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田中的压制和阻止，关东军虽然已陈兵奉天，却什么也不能做。不久，吴俊升统兵五万，从黑龙江赶到奉天，对奉天进行守卫。与此同时，原在关内的东北军每天一万、五千地通过山海关，在关外进行集结，到5月下旬，以这种方式集结于关外的部队已达三四万人。
眼看对东北军进行攻击和缴械的大好机会悄然逸去，关东军方面十分郁闷和焦虑，河本等人大叫：“时至今日，还相信只要依靠一个张作霖，使之主宰满洲，就可以确保治安的想法是错误的。”一些人也忍不住大发牢骚：“张作霖不可恃，政府的狐疑逡巡将误国策。”
怎么办？讨论下来，在无法动用在满兵力的前提，唯一的办法就是实施“谋略”，也就是对张作霖采取谋杀行动。按照河本等人的认识，张作霖出身绿林，他手下的将领也只不过是靠拜把子结合起来的一群私党，“这样的结合，常常是头目一死，他们立即四散”，也就是说，除掉一个张作霖，其他奉系将领必将树倒猢狲散。
村冈接受了这一意见。鉴于这是瞒着政府的行为，他没敢大事声张，只是暗地里授命司令部参谋竹下义晴为密使，前往北京与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建川美次联系，欲借华北日军之手除掉张作霖。
河本原先并不知晓此事，后来听竹下透露要去北京，且言语间神情紧张，便察觉出其中必有蹊跷，于是当即邀请对方吃饭。席间在他的追问下，竹下一五一十地把所负使命交代了出来。
河本一听，认为原来的办法是“轻举妄动”——且不说在北京很难找到敢于从事这样冒险勾当的人，即使有这样的人，在各国众目睽睽的环境下，也不容易得手，而一旦行动失败，对方方面面都不好交代。
河本让竹下把任务交给他来完成，竹下很为难，表示他不能不执行司令官的命令。河本就对他说：既然你自己执行任务很困难，总不能让村冈这个司令官亲自来干吧，有我河本就够了。
一席话把竹下说得心服口服，这样就由河本主持谋杀行动，竹下的任务改为到北京侦察张作霖的具体行期。河本的想法是在铁路线上动手，他权衡了袭击火车和炸毁火车的利弊，认为如果袭击火车的话，很快就会被发觉是日军所为，只有炸车才可以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
至于炸车地点，原定巨流河大桥，但因那一带东北军戒备森严，难以得逞，最后改为皇姑屯车站附近的一座铁桥，那里是南满路和京奉路的交叉点，名为“老道口”。之所以老道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满铁线走在上面，京奉线通过它的下面，日本人在那里稍微走动，也不怎么奇怪”。负责埋置炸药的是一名调来支援的驻朝日兵中尉，此人技术高超，埋置工作结束后，河本称赞他“不愧为专家”。
甚至河本还考虑到了爆炸失败的情况，他为此拟订的方案是，用脱轨机使火车翻车，然后派埋伏在附近的冲锋队冲上去进行刺杀。
就在河本布下必死之阵的时候，张作霖正在为离京做最后的准备。1928年5月30日，他对所属各部队下达了总退却令。右翼张学良、杨宇霆的联合军团全部后撤，但是左翼张宗昌没有马上撤退，不仅如此，他本人还跑到北京，当着面问张作霖：“大元帅，为什么要撤出北京？我一个人也要干。”
如果能够不撤，张作霖又哪里真的想撤，准备行装时，他甚至派人将大元帅的印与旗、国务院印信以及外交部重要档案一个不落地全部运往奉天，并下令说：“一切重要命令，仍须由大元帅盖印发表。”
怎奈事势比人强，听了张宗昌的话，张作霖迟疑道：“不行吧？”一旁的町野也表示怀疑：“能吗？”张宗昌却很认真：“我干给你们看看。”觉得张宗昌勇气可嘉，张作霖于是就说：“好，你干着看看。町野顾问，跟我走。”“走吧。”
6月2日，张作霖再次发表出关通电。当天晚上，芳泽又跑了过来。他说日本愿以武力迫使北伐军后退，张作霖尚可得到半壁江山，条件仍是需要答应承建吉会路以及停筑葫芦港等。
张作霖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感到十分气愤，他干脆对芳泽不予接见，将其一个人晾在客厅里。芳泽独自坐在客厅里，就听见张作霖在隔壁的办公厅高声大骂：“日本人真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事情！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芳泽听得懂中国话，顿时被窘得面红耳赤、坐立不安。约半个小时后，张作霖让翻译将一沓公文交给芳泽，同时转告今天无法接见。芳泽以为张作霖至少已经答应了他一两个条件，也就赶紧拿上公文溜走了。
回到公使馆，芳泽将公文打开一看，发现张作霖只在上面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阅”字，既未署名，更没有写同意二字，这才知道自己的希望又化为了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