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代末的某天清晨——阿布杜勒哈米德展开他为期三十年的“专制统治”后不久——一名二十五岁的记者坐在巴比阿里小报《幸福报》（Saadet）的报社桌前。忽然间门倏地打开，一个戴红毡帽的高个子男人，身穿红色厚呢料衣袖的“某种军装”，大步跨入室内，他看了年轻记者一眼，喊道：
“过来！”年轻记者诚惶诚恐地站起身来。“戴上你的毡帽！走吧！”记者跟着穿军装的男人坐上等在门口的马车，一同离去。他们默默地过加拉塔桥。才走一半，容貌俊美的年轻记者鼓起勇气问他们上哪儿去，然后静候答案。
“去见巴司玛贝因席（苏丹的首席秘书）！他们叫我立刻带你去！”年轻记者在宫廷接待室待了一段时间后，坐在大桌前胡子花白的男人愤怒地看了他一眼。“过来！”这男人叫道。他面前摊着一份《幸福报》。他怒冲冲地指着报纸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年轻记者不懂问题何在，男人于是喊了起来：
“叛徒！忘恩负义！我们该把你的头扔进臼里，捣成肉酱！”
虽然怕得半死，记者还是注意到惹麻烦的是一位已故诗人的诗。诗中的叠句是“春天是否永远不来? 春天是否永远不来？ ”他想解释，便说：“阁下……”
“他还不肯闭嘴……去站在门口！”苏丹的首席秘书说道。记者站在外面浑身颤抖了十五分钟，再次被领进里面。但年轻人每回尝试开口说明他不是诗的作者，便再一次遭受愤怒的抨击。
“自大狂！畜生！混帐！无耻之徒！妈的！都去死吧！”
当年轻记者领会到他不能发言，便鼓足勇气，拿出口袋里的印章，放在桌上。苏丹的首席秘书读了印章上的名字，立即明白这是一场误会。
“你叫什么名字？ ”
“拉西姆。”
四十年后拉西姆在回忆录《作家与诗人》中讲述这件事，他说当首席秘书意识到属下带错了人，态度随即改变。“请坐吧，小兄弟，”他说，“你不介意我这么叫你吧？ ”他拉开抽屉，示意要拉西姆走近，递给他五里拉，说：“得了。这件事别说出去。”如此打发了他。拉西姆以他一贯的活力与幽默道出这一切：以日常小事增添故事的文采，成为他的特点。
他对生命的热爱、他的机智以及专业带给他的喜悦——这一切使拉西姆成为伊斯坦布尔的名作家之一。他能使吞没小说家坦皮纳、诗人雅哈亚和记事录作者希萨尔的后帝国忧伤，与他用之不竭的精力、乐观与兴致保持平衡。跟热爱伊斯坦布尔的每一位作家一样，他对其历史很感兴趣，也写过相关著作，但由于他谨慎约束自己的忧伤，因此不曾怀念“失落的黄金时代”。他不把伊斯坦布尔的过去看做神圣的宝库，也不去挖掘历史，寻找可能让他写出一部西式巨著的真实声音，他宁愿像城里大多数人一样，局限在当下：伊斯坦布尔是个有趣的居住地，不过如此而已。
和他的大部分读者一样，他对东方西方的问题或是“推动我们的文明改造”不感兴趣。对他而言，西化产生了新一批装腔作势者，其矫揉造作的新姿态是他乐于揶揄的对象。他本身在青年时代的文学活动——他写过小说和诗，但两项努力皆未成功——使他对任何暗示卖弄或狂妄的事物皆表怀疑，开尖刻的玩笑。他嘲弄自命不凡的伊斯坦布尔诗人念诗的种种方式，他们模仿高蹈派和颓废派诗人，甚至拦下路人作即兴演出，他的文人同胞们有办法把任何对话直接引到他们自己的生涯问题，于是你立即感觉到他在他自己与西化的精英之间划上某种距离，这些精英跟他一样，大半住在巴比阿里出版区。
但拉西姆却是作为报社专栏作家——或以当时流通的法语词“feuilletoniste”称之——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除了心血来潮的牢骚，偶尔假装的兴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说到底，国家的压迫和审查制度使政治成为一种棘手、时而不可能成立的主题（他喜欢详述他的专栏有时遭受非常严厉的审查，仅留下空白处），他反而让城市成为他的主题。（“假使政治禁令及其偏狭意味着找不到东西谈论，那就谈谈市议会和城市生活，因为大家向来喜欢读这些东西！”出自一位伊斯坦布尔专栏作家的此一忠告，已有上百年历史。）
就这样，拉西姆花了五十年的时间书写伊斯坦布尔的种种现象，从各个种类的醉汉到贫民区的摊贩，从杂货商到杂耍艺人，从博斯普鲁斯沿岸的美丽城镇到喧闹的酒馆，从每日新闻到贸易展，从游乐园到草原和公园，市集日和每个季节的独特魅力，包括冬季乐陶陶地打雪仗滑雪橇，还有出版情况、八卦消息和饭馆菜单。他爱搞列表及分类法，他擅于观察人们的习惯和癖好。好比植物学家对森林里的各种草木感到振奋，拉西姆对推动西化的种种表现、移民问题和历史巧合亦有相同感受，这一切每天都为他提供新奇古怪的写作材料。他劝年轻作家在城里闲逛时“随时带着笔记本”。
拉西姆在1895至1903年间所写的专栏佳作收录于《城市通讯》一书。他从不自称为“城市通讯员”，除非以嘲弄的口吻道出。他借用1860年代法国的做法，抱怨市议会，观察日常生活，为城市把脉。1867年，纳默克·凯马尔（Namik Kemal）——后来成为现代土耳其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不仅崇拜雨果的戏剧与诗，还赞赏其浪漫的好斗心——在《蓝图报》上发表一系列的信，述说伊斯坦布尔斋戒期间的日常生活。他的信，或称“城市专栏”，定下了基调，后人跟他一样采用平常书信所用的信任、亲密、同谋的口吻。于是，他们将全体伊斯坦布尔人称呼为亲戚、朋友、爱人，从而成功地把城市从一串村子变成臆造的整体。
其中一名记者，号称“有见识的艾丰迪（Ali Efendi）”，因身为《见识报》（Basiret）的发行人而被如此称呼（他在宫廷赞助下发行报纸，因此当报社因随意刊载一篇事后被认为令人不快的文章而关闭后，他有一段时间被称做“没见识的艾丰迪”）。他毫不留情地直面日常生活，经常劝告读者，也常责备他们，虽然文章枯燥无味，他却当之无愧地作为他那时代最严谨的伊斯坦布尔“书信作家”而被人们怀念。
这些首先记述伊斯坦布尔的城市专栏作家捕捉城市的色彩、气味、声音，并加进趣闻轶事和幽默见解，还帮着建立伊斯坦布尔街道、公园、花园、商店、船、桥、广场、电车的礼仪。由于批评苏丹、国家、警察、军队、宗教领袖或权力更大的议员皆属不智之举，文学精英们的嘲笑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身不由己的普通人，走在街上关心自己的事、为养家糊口而艰苦奋斗的市井小民。我们之所以熟知这些教育程度不及专栏作家和报刊读者的伊斯坦布尔不幸之人——他们一百三十年来在街上做的事，他们吃的东西，说的话，他们发出的声音——都得归功于这些屡屡愤怒、时而慈悲、不断批评的专栏作家，他们以写下这些为己任。
学会识字的四十五年后，我发现每当我的眼光落在报纸专栏上时，无论它是威胁我走回传统还是使我加倍西化，我都会马上想起母亲说的“不要指指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