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写些什么？为何写作此书，怎样表述人物历史，是应该首先向读者告白的；其次，由于本书已有几个版本，内容有何不同？书已问世28年，读者多有批评，都需要有所说明和回应。写作的原因与表达方法，在1985年版的《序言》作了交代，现在将之述录下来，然后再说本书的版本与增订原则。要之，期望通过《序言》，为读者提供阅览的方便。
雍正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至少在一部分人的印象里，是一个篡位者，屠戮功臣、施行特务统治的残忍的暴君，又是有着重大事迹的帝王。笔者在检阅了有关他的大部分资料之后，认为他敢于革除旧弊，办事雷厉风行，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进者，是促进清朝历史发展的政治家，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人物，因而觉得过往的评论不够中肯，诬罔较多，想为他有所辩白，这是写作本书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作好历史人物的评论，要避免概念化的毛病，“千人一面”，则不是成功的研究。对历史人物所特有的东西，如他具有怎样的秉赋，有什么样的信念，爱憎如何，性格又是怎样的，要作必要的考察，否则难于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雍正具有鲜明个性，而且充分表现出来了，对他的研究可以很好地阐明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笔者就是想作这方面的尝试。第三，历史人物的个人意志来源于他所在社会的现实，并在那种情况下对社会发生影响，因而要想了解它的产生和作用，就不能离开诞育它的特定的社会条件，恩格斯要求人们重视个人“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要注意“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把个人放到时代社会中考察，既可以阐明个人的历史地位，还可以揭示那个社会的发展状况。这就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这是进行历史人物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笔者奢想，通过雍正史的研讨，概括雍正生活时代的社会历史，说明它的状况和特点，探索中国封建社会进程中一个阶段的发展规律。
为了把这些设想表述出来，采取这样一些写作方法：
较多采摘历史资料，加以排比胪列，用资料表现雍正和他的时代。根据资料，笔者作简要的分析。这种评论也许是不确切的，甚而是错误的，但读者若能通过那些资料作出自己的判断，笔者就感到欣慰了。本书为较多地容纳材料，可能做得不恰当，征引大段引文，使篇幅繁冗；还有一些考证，令人读之如同嚼蜡。凡属缺陷，应当改正，而致此之由，则在于想用资料说话。
本书不仅包括主人公雍正的历史资料和叙述，还包含他生平事迹以外的、他那个时期的制度、事件、人物的材料和叙述，换句话说是以他为中心，凡和他的活动有联系的事物，尽可能地给予说明，以期达到透过雍正观察他的时代的目的。
对雍正的思想、才能、性格、作风，企图有所揭示，唯做的是非常不够。
写人物传记，要考虑人的自然法则，即青少年、中年、老年的不同时期，还要考虑某个特定人物的历史特点。具体到雍正，皇子时代四十五年，做皇帝十三年，他所接触和处理的事务是多方面的，可以和应该描绘的，不像科学家、文学家、军事家等那样单纯，要把他的复杂的历史面貌表现出来，就要将他生命演进与生平事迹两方面结合起来，划分他的历史阶段，认清他的主要事迹，作有秩序的、分类的叙述。因此将雍正史分为两大阶段，五大部分，十六个方面进行交代，即第一章，皇子时代的雍正，是他的前半生的历史，也是雍正史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本书第二至十二章，是雍正即位后的重要政治活动，也即雍正朝的重大政事；第三部分，为本书的第十三至十五章，他的为人、作风；第四部分，第十六章，他的死亡和遗政；第五部分，最后一章（第十七章），总结他的一生和时代，提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本书名称，若以写作的内容来定，可以叫做《雍正及其时代》；若从本书夹叙夹议的写法，也可取名《雍正评传》；或者还可拟用其他的名称。为名实相副，为从简、从俗，取了现在的书名——《雍正传》。
现在来说各个版本的关系，本次增订的原则，对读者、批评者的感谢和对某些学术见解讨论的回应。
本书手稿成于1982年底，次年1月中旬送交人民出版社，1984夏天该社要求作些修改，我遂进行少许文字加工，并因出版有望而于中秋节写出《后记》，1985年印行。几年之后，台湾商务印书馆给了我重梓的机会，因而乘便加进《查抄江宁织造曹家》一章。其实这一章也是在1982年写成的，只因有人认为查抄曹家与雍正史没有多大关系而从书稿中撤了出来，至是我把它恢复进去，这是人民出版社版与台湾商务印书馆版唯一不同的地方，不过它仍应当被视为《雍正传》第2版。第3版是1999年上海三联书店的印本，除个别文字的订正，增添第十四章中的第三节，即《接见中下级官员》。我在第1版《序言》中说：“对雍正的思想、才能、性格、作风，企图有所揭示，唯是做得非常不够”，一直引以为憾。1995年到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文书，写作《清代引见履历档案的史料价值——以雍正朝为例》一文（刊载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4期），因之截取其中有关雍正为人作风的一部分，作为对那种遗憾的弥补。三联版之后，有了2004年的“中国文库”版，是人民出版社版的重印本。现在人民出版社希望给小书增加图版再出一次，俾出图文并重之作，这应当是第4个版本了。
初版《后记》说：“雍正和他的时代的历史，我那里把它说清楚了！我想以后把它改得好一点，这当然要自己努力，另外要靠同行和读者的帮助，我殷切地期盼着同志们的指教。”是的，我希望改写《雍正传》，以提高它的学格品质，故而不时地关注雍正及雍正朝史，搜集新的资料，探求新见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清史研讨的大发展，雍正史研究的丰硕成果，给了我许多养料和启迪，促使我思考新问题，并应吸收和回应；读者的关爱，激励着我。从互联网页上的信息得知，有青年读者攒钱购买拙作，令我感动，更有不安，还有读者指出我的误失，如在三联版“引见官员”一节，就雍正所说“世那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以鼓励官员边干边学的话，认为他的“比喻是世俗的，而且不那么正经”，我不知这句话是孔子说的，白露嘉先生就此指出它出自（《大学》第四十二章）〔《礼记》第四十二章《大学》篇〕，说我对“四书”不熟。批评得非常中肯，特在此鸣谢。我若不努力改写，怎么能对得起抬爱拙作的读者和学术界朋友呢！
修改，确定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此次不作观点性的大动，二是适当地增补。从成稿至今，已有近三十个年头，社会和学术思想界发生巨大变化，我的学术观念也同时代发展相合拍，尤其是进行了世纪性的思潮反思，对史学基本理论重新认识，思考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经济决定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18世纪时代特征、世界资本主义化时代的中国、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宗教是鸦片烟等重大理论问题。今日再来看原书，认识到它的一些缺失、不足，特别感到给人物、事件、制度、社会定性的结论，有的没有必要，有的未见准确，有的不到位，应当删改。然而我决定基本保持原貌。为什么？因为对雍正其人的主体评价没有改变，不公允、不恰当的那种评论，对于本书的基调来讲还不是主要的，如今权且作些文字修订，算作暂时“交差”，如果以后还有机会改写，则将在雍正时代特性方面下些工夫，把对时代特征成熟的新认知写出来。至于增补，本来是可以扩大写作量的，然而我想以适量为宜，免得枝蔓横生，条理不清，主旨反而不明。故而本次增加，主要在继位之谜、奏折制度、社会政策、雍正性格与生活情趣、乾隆初政与雍正政治关系、野史与文艺作品中的雍正诸方面，增加了好几节和若干子目。
至于修订的具体原则，以下列几点约束自己：
维持史学著作应多提供原始材料的一贯认识，给读者思索的资料和思考空间，避免武断的结论，尤其对雍正继位疑案，到目前为止，难有定论，需要多方发掘资料，供读者判断。
对历史人物评论，力避感情色彩，警惕偏袒、苛求或曲意颂扬。
与不同的学术观点，确有必要的始进行适当的讨论，且需尊重他人，心平气和，不自以为是。
增加信息量，吸收学术界新成果，然而不大量表现在文字的扩充中，而在于观点的概述。
有少量的内容放在注释里了，没有写入正文，以避免臃肿。
所利用的实录、起居注、清史列传等基本参考书，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作时尚无后来出版的点校本或编有统一页码的本子，此次再版，本应补进新版本的册页，然因年龄精力关系，已无力再去查阅添注；在新增写的部分，有的注释出新版页码，造成体例的不统一，凡此，均祈请读者谅宥。
适当增补“雍正年表”的内容。
原版有“引用书目”，现改为“参考书目”，原引用书目全部移入，另增加一部分新引用书目和参考书目。
原版图片仅有几帧，今增至一百数十幅。这些图片的实物、原件，大多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故宫博物院，有的是我早年搜集的，有的是田野调查拍摄的，有的是从朱诚如主编的《清史图典》第五册《雍正朝》、第三、四册《康熙朝》、第六册《乾隆朝》，中仁主编的《雍正御批》诸书中选制的，还有从其他图籍中选入一、二件的，在此特对各书编著者致谢。
著 者
2013年5月11日
书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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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