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林的画描绘我住了一辈子的山丘，却是在尚未坐落任何建筑之前的。在耶勒德兹、马奇卡、或帖斯威奇耶，凝视梅林画中风景的边缘处，注视白杨、梧桐和菜园，我想像他那个时代的伊斯坦布尔人若看见他们的乐土面目全非将作何感想，就像我看见焚毁的宅邸残留下来的花园、倒塌的墙垣和拱门、焦黑的残骸，感觉也一样痛苦。发现我们长大的地方——我们的生活中心，我们做过的每一件事的起始点——在我们出生的一百年前其实不存在，感觉就像幽灵回顾自己的一生，在时间面前不寒而栗。
奈瓦尔的《东方之旅》当中伊斯坦布尔章节的某个地方，也给我类似的感觉。这位法国诗人1843年来到伊斯坦布尔，相当于梅林作画的半个世纪后，他在书中回忆曾从加拉塔苏菲僧侣道堂（五十年间改名为突内尔），漫步到今称塔克西姆的地区——一百零五年后，我牵着母亲的手走同一段路。这个地区今称贝尤鲁，1843年，其主要大街（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独立大街〔stiklal〕）称为佩拉大道（Grand rue di péra），当时的风貌与今日相差无几。奈瓦尔形容始于道堂的大道宛如巴黎：时装、洗衣店、珠宝商、亮晶晶的橱窗、糖果店、英法国饭店、咖啡馆、大使馆。但在诗人指为法国医院（今天的法国文化中心）的所在地，城市令人震惊、令人迷惑、（对我而言）令人恐惧地来到尽头。因为在奈瓦尔书中，今日的塔克西姆广场——我的生活中心，此城区最大的广场，我在这周围住了一辈子——被描述为一片旷野，旷野上的马车和叫卖肉丸、西瓜和鱼的摊贩混杂在一起。他谈到散置于远方田园间的墓园——这些墓园在一百年后消失无踪——但我始终记得奈瓦尔有个句子，谈论我这辈子只知道是一大片旧公寓建筑的那些“田园”：“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有松树与坚果树遮荫。”
奈瓦尔三十五岁时来到伊斯坦布尔。两年前，他首先患了忧郁症，终将导致十二年后的自缢，其间待过几所精神病院。尚未动身的六个月前，他单恋一生的真爱，演员珂伦香消玉殒。带着他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开罗到塞浦路斯、罗德岛、伊士麦和伊斯坦布尔的“东方之旅”标示着这些悲伤，以及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等人迅速转换为法国伟大传统的东方异国梦。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作家，他希望讲述东方，由于法国的文学文化把奈瓦尔和忧伤联系在一起，或许令人觉得他将在伊斯坦布尔找到忧伤。
但奈瓦尔在1843年来到伊斯坦布尔时，并未关心自己的忧伤，而是去关心帮他忘掉忧伤的事物。在他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他矢言两年前发作的疯狂绝不再复发，这将“帮助我向大家证明我只是个别事件的受害者”。他还满怀希望地说他的健康状况极好。我们能够想像当时的伊斯坦布尔尚未受战败、贫困和被西方视为软弱的耻辱所侵害，因此尚未向诗人展现其忧伤面貌。别忘了这座城市是在溃败之后才被阴郁笼罩的。在游记当中某些地方，奈瓦尔叙述他在东方看见他在著名的诗中所称的“忧伤的黑色太阳”，例如在尼罗河岸。但1843年在繁华、充满异国风情的伊斯坦布尔，他是个寻找好题材的仓促记者。
他在斋月期间来到城市。在他看来，这就像在威尼斯参加嘉年华会（事实上，他把斋月形容为“斋戒”与“嘉年华会”的结合）。斋月晚上，奈瓦尔前去看卡拉格兹皮影戏，享受灯烛辉煌的城市风光，到咖啡馆听说书人讲故事。他描述的景观将激发许多西方旅人追随他的脚步。这些景观在贫穷、西化、科技现代化的伊斯坦布尔虽已不复见，却给许多伊斯坦布尔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大写特写“古老的斋月之夜”。我小时候带着怀旧之情熟读的这种文学，其中所隐藏的伊斯坦布尔形象，很大部分得归功于奈瓦尔首先想出、而后由受他影响的旅游作家持续下去的异国情调。尽管取笑英国作家来伊斯坦布尔待三天，参观所有的观光景点，然后立即下笔写书，奈瓦尔却仍不忘去欣赏苏菲旋转舞，从远处观看苏丹离开宫殿的景象（奈瓦尔令人感动地声称，阿布杜勒迈吉德与他面对面的时候留意到他），在墓园中长距离漫步，琢磨土耳其的服装、习俗与仪式。
奈瓦尔在令人激动的《奥丽莉亚，或人生与梦》——这部作品被他比作但丁的《新生》，且深受布勒东、艾吕雅和亚陶等超现实主义者赞赏——当中坦白承认，在遭到所爱的女子拒绝之后，他断定人生已没有意义，只能追求“庸俗的消遣”，他找到的空虚消遣是周游全世界，观看各国的衣饰与奇风异俗。奈瓦尔知道他对风俗、风光、东方女子的描述，就跟斋月之夜的报道一样粗劣，于是，为了加快《东方之旅》的步伐——就像许多作家觉得故事力道减弱时所做的一样——他加入自己虚构的长篇故事。（坦皮纳在与他的忧郁同伴雅哈亚和希萨尔合著的《伊斯坦布尔》中，一篇讨论城市季节的长篇文章中说，为了搞清楚这些故事哪些是虚构，哪些真正属于奥斯曼时代，曾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这些虚构故事清楚展现出，奈瓦尔能够深度刻画假想中的伊斯坦布尔，提供《天方夜谭》式的风格依据。事实上，每当觉得某个场面缺乏生气，奈瓦尔便提醒读者这座城市“就像《天方夜谭》”。在解释为什么“觉得用不着讨论许多人讲述过的宫殿、清真寺和澡堂”之后，他立刻说出一番话，这番话在百年之后得到雅哈亚和坦皮纳这些作家的呼应，并成为之后西方旅人挂在嘴上的陈腔滥调：“伊斯坦布尔有着全世界最美丽的景致，它就像剧院，从观众席观赏最美，避开了舞台侧面贫困肮脏的街区。”八十年后，雅哈亚和坦皮纳创造的城市形象得到伊斯坦布尔人的共鸣——惟有将美丽的景色与“舞台侧面”的贫困融为一体方可做到——他们心里肯定想着奈瓦尔。但若想了解这两位大作家（两人都很敬佩奈瓦尔）发现了什么，讨论了什么，继而创造了什么，若想看他们后一代的伊斯坦布尔作家如何简化并推广他们创造的东西，了解他们的观念所传达的与其说是城市之美，不如说是他们对城市之衰微所感受的忧伤，我们就得看看在奈瓦尔之后，另一位来到伊斯坦布尔的作家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