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风头如刀面如割

当初蒋介石坚决不肯舍弃济南,从战略角度上来说,确实是出于不得已。

济南是山东的心脏,国民党失去济南,整个山东就完全成了一盘死棋。陈诚曾经论述说,在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在全国有六个战场,在这六个战场上,大家是兵对兵,将对将,虽然不像球赛那样人盯人,但大体上,双方还是相互牵制,旗鼓相当,哪一方都没有明显的压倒性优势。要说不同,就是解放军比较机动灵活,善于避实击虚,往往能占得上风。

可是济南战役后就不同了。解放军可以抽出山东的兵力,加在什么地方,就造成什么地方显著的优势,无论东北、华北、华中,均可以造成国民党军之力日消、解放军之力日长的趋势。

陈诚因此把济南战役看成是解放战争的分水岭,哀叹:“军事崩溃之局,遂更无可挽救。”

打仗就像下棋,有大局观的人,都会提前看到下一步,下一步怎么走,济南战役还没结束,粟裕就已经有了盘算。

没能打到援兵,在略感失望的同时,也让粟裕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就是即便黄、邱、李兵团加一块儿,都不敢与解放军打援兵团面对面交锋。

他们不敢跟你打,说明你可以主动找他们打了。

1948年9月24日晨,济南内城的巷战尚在激烈进行中,粟裕即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出徐州以东,举行淮海战役的主张。

臭招

粟裕最早提出的淮海战役,在史学界被称为是“小淮海”,方案为开辟苏北战场,攻占两淮、海州、连云港等地区。显而易见,这里的淮海指的是两淮及海州。

粟裕发出电文的第二天,即得到中央军委的回复:“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在复电中,毛泽东还为淮海战役添加了一个重要指标:歼灭黄百韬兵团。

黄百韬以往就很显眼,在华东战场上,无论搏命程度,还是战斗成果,都在国民党将官中首屈一指。到了豫东帝丘店战役,黄百韬亲率坦克冲锋,救出新七十二师之举,更把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声誉推向了顶峰。豫东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在南京亲自给黄百韬佩戴上了代表最高军功的“青天白日”勋章,也因此,在毛泽东预设的斩将台上,黄百韬理所当然地拿到了头牌。

淮海战役采取的是华野、中野联合作战方式,在初期参战部队中,华野有16个纵队(其中包括暂归粟裕指挥的中野第十一纵队),中野有4个纵队。

1948年10月下旬,粟裕完成了淮海战役的各项准备。

蒋介石很快发现华野、中野在向徐州方向运动,他认为徐州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距南京又远,后方补给线长,因此曾计划放弃徐州,以便集中兵力“守淮保江,拱卫京沪”。

恰恰在这个时候,辽沈战役行将结束,东北败局已定,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趁机在幕后“逼宫”,蒋介石面临着行将下野的危险,他又犹豫起来。

放弃徐州,守卫淮河、长江,在当时国民党军已处于全面颓势的情况下,亦不失为以退为进的妙招,这曾经是粟裕所担心的,可是蒋介石自己又给推翻了。说到底,国民党内部那些婆婆妈妈的掣肘和顾虑实在太多,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打好仗,只有天晓得了。

蒋介石最终采用了“徐蚌会战”计划。该计划由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主持制订,要点是将兵力集结于徐州及徐蚌(徐州至蚌埠)铁路沿线,作攻势防御。

此计划一出,就引得国民党阵营内议论纷纷,有识之士大多认为这是一个臭招,“未战而败局已定”,“我们在徐州愈久,就中了敌人之计”。

黄百韬与郭汝瑰是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他就此也非常有意见,“作战厅郭汝瑰……做出这样的计划,使人伤心,为陆大同学丢丑。”

黄百韬并不知道,他的“郭同学”与刘斐一样,也是中共在国防部的高级秘密特工,所制订的计划自然只会把国民党往败路上引。

国防部方略已定,南下是不可能了。

黄百韬有侦察电台,也获得了解放军不断向陇海路推进的信息,在向刘峙进行报告后,黄百韬提出,国民党军全都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都有解放军在运动,“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所谓“攻势防御”,不要说攻,防都防不住。

黄百韬建议,仿效“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四周,然后掌握战机,在华野、中野尚未会合之前,予以各个击破。

就军事而言,这是一个极富建设性的意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徐州“易攻难守”的困境,但是刘峙久无回音。

当初顾祝同升任国防部参谋总长,考虑让刘峙出任徐州“剿总”总司令。郭汝瑰劝他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郭汝瑰所说的“一只猪”很明显是指刘峙,但顾祝同斟酌再三,最后还是选了刘峙。

郭汝瑰的秘密身份在那里,他当众说过的很多话,现在都必须反着理解,假如刘峙的智商和能力真的只是“一只猪”,估计郭汝瑰就不会这么说了。

顾祝同与刘峙几乎同时出道,对刘峙的水平算得上知根知底,以徐州地位之显要,他绝不敢真的找一个庸碌糊涂的人来坐镇,而在曾经战将如云的国民党阵营,刘峙若没有两下子,也不可能坐到如今的高位。

这位北伐和中原大战时期的常胜将军,位居蒋介石“五虎上将”之首,若论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被公认还在顾祝同等人之上。

黄百韬的建议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并不是刘峙没有眼光,不肯纳谏。

事实上,刘峙刚刚上任就感到了力不能支。他的两大对手,华野粟裕有40万兵,中野刘伯承有20万兵,这还不包括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队,而归刘峙指挥的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总兵力最多也不过20万,只勉强与中野相抵,何况有的军还没有整编完成,不过是个账面数字。

刘峙原计划放弃徐州,退淮以守,被“徐蚌会战”方案否决后,又欲集结兵力于徐州附近。包括黄百韬兵团,他早就想撤到运河以西,可是这些设想都没有能够得到国防部的批准。

刘峙犹如被绑着手脚在跳舞,他自己也非常郁闷,不无怨气地说:“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

由于刘峙及前线将领意见集中,时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受蒋介石之托,与郭汝瑰等人专程赶到徐州对部署进行了调整。

1948年11月5日,顾祝同召集徐州“剿总”和一线将领们开会,会上黄百韬再次进谏。

这次他换了个说法,把洋式的“团式集中法”换成了中式的“乌龟战术”,并主张放弃海州,黄兵团由原驻地新安镇全部撤往徐州。他对顾祝同说:“不是我怕死,而是只有这样才能持久,海州守不守并无关系。”

顾祝同在请示蒋介石后,终于批准了黄百韬的建议。

黄百韬对此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已经隐隐感觉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正越来越近。

在当天返回新安镇的火车上,黄百韬对第二十五军(即原来的整二十五师)军长陈士章说:“可惜我这个计划批准太晚,现在撤退恐怕来不及了。”

已经快来不及了,国防部“郭同学”又不失时机地拖了一下后腿。

原驻海州的第四十四军本拟从海上撤退,但国防部临时改为通过新安镇撤往徐州,同时规定,黄兵团要为四十四军担任掩护,在四十四军还未到新安之前,黄兵团不得提前西撤。

四十四军本身不需要一个兵团为之做掩护,但海安是国民党第九绥靖区所在地,行政人员、学生、商民全都得跟着部队走,所以当四十四军撤出时,拖带了大量非战斗人员,全部加起来有10余万人。

锅碗瓢盆一多,行动必然非常迟缓。按照原计划,黄兵团11月5日就能撤往徐州,就因为要等四十四军,行动便足足延误了两天。

把一个兵团推向末路需要多久?只需两天!

大淮海

粟裕在第一时间便得到了黄兵团即将西撤的情报。淮海战役的初定发起时间为11月8日,他立即决定提前两天发起战役。

值得注意的是,此重大决定在上报中央军委的同时,就已下令部队执行,如果情报不是绝对的确凿可靠,粟裕是不会这么做的。

1948年11月6日晚,华野在中野的配合下,分三路向南挺进。当天午夜,解放军迫近台儿庄、贾汪一线,直逼黄兵团侧背。

台儿庄、贾汪一线尚有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据守,而且从第二天早上开始,黄兵团就将西撤,但黄百韬仍然脱口而出:“太迟了。”

因为这是在敌前撤退,所有撤退,以这种撤退方式为最危险。

留在新安镇打,孤立无援,往徐州撤,到不了徐州便可能遭遇解放军,而所有这些都是拜国防部的一纸命令所赐,黄百韬捶胸顿足:“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黄百韬通过侦察,得知华野有十几个纵队南下,因此预估仅华野就会有30多万兵力参战,而黄兵团只有10多万,若是华野集中来攻,他必败无疑。

说到这里的时候,黄百韬很是激动:“这次会战如垮,就什么都输光了,将来怎么办?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个人生死是不足惜的。”

虽然胜负还未分出,但黄百韬已经非常清楚自己的结局,他让人给蒋介石带去遗言,表示自己受蒋知遇之恩,无论如何要予以报效,“临难绝不苟免”。

1948年11月7日,黄兵团开始西撤。

这时的黄兵团包括四十四军等五个军,是关内也是徐州“剿总”序列中最大的一个主力兵团,他们要渡过运河才能前往徐州,可是运河上只有一座铁路桥。此前,黄百韬曾寄希望于徐州工兵团,但后者并未来架设更多桥梁,而黄百韬也错过了自行架设浮桥的机会。

10多万人马,要在短时间内通过一座桥,岂是容易的事,四十四军还拖带着10多余万非战斗人员,这支队伍里面弃斥着大车、小轿、箱笼、行李,一上桥就把桥面给堵得严严实实,部队根本过不去。

在他们后面,追兵即将赶到。

南京国防部为粟裕“争取”了两天时间,利用这两天,粟裕加紧完成了另外一项秘密部署。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均为中共秘密党员。早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粟裕就在争取他们率部起义,并针对第三绥靖区制定了三条原则:一、起义;二、不起义,让开道路;三、既不起义,又不让道,坚决歼灭。

经过紧张策划,何、张决定于11月8日凌晨发动起义,此议一出,便意味着黄兵团难逃生天。

既是囊中之物,就无须多虑,此时此刻,粟裕所想到的,是后面一连串的提前布局。

1948年11月8日,凌晨,粟裕与部将张震联名向中央发出电文,建议在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再向两淮进攻,而是向徐州进击,争取在长江以北打掉敌方更多的主力兵团。

这就是著名的“齐辰电”。

第二天深夜,中央军委复电,同意粟裕的建议,并表示将合华东、华中、中原三大解放区之力,对淮海战役予以强大的后勤支援。

至此,最初的开辟苏北战场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决战,“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

几十年后,当谈到这封复电时,粟裕仍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说:“这封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

就在“齐辰电”发出不久,何、张率所部2万多人发动起义,徐州东北大门洞开,华野通过起义防区,迅速朝新安镇开去。

粟裕后来说:“如果再晚4个小时,让黄百韬窜入徐州,那仗就不好打了。”

华野各纵队原来的攻击路线,是以新安镇为主要目标,一路自北向南开进,一路进行迂回包围,但前线传来的一个情报引起了粟裕的重视。

山东兵团特务团的侦察员潜入黄兵团驻地,抓到了一些俘虏,经过讯问得知,黄兵团正向运河铁桥涌去。

侦察营将这一情报及时上报野司,粟裕当即调整部署,急令各路纵队全部改向,对黄兵团进行追击和截击。

接到命令,华野各纵队争相向运河铁桥扑去,有的部队一天的行军速度已达到120~140里,正好截住黄兵团尚未过河的后卫部队……

大战的铜锣尚未敲响,黄兵团便已损兵折将,共计损失一军一师,其中作为黄兵团骨干的第二十五军损失了一半人马。

过河得脱的部队齐集徐州以东150里的碾庄,黄百韬面临着两个选项,要么继续西进;要么固守碾庄。

这是一个生死选项,一面写着“生”,一面写着“死”。

迷信

黄百韬把军长们叫到一块,召开阵前紧急会议,商议究竟是进还是守。

多数人主张趁解放军主力尚未通过运河铁桥,尽快兼程赶往离碾庄较近的大许家,只有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一个人表示反对。

在黄兵团中,第六十三、六十四军均为粤军,战前才从南京、芜湖调来苏北。他们以杂式装备为主,许多步兵使用的还是汉阳造,比解放军的装备都要差好多,但这两支部队参加过抗战,部队里有许多是具备作战经验的老兵,用刘镇湘的话来说:“我们在抗战中同日本鬼子都敢拼,难道还怕共产党不成。”

过铁桥时,为免拥挤,第六十三军主动要求到窑湾另寻渡口,同时为兵团做侧背掩护。到了窑湾一看,没有渡船,于是会游泳的就先行泅渡,不料华野的叶飞纵队快马赶到,泅渡的大多被打死在河中,未及泅渡的只得在窑湾仓促布防。

叶飞纵队采取急袭战法,集中榴弹炮、山炮等重武器进行攻击,经两天两夜激战,终将六十三军予以全歼,军长刘章负伤后自杀。

刘章调升军长不久,实际上是个替死鬼。在撤往窑湾前,他就知道凶多吉少,拉着同仁的手伤心地说:“我们要永别了……我非死不可呀!”

黄兵团中,六十四军第一个得以过河,并在碾庄东端占领阵地,为的就是策应六十三军过来,可是左等右等不来,后来才知道这支同乡部队已被消灭。

广东人很团结,刘镇湘物伤其类,自恃六十四军尚保持完整,便反对去大许家,并且说他的阵地已经构筑成功,不用而走,未免可惜,不如先在碾庄打一下,边打边等援军。

刘镇湘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顾虑,就是到了大许家之后,黄百韬预定分配给他的防御阵地是一座土山,那里相传是三国时关羽被围降曹的地方。

关羽威风八面,都吃了败仗,可知此处有多么不吉利,恰好刘镇湘以往在守土山方面又总是吃亏,心里存在很大阴影。

见刘镇湘不愿走,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急了:“多走一里好一里!”

陈士章深知解放军作战之勇猛,豫东战役时,他的部队和新七十二师的阵地只隔20里,这边的炮弹可以打到那边,但就是冲不开解放军的防线。

陈士章说:“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被围困,再梦想邱兵团远道来援,恐不可恃。”

对于援军,黄百韬同样不抱任何幻想,他曾经对别人说:“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是阳奉阴违。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

听完陈士章的话,他加了一句:“就是相隔5里,他们也不会来救我们。”

就在争论即将结束之时,黄百韬突然接到国防部电令,上面说黄兵团没过运河,就损失了这么多部队,建制太过凌乱,不如在碾庄略加整顿后再行西撤。

有了这份电令,刘镇湘气壮许多:“既有命令,为什么还要走,打垮了敌人之后再走不好吗?反正是要打的,为什么一定要到大许家再打呢?”

众人皆呈仓皇之色,唯刘镇湘还能如此慷慨激越,黄百韬觉得士气可用,遂决计执行国防部命令。

黄百韬与邱清泉同为国民党悍将,彼此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特别是豫东战役后,邱清泉自认有功,但功难以抵过,鉴于区寿年兵团损失大半,他被蒋介石处以记过处分,相反,黄百韬却获得蒋介石亲自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并正式升任兵团司令。

作为黄埔系的天子门生,邱清泉向来看不起杂牌和地方军,跟友军将领难以搞好关系,是他的一个致命弱点。在被杂牌的黄百韬给“比”下去后,邱清泉内心里极不服气,邱、黄也因此颇有水火不容之势,所以陈士章才会说邱兵团不会来援,黄百韬安慰大家:“不要紧的,邱清泉不来救我们,还有孙元良、李弥两个兵团,都和我们互相支援过,只要我们守得住。”

李弥兵团驻扎于距碾庄以西仅24里的曹八集(今邳州市八义集镇),那里是黄兵团西撤徐州的必经之地。

有李弥掩护和接应,黄百韬心里会安定不少,但在黄兵团进入碾庄之前,李弥已经撤离了曹八集,随后到达此处的是第一〇〇军所属的第四十四师。

一前一后只有很短的一个空隙,这个空隙被粟裕牢牢抓住。苏北兵团奉命从南面实行迂回,一举突入曹八集,全歼了第四十四师,师长刘声鹤开枪自杀。

1948年11月11日,随着解放军占领曹八集,黄百韬的西撤之路被切断,华野围点部队完成了对黄兵团的全面包围,随即便展开了碾庄攻坚战。

当天,粟裕将野司指挥所设于议堂,议堂离碾庄已经不远,他用木梯子登上古榆树,站在树杈上用望远镜就能观察到碾庄战场。

第二天,粟裕又前进至过满山。过满山离碾庄不足10里,连中央军委知道后,都认为野司位置太过靠前,特地来电要粟裕后撤10里。

于是粟裕在第三天将指挥所转移到了大许家的土山,也就是关云长被曹操围住的那个地方。此地北可眺望碾庄战场,西可与打援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是一个理想的指挥位置。

刘镇湘生怕自己也像关羽一样,所以才不肯来土山,无独有偶,黄百韬在碾庄也曾碰到过相同的忌讳,在他将指挥部设于碾庄圩的一座院落内后,看到院里有一棵树。

院中一木,组成一字,即名“困”,黄百韬的副官赶紧上前将这棵树给砍了。

所谓迷信,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粟裕当然不会这么迷信,但是那三天,华野在碾庄确实都打得极其不顺。

死亡陷阱

碾庄一带的村落非常密集。由于历年洪水泛滥,每座村庄都会筑起高出地面2米的高台,当地称为“台子”。一座村庄由几个台子组成,台子中间是洼地和水塘,大一点的村庄还修有围墙和较深的水壕。在村庄外围,则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和墓地。

黄百韬能够下决心在碾庄固守待援,一定程度上也是看中了此处易守难攻的地形。

李弥兵团曾驻防碾庄并构筑过工事,黄百韬在此基础上,把村庄、台子都利用起来,逐村设防,加修工事,以碾庄圩为中心,使每座村庄都成为环形的野战防御阵地,其间子母堡、交通壕、堑壕纵横交错,犹如蜘蛛网一般。

粟裕最初在攻坚战中采用的是急袭战术,想乘黄兵团立足未稳之机,迅速攻入碾庄,因此各纵队都是谁先到谁先打,一路猛打猛冲,结果一上来就遭到很大损失。

在守军的火力阻击下,解放军能通过开阔地和水壕,进入碾庄主阵地,已属不易,但是在里面迎接他们的,却是更多更深的死亡陷阱。

碾庄工事的特点是,进攻方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都会立即招致多方向火力杀伤。特别让人防不胜防的是,守军的射击孔大多紧贴地表,进攻时很难发现,就算你匍匐前进,都可能被子弹所击中。

冲锋部队九死一生,把沿途能见到的工事都抛在脑后,正要继续往里村子冲,突然一排排子弹从背后袭来,战士们猝不及防,纷纷被打倒在地。

原来黄百韬还设置了夹壁墙式的工事,外表看不出来,以为就是普通墙壁,而工事里面的守军,就专等解放军冲过去,然后从背后开枪。

从前沿阵地回来的参谋向粟裕报告:“黄百韬真难打啊!100米宽的正面就有20多挺重机枪,子弹像泼豆子一样。”

敌方火力如此炽密,粟裕推断,前线部队的伤亡一定小不了。可是从各纵队上报的伤亡数字来看,又似乎与此不符。

于是粟裕亲自到野司附近的野战医院进行了解,了解下来,各个纵队的上报数字都已经打了个很大折扣。

回到指挥所,粟裕首先与陶勇通话,询问陶勇纵队的伤亡情况。

陶勇吞吞吐吐,王顾左右而言其他,实在被逼急了,才将原先的上报数字重新复述了一遍,并且称自己纵队的伤亡并不严重。

粟裕已经心中有数,立即打断他的话:“你骗鬼!给我如实报告。”

陶勇无法隐瞒,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语调沉重地汇报:“粟司令,你既然知道了,我也不好瞒你,情况确实很严重,眼下伤亡已经达到4300多人。”

这时华野的一个主力纵队在兵员数量上,大致相当于一个军,在2~3之间,但是能够率先冲在前面的,往往都是最勇敢也最能打仗的老兵,所以这个数字非同小可。

伤亡大,进展却很缓慢。

在野司的作战地图上,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很多村庄,上午插代表解放军的红旗,下午就得换上代表黄兵团的蓝旗,到了晚上,又插红旗,而到第二天早上会插什么旗,谁都心里没数。

碾庄战役期间,顾祝同还派出了作战飞机予以增援。为了使地空协同更为密切,空军通讯科科长奉命驾驶飞机,向碾庄空投陆空通讯电台,中途因为飞机发生故障,这名科长被逼无奈,只得随电台跳伞降落碾庄。

黄百韬闻讯立即接见,同时喜形于色:“此乃天助我也!”

解放战争以来,国民党军的地空协同战术基本上就是一“花瓶”,中看不中用,有了通讯电台和专家之后,难得地出现了起色——阵地一紧张,轰炸机立刻呼啸而至,反之,空中发现什么情况,黄百韬也能迅速掌握。

这使解放军的推进更加困难。至11月14日,华野除在第四十四军、一〇〇军阵地前略有斩获外,在二十五军和六十四军正面均只能形成拉锯式局面。

徐州和南京方面当然闻之则喜,顾祝同、刘峙对外已经说成是“碾庄大捷”,何应钦(一说是陈诚)更是拍案大叫:“黄百韬真英雄也!”

粟裕对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力评价,只是中等偏上,而这还是看在豫东战役中黄兵团表现不俗的份儿上。就事论事,在几大主力兵团中,黄兵团的实力也确实很一般,从第二十五军起,没有一个是美械军,其中的粤军、川军在枪械上更是低劣不堪,步枪基本上还是抗战时使用的汉阳造,山炮要么坏了,要么就是没炮弹。

原先黄兵团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兵员数量多,可在被提前打掉两个军之后,这一优势也不存在了。

粟裕意识到,问题应该出在战术方面。

答案找到了,但粟裕此时已无法只顾及碾庄,因为邱、李两兵团也正向碾庄逼近,阻援战场同样打得如火如荼,并进入了关键时刻。

立体作战

直接指挥救援黄兵团的是杜聿明。

济南战役之后,杜聿明便作为救火队长,被老蒋派去指挥辽沈战役,然而为时已晚,没救得了火不说,杜聿明自己也被烧得焦头烂额,失魂落魄。

接到蒋介石宣召时,杜聿明正在华北,当他得知何基沣、张克侠起义,以及“徐蚌会战”计划中的主力尚未能集结于蚌埠时,顿时感到天旋地转。

用兵之法,以谋为本,自己这一方棋子都没布好,对方就已经拍马杀将过来,请问下面还会有多少胜算?

杜聿明的恐惧心理直往上涌,徐州战场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一个刑场,他到徐州,不是将被打死,就是将被俘虏。

这当然不是怕死那么简单,任何一个成名战将,在走上战场前的那一刻,都想要赢得胜利,谁会心甘情愿地去指挥一场毫无准备,几乎必败的战争呢?

可是不去又不行,杜聿明先前已经应允老蒋,飞机都准备好了,不去的话,不但失信,还会被别人讥笑,这是一个职业军人在公开场合绝对无法容忍的。

1948年11月11日,杜聿明赶到徐州,协助刘峙进行指挥。

这时中野及华野一部正对徐州进行牵制性攻击,但是刘峙、杜聿明依据经验都一眼看出,解放军的真实企图不是攻占徐州,而是消灭黄百韬,因此他们决定大胆抽调兵力,以解黄兵团之围。

刘峙的想法是救兵如救火,不待徐州以西的邱清泉兵团集结完毕,就将其调到徐东战场,来多少上多少,逐次转用。

这种战法的好处,是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为援救黄兵团争取到时间,按照该方案,邱、李兵团于11月12日即可向华野发起攻势。

可是杜聿明不同意,他主张先集中完毕,再开始攻击。

刘、杜一正一副,按道理是以刘为主,杜为辅,但实践中却完全相反。

在徐州指挥作战,必须能够差遣得动邱清泉等兵团司令。这些少壮派并不容易指挥,李弥、黄百韬还好一些,邱清泉个性狂傲,目空一切,据说豫东战役时连蒋介石的手令都拒不执行,刘峙更不被他放在眼里。

杜聿明在少壮派将领中有一定威信,又是邱清泉的老上司,指挥调遣各兵团运动时要自如得多,这也是蒋介石执意要让杜聿明前来徐州进行指挥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解围行动以杜聿明的意见为准,白白延误了一天。

1948年11月13日,早晨9点,在杜聿明的指挥下,邱、李兵团开始向碾庄攻击前进。

作为中国机械化部队的最早创始人之一,杜聿明本身也是坦克技术专家,机械化立体作战是他用以压箱底的绝活,这次他毫无保留地全部搬了出来:步车协同、步炮协同、地空协同。

空军轮番投掷轻重炸弹及燃烧弹,炮兵以山炮、野炮、重炮齐发,一时间浓烟弥漫天空,沿途村庄尽成瓦砾,步兵趁势猛冲。

正打得顺手,地空联络突然中断。

杜聿明急忙派人侦察,才知道,在徐州周围的解放军炮兵对徐州机场进行了远程射击。

炮弹落到机场东北跑道附近,国民党空军在起飞时受到威胁,从而导致地空失去联络,陡然失去空军支援的步兵受到了意外损失。

在确定炮击的位置后,杜聿明即把刚刚空运到徐州的一个师派过去,将解放军炮兵压迫撤退。

空军继续起飞,立体作战得以延续。

在邱、李两兵团的重压下,正面担任阻击的华野3个纵队打得十分艰苦,其中仅宋时轮纵队一天就打退了10余次集团式冲锋。

在这场被称为徐东防御战的攻防战中,杜聿明像粟裕一样实行靠前指挥,从他开始,杜集团的各级指挥官也都在第一线进行督战。杜聿明在指挥所看到,解放军斗志顽强,有的村落及其防御体系已被炮火完全摧毁,但解放军士兵在失去统一指挥后,仍不放弃抵抗,还在残壁断垣处人自为战。

国民党军士兵冲进去,就被赶出来,再冲进去,再被赶出来,最后只好再用炮火及飞机炸弹重新覆盖一遍。

对于解放军这种能攻善守的坚忍精神,杜聿明暗暗折服,不过他认为解放军再坚忍,也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来自于他的一个发现:解放军在正面的火力越来越弱。

杜聿明看得很真切,解放军缺乏弹药。从南下追击黄兵团起,华野各部一路飞奔,后勤辎重难以跟上,而打正面防御战,弹药消耗巨大。

当天阻援战场上的很多解放军部队已经打光子弹,营长以下全拼刺刀,有的已经在扔石头。

子弹罄尽,军粮也在告急,部队只能临时找一些红薯和麦种充饥。

这一天,杜聿明占了上风。到晚上,他统计了一天进度,各部队进展少的推进了6~8里,多的已经推进了12~14里。从两兵团的攻击位置到碾庄,只有不到80里的距离,这样算的话,估计一周就可以到达碾庄附近。

杜聿明乐了,来徐州前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扫而空。他马上将这一情况向留守徐州的刘峙进行报告,刘峙听了也很高兴。

高兴也就高兴一晚上,到了第二天,出乎杜聿明意料的局面出现了。

毛病

得知阻援部队缺粮少弹,粟裕一边火速向军委发报,要求速送粮食和弹药,一边把机关人员甚至于自己警卫员的弹药都全部收集起来,送往前线。

能够临时收集起来的弹药不多,子弹不超过3000发,手榴弹不到500枚,但已足以支撑一段时间。

1948年11月14日,杜聿明一觉醒来,发现阻援阵地上的解放军并没有垮掉。不仅如此,当天他引以为豪的立体打法还落得了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第一个碰壁的是步车协同。邱兵团以23辆坦克在前,排成“一字长蛇阵”,掩护步兵冲锋。早有准备的解放军炮兵待坦克进入射程后,予以猛烈齐射,当即击中4辆坦克,使之无法行动。

其余坦克见势不妙,赶紧回头,连带步兵冲锋也被迫戛然而止。

紧接着,地空协同也中了枪。

按照预定计划,空军先进行轰炸,下面的步骤本应是邱兵团出击,可是邱兵团的官兵在前番冲击未果后已经疲劳不堪,就没有能够立即压上去。

空军认为自己被涮了一把,对邱清泉大加指责,说他按兵不动。等到邱清泉准备好了,再要求空军协助攻击时,空军就负气不予配合。

少了空军支援,邱兵团不仅出击不利,还多受了损失。以邱清泉那火暴脾气,没个不大骂空军的道理,这下好,双方互相指责,闹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

由于前一天打得不错,刘峙按捺不住,亲自到前线督战,可他在指挥所能见到的,只是空军和陆军大吵大闹的情景,让他十分丧气。

晚上杜聿明再统计进度,他也无法乐观了:整整一天,邱兵团几乎毫无进展,李兵团也只攻占了两三个村庄。

同样的晚上,粟裕也在忙碌。

参与围点的各纵队指挥员被召集到野司指挥所,粟裕宣布改急袭为强攻,同时在具体打法上进行了全面调整。

鉴于杜聿明在徐东攻势甚急,粟裕决定让谭震林负责指挥围点,自己则专心致志地指挥打援。

他清楚杜集团增援部队的弱点在哪里,并将由此展开反击,以便进一步巩固防线。

杜集团的各兵团里面,只有黄兵团擅长夜战,其他部队都不惯夜战——假如邱、李兵团能打夜战的话,11月13日那天晚上就可以一鼓作气向前推进,杜聿明也不会第二天挨当头一棒了。

国民党军的这个毛病不是原来就有,十年内战,包括抗战的前中期,很多部队也能吃苦,会打夜战,然而自从有了美援,一切就变了,尤其是那些美械军,竟然也学起了美式战术,晚上不打白天打,白天打的话,要是没有飞机坦克支援,似乎也寸步难行。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素以美械装备和飞机坦克夸耀于人,殊不知,其实这正是导致他们落败于战场的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的国情,军事上学德国可以,学日本可以,唯独不能学美国,因为你没那本钱。

国民党军拥有的美械装备其实并不多,能够武装出来的也不过是几个美械军,坦克飞机则因数量过少而根本形不成足够的战斗力,最糟糕的是,以当时关内的工业水平,这些装备一件都制造不出来,也就是说,抗战时美国人一共给了多少武器,打完就算完,毫无可持续性。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阵营似乎从来没能真正想通这一点,或者已经有了依赖性,想摆脱都摆脱不掉,解放战争的那三年,从头到尾都想着让美国继续给予军援,却不知道这有多么不现实。

抗战时人家援助你,缘于中美是盟国,美国必须依靠中国牵制日本,现在抗战都胜利了,凭什么还要这么做,难道美国人制造武器就不花钱不费力?

战场之上,一旦失去最基本的作战手段和能力,也就意味着离失败不远了。

对此,粟裕非常清醒和务实。早在抗战时期阐述“组织战斗”理论时,针对很多部队偏好机关枪,他就强调,机关枪不是越多越好,子弹如果打光了,还没有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管用呢,在现实情况下解决战斗,最终靠的也不是机关枪,而是最普通的步枪和刺刀。

当天晚上,粟裕发挥解放军擅长夜战和近战的特点,集中力量进行反击。弹药不足的解放军士兵端着刺刀冲上去,结果邱兵团右翼被解放军彻夜包围猛攻。解放军一度突破了敌方阵地,经过激烈的争夺战,到第二天拂晓,邱清泉才将阵地重新夺回。

眼见得正面陷入了攻不动的僵局,杜聿明和刘峙经过一番商议,也准备调整战术,刘峙下决心将作为总预备队的七十四军(即新七十四师)星夜调出,以供杜聿明指挥。

11月14日一战结束,空军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先向蒋介石告状,说邱清泉按兵不动,打仗不卖力云云,蒋介石闻讯,在电责邱清泉的同时,又派顾祝同到徐州督战。

顾祝同一见杜聿明劈头就问:“敌人不过两三个纵队,为什么我们两三个兵团还打不动?”

顾祝同责怪杜聿明指挥不力,严令他督促两兵团攻击前进。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杜聿明分析了一番战况,然后说:“打仗不是纸上谈兵,画一个箭头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况且敌人已先我占领阵地,战斗非常顽强,每一座村落据点,都得经过反复争夺,才可攻占。”

听说仗这么难打,顾祝同又建议从徐州抽调更多兵力进行增援。

杜聿明听后态度消极,这让顾祝同很是不满,他并不知道杜聿明和刘峙早就抽出了七十四军,并且还准备进一步抽调七十二军(即新七十二师)。

杜聿明只是不愿意当着面告诉顾祝同,他所忌讳的自然不是顾祝同,而是站在顾祝同身边的那个人。

对壕作业

这个人就是随顾祝同来徐州的郭汝瑰。

郭汝瑰最早毕业于黄埔第五期,虽在国防部任要职,但黄埔资历远不及杜聿明,加上个头矮小,因此杜聿明私下称他小鬼。

黄百韬只是觉得郭汝瑰水平低,杜聿明却直接怀疑“郭小鬼”就是地下党,认为他与解放军一定有联系,而蒋介石和顾祝同正是完全听信了他的话,才会造成淮海战役前国民党军那样糟糕至极的列阵格局。

为此,杜聿明曾当着面对郭汝瑰说:“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

可是杜聿明手上并无郭汝瑰是“共谍”的确切证据,毕竟他只是一个军人,不是戴笠那样的特工。

杜聿明对着顾祝同说出了自己的怀疑,顾祝同听后还一个劲儿地摇头,说:“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

到郭汝瑰主持制订“徐蚌会战”计划,却又没按计划将国民党军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杜聿明更证实了自己的怀疑。

赴徐州上任之前,他给顾祝同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绝不能让郭小鬼知道,如果他知道我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

解黄百韬之围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原本也是由国防部所制定,但杜聿明根本就没照这个方案来,就是因为方案出自于郭汝瑰之手。

顾祝同与杜聿明对话时,郭汝瑰正在旁边,杜聿明便避而不谈抽兵增援的事,等郭汝瑰一走,他才对顾祝同说出实情。

对杜聿明的战术安排,顾祝同十分赞同,杜聿明接着又千叮咛万嘱咐,让他绝对不要向郭汝瑰透露,顾祝同也点头答应了。

顾祝同连夜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即便到这个时候,他和蒋介石对郭汝瑰都没有产生丝毫怀疑,更不知道身边这位红色间谍将对战局起到怎样颠覆性的作用。

1948年11月15日,按照粟裕的建议,中野从南线对宿县(今宿州)发起总攻,并与第二天凌晨攻占该城。

宿县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俗称南徐州,是徐州“剿总”唯一的补给线和退路。由于国民党主力未能及时集结于附近,致使其防守薄弱,被中野一击而中。

解放军夺取宿县后,不仅缴获了大量物质,而且通过切断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这正是粟裕在“齐辰电”和“大淮海”中想要达到的目标。

此时以宿县为界,南线的国民党军被阻隔,北线的国民党军则大多按照郭汝瑰所制订的“徐蚌会战”计划,仍以徐州为中心,呈十字架式散状分布,明眼人都能看出其败相已现,刘伯承对陈毅、邓小平说:“蒋介石是信仰上帝的,他终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终于发展到了大决战。

毛泽东推算,淮海战役结束尚需3~5个月时间,包括俘虏兵在内,解放军每天将有80万张嘴等着吃饭,因此必须进行统筹。

1948年11月16日,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统一指挥淮海战役。毛泽东给总前委发来指示:“淮海战役为空前大战役,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

从这一天起,毛泽东改变了解放战争初期“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策略,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牺牲,力图大战取胜”。

众人的视线首先聚焦在对黄兵团的围歼上。

粟裕已经调整了对碾庄的攻击战术,开始采用近迫式对壕作业来突破黄兵团阵地。

在黄兵团直接火力控制下的开阔地作业,白天根本不行,只能在夜间隐蔽进行。于是从11月15日凌晨开始,华野在白天就停止了攻击。

一到晚上,官兵们便身背武器,手拿铁镐和铁锹,每人以5步的距离一线拉开,地面上立刻响起一片金属与土石的撞击之声。

对壕作业很有讲究。先要挖成卧式工事,以便避开对方的火力射击,然后逐步加工成跪式,直至立式。按照这种方式继续往前挖,两人一组,相互打通,最后连成一线。

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和堑壕像长龙一般,弯弯曲曲地向前伸去,直至插入各村之间。仅仅两夜工夫,战壕前沿已接近碾庄圩水壕,最近处只有五六十米。

枪炮声突然沉寂,黄百韬还以为解放军撤兵了,派小部队一侦察,才知道对方在挖壕。

他立刻明白粟裕在打着什么主意,以及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11月16日,在战壕前沿接近碾庄圩水壕后,所有已经修好的交通壕、堑壕都被连接起来,构成进攻阵地,解放军又恢复了攻击。

粟裕首倡的对壕作业一问世,即成为国民党军的致命伤。对壕掘成后,解放军攻击部队可以在不受敌军炮火阻击的情况下,沿壕沟攻击前进,到敌方主阵地前几十米处时,便猝然发起冲锋,一举而突破阵地,这样就使得国民党军的所有轻重武器,以至于手榴弹都失去效用。

让国民党官兵最感恐惧的,还不是对壕掘成之时,而是掘壕前进的过程,随着威胁越来越近,几乎能让人精神崩溃。

在炮兵、机枪手的掩护下,华野各战斗小组沿着交通壕,使用小炸药包、手榴弹和冲锋枪,边打边侦察,夺取一块阵地,即巩固一块阵地。

时间分配上,解放军也从全天攻击,改为区分时段,即夜间进攻,用于修建对壕工事,白天固守,以便打退敌人的反击。

黄百韬不反击就只有等死,但是如果白天反击,无异又等于送死,最后双方都被迫打起了夜战——白天基本不打,一到晚上6点天黑以后就大打出手,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东方吐出鱼肚白为止。

这边坑道挖着,那边粟裕又把焦点重新转向徐东防御战。

表面上看,华野只有3个纵队进行阻击,但粟裕实际用于防御一线的部队远不止这些,除了正面的3个,侧翼还有5个!

围点部队不过6个纵队,打援部队却足足有8个,做出如此部署,当然不仅仅是阻援这么简单。事实上,它与粟裕在济南战役时采用的“攻济打援”一样,就是要在攻下碾庄的同时,把前来增援的敌军也收入囊中。

济南战役时,杜聿明声东击西,没能被粟裕抓住,这次他决心不留遗憾。

但是粟裕此前一直未动用侧翼的那5个纵队,即便是正面都已几乎坚持不住。

近在咫尺

因为他想要扎的,是一只大口袋。

在这只口袋中,正面的3个纵队是袋底,侧翼的5个纵队是收口袋的。该战术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收口袋的时机,不能太晚,但也不能太早。

同样的战术,曾出现在抗战时期的台儿庄战役中。在那次战役中,汤恩伯担任的就是收口袋角色,事后有人骂他在战事激烈时为什么迟迟不现身,其实他要早现身,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大捷了。

什么时候扎袋口最好?就是要让对方完全进入,且受到足够损伤,即便明知自己已成囊中之物,也难以再钻出的时候,当然它的必要前提是,袋底绝不能先破。

经过3天的拉锯,特别是解放军在11月14日那天晚上发起的反击,邱、李兵团的推进速度已经明显慢了下来,其锐气亦大减,这时候才可以考虑把袋口扎起来。

粟裕在地图上早就选好了一个地方,此地名叫潘塘,位于徐东战场南端,它将成为口袋阵的必要支点。

1948年11月16日,凌晨3点,5个纵队悄悄出发,到达了潘塘东南。

只要绕过潘塘,向西不仅可以迂回至邱、李兵团侧背,对杜聿明形成完全包围,甚至还能乘徐州兵力空虚之机,一举突入徐州城。

黑夜中,解放军与一支军队撞了个满怀。

天亮一看,大吃一惊,那赫然是一支国民党军,而且看样子,其使命与打援部队完全相仿。

对方的惊讶有多无少,除了没想到会与解放军在这个地方不期而遇外,他们还惊诧于解放军会有如此之多,竟有5个纵队的番号。

这支国民党军就是杜聿明派出的第七十四军。

杜聿明为人谦和,但在作战中亦喜用奇谋、奇兵,平时的口头禅就是“英雄行险道”、“不向虎山行,便打不到老虎”,他对郭汝瑰秘而不宣的那个行动计划,原来也是迂回包抄。

潘塘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粟裕和杜聿明同时看中了,作战双方都出奇招,又都把取胜希望凝聚在同一个地方,才使战场上出现了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潘塘纵横不过10里,两军连避让的地方都找不到,就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其“亲密”程度可以用近在咫尺来形容:解放军的一个团离七十四军指挥所只有3里地,七十四军与华野的纵队司令部也仅一沟之隔。

重建的七十四军虽无法与整七十四师相比,但有一些老兵作为骨干,所以尚能一战,不至于立马垮掉。

邱清泉闻讯,接连在电话中向杜聿明告急,要求调七十二军增援。

七十二军此时仍被解放军所牵制,杜聿明想抽也抽不出来,无奈之下,只好下令邱清泉把预备队全部调上去。

潘塘地域狭窄,华野虽有多达5个纵队的优势兵力,但铺展不开,邱清泉的预备队上来后,经6次反复较量,解放军在潘塘的攻势遭到遏制,被迫后撤10多里。

在潘塘遭遇战中,粟、杜各有得失。有趣的是,他们各自的得,正好是对方的失,而他们的失,又正好是对方的得——自己想一蹴而就的努力全都失败了,不过也都成功地避免了被敌人一蹴而就。

徐东防御战又进入了新的相持状态,这对黄百韬来说可不是好事,因为杜聿明再也无法在短期内为他解围,而碾庄的包围圈却越缩越紧。

1948年11月17日,经过两天准备,解放军对碾庄发起总攻。

碾庄攻坚战开始时打得很乱,几乎是一窝蜂,此次总攻,粟裕在几天前的纵队会议上就定下了战法,即在分区作战的前提下,实行“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

“弱敌”是被黄百韬部署于碾庄外围的第一〇〇军、第四十四军。

打的是弱敌,粟裕用的却是强兵。特纵的重炮、坦克全部上阵,先是重炮摧毁了突破口附近的大部分火力点,接着坦克搭载爆破手到达前沿,又将守军的核心工事予以炸毁。

打开通道后,步兵再猛打猛冲就没了顾忌,解放军迅速攻克了碾庄外围的四五座村庄,第一〇〇军遭到歼灭性打击,军长周志道负伤后化装逃回徐州。

黄兵团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因为原计划不是在碾庄作战,兵团的给养列车均已开往徐州,导致粮食弹药都很缺乏,许多士兵只能靠吃马肉维持。运输飞机用降落伞向包围圈内空投物资,但因为包围圈越缩越小,风一吹,就刮到了解放军阵地。

这时黄百韬仍表现得很镇定,尽管碾庄内的电话线已被解放军切断,他还在通过无线电部署防御,并向蒋介石表示,自己将苦战到底。

不过黄百韬心里清楚,光靠他自个在碾庄撑着没用,归根到底还是援军得给力才行。

徐东方向炮声隆隆,显见得邱、李也没歇着,而且已经比较接近,可是当黄百韬爬上屋顶,引颈西望时,他却看不到一个援军。

天崩地裂

黄百韬不相信以邱兵团那样的半机械化推进速度,会走得如此之慢,唯一的解释就是,邱清泉与他有隙,不肯全力援救,而李弥为什么也快不起来呢?

不用说,当然是实力不济了。

在徐州战区的现有兵团中,邱清泉兵团是唯一的王牌兵团,其攻击和机动能力都相当强,为李弥兵团所不及。

黄百韬愤愤地说:“有些人(指邱清泉)眼睛中只看到我黄百韬是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他们是不会全力救援的。”

说到这里,他不由得摇头叹气:“如果李弥有邱清泉的力量,解围还有点希望,现在是无望了。”

黄百韬感到失望,杜聿明却燃起了希望。就在解放军对碾庄发起总攻的同时,他亦在徐东采用“火球战术”,对解放军发起猛攻。

所谓“火球战术”,相当于地空协同、步炮协同、步车协同战术的一个大混合,即在同一时间里,把全部兵种都用上,天上飞机轰炸,中间坦克开路,后面炮群掩护,前沿步兵则发动整团整营的集团冲锋,令战场上造成的声势有如滚动的火球一般。

这些天,解放军阻援部队在粮弹上虽有所补充,但抵不过巨大的消耗,杜聿明的“火球战术”一起,防守上就备感困难。

当天早上9点,解放军实行分路撤退。杜聿明怕粟裕设伏,特地询问了俘虏和居民,得知阻援部队在撤退前,确实已粮弹两空,战士们每天仅能在地里挖几块红薯充饥了。

杜聿明放下心来,下令全线追击。

到中午时分,两兵团先后接近大许家附近,距离碾庄50余里,炮声相闻,这时杜聿明又判断解放军呈崩溃之状,所以他认为解救黄兵团有望。

杜聿明向徐州方面进行了汇报,刘峙听后欢喜若狂,说:“这回对得起国人了。”

“徐州大捷”的消息被忙不迭地发布出去,一时间,徐州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祝捷”标语,鞭炮噼噼啪啪,放得到处都是。

顾祝同闻讯也激动起来,又知道黄百韬在包围圈内苦不堪言,急忙亲自乘机飞临碾庄上空,并用空地联系电台通话,不停给黄百韬打气。

然而他们都高兴得太早了。

杜聿明逼近大许家,华野的处境确实险恶,但是粟裕在布局上的先见之明在关键时刻弥补了这一危机。

别忘了,华野的阻援部队多达8个纵队,其中还有5个是投入战场不久的生力军。

粟裕在大许家一线设置了多纵深阻击阵地,杜聿明看到后,起初还以为是解放军用以撤退的掩护阵地,不曾料到这里的防守兵力会如此厚实。

这下又攻不动了,别说火球,火星都不管用。刘峙到前线督战,严令督促,仍然无济于事。

杜聿明目瞪口呆,他打破脑袋都想不通,为什么在解放军已经“全线崩溃”的情况下,两个兵团还是寸步难进。

于是一个与先前内容完全不同的战报又传给了顾祝同。顾祝同见到后哭笑不得,只得也给黄百韬递上一句大实话:“邱、李两兵团在陇海路两侧被堵截,无法前进,你们如能突围出去,去与邱清泉、李弥会合也好。”

参谋总长都撂下了这种话,说明外援确实是无望了。黄百韬当即表示:“我总对得起总长,牺牲到底就是了。”

过后他对陈士章说:“反正是个完,突围做什么?送狼狈样子让邱清泉看笑话吗?不如在此地继续打下去,一个换一个,也算够本了。”

当初选定固守碾庄时,他和陈士章就预计邱清泉不肯施以援手,出死力相救,现在似乎应验了,黄百韬对此愤恨不已:“我们最后不过一死,叫黄埔看看,也好鼓励他们以后不要再钩心斗角,只图私利!”

应该说,从徐州出发时,无论邱清泉还是李弥,确实都包藏着一些私心,想保存自己的实力,认为多一些部队就能多维持几天,早消耗,早完蛋。

那个时候,谁也不愿真心实意去救别人。刘峙要邱清泉出两个军,李弥出一个军,可实际上邱清泉只出动了两个师,李弥也仅出一个师,而且越到第一线,兵力配置越少。当时有人将这种情况讽喻为“锥形战术”。

可是仗打到后来,邱、李感觉到了分量和压力,就都不敢再懈怠了,该出的力出,该上的兵也一个不少全部派了上来。

邱清泉就算没有比李弥做得更好,但也没有更差,就此而言,黄百韬还真是有些冤枉了他。

邱、李兵团都在日以继夜地发起攻击,然而两人连会师大许家都难以做到,解放军的阻援阵地愣是屹然不动。

1948年11月18日,杜聿明以大许家为重点,实施中央突破战术。激战一天,两兵团依然攻不进去,全线进展收获寥寥,有的村庄白天拿下来,到晚上解放军一个突袭,就又丢了。

杜聿明不用统计推进里程了,算损失就可以——邱、李兵团均伤亡惨重,一线部队的消耗已经达到40%~50%上。

邱、李兵团在解围行动的中后期都称得上是凶猛顽强,这样都连连受挫,可想而知,对指挥官信心之打击有多大。邱清泉曾留学德国,抗战时期一度在陆军大学的课堂上大讲德国军事战术,一向眼高过天,可到这个时候,情绪也变得悲观消极起来:“对黄百韬,我是出死力相救的,结果伤亡竟然这样大!”

从黄百韬,到刘峙、杜聿明,都曾要求空军“早日将运河铁桥炸断”,但空军本来就没几架飞机,为了配合杜聿明的地空协同、火球战术、中央突破之类的花样,力量更加分散,加上作战时漫不经心,导致这一目标根本未能实现。

淮海战役期间,东北基地日以继夜地制造和运来炮弹,这些炮弹又通过铁桥和临时搭建的十几座便桥,源源不断地补充给碾庄前线的华野特纵、各纵队炮兵部队。

从11月18日开始,解放军每天发炮不下3万发,整日整夜,人们耳朵里充满的都是此起彼伏的爆炸声。

第四十四军一五〇师师长赵璧光后来回忆碾庄炮战带来的那种震撼效果:“火力猛烈,炮火连天,火药味辛辣刺鼻。房屋着火,墙壁倒塌,犹如天崩地裂一般。”

炮弹如雨滑落,火焰燃烧着村庄,转眼之间,什么都破碎了,而地心还在不断地分裂之中。

经过高密度炮击,碾庄已成一片瓦砾,工事大部毁坏。当天,第四十四军被歼灭,军长王泽浚成为俘虏,赵璧光率残部千余人投诚。至此黄兵团已被打掉3个军编制,仅有二十五军及六十四军的残部在守着碾庄圩、大院上、小院上等几个村庄。

战斗变得越来越残酷。碾庄的一位老乡在若干年后回忆,一批广东籍国民党士兵(六十四军)曾住在他家,有一天出去打了一晚上,回来时仅剩一人。在失去所有同伴后,那名幸存的士兵就整天默默地蹲在墙角边,一句话都不说,看上去既紧张又恐惧。

每天3万发炮弹,对解放军来说也是一个惊人的消耗,不可能天天如此,而这时阻援一线的解放军也都处于苦战之中。

实际为碾庄攻坚战阻援的,除了大许家一线的阻援部队,还有南线的中野。

宿县被夺后,蒋介石即命令黄维兵团等三兵团兼程前进,以便“北上解围,拱卫徐州”。与国民党南线兵团一打起来,中野方面才感到并不如原先想象中那么轻松,短时间内,不仅吃不掉对方,反而还可能会被对方所吃掉。

1948年11月19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根据战场情况,致电中央军委,表示中野要单独对付南线三兵团,困难较多,建议华野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以尚未动用的5个或3个纵队使用于南线,协同中野歼灭黄维、李延年。

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一建议,并确定由中野歼灭黄维,华野歼灭李延年,当然它的前提是,粟裕必须先在北线歼灭黄百韬。

所有希望都放在了碾庄,所有压力也都集中到了粟裕身上。

历数粟裕在解放战争中所指挥过的重大战役,有三个他认为最紧张的战役,除宿北战役、豫东战役之外,就是淮海战役。

在顶住杜聿明白天对大许家发动的新一轮攻击之后,粟裕痛下决心,以黄百韬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碾庄圩为目标,于当晚发起大总攻。

黄豆进油壶

1948年11月19日,晚上10点,华野各纵队从不同方向同时杀入碾庄圩。

碾庄圩分内圩和外圩。两圩之间设有两道水壕和圩墙,在水壕和圩墙之间,黄百韬又凭借几座院落构筑起复杂的蜘网阵地,当解放军强越水壕时,雹雨般的手榴弹在水壕中接连爆炸,混浊的濠水被打得翻腾起无数水柱和浪花。

战事激烈异常,一刻钟后,解放军才得以突破头道水壕。

为加快攻击速度,粟裕下令暂停步兵突击,改用炮火进行急袭——3万多发炮弹,在半小时内全部扔进了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碾庄圩,顿时烟尘弥漫,流弹飞迸,炮火震荡着灰暗的夜空。

火力急袭摧毁了蜘网阵地,解放军一拥而上。

黄百韬见状,急令炮兵将现存所有的炮弹也打过去。解放军刚刚进入两道圩墙中间的开阔地,便成片成片倒在了炮火之中。

在指挥所内,黄百韬向刘峙、杜聿明发出求援急电,告知碾庄圩已危在旦夕,发完电报,他登上屋顶,指挥预备队向解放军发起反冲锋。

解放军虽在炮击中伤亡枕藉,但后续部队及时赶到,经4个小时的厮杀,预备队被击垮,解放军穿过第二道圩墙,一举突入碾庄圩的核心阵地。

1948年11月20日,清晨5点,华野完全占领碾庄圩,二十五军基本瓦解,黄百韬的兵团司令部亦被攻陷。

黄百韬与陈士章在分头突围时失散,陈士章化装成伤兵,逃至徐州,而黄百韬率少数直属部队进入位于大院上的第六十四军阵地,继续进行指挥。

刘峙、杜聿明得此消息,不由得大为着急。他们虽然还不知道粟裕用于阻援的兵力,会占华野出动总兵力的一半以上,但也明显感觉得到,如果仅仅依靠邱、李兵团,实在难见成效。

此时刘峙通过布防调整,已将六十二军抽调至徐东战场。为了援救黄百韬,六十二军军长余锦源督师进攻,战车团团长赵志华也自告奋勇,表示自己会亲率战车发起冲锋,如果步兵跟不上,“战车也可以单独打到碾庄”。

在战车团的配合下,六十二军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当天终于攻下了大许家,但是未能击破解放军的整条防线。

最主要的是,经此一战,国民党军又一次到达了极限,炸弹和炮弹极其缺乏,尤其是坦克战车的炮弹打光了,赵志华再怎么上蹿下跳,他也不敢开着没炮弹的坦克冲进碾庄,而余锦源更是叫苦连天,再三说不能攻了。

1948年11月21日,杜聿明不管部下们愿不愿意,强行下令继续攻击,其中李弥的前锋部队距碾庄仅为30里,然而再往里推进,就简直比登天还难。

为什么这么难,至少邱清泉和李弥已经弄明白了——仅仅在李兵团前面,就有两个纵队以上的解放军!

华野的阻援部队多于解围部队,看样子是有计划要先歼灭黄百韬。邱清泉面如土色:“黄兵团不免于败,我们上了敌人的当。”

大家都明白,黄百韬被消灭,仅仅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了。

碾庄攻坚战的节奏还在不断加快。黄昏后,粟裕集中火力攻击大院上,并从第二天凌晨起,发起总攻。

1948年11月22日晨,大雾迷蒙,空军无法飞到碾庄上空助战,解放军攻击更为有利,战至早上10点,一举攻克大院上。

中午,黄百韬退至东侧的小院上。

眼见援军仍然毫无踪影,他所控制的阵地仅剩寥寥可数的几座小村庄,黄百韬开始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他失去了最初的镇静,像一头被囚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披着军大衣在阵地上转来转去。

明知败局已定,黄百韬仍不肯接收解放军的任何劝告,也拒看打到阵地上的传单:“我年纪大了(时年49岁),身体多病,做俘虏我也走不动,而且很难为情,不如牺牲了,让别人知道还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

他对刘镇湘说:“你年龄还轻,尚有可为,希望你能突围出去。”

听得黄百韬此言,刘镇湘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众人震惊的举动,他打开皮箱,穿上将军礼服和皮靴,继续率部死战。

11月22日下午,解放军攻克小院上,黄百韬、刘镇湘等人退至吴庄。

吴庄是六十四军所属的就位一五六师指挥所驻地。“吴庄”与“吾葬”谐音,黄百韬一听村名,即顿足长叹:“这是我的葬身之地啊!”

下午4点,解放军对吴庄发动猛攻。战至黄昏,歼一五六师大部,黄百韬、刘镇湘等人分别带一部分作战人员朝尤家湖方向突围。

途中刘镇湘被俘。黄百韬负了伤,由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搀扶着,走到碾庄西南十里处的一棵大树下时,得知尤家湖也已经被解放军所占领。

黄百韬坐下,掏出自己的名片,在背后写了“黄百韬尽忠报国”几个字,嘱咐杨廷宴万一能够突围的话,将名片转交给蒋介石,然后便让杨廷宴开枪打死他。

杨廷宴迟迟下不了手,黄百韬即拔枪自杀。

当地百姓称尤家湖为“油壶”,黄百韬从口音上听像是“黄豆”,因此纷传:“黄豆进油壶,死路一条。”

国民党内部一些人分析,黄百韬之死,除了他自己所说的要对蒋介石“以死相报”外,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因素,即抗战时黄百韬曾担任顾祝同的参谋长,是“皖南事变”的主要策划人,在历史上与以新四军为前身的华野有着血海深仇,他深生被俘后受辱。

后来在南京政府为黄百韬举办的追悼会上,蒋介石痛哭“黄埔精神不死”。黄百韬并不是黄埔生,但在相当多黄埔将领已经怯战、惧战的情况下,老蒋也只有另外寻找寄托了。

经过10多天的血战,华野终于将黄百韬兵团全歼于碾庄。

称血战毫不为过,华野仅在碾庄就伤亡了近5万人,华野老兵秦镜时任教导团团长,回忆碾庄战役:“我们这个团没有百人以上的伤亡或几百人伤亡的代价,是过不了一夜的。”

伤亡人员多是各部的战斗骨干,排、连、营各级干部伤亡非常严重。伤亡很大而缴获很小,引得有些部队在战斗过程中就不断叫苦:“伤亡太大了”,“部队不充实了”,“不能再打了”。粟裕也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当碾庄战役进入最残酷、最艰难阶段时,各部“有少数松劲泄气表现”。

当时华野有一个连上报有220人伤亡。这个连满编时为120人,由于不断补充兵源,以致伤亡数已接近于满编数的两倍。

歼灭黄百韬兵团后,秦镜发现教导团每个班,除站在最前面第一名的班长,一般还是解放军老兵外,从后面的副班长一直到士兵,大部分都是刚刚补充进来的“解放战士”。

参加过碾庄攻坚战的华野官兵都一致认为,此战战况之惨烈,为淮海战役之最。

指挥碾庄战役已经是心跳连连,但粟裕说,他在淮海战役中感到最为紧张的时刻,其实是第二阶段。

在这个阶段,解放军的作战重心开始移向南线,粟裕不再担任主攻方向的指挥,然而他却反而压力倍增。

上策

1948年11月23日,就在黄百韬兵团被歼的第二天,黄维兵团向中野南坪集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黄维兵团的正式番号是第十二兵团,实际是原胡琏兵团的扩充,不过胡琏兵团只属于临时性编制,胡琏也不是正式的兵团司令。

解放战争进入中后期,解放军越战越强,在各个战场上,国民党军都出现了整军整师不断被歼灭的情况,一两个军都不敢单独出来行动,完全丧失了军事上的主动权。

最初蒋介石组建了一些临时性兵团或小兵团,以应付局面,然而豫东一役中区寿年兵团被歼灭,证明连小兵团都不济事,也无法完成战略任务。

自1948年8月起,南京政府便正式采取“战可攻,退可守,吞不下,啃不动”的所谓大兵团战术,陆续发表了多个大兵团番号,第十二兵团即在其中。

编组第十二兵团时,胡琏本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兵团司令,但因为第十二兵团属于华中“剿总”的战斗序列,而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讨厌胡琏,于是蒋介石只好改任黄维为兵团司令,胡琏屈居副司令。

淮海战役打响时,胡琏父亲病危,他自己也患有牙病,遂请假离队,整个兵团由黄维全权掌握和指挥。

黄维兵团的主力包括第十八军(即整十一师)在内的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约12万人,大部分是美械装备。它与邱清泉兵团一南一北,是仅剩的两大王牌兵团。

在国民党南线三兵团中,要阻滞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相对容易,唯有黄维兵团,在战场上“攻如猛虎,动如脱兔”,似乎无人能撄其锋。

黄维兵团曾给中野防线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但这只是在粟裕未歼灭黄百韬之前,之后就完全不同了。

按照预先约定,粟裕可以腾出手派兵南下隔绝李延年,这样,中野便可以集中足够兵力对付黄维。

中野司令员刘伯承以“胆大心细,足智多谋”著称,他和粟裕一样,都很注重掌握对方军事主官的性格。

黄维做过小学教员,身上有很重的书生气,打仗固然勇不可挡,然而有时不知变通,缺乏胡琏那样的灵活机变,属于“志大而智小”类型的战将。更主要的是,解放战争开始后,黄维把兴趣一直放在搞教学,拿教鞭上面,这几年来都没跟解放军交过手,对解放军的战术战法和战斗力根本不了解。

临阵易将,素为兵家之大忌。黄维盲人骑瞎马,打到兴起时,已经忘记自己与李延年、刘汝明完全脱节,成了远道孤军。

针对黄维的特点,刘伯承决定进一步放弃南坪集,一路引导,直至把他给带到沟里去。

1948年11月23日夜,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报告:“歼灭黄维之时机甚好。”

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要求粟裕按计划予以配合。

接到电报后,粟裕将手中所有兵力分成三路:除已南下归建的中野第十一纵队外,再抽调包括特纵一部在内的3个纵队,用于歼灭黄维;3个纵队加江淮军区2个旅,用于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完全隔断他们与黄维的联系;剩下的8个纵队,用于阻击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使其不能南下增援。

粟裕一肩担三任,首先考虑的是碾庄战役结束后,刘峙、杜聿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刘峙的打算是,放弃徐州,向西撤退。

在碾庄战役中,刘峙的一些细节处理确实很糟,但这并不完全是他的能力不行,其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来自于国防部的直接插手指挥,以及“徐蚌会战”计划对他的束缚。

比如让黄百韬坐等四十四军,结果“为了保住1个军,丢了5个军”,就来自于国防部的命令,而李弥兵团过早撤出曹八集,导致黄百韬兵团失去西撤掩护,则是因为各兵团没能早日集结徐州及徐蚌路,如果刘峙再不让李弥靠拢徐州的话,实在没法应付华野的袭扰攻击。

刘峙的功底还是有的,特别表现在对战局的提前预感上。他看出,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徐州右臂既失,津浦路徐蚌段又被中野切断,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宿县这一补给基地,徐州已成危城,这时应以保存兵团实力为要,及早从险处抽身,此为上策。

可是当他向杜聿明说出自己的这一想法时,却遭到了杜聿明的否决。

来徐州之前,杜聿明曾经以为此战必败,一路上都忐忑不安,但在战场实际操作后,他发现,邱、李兵团都还很能打,从两兵团争夺战、反复厮杀的冲锋与阻击行动来看,部队士气尚属旺盛,说怪话、发牢骚、对战局信心动摇,只是集中在军长及兵团司令一级。

与粟裕对阵,杜聿明要说输,最主要的还是输在国防部给他和刘峙布了一个极其狗血的局,徐州方面兵力严重不足,邱、李兵团都没有华野的阻援部队人多,当然很难解围。

仅就战术而言,他并没有明显漏洞,无论侧面迂回还是正面突击,都能跟粟裕打成平手。

再说了,尽管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全军覆灭,但华野受到的损失也不小,而他手中还有足够本钱,特别是尚握有自己的起家部队,邱兵团这样“王牌中的王牌”。

根据杜聿明先前的战报,刘峙曾向各方发布“徐州大捷”的消息,南京政府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由中外记者组成的慰劳团飞往徐州,当他们来到徐州的时候,黄百韬已经身亡,然而由于杜聿明秘不宣示,这些人都还被蒙在鼓里。

在参观完邱兵团组织的战俘、战利品展览后,一名记者突然以怀疑的口吻问杜聿明:“这样的大捷,黄百韬到哪里去了?”

杜聿明不假思索地回答:“黄百韬回家休息去了。”

回家休息,也不知道回哪个家休息了,杜聿明欲盖弥彰,是因为从这一刻起,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侥幸取胜和要面子的想法。

这正是为将作战之大忌。

听刘峙说要放弃徐州西撤,杜聿明立刻有些瞧不起他。这位过去的黄埔战术教官,“五虎上将第一名”,确实是老了,胆小了,难怪会被别人骂成“猪”。现在不过死了一个黄百韬而已,就泄气成这样,至于吗?

杜聿明也想好了上策,他的上策是与黄维兵团南北夹攻,打通徐蚌铁路。

杜聿明让刘峙缓行西撤方案,还说:“战守进退的决策,关系到整个军事前途,目前我不敢轻率地出主意,必须由老头子(指蒋介石)下决策。”

拿“老头子”一压,刘峙无可奈何,嘴唇哆嗦了几下,再也说不出话来。

1948年11月23日,蒋介石电召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参加官邸会议,以传达下一步作战计划,而这次作战计划的制订者又是郭汝瑰。

经过碾庄战役,国防部的决策和指挥,已遭到前线将领的普遍质疑。邱清泉大骂:“国防部是打糊涂仗,是亡国的国防部。”连孙元良也在黄百韬被歼后公开说:“消灭黄百韬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陈毅仍为华野司令,所以一般人都认为是陈毅在指挥),黄百韬也是如此。”

下面都说国防部“累死三军”,可是蒋介石、顾祝同信任的依然是郭汝瑰,其原因就在于蒋介石已内外交困,在内被李宗仁和白崇禧逼迫,在外又要争取美援,战场上一步都退不得,而郭汝瑰等人正是抓住了蒋介石的这一弱点,达到了“投其所好”的目的,最后老蒋就像吃毒品一样,明明自己都觉得其中或许有些不妥,可还得自欺欺人地继续吃下去。

杜聿明一直疑心郭汝瑰,不过这一回郭汝瑰倒是对了他的胃口——郭汝瑰制订并为蒋介石所认可的计划,就是“南北夹击”。

刘峙西撤的主张自然碰了一鼻子灰,他被告知,放弃徐州可以是可以,但得等到“陈毅主力(即华野主力)参加围攻黄维兵团”。

这实在是一个让刘峙啼笑皆非的答复。总之,像他这样的“保守派”已经不讨老头子的欢心了,老头子喜欢的是像杜聿明这样的“勇战派”。

早在3天前,粟裕就预计杜聿明和黄维会以宿县为中心,实行南北夹击,并进行了相关部署,因此对杜聿明督兵南下,他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1948年11月24日,杜聿明调集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并肩南攻,粟裕以部署在徐州以南的7个纵队加2个旅应战,战场上机声隆隆,火光冲天。

孙元良是川军将领孙震的侄儿,他这个兵团当时实际控制的只有两个军,都是孙震旧部。孙震部队是所有川军中最亲蒋的部队之一,基本上算是中央系,要比冯治安等杂牌部队可靠,但他的作战特点也与一般地方军相仿,即防御强过攻坚。两兵团作战时,基本上还得靠邱兵团一家使劲儿,进展稍有不顺,邱清泉和孙元良就会互相埋怨,说对方保存实力,不肯牺牲。

杜聿明采用的仍是步炮车协同配合的战术,这一战术对空军和炮火的依赖性太大,只能白昼攻击,而以国民党空军力量之薄弱,又远远达不到应有的战略要求,更不可能对解放军形成绝对的压倒优势。

在当天作战中,邱、孙兵团前进了5里左右,而这时对开的黄维兵团一天就可以北推数十里乃至百里路程。

推进速度如此之慢,让杜聿明很不甘心,经过调整补充,又于第二天督令两兵团继续攻击前进。

可是接下来的推进速度更慢。粟裕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像徐东防御战中那样,大量采用肉搏战的方式进行阻击,地面上到处短兵相接,空军看着只能干着急,没法助战。

不过杜聿明也用不着再羡慕北进的那位兄弟了。

在黄维一路猛进之时,幕僚中就有人感觉到了不对劲儿,忧心忡忡地对黄维说:“我军如入无人之境,会不会中刘邓的诱军之计?”

黄维不以为然,在弹药粮草已显不足的情况下,继续快马加鞭,结果犹如吞饵之鱼,在刘伯承所布大网中越钻越深。

1948年11月25日,黄维兵团被以中野为主的解放军包围在双堆集,寸步难以蠕动,重蹈了黄百韬兵团在碾庄的覆辙。

说起来,黄维比黄百韬更惨,他的兵团被压缩在东西20里、南北15里的范围内,这个包围圈比碾庄包围圈更小更窄。

中野指挥部内一片喜气洋洋。刘伯承指着地图上的双堆集兴奋地说:“这账好算,黄维12万兵马,平均每500米地段上,就有400多个敌军官兵,任何一炮下去,都要伤着敌人。”

刘伯承用四川话打了个比方:“真是十五个驼子困觉,七拱八翘地挤在一起啰?”

邓小平平时异常严肃,不苟言笑,这时也难得地露出了笑容:“我倒要看看黄维守着这两个尖谷堆(指双堆集),怎样攻如猛虎,动如脱兔?”

黄维像黄百韬一样,得靠别人来捞他了。

陈毅告知粟裕、张震:“你们要严密监视杜聿明,配合作战,保障南线彻底歼敌!”

粟裕可不光是要监视一个杜聿明。

他将华野阻援部队分为南北两集团,北集团由谭震林直接指挥,阻击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南下;南集团则由他亲自掌握,阻击蚌埠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以保证中野的侧翼安全。

自中野围住黄维起,粟裕就不敢也不能再睡觉了,他的神经高度紧张,唯恐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中野功亏一篑。

1948年11月26日,得悉黄维兵团被围,蒋介石十分震惊,急忙下令黄维向东攻击,以与李延年兵团衔接。

遵照指令,黄维决定乘夜色突围。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说他已发现解放军的薄弱环节,并建议将齐头并进改为梯次行动,由一一〇师担当突击先锋。

大难临头,有人能勇挑重担,黄维自然高兴,他对廖运周说:“你要什么武器、装备都给你,坦克、榴弹炮,随你挑。”

1948年11月27日晨,廖运周率领一一〇师从双堆集出发,向双堆集的东南方向突进。

黄维不断用电台询问情况,廖运周的回答都是“沿途畅行无阻”,于是黄维命令后续部队沿一一〇师路线跟进,不料遭到解放军的猛烈阻击,部队伤亡惨重,黄维精心策划的突围行动遭遇挫败。

黄维还纳闷呢,后续部队一个都过不去,廖运周是怎么做到“畅行无阻”的?

不用奇怪,因为解放军根本就没阻击一一〇师,廖运周带着他的师直接进入了中野阵地。

一一〇师起义了!

黄维怎么也不会想到,廖运周会是地下党,而且是有20多年党龄长期潜伏于敌营的老党员。

在解放战争中,中共策动的起义都对战役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比如济南战役时的吴化文起义,淮海战役开始时的何基沣、张克侠起义。这些起义主要都集中在杂牌军内部,李弥因此大叫:“将来所有的杂牌军都靠不住,同杂牌军在一起作战太可怕了!”

一一〇师可不是什么杂牌,那是标准的“中央军”,廖运周本人还是黄埔生,这颗定时炸弹的爆炸着实令人措手不及,由此亦可见国共谍战水平的差异有多么悬殊。

得知廖运周发动起义,黄维兵团士气大受打击,一般军师长无不泄气。许多胡琏的旧部开始对黄维产生信任危机,认为黄维不论用兵还是用人皆属外行,要是胡琏还在,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窝囊。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相当重要:有黄维傻乎乎的“随便挑”在先,廖运周出发时得以带走了许多重炮。

中野当年千里跃进大别山,“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导致大部分重武器都丢掉了,全军只有40余门山野炮和200余发炮弹,轻重机枪的子弹则连一个基数还不到。一一〇师适时加盟,以及先前粟裕派来华野特纵一部,对中野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

同一天,南京国防部发出电令,调刘峙去蚌埠指挥李、刘兵团。

离开徐州前,刘峙特地登顶云龙山,对四周景物挨个看了一遍,那种败亡在即,不胜感慨之情溢于言表。

刘峙调到蚌埠,徐州方面的军事完全移交杜聿明,但前线的邱、孙兵团仍无法打开华野防线,在华野大纵深坚固阵地面前,部队屡攻屡挫,经3天激战,仅仅向前推进了20~30里。

蒋介石在南京暴跳如雷,一天数次电话,命令杜聿明严厉督部驰援,“克日会师于符离集”。蒋介石每来一次电话,杜聿明就满头大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你再严厉,前方的邱、孙兵团做不到,还是一样白搭。邱清泉和孙元良先后向杜聿明建议,如此强攻,伤亡重而战果少,无法持久作战,必须增加空军和火炮,以火力进行主攻。

杜聿明以机械化作战见长,他倒也想这么做,可惜炸弹、炮弹的消耗量都已达到饱和极限,而因为失去了补给点,杜聿明也没法进行大量补充。

见杜聿明鞭长莫及,黄维又突围失败,蒋介石只得改令黄维固守待援。

中野刘、陈、邓信心倍增,他们估计只需3天,即可将黄维兵团予以全歼。

有一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太过乐观了。

这个人是粟裕。

金蝉脱壳

粟裕最初在碾庄围歼黄百韬时,也曾急于求成,以为几天就可以攻破碾庄,他没想到时间会拖那么长,仗也打得那么苦。

黄百韬兵团以杂牌居多,面临覆亡时都如此强韧,更不必说以美械军为主,装备精良的黄维兵团了。

《战神粟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