍上红军起义以后，巢湖周围地区彭莹玉的门徒金花小姐、赵普胜、李扒头等人纷起响应。至正十二年李扒头据无为州，双刀赵（普胜）据含山寨，联结各地起义头目俞廷玉、通海、通源、通渊父子，廖永安、永忠兄弟，赵仲中、仲庸兄弟，桑世杰、张德胜等人，和元军力战。在一次大战中，金花小姐战死，李扒头、双刀赵退屯巢湖，建立水砦，有一千多条大小船，万多人水军，因为都是彭莹玉的门徒，这水砦就称为彭祖家，也叫彭祖水寨。大伙推李扒头做大头目，双刀赵坐二把交椅。他们和庐州（今安徽合肥）头目左君弼结下怨仇，吃了好多回败仗，势孤力单，三次派人来求救兵。元璋大喜，亲自到巢湖连络，劝以与其死守挨打，不如两家合力，一起渡江，寻谋出路。正好五月间梅雨季节，一连下了二十几天雨，大小河流都涨满了水，毫不费事，船只鱼贯出了巢湖。双刀赵不愿和元璋合伙，半路上率领所部逃归彭莹玉，余下大小船只扫数到了和州。[39]
龙凤元年（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六月初一日，元璋率领徐达、邵荣、冯国用、汤和、常遇春、邓愈、耿君用、毛广、廖永安、李善长诸将分领水陆大军乘风渡江，直达采石。常遇春跳上岸，挥戈奔向元军，诸军鼓勇续进，元兵惊溃，缘江堡垒，一齐归附。红军将士饿了多时，一见粮食牲口，欢天喜地，抢着搬运，打算搬回和州慢慢享用。元璋和徐达商量，退守和州，过些日子还得闹饥荒，不乘势打开局面，更待何时？决计乘胜直取太平。下令把船缆都砍断了，把船推入急流，霎时间大小船只顺流东下，江面上空空如也，片帆不见，诸军慌乱叫苦。元璋使人喊话，前面就是太平府，子女玉帛，无所不有，打下了随意搬回家。军士听了，饱餐后径奔太平城下，一鼓攻克。正要大杀大抢，元璋事先叫李善长写了禁约：“不许虏掠，违令按军法处置。”四处张贴，还派一班执法队沿街巡察。军士看了只得住手。有一小兵犯法，立时斩首。太平一路的百姓顿时安定下来。又怕军心不稳，勒令当地大财主献出些金银财帛，分赏将士，大小三军无不欢喜。[40]
从和州渡江是巢湖水军的功劳，李扒头起了野心，打算吞并元璋的军队，在船上摆酒庆功，阴谋杀害。桑世杰不以为然，劝阻不住，便暗地告知元璋，元璋推病不去。隔几天，元璋设宴回请，李扒头不防，被灌醉捆住手脚，丢在江里。扒头手下诸将，全部投降。元璋从此又有了水军。[41]
太平地方儒士李习、陶安率领地方父老出城迎接红军。陶安建议：“如今群雄并起，攻城夺邑，互相雄长。他们眼里只看见子女玉帛，烧杀抢掠，成不了气候。将军若能一反群雄所为，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子，东取集庆，据其形势，出兵以临四方，是可以平定天下的。”元璋很以为然，留陶安在元帅府做令史。下令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元璋自任元帅，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潘庭坚为帅府教授，汪广洋为帅府令史。点乡下老百姓精壮的做民兵，居民积蓄扫数运进城来，命诸将分守各门，修城浚濠，准备固守。[42]
元兵分两路包围太平：水路以大船封锁采石，堵住红军的归路；陆路由“义兵”元帅陈埜先率军数万进攻，形势急迫。元璋亲自率领壮士拼命拒守。新讨的二夫人孙氏，劝他把府库的金银抬到城上，分给有功将卒，鼓舞士气。徐达别出一军、绕到敌人背后，前后夹击，元军大败，生擒陈埜先。元璋劝他投降，宰白马、乌牛祭告天地，结为兄弟。第二天埜先全军归降，合军进攻集庆。
埜先的妻子被留在太平做质，部下被张天祐领去攻集庆。他家是大地主，极恨红军，暗地里嘱咐部下，只装作打仗的样子，千万别认真打，三两日内自己脱了身，就回来打红军。七月间，红军进到集庆城下，元朝守将福寿力战，张天祐带的人只有小半人在打，大半人在看，结果吃了一个大败仗，回来好生没趣。
九月间，郭天叙、张天祐和陈埜先合军再攻集庆，把集庆团团围住，打了七天，埜先早已和元将福寿约好，城内外表里夹攻。他备宴请两个元帅吃酒，席间伏下壮士，生擒郭天叙、张天祐，送给福寿，即时杀了。元军乘机反攻，红军大败，死了两万多人。陈埜先一鼓作气，追击红军到溧阳，当地元朝“民兵”不明底细，只听说他投降了红军，设下埋伏，也把他杀了。部队由从子兆先接管。[43]
郭、张二帅死后，子兴的旧部就全归元璋指挥了。他现在是名实一致的都元帅，小明王麾下的大将。子兴的三子天爵，后来小明王命为中书右丞，在元璋底下做官，无兵无权，不免发牢骚，和子兴一部分老部下合谋，想除掉朱元璋，自立门户，被发觉后处死。[44]
元璋率领大军渡江，马夫人和将士的家眷仍留在和州。和州是后方基地，得有亲人镇守，将士家眷有人照看，也可以使将士安心作战。和州和太平的交通只有水路，虽然七八个月来，陆续占领了溧水、溧阳、句容、芜湖一些城子，集庆孤立，三面被包围，可是水路却被元军切断了，消息不通。一直到龙凤二年二月，元璋大败元水军，尽俘其舟舰以后，两地的交通才完全杨通，军心也安定了。
三月初一，元璋自太平亲率水陆大军并进，三攻集庆。城外屯兵陈兆先战败投降，得兵三万六千人。集庆城破，守将福寿战死，水寨元帅康茂才和军民五十余万归降。元璋入城后，召集官吏军民大会，剀切宣告：“元朝政治腐烂，到处起兵反对它，老百姓吃够了苦头。你们困处危城，成天担心害怕，生命没有保障。我带兵到这里是为你们除乱的。大家都要各安职业，不要疑惧；贤人君子愿意跟我建功立业的，以礼任用；做官的不许横暴，作践百姓；旧制度对百姓不好的立刻改掉。”一番话安定了人心，建立了正常的秩序。老百姓高兴极了，互相庆贺。当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设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以赵忠为兴国翼元帅守太平。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人进见，先后录用。小明王得到捷报后，升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以下诸将都升元帅。[45]
元璋得应天后，他的地盘以应天作中心，西起滁州，画一直线到芜湖。东起句容到溧阳。西边长，东线短，是一块不等边形，横摆着恰像个米斗，西线是斗底，东线是斗口。四面的形势是：东边元将定定扼守镇江；东南张士诚已据平江，破常州，转掠浙西；东北面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今江苏江都）；南面元将八思尔不花驻徽州（今安徽歙县），另一军驻宁国（今安徽宣城）；西面池州（今安徽贵池）已为徐寿辉所据；东南外围则元将石抹宜孙守处州（今浙江丽水），石抹厚孙守婺州（今浙江金华），宋伯颜不花守衢州（今浙江衢县）。元璋局面小，兵力不强，处境四面受敌，虽然有了粮食，部队不致挨饿，军事形势却十分不利。
幸亏这时元军正用全力和小明王作战，顾不上朱元璋这地区的军事。前一年十二月元将答失八都鲁大败刘福通于太康，进围亳州，小明王奔安丰。察罕帖木儿和红军转战河南，一时分不出力量来打南面。红军主力军的威力暂时消沉，张士诚的兵锋又活跃起来了，徐寿辉也在湘汉流域攻城掠地，元军处于两线作战的危境，非常被动。龙凤二年秋天，小明王的红军主力经过整顿补充，决定北征战略，分兵出击：一路破武关（在今陕西商县东），陷商州，进攻关中（今陕西省），一路攻克了山东北部。第二年刘福通分兵三路：大将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一路趋晋、冀（今山西、河北）；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一路攻关中，毛贵一军由山东北上。第一路军又分两路：一军出绛州（今山西新绛县），一军出沁州（今山西沁县），过太行山，破辽、潞（今山西辽县、长治县），陷冀宁（今山西太原），攻保定（今河北保定），下完州（今河北完县），掠大同、兴和（今山西大同，内蒙古自治区张北县）塞外部落，攻下上都，转掠辽阳（今辽宁辽阳），侵入高丽，从西北折到东北，兜了一个半圆圈。第二路军陷凤翔（今陕西凤翔）、兴元（今陕西南郑），南进四川；另一支部队又陷宁夏，转掠灵武诸边地。第三路军尽占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北取蓟州（今河北蓟县），犯漷州（今北京通县南四十五里），略柳林（今北京通县南，故漷县西），直逼大都。福通亲自统军占山东西南和河南北部，出没河南北。龙凤四年五月，攻下汴梁（今河南开封），建作都城，接小明王来定都。[46]红军所到地方，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元朝地方官吏吓破了胆，一听有红军来攻，便忙着逃命。当时有童谣形容道：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47]
二三年间，红军长驱深入，转战万里，来回地兜圈子，元朝主力军队用尽一切力量抵抗和进攻，军力大大地削弱了，而且大敌当前，也就顾不到这东南地区新起的红军小头目了。朱元璋趁元军无力南顾期间，逐步巩固根据地，扩充实力，逐步消灭元朝的分散兵力和割据群雄，开辟疆土。虽然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东南地区说是四面受敌，但是在全国范围说，和元朝主力军对峙的形势上说，恰好中间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北面是小明王，西面是徐寿辉。东西两面虽是敌国，免不了打仗，却起了隔绝元朝主力军进攻的作用。北面是红军主力，更不用说，这三个大卫星保护着朱元璋，给他以发展壮大的机会。等到小明王的军事力量被元朝消灭以后，两败俱伤的结果，元朝的军事力量也消耗殆尽了。相反的，在这段期间，朱元璋取得向南面和东南外围，处在被隔绝、孤立、分散的元军主动进攻的军事成果，拥有广土众民，财力充足，他的军队已成为从战斗中锻炼出来的有组织有训练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和元军打硬仗，比高下，决雌雄了。
在这一斗形地区所处的军事形势，东边镇江如落在张士诚手里，便可以直捣应天；南边宁国如给徐寿辉占了，就像背上插一把尖刀，关系十分重大。要确保应天的安全，就非取得这两个据点不可。元璋在应天才安顿停当，便派徐达统兵攻下镇江，分兵占领金坛、丹阳等县，向东线伸出一个触须。到六月，又派邓愈攻下广德路，把住后门。在出兵时，为了整顿军队纪律，和徐达商量好了，故意找出徐达错处，绑了请王命牌要处死刑。李善长和一群幕僚再三求情，说好说歹，才放了绑。当面吩咐，这次出兵，攻下城子，不烧房子，不抢财物，不杀百姓，才准将功折罪。徐达破镇江时，号令严肃，百姓安安静静，照常过日子做买卖，像不曾打过仗似的。别的城子听说朱元璋的军队不杀人，军纪好，都放了心。这名气传遍了，元璋军事上的成功和巩固便有了保障，把元军和一些地主军都孤立起来了，此后便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盘随着一天天扩大，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也随着日益强大了。[48]接着分遣诸将攻克长兴、常州，亲自攻下宁国，又先后占领江阴、常熟、池州、徽州、扬州等地，在龙凤三年这一年中，把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全数取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前哨基地。在战略上，东起江阴，沿太湖南到长兴，划一条直线，构成防线，堵住张士诚西犯的门路；在宁国、徽州屯驻大军，安排进入浙东的步骤；西线和天完（徐寿辉的国号）接境，采取以守为攻的战略；北面是友军，只放少数军力镇压地方就可以了。元璋看清楚了周围情况，集中力量，攻其弱点，先伸出南面的拳头，消灭和本部完全隔绝、孤立无援的浙东元军，形势已和一年前大大不同了。
元璋懂得读书的好处，因为祖先的许多成功、失败的经验都写在上面，不读书便没有办法取得这些经验，也苦于自己读书不多，许多道理还不大说得明白，以此，他很尊敬有学问的读书人。也懂得读书人能替人出主意，办事。这些儒士，谁对他们尊重，给面子，给好处，养得好，吃得饱，就替谁出力做事，这种办法叫作“养士”，是自古以来就已行之有效的老办法。他要想建立好自己的基业，管好占领的地方，就非养士不可。而且，假如不养，儒士跑到敌人方面去或者纠集地主武装抵抗，结果只能是削弱自己，壮大敌人，是十分有害的。并且，儒士掌握着知识，在地方上有声望，老百姓怕官府，有了什么事都得找儒士出主意；在经济上儒士处于中小地主地位，有许多佃户，佃户是不敢不听田主的话的，儒士和老百姓之间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把他们养了，老百姓也就好管了。因之，每逢占领一个新地方，必定访求这地方的儒士，软的硬的方法都用，总之是非来不可，罗致在幕府里做秘书、顾问、参谋一类的工作，表现忠心的就派做地方的长官。在打下徽州时，老儒朱升告诉元璋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他第一巩固后方，第二发展生产，第三缩小目标，长远打算，对元璋后来事业极有影响。[49]
渡江以后不久，又遭遇到粮食不足的困难。这是因为几年来到处战乱，农村壮丁大部分从军去了，土地上的劳动力大感缺乏；加之，因为战争的破坏，堤坝失修，耕牛被屠杀，粮食产量下降。元璋军队驻在各处的给养，只好采取强征办法，到处张贴大榜，招安乡村百姓缴纳粮草，叫作寨粮。农民收的粮食被征发得多了，生产的积极性也就低了，懒得深耕细作，粮食产量因之更加减少。军队越发吃不饱了。[50]这情况是具有普遍性的，扬州的青衣军甚至拿人当作粮食。[51]朱元璋的军队在行军的时候，出征军士概不支粮，按元璋军令：“凡入敌境，听从捎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将士检括，听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如此，则人人奋力向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52]捎粮也就是寨粮。检括这一词的来源，出于同时的苗军。苗军打仗，靠检括供给。检括的意思就是抄掠，不过还要重一些，重到括干净不留一点儿的地步。[53]胡大海和常遇春先后提出意见，以为寨粮这办法行不通：占领地区政权的巩固主要依靠老百姓的支持，要粮要税都出在老百姓身上，捎粮没有个数目，老是捎粮，老百姓受不了，不是经久之计。元璋想了又想，和幕僚们研究出一个老办法，要“广积粮”，除了老百姓出一点，还得部队自己动手搞生产。古书上有过屯田的例子，是条好经验。几年来兵荒马乱，农田圩围堤坝都破坏了，老百姓修不起。龙凤四年二月以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要他专责兴修水利，分巡各处，做到高地不怕旱，洼地不怕涝，务使用水蓄泄得宜，恢复农业生产，供给军需；又分派诸将在各处开垦荒地，立下章程，用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且耕且战，除了供给本部军饷以外，还要做到有存粮。一年后，康茂才的屯区得谷一万五千石，余粮七千石。元璋下令褒奖，指出要解决粮食不足的困难，减轻农民负担，强兵足食，必须做好屯田工作。几年工夫，到处兴屯，仓库都满了，军食够了。龙凤六年五月才明令禁止各州县征收寨粮，农民很高兴。水利修多了，粮食产量也相应增加了。在设置营田使的同一年，又立管领民兵万户府，抽点民间壮丁，编作民兵，农时则耕，闲时练习战阵，作为维持地方安宁的力量，这样便可以抽出正规军专门打仗，一面把作战力量和生产力量合而为一，另一面又把保卫地方武装力量和进攻作战军队分开，不但加强了生产力，也同时加强了战斗力。这一番作为，说明了当时群雄都先后失败，唯独后起的朱元璋所以成功的原因。[54]
外围的军事威胁已经解除，内部的粮食生产也有了办法，元璋的进攻矛头立刻指向土地肥沃盛产粮食丝绸的浙东、西谷仓。先取皖南诸县，从宁国经过徽州时，听说当地儒士唐仲实很有学问，就找他谈话，问以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都统一了全国，是什么道理？唐仲实说：“这几个皇帝都不喜欢乱杀人，所以能做到统一。现在你攻取城池，军队纪律好，民心安定，这是大好事。但是，我还要说，老百姓虽然安心了，可是生产还没有信心，负担还重。”元璋说：“你的话很对。我的蓄积少，费用多，只好多拿老百姓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也经常想到让老百姓能够松一口气，与民休息，这事我要牢牢记住。”[55]由徽州进取建德路，改为严州府。先头部队东达浦江，构成侧面包围婺州的形势。
龙凤四年十二月，元璋亲自统率十万大军，军旗上挂着金牌，刻着“奉天都统中华”字样。围城后，同乡儒士王宗显来说，城中守将各自为心，第二天守将就开城迎降了。元璋就在婺州置中书浙东行省，于省门建二大黄旗，上面写着：“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两旁立两个木牌，写着：“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56]一入城就下令禁止军士剽掠，有亲随知印黄某抢了百姓财物，立刻号令斩首。隔了几天，又召集诸将大会，申明军纪说：“要平定天下必须讲仁义，光靠军事威力是不能取得人民支持的。打仗占城子要用兵，安定民心要用仁。前时进集庆，做到秋毫无犯，百姓很喜欢。这回新占婺州，百姓安堵，要用心抚恤，使人民乐于归附，这样，其他郡县就会闻风归附了。我每回听到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乱杀人，就喜欢得不得了。百姓是喜欢宽厚的政治的，做将帅的能够做到不乱杀人，于国于己，都有好处。能够做到这一条，也就可以建功立业，平定天下了。”[57]
婺州是两百多年来的理学中心，出了很多著名学者，号为小邹鲁。经过多年战乱，学校关门，儒生四散，没有人讲究学问了。元璋聘请当地著名学者十三人替他讲解经书、历史。建立郡学，请学者当学正、训导。任命金华人叶仪、宋濂为五经师，范祖幹为谘议。宋濂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开始和儒学接触了，受宋儒的思想影响了。[58]这种思想学说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元璋觉得很有用，认真学习。
龙凤五年五月，小明王升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59]八月，元将察罕帖木儿攻陷汴梁，刘福通奉小明王退保安丰。元璋的浙东驻军先后占领诸暨、衢州和处州，东南一带被孤立的元军据点，次第消灭，他的领土遂成为东面北面邻张士诚，西邻陈友谅，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的局面。四邻的敌国，比较起来，张士诚最富，陈友谅最强，方国珍、陈友定志在保土割据，并无远大企图。因之，元璋的军事计划，适应新的军事形势，又改变了重点，采取对东南取守势，东北和西线取攻势的战略。以张士诚和陈友谅相比，士诚出身私盐贩子，遇事斤斤计较，顾虑多，疑心重。友谅是打鱼出身的，惯在风浪里过日子，野心大，欲望高。一个保守持重，一个冒险进取。以此，对东北面和西线的攻势又分清先后缓急，对士诚以守为攻，用精兵扼住江阴、常州、长兴几个据点，使士诚不能向西进一步；对友谅则以攻为守，使友谅不能不分散兵力，驻守可能被攻击的要塞，不能集中运用兵力。元璋区别不同的敌人，运用不同的战术，在军事上取得了主动的有利的优势。
浙东虽已大部平定，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叶琛、章溢、刘基等人还躲在山里不肯出来。元璋派人礼请，他们都是反对红军的地主，虽然手里都有武装力量，可是军力少、弱，抵抗不了；替红军做事，当然不干，因此，只一味说好话推托。叶琛是丽水人，在元将石抹宜孙幕府，官行省元帅；章溢，龙泉人，是理学大师许谦的再传弟子，组织“乡兵”和蕲、黄红军作战，累官浙东都元帅府佥事。元璋平处州，叶琛、章溢避走福建。[60]刘基是青田大族，元朝至顺年间考中了进士，做过高安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方国珍起兵后，行省荐刘基为元帅府都事，和元将石抹宜孙守处州。刘基主张用兵力平定方国珍，方国珍贿赂京中权要，元朝决定用官爵招安，刘基被夺去兵权，回到青田。地主们怕被方国珍扰害，都来投靠，刘基组织了“民兵”，方军不敢进犯。他是死心塌地忠于元朝的，但元朝不用他，牢骚满腹，写了许多诗，如《次韵和孟伯真感兴》四首的一首：
平时盗贼起成云，厚禄能无愧庶民。樽俎自高廊庙策，经纶不用草茅人。……
《次韵张德平见寄》：
贾谊奏书哀自哭，屈原心事苦谁论？
《感兴》三首：
乾坤处处旌旗满，肉食何人问采薇？
以贾谊、屈原自比，怨元朝政府不用草茅，不问采薇，自艾自叹。对红军则辱骂为盗贼，群盗，对元朝军队的军纪也极为不满，如《忧怀》：
群盗纵横半九州，干戈满目几时休？官曹各有营生计，将帅何曾为国谋！猛虎封狼安荐食，农夫田父苦诛求。抑强扶弱须天讨，可怪无人借箸筹！
如《次韵和石抹公春晴》诗：
赤眉青犊终何在，白马黄巾莫漫狂。将帅如林须发踪，太平功业望萧张。
对朱元璋的起义，直斥为盗贼，如《次韵和孟伯真感兴》：
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于蚁，无奈官军暴似狼。
《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
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61]
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圣朝当然是元朝，刘基的立场、思想、感情是很坚定、很清楚的。但是朱元璋也很坚定，要确保浙东的地方秩序安定，首先得把这些人物收为己用，处州总制孙炎奉命再三邀聘，刘基还是不肯出来，孙炎便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复说明利害，概括成一句，就是不出来不行。陶安和宋濂也写信劝他们应聘，实在没办法了，三人才勉强于三月间到应天。[62]刘基离开青田时，有人劝他带着部队去，他不听，把部队交给亲兄弟刘陛和得力家人统率，要他们善守境土，提防方国珍进攻。[63]到了应天以后，元璋大喜，特别盖了一所礼贤馆，作为贤士的住处。[64]这几个人都是地主，都做过元朝的官，都是地方上的豪绅巨室，并且还是军事首领。在思想上继承宋儒的传统，坚决维护旧制度、旧秩序，仇视红军，骂红军是“妖寇”“红寇”“红贼”。[65]在行动上组织地主军队，建立“乡兵”“义兵”，修筑堡砦，保卫身家产业，帮助元朝政府抗拒红军。一直到元朝在浙东的军事力量完全被消灭，失去了依靠，怕红军不能相容，才不得已逃避山谷。经过元璋多次派人礼聘，讲清楚不算旧账，只要肯出来，不但可以保全身家，还可以做官办事，共治天下。他们弄清楚了这个新政权并不是和地主作对的，相反，是和自己的阶级利益完全一致的，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再加上元璋对他们的重视和优厚待遇，倾听他们的意见，才死心塌地做朱元璋的官。不久，李文忠也举荐儒士许元、王天锡、王祎，同处礼贤馆。他们指望依靠朱元璋的强大军力，建立统一的国家，享受和平安定的生活；指望通过新政权，继续维持一千多年来的封建秩序和文化、习惯，保持和发展地主阶级的利益。过去他们为了这些要求，坚决和元朝政府合作反抗红军，现在也正因为朱元璋看来可以实现这些要求，反过来和元璋合作，进行推翻元朝的民族斗争了。在朱元璋这方面，由于得到一部分旧地主阶级的合作和支持，元朝的抵抗力量就日益减少了；由于刘基等地主头目的归附，地方的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证了。后来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诰就明说：“朕亲临浙右之初，尔基慕义。及朕归京师，即亲来赴。当是时，括苍（处州）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至，山越清宁。”[66]就这样，随着军事胜利和占领地区的日益扩大，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加的就越来越多，朱元璋的军事力量也就越加壮大，取得了更多更大的胜利。同时，元璋部下诸将，虽然大部分是明教徒，对旧地主阶级有着强烈的仇恨，但是，随着军事胜利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庄田、奴隶和其他财富，诸将本身也已经从农民阶级转化为新兴的地主阶级了，阶级成分改变了。一部分旧地主阶级的合作和新地主阶级的成长，从根本上逐步改变了朱元璋政权的性质，这个政权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农民阶级政权，而是日渐向地主阶级的政权转化了。这个政权，从李善长、陶安、李习参加的时候，就开始变质，到了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地主大量参加以后，变质的过程就更加迅速了。政权的本质逐渐改变了，斗争的目标自然也非跟着转变不可。就这样，阶级斗争的内容被取消了，新政权要从地主阶级本身的利益来考虑一切问题，农民阶级的利益要服从地主阶级的利益。另一面，民族斗争的口号被放在突出的主要的地位，通过反元来争取和团结具有民族意识的地主、农民和知识分子，从而加速全面胜利的取得。元璋决心争取地主阶级的合作，封建统治阶级的孔孟儒术理论的支持，来加强和建立自己的基业。他在小明王的军事力量还相当强大，在北线还可以起掩护自己和牵制元军作用的时候，对宋是君臣关系，发命令办事都用“皇帝圣旨”；但是到了小明王的军事主力被元军消灭以后，他的态度就突然改变了，他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在文字上、口头上公开斥责红军为“妖寇”“妖贼”了。他谈孔说孟，自命为恢复封建旧秩序，保存封建旧文化的卫道者了。从此以后，他更进一步接受这些旧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思想作风和“大宋”日益对立，和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儒家日益接近。[67]
[1]《御制纪梦》，《明太祖实录》，《皇陵碑》，张来仪撰《滁阳王庙碑》，《天潢玉牒》。
[2]《御制纪梦》，《明太祖实录》卷一，《皇朝本纪》。
[3]《明太祖实录》卷一，谈迁《国榷》。
[4]《明太祖实录》卷一，《皇朝本纪》。
[5]《庚申外史》，《元史》《脱脱传》，《也速传》。
[6]《明太祖实录》卷一。
[7]《皇朝本纪》，《明太祖实录》卷一。
[8]《元史》《贾鲁传》，《国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阳王。
[9]《皇朝本纪》。
[10]《御制纪梦》，《明太祖实录》卷一，光绪《凤阳县志》。
[11]《国初群雄事略》引俞本《纪事录》。
[12]《纪梦》，《御制阅江楼记》，《皇明本纪》，《御制皇陵碑》。
[13]《明太祖实录》卷一。
[14]《明史》卷一百二十九《冯胜传》。
[15]《明太祖实录》卷一，《明史》卷一百三十五《孔克仁传》。
[16]《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李善长传》。
[17]《御制皇陵碑》，《明太祖实录》卷一，《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李文忠传》。
[18]《国初事迹》，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三，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诏令杂考》，《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沐英传》，卷一百三十四《何文辉传》，卷一百四十四《平安传》。
[19]《国初事迹》。
[20]《明史》《高皇后传》，卷一百二十五《常遇春传》，卷一百三十《康茂才传》，宋濂《宋文宪公集》卷四《开平王神道碑铭》，《蕲国武义康公神道碑铭》。
[21]《国初事迹》，《洞庭集》。
[22]《明太祖实录》卷一，《国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阳王，钱谦益《太祖实录辩证一》。
[23]《辍耕录》卷二十九《纪隆平》，《国初群雄事略》卷七，《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张士诚传》。
[24]《明太祖实录》卷一，《皇朝本纪》。
[25]《明太祖实录》卷一。
[26]《元史》卷一百三十八《脱脱传》，《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周张士城》。
[27]《庚申外史》上，《元史》《脱脱传》，《元史》卷二百零五《哈麻传》。
[28]《草木子》卷三《克谨篇》。
[29]《庚申外史》下，《元史》卷四十三《顺帝本纪》。
[30]《元史》卷四十三《顺帝本纪》。
[31]《庚申外史》下，《元史》《顺帝本纪》。
[32]《庚申外史》下。
[33]《明太祖实录》卷二。
[34]《明太祖实录》卷二，《皇朝本纪》。
[35]《明太祖实录》卷二，《皇朝本纪》。
[36]《辍耕录》卷二十七《旗联》，《元史》卷四十四《顺帝本纪》，陆深《平胡录》，《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37]《皇朝本纪》，《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38]《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常遇春传》，卷一百二十六《邓愈传》。
[39]《明太祖实录》卷二、卷十八，《皇朝本纪》，《国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阳王，高岱《鸿猷录·龙飞淮甸》，《明史》卷一百三十三《廖水安传》、《俞通海传》。
[40]《皇朝本纪》。
[41]《国初事迹》。
[42]《国初事迹》，《明太祖实录》卷三。
[43]《国初事迹》，《明太祖实录》卷三，《国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阳王，陈基《夷白斋稿》卷十《南台御史西夏永年公勋德诗序》：“至正十六年五月，淮西寇渡江，攻陷太平，纵兵四劫，潜越集庆。攻南门。……秋七月，贼复至，又败之。九月，贼大至，圈城四面，凡七日。……先是淮西义兵元帅陈埜先率其徒渡江，屯集庆城南之板桥，行台用言者计，命埜先与官军并征太平，埜先陷贼，贼质其妻子，使为先锋，务必取集庆。埜先素服公威信，输密款，愿擒首贼以自效，众皆疑其诈，公独决听之无戒，令俾官军与埜先表里合攻，遂生擒伪元帅郭、张二人及其余伪官甚众，杀死者无算。因乘胜逐北，鼓行趣太平，且旦暮克复，而埜先为乡兵误杀，举军痛惜之。”
[44]《国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阳王》。
[45]《国初事迹》，《明太祖实录》卷四，《国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阳王。
[46]《庚申外史》，陆深《平胡录》，《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明史》卷一百二十二《韩林儿传》。
[47]《辍耕录》卷九《松江官号》。
[48]《皇朝本纪》，《明太祖实录》卷四。
[49]《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朱升传》。
[50]《国初事迹》。
[51]《辍耕录》卷九《想肉》，《明太祖实录》卷五。
[52]《国初事迹》。
[53]《辍耕录》卷八《志苗》。
[54]《明太祖实录》卷六、卷八、卷十二。
[55]夏燮《明通鉴》。
[56]《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俞本《记事录》。《国初事迹》作：“于南城竖大旗，上写‘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统天’”，大宋作大统。大统无意义，显然是后来窜改的。
[57]《明太祖实录》卷六、卷七。
[58]《明太祖实录》卷六，《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
[59]《国初事迹》，《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60]《明史》卷一二八《叶琛、章溢传》。
[61]刘基《诚意伯文集》卷十六。
[62]《明史》卷二百八十九《孙炎传》。
[63]《诚意伯文集》，吴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
[64]《国初礼贤录》，《明太祖实录》卷八。
[65]徐勉《保越录》，陈基《夷白斋稿精忠庙碑》。
[66]《诚意伯文集》。
[67]吴晗《读史札记》《明教与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