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王耀武一定还能记起一场名叫谭家桥的战役，在那场他亲身参与的战役中，红军牺牲了一位卓越战将——寻淮洲。
寻淮洲曾任红七军团军团长，他担任军团长时，只有21岁，比林彪还年轻，是当时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寻淮洲如果不死，凭其战功、资历及其善战之名，新中国成立后封将拜帅完全没有问题。
那时候粟裕还只是军团参谋长，王耀武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正是这个看似瘦小、貌不惊人的幕僚长，日后不仅替战友报了折戟的一箭之仇，而且翻江倒海，成了他本人乃至整个国民党军队的克星。
这是一个天生与战场有缘的人。
人各有志，有时候这种志从小就能看得出来。《红楼梦》中，贾政要测试儿子未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出来，让贾宝玉抓取。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宝玉什么都不碰，伸手就把“脂粉钗环”抓了过去，为此还换来贾老爷一声臭骂：“酒色之徒耳！”
如果让年幼时的粟裕来抓，他紧紧攥在小手里的，也许只会是一件东西——剑！
只要“神”还留着
作为传统的古老兵器，剑代表着侠客风范和男儿血性。佩剑之人，可以云游四方，除暴安良，好不快哉。
剑客的梦想，支撑着粟裕的整个童年时光，其间还少不了一个很关键的人，他叫阿陀。
粟裕虽不是出生于贾府那样的钟鸣鼎食之家，但家境也堪称富裕，阿陀就是受雇于粟家的一位青年长工。
有一种说法，说民国其实是中国武侠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不仅涌现出了霍元甲、杜心武等一批武侠技击高手，就连近现代武侠小说的源头也正是从此处发轫。那时候的人们，比现在更热衷于谈论武侠和剑客。
阿陀显然自己就是个武侠迷，他成了少年粟裕的启蒙老师。从阿陀那里，粟裕知道了许多蜚声民间的好汉名字：“草上飞”，这哥们儿轻功了得，能飞檐走壁，尤其擅长在草尖上借力飞奔；“一枝梅”，此君牛就牛在每次替天行道后，必要在墙上画一枝梅花作为记号……
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听着这些故事，小粟裕激动得血脉贲张，不能自已。
想做一名新生代剑客吗？练吧！
“草上飞”训练秘籍：用沙袋捆在腿上，通过不停地跑跳，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身轻如燕，展示“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奇迹。
“一枝梅”训练秘籍：找根一丈长的竹竿，只留一头的竹节，其余全部打通灌沙，这叫“狼牙棒”，一旦练熟，离替天行道兴许就不远了。
在阿陀的带领下，粟裕乐此不疲，经常练到汗流浃背，筋骨酸痛也不肯停手。
直到有一天，一件新玩意儿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
那是阿陀做的一把“枪”。原料为一个子弹壳，钻洞后放入火药，再添沙子，点燃后沙子就能喷射出来。
粟裕用此“枪”瞄准“假想敌”，一击即中，顿时把他给乐坏了。
原来枪比剑更厉害！
冯骥才在小说《神鞭》中，描写了一个会用辫子格斗的天津好汉傻二，被称为“神鞭”。他后来发现洋人的洋枪威猛，就毅然割去辫子，并练出了双手使枪、百分百中的绝活，为此还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不论嘛新玩意儿，都能玩到家。”
武侠也得随时代进步哇，只要“神”还留着。
19岁那年，粟裕终于得到了一支真正的枪。此前，他是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的学生，为了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几个同学合着凑钱买了一支驳壳枪和两百发子弹。
第二年，也就是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粟裕和一些同学投向武汉，加入了中共控制的第24师教导队。
粟裕不是军校科班出身，他所受的军事训练，即从教导队开始。
一到教导队，教官就向这些学生兵发问：“艰苦和死亡相比，哪一个更难受？”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回答：“死亡更难受。”
教官立即纠正：“不对，艰苦比死亡更难受！”
接下来，教官的一番训导给粟裕留下了深刻印象：“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却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够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武侠小说里吃个丹药就能功力大长那么轻松，只有一轮又一轮艰苦的打磨。
第24师师长是北伐名将叶挺。某次作战，因兵力悬殊，士兵纷纷退却，叶挺的参谋长亲自督战，仍无济于事。这时突然传来消息：“叶挺师长来了！”
众人立即止步，转身向敌军发起冲锋。一个营长原先只是受了点轻伤，正哼哼唧唧地要下来，一听叶挺来了，赶紧跳下担架去打仗。
叶挺督军练兵，就一个字：严。
一般军队是“三操两讲”，教导队加量加价，为“四操三讲”，即每天要多出一次操，多上一堂课。学生兵的军事动作稍不合乎要求，便被勒令重做十几次，为了达到标准，一排、一连的人常常要连续重复做一个动作，直到队伍整齐划一为止。
紧张的生活节奏把吃饭时间都包括了进去，吃个饭，必须要狼吞虎咽才行，否则就来不及。有时教官还会故意在饭中掺入头发和沙子，你要是皱着眉头挑挑拣拣，那就别想吃饱了。
粟裕参加教导队的军训统共不过一两个月，但作为入门，已经够了。要知道，黄埔军校受训也很短，实打实的训练时间不过才3个月。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到战场上去继续练习吧。
青年战术家
教官所说的艰苦，可不单是指训练。
粟裕随教导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警卫队班长，主要负责保护后勤物资。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广东，警卫队一人背30公斤辎重，还得人盯人地照看挑枪民夫。这些民夫随时有逃逸的可能，人一走，就把枪扔下来，结果沿途丢弃了不少武器弹药。
到了广东，一场仗没打好，撤退过于慌张，好不容易筹集到的冬衣、物资、军饷又大部分被扔掉了，粟裕心疼得直跺脚。
就在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挫折过程中，粟裕第一次中了招。一颗子弹从头部穿过，人马上就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排长一看，脑袋都中枪了，肯定没得救，便说了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
卸下他的驳壳枪就走了。
粟裕心里很明白，这时候全得靠自己。当他稍能活动时，便挣扎着在路上爬行，终于以惊人的毅力追上了部队。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一个接一个失败了，那是起义军最艰苦的一个阶段。叶挺流亡欧洲，黄埔出身的林彪慨叹：“队伍不行了，碰不得（敌人），一碰就垮。”
林彪时任连长，本来已经离队，只是各个要隘都有民团把守，出不去，才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
这个时候，率队的朱德显示了远见，他说：“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蒋冯战争也一定要爆发。”
蒋桂战争是蒋介石与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斗，蒋冯战争是蒋介石与冯玉祥斗，原先这些人合一块儿，以革命的名义，和被视为军阀的北洋干仗。那时节，大家都把北洋当妖怪，个个抢着拿投名状，只是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后来他们自己也一个个成了妖怪。
在军阀的谱系里，北洋叫作老军阀，蒋桂冯称为新军阀。朱德一针见血地说：“军阀不争地盘不可能，要争地盘就要打仗，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果然，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先后爆发，国民党内部打成一锅粥，谁也顾不上料理共产党的部队，起义军得到了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
随着井冈山时期的到来，一支新型军队——红军诞生了。
红军的基本战法以游击战为主。打游击战，练什么呢？
爬山。
部队每天起床，第一个课目就练这个，不管山多高，你得一口气冲上去。休息几分钟后，再下山。
不爬完山，不能吃早饭。
红军子弹少，1支枪一般只有3发子弹。作战时，冲锋前打1~2发，冲锋后就不能再开枪了，那最后一颗子弹还得留着追击时用。
这样使用子弹，就必须枪法精准才行。粟裕每天练习单手举枪射击，他的纪录是：一只手举步枪，可坚持1~20分钟。
上世纪50年代，粟裕在苏联养病，疗养院的按摩医生和他比腕力，竟然发现自己无法取胜，让他大为吃惊，而那时候的粟裕早就过了不惑之年。
粟裕的指挥才能也开始露出了尖尖角。1928年6月，在老七溪岭之战中，担任连长的粟裕乘敌疲惫松懈，猛不丁地突破了对方防线。
粟裕能爬山，当他带头冲到制高点时，回头一看，跟上来才9个人，其他人都还掉在后面。
都站住了等？那就傻了。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白菜滞了剥层皮，继续冲啊。
粟裕留下6个人守制高点，带3个人越过山顶，猛追逃敌。
一过山坳，发现竟然有百儿八十敌方士兵猬集一处，他当即大喝一声：“把枪放下，你们被俘虏了！”
此时制高点上的司号员也配合着在山顶挥起红旗，吹响了冲锋号。
说好听点，这叫疑兵之计，通俗些，就是忽悠加赌博。只要这百儿八十兵里，有那么几个有胆色，事情就悬了，粟裕也险了。
妙就妙在没人有胆色，士兵们早就慌不择路，一听动静这么大，都乖乖地把枪给放下了。
粟裕一边只有3个人，没法拿百儿八十条枪，于是命令俘虏把机柄卸下，他们自己背机柄，俘虏们背空枪。
很多年后的解放战争中，如此戏剧性的场面经常上演，红军时期还是不多。朱德知道后非常高兴，称赞粟裕是“青年战术家”。
敌人非常强
在频繁的作战中，机会到处都是，唯一的条件是，你还活着。
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粟裕升任师长。到第三次反“围剿”，他已经是红十一军参谋长。
即使在苏区和红军的鼎盛时期，战争的天平也并非完全一边倒，胜利的一方有时亦需付出不小代价。在战斗中，粟裕的左臂被子弹打中，而且正好击中动脉血管，鲜血喷出一米多远，他当场就昏了过去。
送到军医院时，为避免感染，医生主张将左臂踞掉。
只剩一只胳膊，打仗该多不方便。粟裕对医生说：“即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
最后没锯，自此粟裕的左臂一直残疾，活动无法自如，仅能帮助右臂做一些辅助性动作。
由于缺乏医药，伤口痊愈很慢，当粟裕伤愈出院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了，红十一军也早就改编为红七军团，军团长便是寻淮洲，粟裕出任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
第五次反“围剿”与前面四次都不同，突出表现为，参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从数量、战斗力、武器乃至战术都有了极大改进。
过去讲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好像就赖一个李德，粟裕却很坦白地承认，这次敌人非常强。
战场上首次出现了飞机和坦克的影子。蒋介石原来并没有飞机坦克的成型化特种部队，是受了长城抗战失败的影响后，才开始着手建立的。这些特种部队当时连雏形都算不上，作战能力很弱，地空协同、步车协同更是无从谈起，不过做个样子罢了，但它对红军的心理威慑作用却着实不容小觑。
有个号称“游击健将”的红军团长，从未见过飞机集中轰炸的场面，当敌机投弹时，忍不住失声惊呼：“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出动的坦克一共才两辆，而且都是轻型的，威力十分有限，可也是因为从没有见过，大家全都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拿这两铁家伙怎么办，结果一个师的阵地眼睁睁就被坦克给冲垮了。
打得顺时无所谓，怎么打都行，一旦不顺了，其他弊端也会慢慢暴露出来。
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他和粟裕都是从战争中学习，凭借一拳一脚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好汉。可问题是两人都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军团政委手里。
红七军团政委是乐少华。他有留学莫斯科的背景，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此人缺乏军事经验，但行事蛮横霸道，动不动就拍桌子骂娘，看谁不爽，就拿“反政治委员”的大帽子压过去，你不服还不行，因为他有“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
军团开欢迎大会，请刚上任的乐少华作报告，恰巧粟裕从战场回来，寻淮洲上前跟粟裕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乐少华在台上看见了，便拍着桌子大骂：“他妈的，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
当时乐少华还不认识粟裕，他骂骂咧咧，是要当众给军团长难堪，以便树立他自己的权威。
很快，矛头又转向了粟裕。
某次粟裕率部队打退并消灭了一股敌军，他亲自从前沿跑回军团指挥所，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寻淮洲和乐少华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一听，这正是乘胜穷追的好时机啊，马上说：“好，好，好。”
乐少华没有吱声。粟裕以为他同意了，军情紧急，转身就走，不料乐少华突然跳起身来大叫：“站住！他妈的，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吗？回来，回来。”
寻淮洲和粟裕都傻了眼，可又不能不从，只得停止追击。
当晚中央军委来电，批评红七军团为什么不继续追击，乐少华才闭口不言，但他随即就把粟裕列入“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长期对其进行限制和监视。
乐少华把粟裕当成了寻淮洲的人，一意打击报复。说粟裕反对某制度云云，不过是挂神圣之名，行猥琐之事罢了。
在这里，对错并不重要，站队最重要，粟裕其实就是站队没站好，不会顺风使舵而已，他后来吃的许多苦头，可以说都与此有关。
外面拼命给压力，里面还在自缚手脚，这仗当然只会越打越憋气，越打越失败。到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近千里，缩小到300余里，中央军委也不得不考虑离开苏区，进行长征。
1934年7月，红七军团被调回瑞金，包括李德在内的中央军委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当面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时中央军委没有把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说得太清楚，只是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里将举行“皖南暴动”，并由此建立苏区，红七军团到皖南有立足之地。
若干年后，粟裕才知道，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从字面上看，红七军团是“先遣”，主力红军会随后跟进，但按照后来朱德提供的说明，派先遣队北上，只是要让他们“去做个引子”，以便掩护中央红军南下。
换句话说，中央红军和红七军团的行军方向正好相反，当红七军团北上，从而调开敌军兵力时，中央红军将从中央苏区的西南部寻求突围。
其实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毛泽东就曾提出过一个挽救中央苏区的策略。那时恰好爆发了“福建事变”，他主张趁机派红军主力挺进包括皖南在内的苏浙皖赣地区，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决战，以迫使对方的“围剿”大部队回援。可惜的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决策权，中央未能采纳这一良策。
时移世易，现在再派小股部队深入险地，其本来的效果和意义已一去不复返。毕竟蒋介石也不傻，在第五次“围剿”胜局已定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因为一个北上抗日的口号，或者一支小股部队的出动而改变原有部署，更不会放松对中央苏区的继续围困。
当然，在情况万分危急之际，中央尝试丢卒保帅也未必就没有一点道理，事情糟就糟在，决策者中途又头脑发热，对先遣队的要求也远远超出了“保帅”的范围。
橡皮膏药一样粘着
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后，按原计划渡过闽江，准备北上浙西去皖南，但这时中央军委忽然改变计划，命令随之更改为：停止北上，攻取福州。
1934年8月，红七军团开始奉令进攻福州城。中央军委下达的这个命令其实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福州是福建省会，筑有高大城墙以及坚固工事，更重要的是，守城的国民党部队为王敬久第八十七师。
第八十七师是当时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的部队，也是早期国民党“中央军”里战斗力最强、兵员素质最高的劲旅，其内外战表现均十分出色，两年前的“一二八淞沪会战”，该师是绝对主力，曾在著名的庙行大战中与日军常备师团对攻。
福州城里只有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可你要想攻破他们固守的城池也不易。
另一方面，红七军团经过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仅剩4000多人，经过突击补充，才增加到6000多人，其中战斗人员4000多，分编成3个师，但实际上只相当于3个大团。
除此之外，攻城需要重武器，而红七军团只有一些轻重机枪和6门迫击炮，用来攻城远远不够。
打了一晚上，打不下福州，只得向闽东转移，结果第八十七师的那个团还从城里追了出来，在背后一路撵赶，军团为此伤亡了好几个师团干部。
福州难以攻克尚是小事，麻烦的是实力被完全暴露了。红七军团渡过闽江时，声势浩大，对方阵营也弄不清楚究竟来了多少兵力，“围剿”中央苏区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曾一面紧急调兵，一面亲自飞往福州进行“视察”。
一个回合过去，弄明白了，原来是一支红军的牵制部队，而且力量也并不怎么大。
“帅”没有保成，倒是“卒”逐渐被推入了危险境地。蒋介石任命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为“追剿军”总指挥，从苏浙皖赣就地调集兵力，对红七军团展开追堵，一时间红七军团如同被橡皮膏药粘着，想脱身都脱不了。
闽东有一块苏区，领导人是菲律宾归国华侨叶飞。当红七军团到达闽东苏区时，叶飞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军团枪多兵少，有一人背两支枪的，有民夫挑着枪的。
叶飞是有人没枪，寻淮洲和粟裕却是有枪没人，福州一战后，光伤病员就有七八百人，行动异常不便。
协商下来，双方交换，红七军团留下多余的枪和伤病员，叶飞给红七军团补充了1000多名新兵。
当时闽东苏区有一大块根据地，号称“五百里政权”，不仅粮盐供应方便，兵员补充也很容易，如果红七军团能留下来，可以更好地起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可是军团的中央代表又不同意。
中央代表是曾洪易，他和乐少华的经历相仿，能力和见识也差不多，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就由这两个“布尔什维克”给把持着。
成立先遣队之前，曾洪易是越“左”越好，成立先遣队之后，却像个霜打了的茄子，要多颓废有多颓废，哪个地方都不敢久待，只想赶紧完成到达皖南的任务就算了事。
红七军团北去后，叶飞又集中了1000多人参军，但已经追赶不上部队了。
除了军团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军委的命令也让寻淮洲和粟裕倍感困扰。红七军团离开闽东后，在闽北一连打了几个小胜仗，最后到达闽北苏区时，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急需进行短暂休整，然而相应请求却遭到了中央军委的来电驳斥：让你们在闽北停下来休息，正是敌人的企图！
中央红军的长征尚未开始，在中央主持军事的仍是博古。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时，不过24岁，缺乏军事经验，打仗只能听李德的，所做决策也都十分机械笨拙。
事实上，在红七军团离开瑞金后，“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建立皖南苏区自然也就成了泡影，博古、李德等人都已得到消息。此时若随机应变，让红七军团留在闽东、闽北作战，其牵制作用要比去皖南好得多。
退一步说，要是能够直接去皖南倒也好了，可是博古等人又突发奇想，提出让红七军团在浙西打游击，而且还规定死了游击的路线和时间。
游击的优势，全在“灵活”二字，什么都规定死了，那就不是在打游击，说白了，还是在搞运动战。
江浙作为南京政府的核心区域，建有严密的保甲制度，地方上的保安团不仅枪械完备，而且经过纯熟的训练，这种运动战又岂是好打的。红七军团被迫每天一战，最让人挠头的还不是天天要打仗，而是战后伤员没法安置，只能抬着走，由此又大大地削弱了部队战斗力。
关系到部队存亡，寻淮洲和粟裕再也看不下去了。在要不要机械执行中央命令上，寻淮洲和政治委员乐少华更是面对面地发生了激烈争吵。
自此以后，军团高层要么不开会，要么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
乐少华是专横，不把寻淮洲放在眼里，作为中央委员的曾洪易则是怯懦，尤其在遭到飞机袭击后，更是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他不仅在作战上毫无主见，还一个劲地嚷嚷着要离开部队。
就在决断不下之际，寻淮洲、粟裕获报，敌军主力已从不同方向围拢过来，再留在浙西，有可能全军覆灭。
他们当机立断，决定不顾中央军委的一再指责，离开浙西，向皖赣挺进。
细节是关键
1934年9月30日，红七军团到达皖赣边。这才知道，皖南暴动失败了。
好在皖赣边也有苏区，不仅地形有利，补给上也较充裕，按照寻淮洲和粟裕的想法，不如在皖赣边就地开展游击战，先消灭尾追之敌，待时机成熟后再入浙进行袭扰。
可是他们的建议遭到了中央军委的否决，军委传来新的命令，让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接受整编。
从皖赣苏区到闽浙赣苏区，又是几道封锁线，红七军团到达目的地时，整个军团仅剩下3000多人。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创建的老苏区，该苏区辖有红十军。两军奉命合并为红十军团，军团长为刘畴西，寻淮洲仅任师长。
这对寻淮洲而言，显然很不公平，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整整4个月，前沿都是他和粟裕在进行指挥，最后别人全是原职调动，唯独他被从军团长职位上撤了下来。
中央军委随主力长征后，红十军团改由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统一调度，项英下令红十军团以运动战的方式向外线出击，以创建新苏区。
在那种形势下，博古等人还组建红十军团，指望以军团规模打大仗，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失误，而项英的决定，则错上加错，进一步把红十军团推向了危险境地——想想看，中央苏区原有8万主力红军，连他们都守不住老苏区，却要更弱、更小的部队去创建新苏区，这实在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
红十军团共有3个师，其中，仅有由原红七军团改编的第十九师能打正规战，第二十、二十一师均为红十军以及一些地方武装升级而成，主要长于打游击，没有大兵团活动的能力和经验。
用朱德的话说就是“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基本上是相互拖累。
1934年12月10日，红十军团集结于黄山东南的汤口，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各路部队闻声而动。
3天后，红十军团向北转移，由乌泥关进至黄山东麓的谭家桥。他们获悉，大部分追敌距离尚远，只有补充第一旅紧咬不放，现已抵达汤口。
补充第一旅的旅长正是王耀武。彼时的王耀武只是刚刚出道，但他已经受到了蒋介石的注意和器重。
王耀武毕业于黄埔第三期。在国民党将官中，一期、二期黄埔生成堆，王耀武以三期的资历，能让蒋介石另眼相看，实在是很不容易。
让蒋介石动心的，是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王耀武死守宜黄一战。
驻守宜黄的是国民党第三十二旅，旅长为黄埔一期的柏天民。当红军围困宜黄时，蒋介石已允许柏天民撤退，但柏天民在时任团长王耀武的竭力劝说下，仍选择了守城，而且一守就是20多天，红军也始终没能攻下宜黄。
柏天民在作战中腿部受重伤，战后他向蒋介石大力推荐王耀武继任旅长一职。于是蒋介石专门召见王耀武，并饶有兴致地当面问他为何要死守不退。王耀武的回答是，当时已身陷重围，红军又长于打援和野战，与其突围时失败而死，不如与城池共存亡。
王耀武还说，宜黄是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1万人的代价，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取，所以从战略整体着想，也不能轻易放弃宜黄。
蒋介石听后十分满意，决定重用王耀武，不过他没有让王耀武继任第三十二旅旅长，而是任命其为补充第一旅旅长。
授予此职，蒋介石考虑得很是周到。因为第三十二旅有很多黄埔一期、二期生，就怕王耀武因资历浅摆不平，而补充第一旅刚刚成立，没有这些问题，便于王耀武指挥调度。
当蒋介石把自己的这番用意告诉王耀武时，王耀武感激涕零，练兵作战也更加尽心尽力。
正是由于太积极了，所以各路追兵中，就数王耀武冲得最猛最前，队伍也因此显得孤立突出。经过分析研究，红十军团高层做出决定：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拿这个王耀武开刀祭旗。
从装备上看，补充第一旅胜过红十军团，但红十军团有3个师计5个团以上的兵力，补充第一旅只有3个团，另外，红十军团还占有地利优势。
乌泥关是一个山隘口，从乌泥关至谭家桥段的公路两侧，5公里范围内，自南向北都是小山坡，若是打伏击战的话，乃天造地设的绝佳地形。
打伏击战，细节是关键，围绕细节，军事主官之间产生了分歧。
军团长刘畴西拟订的伏击战方案是，以第二十、二十一师为主攻部队，第十九师负责待主攻方向打响后，向乌泥关穿插，以截断王耀武的后路。
寻淮洲和粟裕对此存有异议。道理很简单，第十九师能攻善守，野战经验丰富，当然更适宜于担任主攻。
话丑理端，可惜刘畴西不接受。
刘畴西毕业于黄埔一期。南昌起义时，粟裕不过是个班长，而刘畴西已经是营长，后来他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因作战受伤割掉了左臂，人称独臂将军。
刘畴西的资历是没有问题，但他在中央苏区时的最高军职为师长，来到闽浙赣苏区后才担任军长，时间也不长，与寻淮洲和粟裕相比，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
作为负主责的军团长，刘畴西不会承认自己的欠缺，对歼灭补充第一旅，他也表现得相当乐观。
硬碰硬的阵地战
刘畴西的乐观，其实包含了不少水分。
你要是仅凭“补充”两字，就认定补充第一旅是一支二流部队，那就完全错了。
除了武器装备较好外，这支部队的兵员素质也很高，士兵多为北方人，作战风格硬朗，军官则大多是军校毕业生，官兵训练有素，敢打且能打硬仗。
1934年12月14日，王耀武率部到达乌泥关。他很快发现乌泥关地势险要，为避免不测，特地留下一个团防守乌泥关及其附近高地，其余人马则继续前进。
红军出没的地带，多为险要区域，王耀武也不会算命，他事前当然不会知道对方要在这里设伏，能以1/3兵力做后手，已经比其他将领要精明谨慎得多了。
眼看王耀武的那两个团就要完全进入伏击圈，这时意外发生了，一名红军战士因过于紧张，枪突然走火。
补充第一旅的前卫部队立即警觉起来，发现有红军埋伏后，他们一边抢占路边高地，一边派人向王耀武飞报情况。
在前沿指挥的刘畴西见状又气又急，只得提前下达出击命令，伏击战也瞬间演变成了遭遇战。
王耀武虽然暂时处于被动地位，但他在很短时间内便判明了战场势态。看出红二十师战斗力并不强，所据阵地又是控制战场的制高点，王耀武便首先集中迫击炮和重机枪对其进行火力压制，同时向高地发起猛攻。
红二十师以前没打过这样硬碰硬的阵地战，一时慌乱起来。王耀武找准弱点后，便不断增调兵力向这个点进行突破，最终红二十师的阵地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随着补充第一旅的官兵不断涌入，乌泥关及谭家桥高地尽被王耀武所夺，战场主动权完全易手。
按照原计划，当主攻方向的战斗打响时，寻淮洲即率红十九师前去乌泥关抄袭敌军后路，但这时红二十师已呈溃散之状，再抄袭后路已无意义，刘畴西急忙改变计划，令红十九师回援。
遗憾的是，寻淮洲没有遵令，即使方志敏写信去调，也没能调来。
也许长时间的压抑，让寻淮洲分外渴望能出奇制胜，在这关键时刻，他也失去了大局观，失去了智，只剩下勇。
寻淮洲要“单独自打一方”，只是他和刘畴西一样，都太低估王耀武了。
当红十九师到达乌泥关时，王耀武留下的那个团早就占领了制高点，并能居高临下地俯瞰北面低地，穿插行进中的红十九师被隔断在悬崖峭壁之下，兵力难以展开。
寻淮洲杀红了眼，干脆端起一挺机枪，带头发起冲锋。
几经反复，制高点终于拿了下来，但已无实际意义——红十九师伤亡过重，失去了继续攻坚的锐气，也根本起不到断敌后路的效果。
更不幸的是，寻淮洲在冲锋中腹部中弹，受了重伤。在送往茂林的途中，又因山路颠簸从担架上摔下来，导致失血过多，于第二天去世，死时年仅22岁。
谭家桥战斗从早上打到下午，战况异常激烈，王耀武在上报时称：“是役也，为本旅各次剿匪战役中最猛烈之战争。”
当战斗进行到下午，红二十一师的阵地也被王耀武突破。补充第一旅一部已攻至红十军团指挥所附近，再打下去的话，整个红十军团就得被人家“包饺子”了。
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方志敏和刘畴西下达了撤出战场的命令，此时王耀武也精疲力竭，无力再进行追赶。
谭家桥一战对双方都至关重要。若是这一战能打赢，红十军团不仅能补充大量匮乏的物资装备，而且能挫灭敌军气焰，真正在皖南站住脚，相反，其处境就变得十分艰难和被动。
谭家桥战后，俞济时不断向皖南一带调集重兵，包括补充第一旅在内，已集结了20个团的兵力。
面对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只能在寒冷的山区里饥一顿、饱一顿，靠不停地兜圈子来避敌锋芒，部队的战斗意志大为削弱，与此同时，刘畴西也由乐观者变成悲观者，决策时优柔寡断，常常难以下定决心。
红十军团转移时，曾遭遇一个保安团。这时红十军团兵力加一块，仍相当于3个整团，如果刘畴西能审时度势，下狠心全军扑上，是有望予以全歼的，但他能避就避，抠抠搜搜，只派了一个营上去作战，后来发现一个营不行，又派一个营，直把歼灭战搞成了“添油式”的消耗战。
在红十军团，方志敏是项英任命的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权威超过乐少华，但他不懂军事，同时身上又带有很多文人气质，在为人做事的风格上，与乐少华等人迥然不同，即便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愿意与刘畴西闹得太僵，因此只好在一旁干着急。
最后刘畴西做出决定，避战撤离，一个拣软柿子捏从而重振士气的机会就这样白白丢掉了。
半个月内，红十军团往返十余县，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这些战斗大多是遭遇战和消耗战。刘畴西无心恋战，一打就走，什么好处都捞不到，弄得整个军团人困马乏，士气越来越低落。
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高层在浙西遂安开会。会上分成两种观点：一种以乐少华和粟裕为主，主张就地分兵游击，以减小目标，保存实力；另一种以方志敏和刘畴西为主，他们提出，应继续大兵团作战，争取早日返回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
经过争论，方志敏拍板定案，决定采用后者。
与会者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把红十军团送入了覆亡的不归之路。
相差半小时
方志敏和刘畴西一心要打回老根据地，让疲惫的红十军团得到休整，这当然是必要的，问题是，俞济时已在前往苏区的路上设置了十几道封锁线，而且苏区内外地域狭小，实际已无法展开大兵团作战。
从遂安到闽浙赣苏区，不过两百多里路，正常情况下，急行军两天即可到达，但红十军团不是光赶路就行，他们还得和一支接一支的“拦路虎”周旋。
首先遭遇到的是敌方一个步兵团。在前卫部队已与敌军接火的情况下，刘畴西也不通知他们，就率大部队改道夜行，结果大部队是甩开了敌人，前卫部队却就此与军团总部失去了联系。
让粟裕为之扼腕的还是接下来的一幕。
1935年1月12日，红十军团到达杨林。由杨林向南越过南华山，就到达了化婺德苏区，这是闽浙赣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方圆约50公里，那里仍有游击队活动。
粟裕向刘畴西建议，全军应加速通过南华山，到达化婺德苏区后再休整隐蔽，但刘畴西顾虑主力部队过于疲劳，下令宿营休息一夜，天亮再出发。
无奈之下，粟裕只得和方志敏一起率部先行。
随粟裕行动的，主要是军团机关、后勤人员以及伤病员，加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总共800余人。
他们翻过南华山，一直前进至靠近闽浙赣苏区的地方，才停下来休息。
第二天上午，当刘畴西和军团主力出发时，已经被一个保安团卡住了通道。前后仅相差半个小时！
刘畴西指挥部队攻击，但保安团占据着有利地形，且火力密集，以至于屡次进攻均无法得手，这时刘畴西又开始举棋不定，既舍不得立即撤兵，又无决心投入血本，全军压上。
左拖右拖，拖到傍晚，仍然过不去，最终还是不得不绕道而行。
时间越来越紧迫，在俞济时的严令督促下，前来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全是分秒必争，那个卡道的保安团一夜走了70里，才赶在了刘畴西前面。
偏偏这时刘畴西仍未充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部队还在缓慢行军，整个队伍拖拖沓沓，前后距离足有十几里长。
一直到1月15日，红十军团主力才大部进入化婺德苏区。
离闽浙赣苏区越来越近，举眼望去，不过一步之遥，方志敏和粟裕看法一致，如今宜快不宜慢，只有进入闽浙赣，才能稍稍松上一口气。
1月16日，仍不见主力到来，方志敏派人送信给刘畴西，让其率主力迅速跟上，并于当晚通过敌军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下午6点，方志敏、粟裕正要整队出发，刘畴西那边传来回话：主力已经到齐，但是人员疲惫不堪，晚上不能再走了。
粟裕一听就急了：“情况这样紧张，哪能再迟疑啊。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全部通过封锁线！”
方志敏完全赞同粟裕的意见，因为担心刘畴西再犹豫摇摆，他当即决定让粟裕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行，自己则回去接应大部队。
粟裕指挥先头部队连夜疾行，碉堡里的敌军发现后，立即开枪射击。
这时俞济时虽在两苏区之间建立了以碉堡为主的封锁线，但兵力不足，加上不明红军虚实，不敢轻易接仗。粟裕就派两个战斗班对碉堡进行佯攻，虚张声势，其余人马趁此机会，加快步伐通过。
先头部队上半夜就全部通过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到达之后，粟裕一面同地方人员联系，一面等待主力跟进。
下半夜，没有等到。
第二天，依旧。
第三天，第四天，还是一样。
粟裕组织了大批便衣队，前去联络和接应，可是均未能联系得上。一开始还能听到远处传来依稀的枪炮之声，后来也沉寂消失了。
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粟裕变得异常焦灼不安。
战场直觉告诉他，情况十分不妙，若是再苦等下去，先头部队也可能自身难保。
粟裕率部离开了原定的会合地点。他的估计没错，方志敏、刘畴西及其主力再也来不了了。
最后一个机会
1935年1月16日，刘畴西接到了方志敏的信件，但在回信中，仍坚持休息一夜再走。
方志敏苦等回信，在看到刘畴西的答复后，他长叹一声，久久无语。
方志敏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他本可以去追赶先头部队，但为了再做一次努力，又毅然返身折回，找到了刘畴西和大部队。
刘畴西即将为他连续的迟疑不决付出惨痛代价。当天晚上，共达14个团的国民党部队分路赶到，将红十军团主力紧紧包围在怀玉山区。
红十军团主力这时仅剩2000余人，在7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下，已是弹尽粮绝，基本失去了强行突围的能力。方志敏和刘畴西只能率部在山区里左兜右转，希望能寻找出一条生路。
1935年1月18日夜，在一位向导的带领下，红十军团向金竹坑封锁线发起攻击。
只要冲过金竹坑，便可进入闽浙赣苏区，因此这次刘畴西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做困兽之斗。在他的指挥下，军团主力蜂拥而上，全力猛扑。
就像粟裕的先头部队通过时一样，黑暗中，碉堡里的国民党士兵搞不清外面状况，能做的只是不间断地朝外开火。
刘畴西一马当先，完好的右臂又中了一颗子弹，警卫员急忙将他扶下来。
刘畴西并未下达撤退令，但后续部队不清楚，见军团长都撤了下来，也就跟着一起撤退。
事后得知，金竹坑的国民党守军仅一个排，而红十军团可投入千余人攻击，如果再咬一咬牙，是完全可以乘着夜色突出去的。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没有了。
随着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十军团被完全锁于牢笼之中。那些天，怀玉山区雨雪交加，官兵们早已断粮断食，不得不以草根树皮充饥，就连方志敏本人，也整整七天都没有吃上什么东西。
又冷，又饿，加上看不见突围的希望，使得红十军团再也支持不住，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崩溃瓦解之状，官兵不断被分割和打散，方志敏和刘畴西就此失去了联系。
虽然已把对手逼入绝境，但参加“追剿”的国民党各部队也已是冻累交加，疲惫不堪，俞济时不断收到要求撤回休整的报告，他这时也认为“追剿”任务已完成，方志敏很可能已经突围，便向蒋介石请求撤军。
就在这时，方志敏的警卫员下山寻找食物，被俘叛变，供出了方志敏仍在山中躲藏的情况。
坐镇南昌的蒋介石得悉后，向俞济时发来电报。这份电报被闽浙赣省委所截获，其内容是：方志敏、刘畴西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军休整者“杀勿赦”。
1935年1月27日，刘畴西被搜出。仅隔两天，方志敏亦被捕。
竞技场上，失败者的结局通常是悲惨的。俞济时与刘畴西同为黄埔一期的同学，两人见面时，刘畴西衣衫褴褛，已是冻得浑身发抖，而俞济时则身披将军大氅，双手还烤着炭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虽为对手，但毕竟曾是同窗，这俞济时却连句寒暄话都没有，就挥挥手，让人把刘畴西给带走了。
后来也是黄埔一期的黄维听到了这件事，很是鄙夷俞济时的为人，当着面数落他：“天那么冷，你也该叫人吃顿好饭，穿件棉袄嘛！大家同学一场，你也太狠心了。”
失败者唯一可以坚持和守护的是自己的尊严。作为黄埔生，刘畴西拒绝了来自“校长”蒋介石和其他黄埔校友的劝降，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说：“死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因为生命已经握在我的敌人的掌心。”
更为人所熟知的，还是方志敏在牢中撰写的《可爱的中国》。在这部感动了很多人的随笔作品中，方志敏总结道：是“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以及“军事指挥上的迟疑”，使红十军团遭到了失败。
被俘了怎么办，方志敏的回答是：“现在准备着越狱，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就死！”
方志敏的铮铮铁骨和硬汉本色，连看守所的所长都被打动了，自愿为他送出文稿。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南昌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