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的植物”
1950年的劳动节，青年联盟与“外来的植物”发生了冲突。
在青年联盟准备组织劳动节的“全国性停工”时，由印大党、共产党和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组成的联合机构也号召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地区停工，他们的目的是抗议政府关押了马克斯和达杜。
联合机构的行动将曼德拉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激怒了，他们与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发生了冲突，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最终，警察出动，强行解散了会场。曼德拉非常愤怒，并在杂志《北极星》上用非常犀利的语言抨击联合机构。
在文章中，曼德拉称，既然工人是南非黑人，而身为黑人是他们受到压迫的主要原因，作为工人只是其次的原因，黑人还没有撕掉“黑皮肤的奴役”的标签，又怎么能够进行资本世界都存在的工人被压迫的反抗活动呢？
为此，曼德拉说共产主义这个“外来的植物”很明显不适合南非的“土壤”，也不会在这片土地中茁壮成长。在这次的冲突中，曼德拉的坏脾气声名远播，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提到曼德拉，就不得不说他的坏脾气。
这次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抗议活动尽管遭到了青年联盟的阻挠，政府也明令禁止游行，而且在劳动节当天还安排了超过2000名的警察，但抗议活动依然如期进行。
结果，由于组织不力，人数太多，推推搡搡之下发生了流血冲突，警察更是向群众开枪射击，这引起更大的骚乱。
尽管这次的抗议活动不是青年联盟组织的，但曼德拉和西苏鲁在奥兰多依然忙前忙后，设法使人们冷静下来。他们到处疏散群众，要求他们分散找地方躲起来。
最终，依然有18名非洲人被杀，30多人受伤，其中还有3名儿童。
当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曼德拉依然心有余悸：
我亲身领教了警察的冷酷无情，也明白了青年联盟真正需要的东西——来自基层群众的支持。
不仅如此，曼德拉还从这次活动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尤其是组织者的不容易。他和西苏鲁结识了两个年轻的印度人，一个是正在上学的艾哈迈德·卡特拉特，另一个是工厂工人保罗·约瑟夫。他们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工作，晚上还出去散发传单。
这两人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后来曼德拉与他们成为终身挚友。
政府的卑鄙伎俩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曼德拉彻底推向政府的对立面。
1950年，马兰政府先后颁布两部法律：《人口登记法》和《集团居住法》。这两部法律使种族隔离制度进一步制度化和系统化。
根据马兰政府的解释，《人口登记法》是为了争取“纯血种族”，防止白色皮肤的混血种人冒充欧洲人。这项法律规定，在南非的土地范围内，凡年满15周岁的南非居民要领取标明所属种族及其外貌特征的身份证。
至于《集团居住法》则是为了划定各个种族的特定居住地。这项法律明确规定：政府有权宣布国内任何一个地区为某一种族的居住区，而其他种族的居民应迁出该地区。这项法律没有提到对于要迁出的人留在该地区的不动产如何赔偿的问题，政府对如何安置要迁出的人也不闻不问。与此同时，政府的种种迹象表明，共产党将会成为政府下一个整顿的对象。
由于先前共产党和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于劳动节这一天举行反抗行动，马兰政府很快就采取了措施，颁布《镇压共产主义法》。
事实上，早在1948年，司法部长斯沃特刚走马上任就委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共产主义在南非各地的影响力。1949年2月，斯沃特通知议会：委员会发现共产主义已成为“国家的定时炸弹，须尽快清除”。
劳动节事件过后，斯沃特立即提交了一个《非法组织草案》，但这一草案很快就撤回，而代之以《镇压共产主义法》。这一草案授予司法部长很大的权力，规定其有权采取各种方式镇压共产党或者是“可能的”“潜在的”共产党成员。对被宣布为“共产党员”的人，可予以逮捕，驱逐出境，禁止参加集会和取消议员资格。对“共产党的”组织和报刊，可不予以法律保护，可禁止其活动，并可没收其财产。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又极为模糊，它包括任何旨在“通过倡导骚动和混乱，非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律责任，或威胁要采取非法或懈怠行为，从而导致在联邦内部发生任何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的变动的，将处以长达10年的监禁”。
当然，马兰政府并未强大到能无视一切，政府担心这一举动逼得太紧，会让共产党组织作“殊死抵抗”，为此，政府宣布这一条款将于当年7月生效。
面对即将生效的《镇压共产主义法》，南非共产党被迫于条款生效前，即6月20日宣布解散。很明显，打击共产党只是一个信号，政府所针对的是其他与政府对抗的组织，比如非洲人国民大会，曼德拉说：它主要针对非洲人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
尽管曼德拉先前曾表示一些反对共产党的理论，但依然对共产党表示支持，怒斥《镇压共产主义法》及其他反民主的法律。
为了声援共产党，表达对政府的抗议，非洲人国民大会在5月底由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重要决议，决定在1950年6月26日这一天，举行全国性抗议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派代表组成了一个联盟委员会。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向人民号召“不去工作”。
全国大罢工
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布的号召书内容是这样的：
这次抗议对我们来说是自1652年4月6日以来非洲人民为表达不满而进行的神圣运动的集中表现。1652年4月6日，一支由3艘荷兰三桅帆船组成的小船队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到好望角建立船队航行中途补给站。这一过程对欧洲人来说，是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过程；而对非洲人来说，则是另一幅情景：欧洲人从他们手上抢走了牛羊，夺走了土地。
1779年，大鱼河成了黑人和白人地区的分界线；
1809年，第一个《通行证法》通过；
1913年，他们的土地被法律剥夺……
我们怎能忘记这些？
经过一段时间的号召，全国大罢工正式进行。当然，在筹备过程中，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派之间各怀戒心。但后来摩西·科泰尼来到约翰内斯堡担任共产党书记，他的出现及游走，让彼此的戒心很快烟消云散，曼德拉称他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很快，他们成为朋友。
1950年6月26日，伊丽莎白港、亚历山大镇以及德班其他两个地区发生了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以及一些较小地区的部分工人参加了罢工。但是在德兰士瓦的一些地方则反应冷淡，大街上的行人懒懒散散，看不出任何罢工的迹象。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由于组织问题，那里的罢工活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这次全国大罢工中，西苏鲁、奥利弗和曼德拉以及印度人大会的领袖们分赴各地去组织群众，而曼德拉的任务则是从中协调。在这次筹备游行示威的过程中，两个最大的民间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有了更密切的接触。
在这次活动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印度人大会的组织工作经验和筹集款项活动中受到启发，而印度人大会也在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合作中受益匪浅。
对曼德拉本人来说，这场运动让他彻底觉醒，他一直担心的非洲人会受到其他种族或政治团体控制的情况并未发生；相反，各个种族进步势力的参与使运动声势浩大。他认识到，非洲人独木难支，仅仅依靠非洲人的能力在政治上想有所作为是幼稚的，在实际斗争中也是不可取的。在检讨了自己的立场后，他开始主动与其他种族的民主组织合作。
大罢工不久之后，曼德拉被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主席。
当选为青年联盟主席的曼德拉，感觉到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明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为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路线，曼德拉与西苏鲁进行了沟通和探讨。
曼德拉考虑到1946年发生在印度的事情：1946年印度志愿者浩浩荡荡地前往德班，一路上热情高涨，秩序井然，有的开车，有的坐车，他们驾车行驶500英里的目的就是进牢房。他借鉴这种抵抗方式，提出了“消极抵抗”。西苏鲁衡量再三，认为这种抵抗形式应该富有战斗精神。
两个人认真地研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上举行抗议活动时自发运用的“消极抵抗”的例子，主要有：1913年，黑人妇女抗议《通行证法》；191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组织大规模的非暴力游行，抗议活动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最终有一个部级委员会建议废除《通行证法》。当然，尽管没有废除，却证明了这种抗议方式确有成效。
曼德拉与西苏鲁及青年联盟的其他成员继续热烈地讨论，他们明白当前的社会大形势，“消极抵抗”对广大工人没有什么号召力，而非暴力抵抗是反抗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政府唯一可行的办法，至少目前是如此。
当时，政府拥有强大的军队，而广大工人所持有的只有拳头，如果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受伤害的只能是广大工人群众。
经过讨论，曼德拉认为，目前最关键的是用非暴力的方法对人民进行训练，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非暴力通常比公开的暴力反抗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决心。
种族歧视的法令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点燃了南非人的怒火。
1951年，马兰政府声称经过“慎重考虑”及“广泛调研”，决定颁布《班图权利法》，这是马兰政府关于“黑人家园”的第一个正式法令，是实行黑人与白人政治分离的第一步。这条法律改变了原有的对黑人的管理办法，废除了保留地原有的民选“土著人委员会”，而代之以南非当局任命的部落酋长掌权的三级权力机构——部落、区域、地方当局。
不仅如此，这条法律还蛮横地取消了1936年成立的“土著代表议事会”，这表示不承认黑人有共同利益，确定了对黑人实行按部族分而治之的方针。它还规定特派警察有权出席任何一次班图人会议，这是对班图人的监视。紧接着，《选举人分别代表制法》获得通过，它确定将黑人从普通选举人名册上除名。随后的《土著建筑工人法案》限定非洲人只能从事非熟练劳动，而将建筑业的各种熟练劳动留给白人。
这些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立法进一步激起了非洲人和其他非欧洲人种族的愤慨。曼德拉决定乘势将自己的抗议方针实施下去。
1951年1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会在布隆方丹举行，在年会上，曼德拉提出以下建议：
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统治300周年时，发动广大黑人群众举行抗议活动。警告政府，一定要取消极为不公正的6项种族歧视的法律，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
全体与会代表对此计划一致通过。在大会上，大会主席莫罗拉博士向大会致敬并呼喊口号：“我的祖国！”群众则回答：“非洲！”接着，代表们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恰好在这个时候，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始人塞梅博士不幸逝世。可以这么说，塞梅博士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绅士的抗议方式结束了，不愿得罪白人中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情者的担心结束了，害怕外来的政治集团或其他种族利用非洲人的恐惧也随之结束了。
在塞梅博士的追悼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批评声、质疑声、赞美声，等等。这个时候，担任青年联盟主席职务的曼德拉站出来，他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求同存异，表达了与会代表的共同心声：
我不认为在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目的的思想看法上我们有什么不同。这个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一个自由、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的南非。
有些分歧是不可能避免的，民族主义运动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有一种一致的方法，我们的组织方式亦允许不同类型的思想和意见存在，“青年联盟和国民大会目前的问题是怎样与民众保持最积极的接触”。它关心的主要是行动的概念，即如何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声音带给群众。
曼德拉很巧妙地处理了这些分歧，承认分歧的存在，又将它置于合理的位置。
参加完追悼会，曼德拉、西苏鲁又匆匆忙忙赶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部，部署即将到来的战斗——蔑视运动。
对曼德拉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挑战。首先，政府肯定会关注并且不遗余力地镇压这场运动。曼德拉这群年轻人如何才能得到足够多的支援呢？能够领导这场斗争吗？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