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提出他苦思甚久的计划，假冒扶苏及项燕之名，向全国各地发出檄文，要求联合共同反抗秦政。……胡亥即位一年不到，叛军已遍布全国各地了。
力不从心，统一前后判若两人
秦始皇13岁时即位为秦王，由于年纪太小，由吕不韦摄政，一直到即位第9年、22岁时，才以嫪毐事件发动政变，掌握实权。他在执政门年后完成统一大业，到50岁时去世，一共作了11年的皇帝。但由史料记载观察，统一前后的秦始皇可以说是判若两人。统一前的秦王政，勇武过人，做事积极又冷静。但统一后的最后10年间，他变得暴躁、情绪化，并显然地倾向神秘主义，对自己的身体失掉信心。太大的工作压力，已使秦始皇有力不从心的无力感。
统一后的第一年，秦始皇在廷议时，对皇帝名称及政治制度的决策，仍充分显现敏锐的思辨及创意。
第二年，工作的重点仍放在咸阳，最大的工程是着手规划并兴建全国的驰道。大兴驰道的目的，便是为了有效推动中央集权的政务。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年度，秦始皇和李斯是如何积极展开行政、经济，以及文化的统一工作。
不过这一年却也是秦始皇一生的转折点。幼年期痛苦的环境，使秦始皇个性中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更加深了他极端的自尊心，使他在政策的推动上倾向完美主义，经常过分强制属下在执行政令时的彻底。但是统一政策的推行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使秦始皇尝到执政以来最大的心理挫折。
始皇28年，政策的推行问题重重，特别是齐、楚两地一直未能稳定下来，逼得秦始皇不得不展开宣示皇威的天下大巡幸。他由咸阳直至东方的齐地，走到海边，便转南向楚国的江苏，再往西向湖南、湖北，然后回到咸阳，几乎绕了大半个中国。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泰山封禅及派徐市（福）东海求仙两件事。
齐国原本便是文明发展最早的地方，神秘主义盛行，祭祀的仪式最为完备。秦国的祖先早年便来自齐地，因此泰山封禅对皇权的宣导颇有意义。
但派徐市东海求仙，则显然和秦始皇早年的纯理性思考不合，或许是因为重大的成功让他冲昏了头。但求仙是为寻找不死之仙丹，一个健康的人，脑中是不容易装进“死亡”概念的，这显示秦始皇对自己的身体已丧失了信心。或许太多的工作要做，样样推动又不那么顺利，使他在身心上遭受太大压力，健康上也严重遭到损害。
尤其东方的不稳定，让秦始皇觉得最没有面子。虽然秦皇朝的主流派是李斯为主的法家，但秦始皇对齐鲁两地的儒生和方士，一直给予相当的尊重，主要也在寻求解决东方问题的答案。始皇29年再度东巡，却在博浪沙险为韩国遗族张良派人刺杀，幸好刺客只击中替身的车子，始皇幸免于难。31年又在咸阳微行中遭到袭击，显示统一后的治安情形反而日益恶化，连首都的安全都有了问题。特别是始皇高度的曝光率，使自己的生命倍受威胁，这对一向缺乏安全感的秦始皇来说，相信已造成他心里的严重压力。
一句谎言，兴建万里长城
始皇32年，面对国内外重重问题，秦始皇不但失掉了信心，也逐渐失去了耐心，或许健康恶化也已经日益严重了。虽然先前有徐市求仙一去不回的先例，但在这年的东巡中，他再度派出燕人卢生前往海上求仙人指点，以了解他个人和国家的未来，结果自然得到的是一篇冠冕堂皇的颂扬和安慰的隐辞。秦始皇虽稍感安心，但仍无法满足他想追寻的答案，于是他要求卢生再入海求鬼神指示，卢生被逼不过，便取回了一句“亡秦者胡”的警语。
依照当时的常理，秦皇朝既已统一天下，国内任何势力自然不可能有所威胁了，因此卢生很巧妙地把可能的危机推给北方的异族胡人。对自己统治已丧失信心及耐心的秦始皇，立刻情绪地想扑灭北方的敌人，他不但立刻派遣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征匈奴，并下令修筑中国史上最大的工程——万里长城。
自春秋时代以来长期威胁华夏文明的戎人和狄人，力量虽然逐渐衰竭，但不久北方又有一个游牧民族兴起。他们擅长骑射，机动性极强，更收编了戎狄的残余部落，组成了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联合阵线。这便是所谓的胡人，也是日后大汉帝国的宿敌——匈奴。
早从战国初期起，北方的燕、赵便常受到胡人的侵扰。由于游牧民族神山鬼没，驻军防守根本没有用，为了不必分出太多兵力影响中原争霸，两国便采用筑城墙防守的方式。到了秦昭襄王时，胡人也多次威胁秦国北方，为了不分散东战线的兵力，秦国也开始沿山建筑防守用的长城墙。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胡人也常内侵，但规模都不大，忙于推动统一政务的秦始皇，自然没有兴趣关注这件事，因此双方大致还能相安无事。但为了卢生这句搪塞责任的“亡秦者胡”，使秦始皇一口气动用30万大军北征，并以70余万的劳力来修筑万里长城。
蒙恬的北伐军事行动历时两年，第一年攻略了河南地，第二年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34县城”。
30万大军在人数上虽有绝对优势，但胡人机动性极高，长征军补给困难，蒙恬不敢采持久战，只好也选择险要的地方修建长城以防守。他一口气完成34个城池，可见防守线拉得相当长。因此秦始皇干脆下令重修赵、秦、燕、魏等国的旧有城墙，将它们完全连在一起，以应付胡人的扰乱战术，这便是所谓的万里长城了。
秦国传统的“企业文化”本是勇猛而积极的，从建国始祖的秦仲、庄公、武公时，便常以极少的兵力和戎人周旋到底，并不断采取主动突击的战术，这也才是秦赢一族的立国精神。但统一后的内外不利局势，使秦国的作战力软化了，他们无法面对机动式的战法，只好修筑静态的防御城墙，充分显示秦赢传统文化的衰退。万里长城表面上固然可以防止敌人的随时入侵，但也限制了自己的北上发展。秦始皇修筑长城虽然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但他对胡人的过度恐惧，以及对自己作战能力的丧失信心，都象征着秦赢一族赖以统一中国的活泼文化，已经荡然无存了。
政治斗争，惹出千古焚书奇案
对宰相李斯而言，最让他担心的是秦始皇对齐、鲁两地儒士及方土的特别照顾。或许有血脉相传的亲切感，本土派部落领袖对来自祖先所在地的东方学说也特别感兴趣，尤其受邹衍“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很多儒生都成了方士。
或许统一后的工作压力太大，秦始皇也逐渐迷上了这些神秘主义论。韩终、侯公、石生、卢生、徐市都成了他的宠臣，他们以请求神仙寻找不死仙丹，来吸引信心和体力皆严重衰退的秦始皇。从28年首度东巡到32年间，秦始皇在这些人身上的确也花了不少钱财、人力、物力，其中尤以徐市带三千童男童女到东海求仙的规模最大。
“法家流”的李斯，师学自“性恶论”的苟子，思考模式上倾向理性推论，对于来自东方的儒学，一向便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排斥心理。加上秦始皇着迷于刻石、封禅及求仙等行为，更使李斯对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有着高度不安感，这些阿谀迎合的儒生和方士，无疑是他最具威胁性的敌人。
始皇34年，由于经济及文化统一政策推动的困难，引发不少政治危机，为压制各地方反对情绪，始皇不断展开长途的天下巡幸。但由于他自己经常不在皇宫指挥大局，也使朝廷的行政效率大降。与此同时又有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修筑长城、海外求仙等活动，加上修驰道、建宫殿和骊山陵工程，到处都在花大钱，使刚从数百年战乱中稳定下来的秦帝国，难免要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了。
就在这一年，爆发了秦帝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斗争。
为庆祝对匈奴和百越的军事胜利，秦始皇在咸阳皇城大摆酒宴，特别邀请齐鲁一带儒学博士七十余人共宴。
主流派的外籍政团主将——官任仆射的周青臣，首先对秦始皇的功德大加称颂，秦始皇虽明知这不过一堆废话，但相对于困难重重的政局，这些表面上的成就也稍堪安慰了。
但博士集团领袖淳于越，对这些肉麻的歌功颂德颇为不满。他首先以殷周两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目前的政局不稳作比较，指出症结在于制度，唯有封建子弟并依各地需要实施分权治理，才能解决当前问题。淳于越更直接指责主流派的官僚体系不正视问题，一味媚主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
秦始皇也深知问题的确严重，乃将淳于越恢复封建制度的提案，交付廷议讨论。
对这件事最受不了的便是主持廷议的左丞相李斯，当年他反对封建制度，强力主张郡县体制和中央集权。如果接受淳于越建议，便等于承认自己错误，不但颜面有损，自己的地位、权势都有可能大幅度削弱。
因此，李斯立刻展开严厉反击，他向秦始皇表示，制度没有所谓的好坏，最主要在是否合乎时代环境的需要。秦国目前的体制，在当代是最为理想的，因此更需要贯彻到底以竟全功。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百姓）。”
他直接攻击其政敌，当今法令不行，问题重重，主要便是大家都以私心来批评执政当局。因此要提高效率推动政务，便要设法压制这种不负责任的批评，使公权力可以完全贯彻。他指出：
“古时候天下散乱，缺乏固定标准，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制度，因此研究学问的人，也喜欢以古讽今，以华美的论调来扰乱实际的治理……。如今皇上已并有天下，世间黑白分明定于一尊，如果私人为学再像以前一样的混歧，则政府命令一下，各学派争相议论，以批评皇上来提高虚名，以不同意见来显现自己高人一等，率领着学生批评政府，这样子皇上的权威必遭到破坏，朝廷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党争……。”
为了避免学者以古非今，造成公权力损害，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实行严厉的思想统制了。
因此，李斯提出了他的构想：
“除了史官保存的，秦纪以外的历史全应烧毁，不是任博士官者，藏有诗书及诸子百家的，全加以烧毁。有随便谈颂诗书内容的，处死。以古非今者全家抄斩。官吏知道却不检举者视为同罪。此焚书令下30日内不烧书者，处以黥刑并发为奴隶。不必烧毁的只限于医药、卜筮、种树等书。若有想学习法令者，必须以吏为师。……”
商鞅以来的秦国政策，是以中央集权来集结各种力量，使秦国国力迅速增强，进而能统一天下。但统一后的秦皇室却因幅员过大，环境太复杂，丧失了执行政策的掌握力，进而造成统制上的无效和混乱。
但是当事者的秦始皇和李斯，虽感到问题的压力，却看不到问题的核心。以焚书政策来作思想的统一，已充分显示秦国当权者无力反应当时的环境，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秦帝国崩溃的危机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报复儒生，衍生坑儒大悲剧
淳于越的建议，原想让秦始皇放弃过于严厉的法治而以封建制度来解决各地区问题，特别是组织结构一向复杂的齐地。但想不到却换来了更严重的思想统制——焚书。
由于新法令非常严厉，再也没有儒生敢以身试法，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只好把不满的情绪转入地下活动，却反而使这股批评力量传播得更快。秦始皇和儒生的关系，也因这件事迅速恶化。
始皇35年，为突显秦始皇在皇室中的地位，决定在阿房宫加建“始皇登天台”。由于此事与宗教有关，始皇乃再度要求候公和卢生为其工作。
卢生等在求取仙药上绩效不佳，为害怕始皇追究，乃趁机先提出他们的建议：
“臣等为皇上求取灵芝仙药而屡次不获，是因皇廷内部有不良因素之所致……。为人主者应隐蔽自己的行为以避恶神，能避开恶神，仙人才肯到来。人主所居所行，臣下都很清楚，便会有碍神明降临意愿……因此，希望皇上日常所居及言行切勿随便为人所知，然后不死的仙药才能顺利获得。”
经过7、8年密切相处，卢生等人的确相当能掌握秦始皇的心理。对一向缺乏安全感又好疑的皇帝，最害怕的便是别人窥视他私底下的言行。卢生这些话，秦始皇不见得相信，但正好让他有足够理由来刻意掩饰其私下的言行。
没多久，有天秦始皇在新建成的梁山宫山上，看到宰相李斯的车骑阵容庞大，心中十分不满，便作了几句埋怨。侍从人员便将此事告诉李斯，李斯立刻减少跟随车骑。想不到秦始皇知道这件事后，勃然大怒，表示有人泄露其私下言行，便将当时在场的太监及侍从人员全部处死。虽然这件事所牵连的大多是嬖人而已，但所有的重臣和近臣都因而大感不安，再也不敢过分的亲近秦始皇了。
最感到害怕的，却是始作涌者的卢生，他和始皇间秘密的事情最多，万一哪天有所泄露，就准死无疑了。因此他和诸儒生相为谋道：
“始皇天性刚愎自用，并吞诸侯取得天下后，更是意得欲从，自以为功业冠古今。他重用狱吏及执法人员，虽有博士70人，备位而已。丞相等大臣也仅接受命令，一切以皇命为主。
“始皇喜欢以刑杀为威，天下人因为害怕犯罪，更想保持禄位，根本不敢真正尽忠。他从未听过批评，所以日益骄傲，下面的人只好以欺瞒掩饰来取得皇上欢心……天下事大小均取决于上，皇上每天处理公事以石（120公斤）计算，日夜不得休息，贪图权势如此，是不可能帮助他求得仙药的……。”
这虽仅是卢生逃避责任的借口，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秦始皇到了晚年，由于受卢生等方士的影响，变得非常孤独；加上工作量庞大，日夜不得休息，更使他成了紧张而神经质的人。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会作出怎么样的事情，其实已很难预料的了。
卢生这段话，自然很快在儒生及方士间传开，很多人更表示，连最亲密的战友卢生都跑了，始皇帝的确已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了。
当这话传入秦始皇耳朵时，他暴怒了，立刻下达命令：
“前些日子我下令搜集诸子百家书籍，不中用的全烧毁，又召集如此多的文学方术之士到此，主要想让天下能兴盛而太平啊！如今韩终率领求仙者不知去向，徐市更耗费国家巨万钱财而毫无消息……。卢生等人我是何等地礼遇他们，现在却这样的诽谤我，到处说我的坏话……。立刻去追查咸阳城内的儒生，哪个和卢生有来往、口出狂言、扰乱民生的，马上查办。”
从这段命令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秦始皇悔恨、痛心又无奈的心境，身为当代最高权力者，竟陷入如此困境，内心的苦痛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因此，始皇派遣御史审问在咸阳的诸儒生，儒生在害怕下，相互密告，总共牵引出460余位和卢生有关系之党徒。始皇下令全部活埋坑杀，罪刑较轻者发谪徙边，这便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惨剧——坑儒事件。
焚书是出于李斯的建议，目的在进行思想统制；坑儒则是由秦始皇自己发动的，原因是向欺骗他的方士报复。
由于秦始皇这时已处在相当不正常的情绪下，因此没有人敢表示任何意见。只有始皇的长子扶苏，基于人道立场，向始皇规劝道：
“天下初定，远方百姓的向心力尚且不够，诸生都是口诵孔子的门徒，吾皇降以重罪，恐怕会使齐、楚间的百姓更为不安呢！希望皇上明察。”
尚在暴怒中的秦始皇自然无法接受扶苏不断的进谏，为了避免在眼前看了生气，他下令扶苏到边疆去监督蒙恬的北征军团。
扶苏的个性很像年轻时代的秦王政，心胸则更开朗些，因此颇得本土派领袖之喜爱，秦始皇对他也相当信任。由于此事件，又失去惟一可以相信的儿子，使秦始皇更陷入严重的孤独和挫折中，两年不到，便猝死于东巡的半途中了。
始皇遽逝，赵高李斯联手夺权
始皇36年，即坑儒事件的第二年，齐地东部便传出天上掉下陨石，刻有“始皇死而天下分”之谶语。这可能是始皇的健康已严重恶化，被地方的反对派势力探知后，制造出来的谣言。同年秋天，在华山山麓附近的平舒大道上，也出现一块刻有“今年，祖龙将死”文字的玉壁。秦始皇的健康情形，已成了大家公开讨论的问题，全国各地反对力量的间谍，已将此作为制造不安谣言的题材了。
始皇37年，为平抚东方和东南方日益不稳的危机，并向全民显示皇上身体健康，秦始皇决定作即位来最长途的巡幸。其实始皇的健康已相当恶化，长年的辛劳和紧张，使他身心均面临崩溃，虽然重臣一再劝阻，始皇仍坚持启程，为帝国的安定作最后的努力。
这次巡幸主要在有效解决各地方问题，因此实际负责政务规划和推动的左丞相李斯也跟随出巡，由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以维护帝国大本营的安全。此外，为解除旅途寂寥，幼子胡亥也跟随在侧。这次出巡带有大批官僚人员，加上医疗人员、侍从宦官、祭祀及观测天象的方士，护卫军团更不在少数，巡幸的阵容空前庞大。
队伍在寒冷的11月动身，由咸阳直奔湖北云梦、安徽的海渚，到达江苏的丹阳（南京市），井深入浙江的钱塘和会稽。阴湿、寒冷的气候加上水土不服，更是折损始皇的健康。但因为江东地区反对力量甚大，始皇不得不在这里多花点心血。但这份努力成效似乎不大，始皇去世的第二年，楚人项梁、项羽立刻在此起兵叛乱，并因而带动了全国各地的起义行动。
巡幸的队伍由浙江再北上江苏，进入山东省的齐地时，已到了隔年春末夏初的季节。这时候秦始皇的身体已相当衰弱了。《史记》记载：
“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眼见始皇身体恢复已无希望，巡幸的队伍便准备尽速返回咸阳，然而却在这个时候，始皇病情急速恶化，在进入河北省沙丘地区时，便在相当紧急下去世了。
据说始皇在觉悟自己将死时，曾留下遗言，下令被派往北方监军的扶苏，立刻将军务委托蒙恬，返回咸阳主持丧事。换言之，秦始皇已指令扶苏为继承人。
晚年的秦始皇对李斯等外籍政团已相当不信任，除了政策推动上的失败外，李斯过分排除异己，权力欲过重，和近两年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都带给始皇身心极大压力。他似乎领悟到，只有长子扶苏继承大统，才可能矫正这些错误。
扶苏的个性颇像年轻时代的秦始皇，倔强、果敢、开朗又富宽容心，因此很得本土派军团领袖支持。统一天下后的秦始皇重用外籍政团，逐渐疏远替他夺权的本土派领袖，加上统一政策推动上的重重困难，使得始皇父子间意见常有矛盾；尤其是为了焚书及坑儒事件，更形成两人台面上的争执。因此始皇一气之下，将扶苏派往北方边疆，便是对他“不听话”的一点惩罚。
但扶苏到底仍是最可靠的继位人选，即使在病情严重时，孤独的秦始皇，脑子中惟一信得过的仍是扶苏。由于扶苏是现行政策的主要反对者，因此始皇并未将这件事和李斯商量，临终前，只得将遗言书状、军队调动令及玉玺，交给随侍在侧的宦官赵高。指示扶苏直接回咸阳主持丧事，无疑是秦始皇也同意现行政策必须作重大改革。
赵高虽是宦官，但他的先祖属赵国王室之亲戚，因此和秦王室也有亲属关系。不过赵高家族一支早已衰颓，家中甚贫，因此其兄弟多人皆为宦官，身份不高。但赵高自幼企图心甚强，思考力敏捷，学问渊博又深通狱法，秦王政时代便以能力卓越而被破格提拔为中车府令，并出任始皇幼子胡亥之老师，教胡亥学习法令制度。
但不久赵高牵连到重大罪刑，由蒙恬之弟蒙毅负责审理，被判处死刑。幸始皇怜赵高忠诚，工作又认真，特下令赦免，并复其官职，但赵高和蒙氏兄弟因而结怨。
始皇晚年，接受卢生建议，刻意隐密自己言行，因此赵高成了他和外界最重要的联系桥梁，甚至和李斯间的沟通，除非重大事情，否则都由赵高代劳，使得赵高权势暴涨，也逐渐培养他的政治野心。
大权在握的始皇帝，似乎没有注意到赵高和蒙氏兄弟间的交恶，更不认为胡亥对扶苏有任何威胁，而将此重要事件循惯例交由赵高处理。
宦官地位卑下，因此对人事问题特别敏锐。赵高接到此一指令，衡量自己和扶苏、蒙恬的关系后大为不安，并且考虑自己的未来，自然非常不希望扶苏出头。
由于始皇死得仓促，除了少数亲信，不会有人知道其死讯，更不会有人知道有关扶苏的指令，因此他决心冒险趁机夺权，但至少仍必须获得胡亥和李斯的合作。
胡亥个性软弱、温和而无主见，虽然不忍心违抗父命，但在赵高软硬兼施的说服下，首先答应合作。
早年得始皇破格提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斯，本身既以法家自持，自然不愿违反始皇遗命。但聪明的赵高以利害游说之，他指出，如果扶苏掌权，蒙恬和本土派领袖必受重用，他们都强烈反对李斯的中央集权政策，到时候，李斯不但权位尽失，可能连性命都难保。这一招正好击中李斯一向好疑又缺乏安全感的个性，只好在万般无奈下，答应和赵高合作。
假造诏书，扶苏蒙恬身皆死
首先由李斯伪造始皇遗书，拥立少子胡亥登基，并暂时隐瞒始皇死讯，火速赶回咸阳。由于7月间天气日益炎热，尸体容易发臭，李斯乃下令车载一石鲍鱼，以混乱尸体的腐臭味外溢。等到巡幸队伍由新建驰道直入咸阳后，才发表丧事，并由胡亥袭位，承续大统，是为二世皇帝。9月葬始皇于骊山陵。
对李斯和赵高而言，最令他们担心的是驻守北方的扶苏和蒙恬的庞大北征军。如果依始皇遗命，让扶苏入咸阳为皇帝，以扶苏的刚勇和果敢，外籍政团力量必被彻底铲除。因此在沙丘密谋时，李斯便决定在公布始皇死讯前，先阴谋杀害扶苏及蒙恬。
但扶苏声望颇高，蒙恬又统有秦帝国最庞大军团，要击败他们是非常困难而危险的。因此李斯决定利用赵高手中的玉玺和始皇随身佩剑。他首先选择最为可靠的禁卫军领袖为特使，并配属大量禁卫军团，带着伪造的始皇敕令，急速直扑北方军的大本营。
禁卫军团首先以突击方式，收缴了蒙恬的军权，又假传始皇命令，将北方军指挥权交付本土派军团领袖王离，再行逮捕蒙恬及扶苏，并出示伪造敕令及始皇佩剑，赐死扶苏和蒙恬。
始皇父子不和虽是公开的秘密，但刚愎暴躁的始皇从未有残害大臣的记录，更何况是自己的亲生子。始皇健康不佳，也早有传闻，然而在东巡途中，无任何事前迹象，便突然赐死长子和北征军统帅，岂不令人起疑？因此依常理判断，扶苏和蒙恬怎会只为一把佩剑及一张未经证实的君令便急于寻死？
策划此阴谋的李斯想必早顾及此，所以与其说是派使者去赐死扶苏，不如视为外籍政团派利用禁卫军，对北征军团作了一次策划周密的不流血突击战。北方军团虽号称30万众，但他们必须防卫数千里之边疆，势必分守各地要塞，留守大本营的军力其实不多。李斯派遣的禁卫军团同属友军，事前也没有任何不利风声，蒙恬自然不会预作防备，因此禁卫军很快便控制住大本营的军队，蒙恬即使想作反抗，也无能为力了。
虽然蒙恬极力反对扶苏自杀，主张应要求晋见始皇，但扶苏认为大势已去，苟延生命反而自取其辱，何况有始皇佩剑为证，遂自杀。蒙恬仍坚持亲见始皇，使者唯恐逼得太急，造成北征军团不满而生变，只好将蒙恬暂时监禁于阳周的军事监狱中，并依皇令解除蒙氏一族的所有军权。蒙恬自然是永远也见不得始皇，日后即在胡亥令下，吞药自杀于狱中。
蒙恬的先祖是齐国人，祖父蒙骛在秦昭襄王时代，投奔秦国求发展，由于秦王室先祖亦起自齐地，因而对他特别有亲切感，加上蒙骛颇富军事才能，在征韩、伐赵、攻魏战争中居功甚高，曾官至上卿。蒙骛子蒙武，曾参与王翦伐楚的征战，当时击杀楚军统帅项燕的便是蒙武的军队，使蒙氏在秦国军团中声望大幅提升，到蒙恬时已统领秦帝国最大的北征军团，并负责指挥修筑万里长城的工程。
蒙恬文武双全，曾著有狱典文学，因此深得始皇重用。但蒙恬虽统大军，却非本土派的军事领袖，李斯便是利用这种矛盾，首先将北征军指挥权交给真正本土派的王离，使本土派军事将领在沙丘事件中保持中立。至于扶苏自杀，自有始皇亲笔指令，也与他们无关。沙丘事件起始，李斯原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况，但他充分利用掌权的方便，配合赵高及胡亥的合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击败强大的政敌扶苏和蒙恬。
赵高擅权，动摇大秦帝国最后根基
胡亥即位为二世皇帝时，虽已21岁，但他到底是始皇幼子，虽有伪造之指令，也无法取得其他公子之心服口服。何况扶苏的死因可疑，而且本土派重臣根本不满李斯及赵高集团，使原本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秦帝国，更因而处于政争的高度紧张状态中。
胡亥原本无心政治，更没有当皇帝的心理准备，如果不是赵高半强迫的威胁利诱，他必也无心于夺权。因此即位后，他便派赵高为郎中令，把一切政事均委托给赵高，甚至连宰相李斯都很少接见。
赵高虽然聪明干练，但长期居于内宫为宦官，对外面的情势了解太少，对秦帝国的内忧外患，除了在处理始皇之公文时略有所知外，也很难真正掌握。因此他关心的不是解决国家的各种危机，而是如何与众公子和重臣们夺权，如何拥有像他最熟悉的秦始皇般的权势和威风。
因此，在二世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赵高便主张举办如始皇般的天下巡幸活动，规模几乎和始皇最后一次巡幸一样庞大，同时也举办各种刻石及歌功颂德的祭典。但由于胡亥即位不久，内部便因争权的暗流太多而呈现皇权不稳现象，也频频动用大军及国库费用在扩建宫殿和埋葬始皇的骊山陵工程上，人力和物力的耗费都很惊人。
宰相李斯大为担忧，乃联名右相冯去疾上书，劝导胡亥努力稳定内部，以集结国家力量。
但胡亥以为李斯故意批评他，便和赵高为谋道：
“大臣不服，官吏尚强，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
赵高也深为大臣之不服而苦恼，因此建议胡亥以强硬态度对付不服的大臣，以建立皇帝威权。
“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平生所不可者。”
赵高并主张摒弃目前的当权阶层，大量起用新人，以巩固新的权力体系。
“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
统一政策的推行已经困难重重，赵高的夺权策略，又把始皇和李斯辛苦建立的官僚系统完全摧毁，政治上的混乱可想而知。他接着“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连近侍的小孩都不放过，六公子戮死于杜，并逼使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自杀；所有秦皇室宗族及本土派军团领袖大为恐慌，纷纷逃离咸阳。不少军团因而解散，相关部属士兵因领导者涉嫌叛乱，全部连坐为罪犯，并被派往骊山陵做苦工。商鞅变法以来努力建立的国有化武装部队，也在这次夺权行动中完全崩溃，据说被流放到骊山陵的便有70余万人。
赵高认为夺权行动已成功，为节省公帑，乃大幅度缩减秦始皇的禁卫军团，其主要工作只成了陪伴胡亥和赵高，令教射狗马禽射之游戏而已，战斗意志和士气均大为消沉。其他的部队除防守各地方安全者外，全部调为监督全国各地驰道、宫殿工程，以及运送粮食的后勤部队。至此，维系摇摇欲坠秦帝国的最后栋梁——官僚体系和武装部队也完全解体。
渔阳战鼓，各地方动乱又起
二世皇帝元年7月，终于发生了渔阳县守备队长陈胜和吴广在楚地所发动的军事叛变。
陈胜及吴广均为颖川郡（今河南省）人，陈胜企图心强，并颇富胆识及组织力，只是身处乱世，家道贫穷，以致难以为生，年轻时有一度还沦落到为他人雇作临时的耕种工人。
据说有一天，陈胜心血来潮，在田埂上发呆甚久，慨然对周围的雇工同伴表示：
“他日如果能得志，切勿相忘。”
旁边的雇工不禁取笑道：
“我们这种替人打工的，吃饭都有问题，哪还敢奢想富贵呢？”
陈胜却摇头表示：
“哼！像燕雀这种小鸟，哪里能体会鸿鹄飞翔万里的雄心壮志呢？”
不久，陈胜找到了从军的机会，当时局势已不稳定，或许军中较有发展机会。可是二世执政以来，军队大多配属去作监督流放罪犯的工作，陈胜也被编入这样的戍卫小组。由于陈胜组织力强，工作分派敏捷有序，成效颇佳，很快被提拔为守备部队的小队长。
这段期间，他结识一位非常重要的伙伴，即同为颖川郡人的吴广。吴广为人豪爽，善待部属，在部队中声望颇高，陈胜极欣赏吴广的个性，吴广也很钦佩陈胜的能力，两人乃结为莫逆之交。
这次他们同时奉命押解一群工役，将粮食送到安徽蕲县附近的工地。但当他们到达江苏大泽乡时，遇上了倾盆大雨，道路全为洪水淹没，车人皆动弹不得，被困住了好几天。如果他们无法依限期到达目的地，以秦国刑法可能被判处死刑。
陈胜眼看已不可能如期赶到，便和吴广密谋商量：
“去也是死，逃亡也是死，与其等死，不如揭竿而起，干个痛快吧！”
两人虽决定就地起义，问题是该如何说服跟随着的这批兵士和罪犯呢？
陈胜向吴广表示：
“天下由于秦王朝的苛政已受了不少苦楚，我听说二世皇帝原为始皇幼子，根本不应当上皇帝，应当继承的人是长公子扶苏。扶苏由于进谏，和始皇意见不和，被派到边疆为监军。据传扶苏本无罪，是二世为了夺权阴谋杀害他的，很多百姓都风闻扶苏贤明，希望由他继大统，但民间也有很多传说他并没有死，潜藏起来等待机会而已。另外，楚将项燕曾数败秦军，十分爱护部属，因此军团溃败后楚人都怜惜之，也有人认为他没有死，而且转入地下活动，随时准备抗秦。如果我们假借他们的名分起义，一定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
吴广同意陈胜的看法，但他们只是小队长，还有一个总领队的秦国官吏在，如果杀害他，由陈胜来领导，又如何让部属和流犯能相信他们呢？
吴广建议先在鱼腹中塞入用丹书帛写的“陈胜王”三个字，再教士卒们去买鱼烹食。果然在剥开鱼腹时发现此丹书帛，士卒们都以为是天意，私下传开，认为陈胜一定是不平凡的人物。
吴广又派人晚上跑到土地公庙，藏在草丛中，看到有人来便假装狐狸的叫声，并喊道：“大楚兴，陈胜王。”士卒皆感惊讶，对陈胜不得不另眼看待。
但这时候的陈胜反而假装一无所知，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让人更觉得有神秘感。
在台面上演出的大多是吴广，建立士卒对陈胜的信心后，接下来的工作便是除掉总领队的秦国将尉了。
吴广故意用酒灌醉将尉，并在他面前挑衅，表示将带部属逃亡，还故意口出恶言侮辱。将尉一气之下，在众人面前表示要鞭打吴广；吴广反夺其鞭，将尉拔剑而起，吴广夺其剑，并当场刺杀之。将尉的两位助手大惊，欲逮捕吴广，陈胜随即奋起，格杀了两位助手。
由于一切都在大庭广众前发生，看不出有何阴谋，加上吴广人缘好，大家都同情他，因此都以为这是将尉不对所造成的临时性悲剧。
揭竿起义，天下风起云涌
大祸既已酿成，陈胜当众宣布：
“诸位，我们因为碰到大雨，已不能如期赶到工地，依秦法将被斩杀。即使不被斩杀，据说做苦工而死者，十有六七，如今又发生这件意外惨剧，看情形必连坐而非死不可。白白赔上一命，实在不值得，壮士不死则已，要死也要轰轰烈烈的，王侯将相本无种，大家跟着我起义举大事如何！？”
吴广早在部属中安排几位自己人，立刻大声附和，由于刚刚才发生命案，群众情绪激奋，也因而跟着起哄，集体叛变之协议很快便达成了。
这时，陈胜才提出他已苦思甚久的计划，假冒扶苏及项燕之名，向全国各地发出檄文，要求联合共同反抗秦政。不久，便有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自立为魏王、田儋自立为齐王；俨然已恢复统一前的情势。其中影响日后局势最大的，是在沛县起义的刘邦集团，以及在会稽郡起义的楚国贵族后代——项梁和项羽集团。胡亥即位一年不到，叛军已遍布全国各地了。
这些叛乱中，声势最大的便是楚地。楚国原属分权国家，各地的武装力量相当独立，因此当年项燕的联合部队被王翦击溃时，靠近东方江南地区的楚国部落几乎仍完全保持住他们的兵力，只是那时候的秦军实在太强了，使楚国各部落不敢随便反抗。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楚国东方一直便是最不稳定的地区，甚至在秦皇室最强大的时候，该地区的民间已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表示即使剩下最后东方的三族部落，最能够攻灭秦国的仍然是楚国。
陈胜便是利用这种气氛起义的，他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首先攻占了大泽乡，再攻蕲县，继而北上攻略陈城。这时候已汇聚有兵车六百乘，千余骑兵及步卒数万人，声势浩大。陈城的父老向陈胜建议道：
“将军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最好是能有一个积极政治目标。我们既在楚地起义，何不以恢复楚国社稷为号召，并且立为王。”
陈胜同意他们的看法，但以自己不是楚人，不宜直接称为楚王，乃号作张楚王，意即欲张大楚国也。
但陈胜集团和楚国关系不深，很难得到各地楚部落之支持。因此便将大军向北移动并进入齐地（今山东省），并杀害了不少地区郡丞，统合了齐地的各组叛军和粮草后，便打算西向攻击咸阳。
当陈胜将力量往北移动时，楚国有两股力量，在短短期间内便也颇具实力了。
一股比陈胜更具破坏力及威胁性的力量，是有位自称为楚国东方部落领袖，也是当年楚国联合部队总司令项燕的儿子——名字叫作项梁的人。他带着他的侄儿项羽，起兵于江苏的吴郡，并且击杀了会稽太守，楚地东方一带的部落领袖几乎全部响应，声势之大为全国之冠。
另一股力量虽不甚起眼，但日后却是深具影响力的，那便是在江苏沛县举兵的泗水亭长刘邦。刘邦原本是沛县负责募集骊山陵劳工的管理员，但在押解劳工赴骊山途中，由于逃亡人数不断增加，刘邦干脆全员解散，并领导数十名亲信亡命于江泽中。陈胜起义不久，刘邦便在友人萧何、曹参等协助下，占领沛县为根据地，正式加入叛军行列。
一年不到，整个中国又恢复秦始皇统一前的局面了。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统理愈庞大、愈复杂的国家，更需要顺乎自然，不可有太多的企图心及表现欲，否则会不自然，不自然便会造成不可知的祸害。天地是最庞大而复杂的，但一切能顺其自然运行，是以能长久而不变，若加以人为干涉，便很可能会发生天灭地变了。
当年诸葛亮便以“为政清淡，不扰民”称赞蒋琬，并选之为继承人，以统理危机四伏的蜀汉政局。
天地生长万物，便是为生长而生长，没有自己的意见，更没有任何企图心，对生活在天地间的万物，无偏心，无爱恶。大自然奉养万物，也是纯服务性的，不求任何补偿。
圣人能领悟大自然中的“道”，所以处处谦虚而退让，不求表现，反而容易得到众人的爱戴，是以后其身者，反而容易身先。处处求表现、显功劳的，即使确实有其功，也会使人反感。
《易经·损卦》，爻辞良上兑下，意即碰到危机时，更不宜计较利益得失，若能舍己而为人，反而才是领导者的风范，能得到别人的拥护及支持，也因而身受其益。是以不自私的，反而更能成全自己的“私利”。
一个手掌是拍不响的，任何一个作用，都会产生反作用，表现得愈积极的，反对的力量必也愈大。
法家的理论虽衍生于道家，但运用不当时，也常会因而破坏了自然的原理原则。商鞅早年的成功，便带给了自己杀身之祸，不过秦国却因他的牺牲而得利。
李斯虽精通法术，却疏忽了“法之术”的根源在“道之理”，一味积极扩充，没有作自然的调适，更容易使自已陷入危机中。
焚书、坑儒的极端行为，便是对自己丧失信心，急于掌握、急于压服对方所造成的灭难。
赵高、李斯、胡亥三人的夺权，虽然成功地击杀了己方最大的政敌，但这种不自然的成功，也是接下来一连串灾难的开端。
每个人的最大敌人便是自已，克服自己来顺应情势，绝对比坚持自己意见去改变局势要容易成功些。行销学中的顾客导向，不正也在提醒经营者，不要急着表现自己的意见，而应该努力去揣摩消费者的意见。
《行销大战》一书作者赖兹也表示：业界的领导品牌，最大的敌人不是竞争者，而是自已，不断克服自己弱点的厂商，才能够成为永远的赢家。竞争导向中的了解对手，主要目的不在于处心积虑击败敌人，而在于由敌人的长短处中，反映出自己的长短处，用以找出自己的困难点和机会点。
这也便是老子所谓“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无私故能成其私”的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