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汽船使海上旅行发生变革，加强了与欧洲各大城市的联系，让人得以短期造访伊斯坦布尔。不久，一些作家在报上发表的印象将塑造伊斯坦布尔的新概念，但这些汽船从一登场便给予城市一番新面目。一开始在“海利耶”名下做贸易、后改称“城市线”的公司成立，不久，博斯普鲁斯的每个村子都有了自己的停靠站，渡轮开始往来海峡，于是城市有了一丝欧洲气象（别忘了，法语里的“vapeur [蒸汽]”一词进入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话和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的“vapur[船]”）。渡轮带来的改变包括在博斯普鲁斯和金角湾停靠站周边形成的广场，以及这些村镇的迅速发展使它们不久成为市区的一部分（渡轮到来前，几乎没有道路连接这些村镇）。
渡轮开始载送乘客往来于博斯普鲁斯，对伊斯坦布尔人来说也跟克兹塔、圣索菲亚教堂、鲁梅利堡垒和加拉塔桥一样越来越熟悉，不久，渡轮成了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几乎具有图腾般的重要性。因此就像有些人对威尼斯的水上巴士产生感情，喜欢炫耀他们对各种形状款式的知识一样，伊斯坦布尔人也极其宠爱“城市线”拥有的每一艘渡轮。有讨论它们的专书，当然还配有插图。戈蒂耶写道，伊斯坦布尔的每家理发店墙上都挂了渡轮的图片。父亲单凭漂亮的轮廓，即可辨识出在他童年时代曾经行驶的渡轮，如果他一时记不起来，过一会儿，他便开始一一列举在我听来像诗一样的渡轮名称：“53英席拉、67卡仑得、47塔兹涅温、59卡梅……”
我问他如何分辨看起来如此相像的船，他便列出每艘船的特征，比方说在我们开车到博斯普鲁斯兜风时；若交通状况不容许，就在我们贝希克塔斯公寓的客厅里。但即使指出每艘船的特点——这艘拱起来，那艘的烟囱特别长，另一艘船头钩起，或船尾肥胖，或在急流中稍稍斜向一侧——即使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我依然没能把它们区分开来。不过我倒学会了分辨三艘渡轮，两艘英国制，另一艘则是我出生那年1952年建造于意大利塔兰托——它们是以花园命名。在研究它们的形状和烟囱宽度后，我终于能把“费内巴切号”和“朵尔玛巴切号”，跟“帕沙巴切号”区分开来，后者被我视为我的幸运船，因此每当心有所思地走过城里，在巷底或窗外瞥见它时，我便振奋了些。至今依然。
渡轮给天际线的大礼是烟囱冒出的烟。我喜欢在画中添上煤黑色的烟尘，因渡轮的位置与样式、博斯普鲁斯的急流当然还有风向而异。我拿旧画笔把烟筒冒出的烟画上去之前，整幅画必须完成，甚至半干。和之后在画右下方签名一样，从每个烟筒冒出的烟对我而言都是那艘渡轮的特殊印记。当烟结成云，尤其从停泊在加拉塔周围每艘船的烟筒冒出来的时候，我的世界仿佛裹进了黑纱之中。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岸漫步或乘坐渡轮，我喜欢在早已开走的渡轮弥漫的黑烟下走过。如果风向对，一阵骤雨般的黑色粒子就像一张蜘蛛网撒在我脸上，充满了矿物燃烧的气味。
往往，在赋予一幅画快乐的结尾，画上适量的烟从渡轮的烟囱冒出（有时烟画得太多而毁了画）之后，我会斟酌我观察过的烟上升、扩散、消失的其他方式，而后将这些图像归档，像只要留作将来使用。但随着最后的几笔，我面前的画完全显露出自己的真实，让我忘了亲眼看见的景象，形态真实自然的烟雾。
我发现完美的烟柱随微风而来，烟以四十五度角上升一段时间后，开始与船平行并进，形状不变，仿佛有人在空中画下一道优美的线，表明渡轮的航道。无风之日停在码头的渡船冒出的缕缕黑烟，使我想起小屋的烟囱冒出的炊烟。渡轮与风稍稍转向之时，从烟筒冒出的烟猝然下落，盘绕于博斯普鲁斯海面上，有如阿拉伯文字。但每当画一幅博斯普鲁斯与“城市线”的景色，我需要的是传达忧伤景观的烟，因此这种欢乐、偶发的形状尽管令我赞赏，却也使我伤脑筋。在无风的日子，从烟筒滚滚冒出的黑烟在空中缭绕，穿行于海岸间的渡轮拖曳着一种无可讳言的忧伤。我喜欢看黑色的浓烟落在天边，与后方的乌云融为一体，仿佛透纳（Turner）的画。然而，用一艘或多艘冒烟的渡轮完成一幅画时，我想起的不是我曾看过渡轮本身冒出的烟影，而是我在莫奈、西斯莱、毕沙罗画中见过的烟雾——莫奈的《圣拉萨车站》，或杜飞别有一番天地的冰淇淋勺快乐云朵——这就是我所画的。
在《情感教育》的开场白里，福楼拜把改变形状的烟雾形容得很美，这是我喜爱他的原因之一（虽然也还有别的原因）。我们在此结束烟的颂歌，以此一章节作为通往下个乐章的段落，我采用的是奥斯曼传统音乐中所谓的“阿拉塔克西姆（ara taksim）”。“塔克西姆”的含意可解释为分隔、汇聚或引水，因此奈瓦尔看见摊贩与墓地的那片旷野（也是配水中心）被伊斯坦布尔人称为“塔克西姆”。他们仍以相同的名称叫它，我一生都住在其四周。但福楼拜与奈瓦尔穿越这儿的时候还不叫“塔克西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