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苏鲁的出现
如果不是这件事的发生，曼德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主动离开这儿。
曼德拉在矿上的时间并不长，养父大卫就派人根据线索找到他，目的很明确，让曼德拉回家。曼德拉有自己的思想和目标，他只好再次逃跑。这一次逃跑，他来到了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距离约翰内斯堡有15公里，是一个不大的市镇。和大都市约翰内斯堡比起来，亚历山大在某些方面比较开明，比如它允许黑皮肤的非洲人购置地产。
这条政策促进了这个市镇的发展，很多家境殷实的非洲黑人到这里来购置财产。到1943年初，当地人口已达6万。
亚历山大的物质条件不如约翰内斯堡，但人文环境则要比约翰内斯堡强得多。在大街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光着脚丫子的黑人孩子在坑坑洼洼的小街上兴致勃勃地踢着球。
曼德拉来到这里之后，租住了一间小房子，作为自己的落脚之处。
这间小房子的条件非常差，房顶是用铁皮做成的，上面用石头压着，每到下雨就滴滴答答响个不停，也漏个不停。
曼德拉手中还有些钱，他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努力学习点知识。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曼德拉很难集中精力。房子小，人来人往，加上经常停电，他只能每天晚上点蜡烛熬到深夜。
正在曼德拉不知道怎么办时，他有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建议他去找西苏鲁帮忙。
西苏鲁也是从特兰斯凯来的，在亚历山大这个小镇子搞房地产，他为人豪爽，又乐于助人。在此之前，曼德拉也听说过这个老乡，苦于不知道他的背景情况，更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所以一直没有联系上。
西苏鲁全名叫沃尔特·西苏鲁，是一个混血儿，来自特兰斯凯的恩科波，他的父亲是白人，母亲是黑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包工头，当初在恩科波监督修路时，认识了西苏鲁的母亲，两人同居后生下西苏鲁。
监督修路的任务完成后，他留下一笔钱，离开了西苏鲁母子，此后再也没有露过面。因为是混血儿，西苏鲁的皮肤要比其他黑人孩子白一些，却又比白人孩子黑一些，夹在中间使他特别难堪，同时也使他从小对白人更加仇恨。没有父亲的西苏鲁一直跟着妈妈生活。
西苏鲁的人生阅历很丰富，他信奉过宗教，崇拜过日本，参加过奥兰多兄弟会。直到1940年，他才最后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经过朋友介绍，曼德拉和西苏鲁很快见了面。两个年轻人热情地拥抱、交谈，很快，两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了解了曼德拉的情况后，西苏鲁提出让曼德拉搬到他的公寓住，并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事务所的管理工作，每月给曼德拉2英镑的薪水。这让曼德拉非常高兴，他欣然应允。
曼德拉的运气确实不错，他遇到了西苏鲁这样热心肠的人。事实上，西苏鲁并不富裕，但总是会想尽办法帮助其他黑人。
两个年轻人的关系很好，西苏鲁比曼德拉大6岁，他在18岁时便来到了亚历山大。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高层领导人中，他学历最低，但他的阅历无人可比。在乡下时，由于叔父早死，他16岁即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种植庄稼，放养牲畜。举行过成人礼后，他决定出去闯世界。
第一站就是约翰内斯堡，他第一份工作是矿工。当矿工的经历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天刚亮就从床上爬起来，坐吊车下到离地面1英里的地下坑道，用丁字镐和铲子使劲挖，后面是白人监工催命般的叫喊。矿工们不能把食物带下矿井，只能带上能提神的麦特酒。饿了的时候，匆匆吞两口饭填饱肚子，然后一直干到晚上，从矿井出来才能吃上口热饭。
西苏鲁回忆说：“我刚到矿里的时候，很不习惯。一下班后就精疲力竭，想睡觉。我总是把晚饭匆匆地吃完，爬到木板上倒头便睡。矿井里空气浑浊，气温与地面相差很大，很伤身体。”每当西苏鲁回忆起那段艰辛的日子，语气里总是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我当时什么也不懂，只会和矿工们一起发牢骚，有些年长的矿工策划罢工时我的劲头最大，恨不得一下把这罪恶的制度踢个底朝天。”
受不了金矿上变态的工作，他辞职了，到了东伦敦的一家餐厅当帮厨。后来他又回到约翰内斯堡，在一家面包房工作。
同样地，在白人苛刻的管理下，他们的待遇非常差，为了提高工资，他带领面包房的工人罢工。然而，白人老板非常卑鄙，他采用逐一击破的手段，将每个工人都说服，在原工资的基础上复了工，却将他解雇了。随后，他在好几家工厂都干过，与不同的白人老板发生冲突，抗议不公正的待遇。但同样的结果使他极为沮丧。他只好静下心来研读英语。当他完成了四级课程后，他便兴致勃勃地为一家叫《班图世界》的报纸写起关于科萨民族领袖的文章来，这既逼得他进一步加强英语学习，同时也使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更为了解。
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逐渐成为亲密的战友，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律师界的后起之秀
当西苏鲁了解到曼德拉的抱负是学习法律的时候，他立即答应提供经济帮助，使曼德拉通过夜大学习的模式，学习到更多的法律知识。
曼德拉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静下心来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很快，他就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顺利通过法律入门考试。
曼德拉永远都不会忘记，毕业典礼那天，西苏鲁为曼德拉买了一套漂亮的西服和一件毕业典礼的长袍。随后，他又给了曼德拉更大的惊喜——将曼德拉的母亲和姐妹们用车接到大学城。
西苏鲁如此不计回报地帮助曼德拉，让曼德拉非常感激。
此后，他又介绍曼德拉到一家白人律师事务所上班。曼德拉给这些律师当学徒，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法律。
在这家白人公司，曼德拉得到了很多帮助，学习了很多知识。在这里，曼德拉第一次直接与“白人”打交道。在南非的大街小巷，很多人都知道，白人是体面的商人、知识渊博的老师，地位高人一等。在这家律师事务所，他为白人工作，并与他们坐在一间办公室里。
他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班的情形。他刚走进办公室，一名资深的打字员就对他说：“曼德拉，我们这儿没有种族歧视。要是后勤送来水果，你直接到盘里拿就行了，不用拘束。后勤已经为你购买了两个茶杯，你一定要用新的。对了，要小心高尔，他可是脾气很坏的家伙。”
公司的办事员高尔非常傲慢，在政治上很激进。曼德拉来了以后，他总装得像个上司一样，很多事情都让曼德拉处理，即便是他分内的工作也会交给曼德拉。曼德拉一直都很宽容，不想跟高尔争吵，每次都是任劳任怨，他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有一天，当曼德拉正对着他口述文件时，一个白人顾客走了进来。高尔显然觉得很难堪，他为了向别人证明曼德拉不是他的上级，于是从钱包里拿出两个便士对曼德拉说：“小子，去商店给我买支红色的书签来。”
在这家公司，曼德拉学习到很多知识，他的法律知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渐渐涉及各个领域和行业。甚至有一次，他以一家制造厂员工的身份帮助制造厂打赢了官司，为制造厂挽回很多损失。
凭借完善的法律知识和宽容的态度，曼德拉在律师界活跃起来，并结识了一些白人律师。通过西苏鲁的介绍，他又到一家更大的白人律师事务所就职，并作为工读职员与事务所签订正式合同。这种形式在当时还从没出现过，即一边工作，一边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律。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学以致用的极好机会。
仅仅半年的时间，曼德拉又凭借扎实的知识跳槽到一家薪金更高的白人律师事务所，并在那里工作了3年。
在这家公司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曼德拉终生都难以忘怀。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存在很多违反法律的规定，通常在这类案子上，曼德拉都是据理力争，从不作出半点让步，很多时候，他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政府打压的目标。
有一次，曼德拉的一个上司警告曼德拉：“小伙子，不要参与政治，对非洲的种族歧视政策，尽量做到视而不见。”
只是，他的上司做梦也没料到，这名黑人小伙子不仅没有对种族歧视视而不见，反而带领南非黑人推翻了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并成为南非共和国的总统！
婚姻与生活
当曼德拉在学校和公司基本安定后，他的养父大卫再次找到他，让他成家。曼德拉明白养父的苦心，点头同意了。
1944年，曼德拉与西苏鲁的表妹伊芙琳·梅斯结婚了，伊芙琳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婚后，他们在奥兰多成了家，位于约翰内斯堡向西南方向延伸的部分，距离市区大约10公里。
奥兰多到处是形式统一的火柴盒似的房子，没有什么风景，显得很荒凉。还好，西苏鲁夫妇也住在附近，他的妻子也是一名护士。不久之后，奥利弗也慕名而来，他在圣彼得学校教自然科学和数学。
成家后的曼德拉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还要到学校去上课，非常辛苦，而且曼德拉选修的业余课程都是晚上上课。最要命的是，上课的地点并不固定，有时在约翰内斯堡的公众图书馆，有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每天上下课，曼德拉都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而且受到夜里11点钟宵禁的约束，这些客观条件都给他的学习带来很多困难。
但与曼德拉在工作中遇到的阻力相比，这些并不算什么。由于曼德拉对政治很敏感，尤其关注种族歧视方面的案子，他的上司总是有意无意地告诉曼德拉，让他集中精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从而能够“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让他远离政治。
可是曼德拉并不同意这么做，此时的他已经将自己当成一名非洲民族主义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律师。另外，在西苏鲁的影响下，曼德拉非常渴望能够加入历史悠久、持续性强的黑人政治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
然而，非洲人国民大会却因为经费及循规蹈矩等原因，慢慢衰落了，一些会员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了非洲民主党。
曼德拉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他的责任是要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推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思想。他决定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号召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激发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活力。
第一次正面对抗
一天，曼德拉与3个同学一同登上一辆有轨电车。刚坐下来，就听到车上的白人售票员气急败坏地向曼德拉喊叫：“你是一个卡佛尔人，你怎么能够到电车上来？”
在南非，卡佛尔人即异教徒、潜在的危险分子。
曼德拉的同学诺维克很生气，他告诉售票员，曼德拉不是卡佛尔人，而是一名法律系学生，因此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资格坐电车。
售票员并不相信，他甚至将车停住，叫来警察，要求警察将他们驱赶下去。
包括曼德拉在内的4名学生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一起被带到警察局。在警察局，局长态度蛮横地要求曼德拉拟定一个声明，内容是声称（由于疏忽）3名同学将他“带到了车上”，曼德拉严词拒绝，并大声抗议。
有一个同学赶紧给他们的老师费希尔打电话，请求他来保护他们。费希尔立即赶到并答应第二天在法庭上为他辩护。
经过一番据理力争，警察局最终将他们释放了。这一种族歧视事件使曼德拉深深地体会到种族主义政权的荒谬和罪恶，更坚定了他为自己民族而战斗的决心。
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彻底将曼德拉推向了为民族战斗这条路。
曼德拉每天要乘坐火车来往于学校与奥兰多。此前的单程车费一直是4便士。后来运输局以战时物价高涨为理由，将车费提高到5便士。
这一举措立即遭到了很多非洲人的抵制，他们纷纷拒绝乘坐火车。在当时，大约有1.5万名非洲男子和妇女排成长达3英里的队伍步行到约翰内斯堡去上班，干完一天苦工后又步行9英里半回家。当时除了有几辆火车和货车供年龄较大的人和有小孩的妇女使用，大部分人都是靠两条腿。
这一次抵制火车的斗争持续了9天，最终，非洲人取得了胜利，运输局让步了。
曼德拉很高兴，以为反抗取得了成绩。可不久之后，他才发现，他被运输局的白人忽悠了。
在很多非洲人为初步取得胜利而欢呼时，运输局发出一份声明：
由于“紧急情况”，重新把票价提高到5便士，并建议非洲人向雇主索要额外的交通费。
这是一条很荒谬的建议，人们议论纷纷。尤其是亚历山大的居民，他们果断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这一建议对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如临时工、洗衣女工、儿童、探亲访友者和寻找工作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另外，这还可能导致亚历山大的居民失业，因为雇主宁愿雇用住在离工作地点近的人。
运输局出尔反尔，非洲工人继续实施对火车运输的抵制。曼德拉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每天，（我看见）许多工人、洗衣女工背着沉重的工具，佝偻着背，赤着足，艰难地拖着脚步往前走，没有人愿意屈服。”
尽管公共汽车照常行驶，售票员还满脸堆笑地招揽乘客，甚至还假惺惺地喊出“有警察护送，非常安全”之类的宣传，但是一个乘客也没有。
这次的反抗活动一直持续了7个星期，在这7个星期内，运输局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更可怜的是那些来往工作的人。他们挣到的只是微薄的血汗钱，付出的却是疲惫不堪的代价。最终，运输局推出了一项政策：工作日的票价恢复到4便士，节假日和周末的票价则提高到6便士。
这次的反抗最终取得了胜利，同时也使很多非洲黑人认识到，即使在南非种族主义肆虐的情况下，团结仍是力量。曼德拉的政治觉悟亦逐渐成熟起来，1944年可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初叫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创立于1912年1月，于1925年改名。它的创始人是4个年轻的律师，在布隆方丹召开了一次会议。
塞梅是创始人之一，他当时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和英国法学协会学成归来。他的目标是将全非洲人民联合起来，建设非洲人自己的家园。
塞梅认为，分散的部落各自为政，这是不正常的，这种局面造成了愚昧、灾难和落后。
就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发生了。在当时，这只是一次普通的集会性质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部落的首领，有政治联盟的领导人，还有牧师、律师、记者和教师，来自南非各地。与会人员克服了部落和语言的不同、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教育家约翰·杜比当选为大会主席，塞梅则当选为司库政部长。
这个组织大部分复制了美国议会的组织形式，也学习一些英国议会结构和程序的因素，设有议长和部落首领组成的参议院，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在议会、教育、工业和政府中取消种族歧视。
与会人员是纯正的非洲人，但并不仇视白人。他们接受的教育促使他们在白人的政治结构中追求自己的权利，但也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反对白人的种族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反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未偏离反对种族主义这个方向。
在第一次大会召开的时候，人们做了祈祷，高唱“上帝保佑非洲”“上帝保佑非洲”，后来，这首歌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黑人的国歌。
192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有了自己的旗帜，由黑、绿、黄构成的三色旗，黑色代表非洲土著黑人，绿色代表土地，金黄色代表资源。
然而，在之后的时间，非洲人不断为反对不公平的待遇而斗争，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了其中一些行动，组织人们游行、集会、派代表团与政府谈判，递交请愿书等各种可能的行为。很不幸的是，这些非暴力反抗，得到的唯一回答是进一步的压迫和警察的暴行。
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常规反抗行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因此逐渐被非洲人所放弃。很多非洲人批判他们太过软弱，永远不会使用拳头，只会循规蹈矩，像个传教士一样“喋喋不休”。没取得任何成效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逐渐沦为一个无人问津的机构。
就在关键时刻，詹姆斯·卡拉塔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大胆的改革，吸收新鲜血液，把一些有思想、有干劲的年轻人吸纳进去，非洲人国民大会逐渐走上了非常规的反抗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