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中产生的爱情
曼德拉被释放之后的第二天，就给温妮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曼德拉提出请温妮吃顿饭，顺便谈谈为叛国罪审判基金筹款的事。
这时的曼德拉还处于保释之中，但他并没有因此束手束脚。
温妮接到曼德拉的电话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用她自己的话说，一整天都心神不定，简直无法工作下去。
温妮是个很大方的女孩子，但在这次会面之前，她变得感性起来。为了这次会面，她将自己保存的每件女学生装都翻腾出来，可没有一件看上去比较合适。
最终，为了显得成熟一些，她只好向好友艾德莱迪借了一件比较体面的衣服。
当天晚上，由于曼德拉还处于政府的严密“关切”下，他并未亲自去接温妮，而是委托他的朋友乔·马修斯去接。乔·马修斯是马修斯的儿子，也是青年联盟的活动家。此时的马修斯父子俩都正在准备接受叛国罪审判。
乔很乐意帮忙，他亲自开车将温妮送到曼德拉的办公室。刚一见面，温妮特别矜持，平时大方得体的她，此时特别放不开手脚，甚至都说不出话来。
但是，曼德拉已经离过一次婚，是过来人，他很快就使温妮摆脱了窘境。曼德拉当时38岁，而温妮年仅20岁。成熟的曼德拉迷上了这个漂亮的姑娘。
“一定要娶她！”这是曼德拉当时的决心。
简单的沟通之后，曼德拉带着温妮去了一家名叫“阿扎德”的印度人餐馆坐了下来。
在回忆这段甜蜜的爱情岁月时，曼德拉说：
我当时点了一份咖喱饭，我不知道温妮不能吃太辣的东西，这盘饭辣得温妮无所适从。我当时觉得很抱歉，对她说：“如果你觉得太辣，喝点水就会好的。”似乎温妮并不介意。
那天晚上，我们边吃边谈，包括募捐的事宜。我看得出来，她不是很有信心，我一直在鼓励她。我对她说：“你会有办法的，我知道。”同时，我在向她解释募捐对叛国罪审判基金的重要性。让我欣慰的是，温妮答应了我的请求。
那天过后，两个人的关系突飞猛进，温妮几乎每天都想去见曼德拉，而曼德拉也总是以各种理由去找她。开始是谈募捐问题，慢慢地两人开始畅谈人生、家庭以及对社会的看法。
1957年3月，经过将近4个月的交往，曼德拉正式向温妮求婚。
在交往的过程中，曼德拉很认真地表达对温妮的爱慕之情，同时也对自己当前处于不利的局面和盘托出。
当时的曼德拉正在等待叛国罪的审判，对他而言，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战斗。如果被判无罪，他将会恢复自由身，但会继续从事非洲的民族事业，而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谁也无法预知；如果被判有罪，他将会失去自由，意味着要在监狱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
另外，他一直受到警察当局的骚扰。如果温妮要与他结合，这种骚扰将降临到她的头上。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将他的生命贡献给南非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一斗争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一旦需要，他的个人感情也必须牺牲。
曼德拉知道，他很爱温妮，但也必须告诉她他正在进行的事业和面临的危险。他是否有权利也要求温妮来承担这种不稳定的生活呢？这是他不能把握的。
温妮又是如何想的呢？
温妮在回忆与曼德拉的感情生活时，说：
当时，我爱他爱得发疯。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非常热烈地爱着我。有了这种共同的感情和理解，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再讨论的了。
当然，婚姻并不单纯是两个人的问题，有时甚至是两个家庭的问题。当哥伦布得知自己的女儿爱上了曼德拉时，他很吃惊，他知道曼德拉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为自己的女儿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她感到担忧。
她的家乡是传统思想比较盛行的，人们对离过婚的人总是有一些风言风语。更关键的是，曼德拉还有3个孩子。
虽然曼德拉是个离过婚的男人，并且他对事业怀着至高无上的信仰，但温妮作好了准备，她毫不退缩，也毫不畏惧。
1958年6月，处于管制禁令之下的曼德拉争取到了4天婚期。依照温妮的意愿，他们赶到庞多兰，也就是温妮的家乡，于6月14日举行了婚礼。这是她新生活的起点。从此，温妮走上了一条通往炼狱之路。她遭受了折磨、限制、拘留、监禁，承受了一般犯人不曾遭受的各种磨难，正如南非教会理事会主席玛纳斯·布特莱济所称颂的：“从极为深刻的意义上说，她无愧于‘黑人母亲’的称号。”
几个月之后，温妮为曼德拉生下女儿金妮。
以自由的名义
正处于新婚甜蜜中的曼德拉，既没有去度蜜月，也没有在家享受婚姻的甜蜜，因为他即将面临完全叛国罪的审判。每天，他不得不往来于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之间，为叛国罪一案奔波。
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曼德拉说：
对于新成立家庭的我，生活和以前没有什么变化，每天都充满着不确定性。每天早晨，我必须乘车到比勒陀利亚接受“叛国罪”的审讯。而温妮则到奥兰多去工作。
在比勒陀利亚，我和许多律师在一起准备辩护词，常常忙碌到半夜。偶尔空闲的时间，我还常常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去参加执行会议。
回到家之后，我必须抓紧时间休息，以保证第二天有充足的精力来面对新的挑战。
早晨起床，我跳进澡盆洗澡，换衣服，冲出去，坐上车赶往“叛国罪”审讯法庭。我甚至连吃饭都顾不上。我能够感觉到温妮的担心，她强迫我坐下来吃饭，而此时电话铃又响了：有人请求我到警察局去保释一个人……
当然，忙碌的生活不足以让曼德拉手忙脚乱，而为了应对叛国罪的审判，则耗费他大量精力。
在法庭上，曼德拉一个人的“罪证”就占了法庭记录的400页。政府聘请的律师是一个坚决主张种族隔离的阿非里卡人。
他问题犀利，提问诡异，经常让人摸不到头脑。在法庭上，他能言善辩，对曼德拉的盘问极具挑衅性。当然，曼德拉也是法院的常客，这个名叫贝克的律师，并没有从曼德拉的口中得到半点有价值的线索。
经过漫长的审判阶段，直到1959年1月19日，辩方律师又一次取得了胜利——法庭宣布64名被告的指控书被撤销。这样，156名被告人中仅剩下31人继续受审，曼德拉仍在其中。
虽然仍是被指控的身份，但曼德拉依然坚持在约翰内斯堡的城区开办律师事务所。当然，这违反《集团居住法》的相关规定，随时都可能被指控甚至驱逐。
果然，几天之后，曼德拉和奥利弗的律师事务所被迫关闭。他们只能选择在黑人城镇开业，这无异于让他们放弃律师行业。不过，勇敢的曼德拉并没有放弃，他们冒险在周末及晚上继续开业，一来为了生存，二来为了自己的民族事业。
面对强大的敌人，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发生了矛盾，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的两个分支机构——非洲主义者派和自由宪章派在未来的道路上发生了路线上的错误，几乎无法调和。1959年4月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分支非洲主义者在其领袖罗伯特·索布克韦的领导下，正式宣布成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非洲主义者派的退出，无形中削弱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
罗伯特·索布克韦生于东开普地区的一个科萨人家庭，父亲是一个卫理会教徒，在其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罗伯特也成为一个卫理会教徒，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
后来，他进入海尔堡大学攻读文学。在海尔堡大学时，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并任青年联盟学校支部主席。1952年时，他同样因参加“蔑视运动”而被免去教职。
南非工会大会通过的《自由宪章》，并非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同意，罗伯特就是其中一个有意见的人。他认为，《自由宪章》眉毛胡子一把抓，将黑人和白人统称为“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并提出“不分肤色、种族”，这对非洲土著黑人来说根本不公平。除此之外，罗伯特还认为《自由宪章》关于民主方面的一些建议并不符合非洲的具体情形，自始至终没有提过“一人一票”问题，因为“一人一票”将使欧洲人、亚洲人和混血种人的选票变得几乎毫无意义。
后来发生的几次事件都让罗伯特将矛头指向非洲人国民大会，他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已被“白人统治阶级的领导”拉拢过去了。
不难看出，罗伯特认为南非的一切财富都只属于生活在南非这块土地上的原始居民，如今却属于全体居住在南非的人们，这等于承认南非国土上外国霸占者和本土被剥夺者、外国强盗和本土受害者所共有。
曼德拉与罗伯特的关系很不错，他们同是青年联盟的创始人，且领导过几次比较大的行动，他很理解罗伯特的选择。
罗伯特的行为使曼德拉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大规模的运动中，激进的口号比温和的策略更有感召力。一旦罗伯特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会吸引走其大批成员。
为了阻止这种局面，曼德拉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们对以罗伯特为首的非洲主义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摒弃成见，将种族主义者和普通白人区别开来。
可惜的是，罗伯特心意已决，这场分裂运动最终还是发生了。
结局正如曼德拉所料，泛非主义者大会一成立，就吸引了大批黑人群众。1959年8月2日，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全国执委会宣布，他们已在全国建立了101个支部，拥有正式成员2.5万人。这对一个刚成立4个月的组织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白色恐怖
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发生了分裂，但组织之间还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敌人，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必须联起手来，并肩作战。
196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先后组织了一系列运动，一种危机感在全国弥漫。
罗伯特勇敢地站出来，组织反对《通行证法》的抗议活动。在演讲时，他希望大家将通行证丢在家里，一起走上街头，发起和平抗议，并接受逮捕和坐牢。
罗伯特希望这一行动能够带动起全国所有的人，加入抗议的行列。如果这样，南非的监狱将人满为患，所有的工厂和商店将停业，整个社会将会陷入瘫痪，南非政府当局最终将不得不让步，废除通行证制度。
1960年3月21日，反通行证的运动以平静而严肃的方式开始了。在德兰士瓦郊外的沙佩维尔，很多人故意不带通行证，在警察局门前集会示威。
这种方式引起很多人的围观，人群越来越多。罗伯特认为这种抗议方式很“和善”，但当局则不这么认为，他们居然向警察传达“遣散否则开枪”的命令。
当警察一次次地遣散失败后，75名警察向人群开了700多枪，杀死了69名非洲人，伤了至少180人，其中有很多儿童和妇女。这就是著名的沙佩维尔屠杀案。
沙佩维尔屠杀案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由于信息沟通不畅，在南方很远的开普敦郊区兰加的群众对此并不知情。他们和德兰士瓦的抗议行为一样，当警察大声要求他们遣散时，由于人数太多，很多人都没有听到这个命令。随后，警察挥舞着警棍殴打集会人群。人们用石头还击，然后警察下令开枪。这一次冲突，有2名非洲人被打死，49人受伤，愤怒的人群几乎失去了理智。
默默无闻的沙佩维尔和兰加因为这两起惨案，迅速成为南非各地以及世界关注的焦点。
南非当地人们对种族歧视制度怨恨已深，再加上南非政府长期镇压坚持非暴力运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如今又以更严厉的手段镇压泛非主义者大会举行的示威活动，一时之间，南非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此时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做什么呢？
在约翰内斯堡，曼德拉、西苏鲁及艾伯特等领导人，整夜开会讨论，商讨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
事实上，在此之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已联合了其他13个不同种族的组织，正在筹备发起反通行证运动，并计划在5月和6月连续发动波及全国的示威游行。但泛非主义者大会这次行动打乱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计划。
为了支持泛非主义者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只能十分被动地替泛非主义者大会收拾残局，失去主动。
3月26日深夜，经过讨论，最终的方案出炉，然后他们将方案传达给艾伯特。此时的艾伯特正在比勒陀利亚，为叛国罪审判作证。艾伯特同意这一建议并于当晚焚烧了他的通行证，号召其他人仿效。
巧合的是，由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政府决定暂停实施《通行证法》。艾伯特接着又呼吁全国在3月28日为死难者默哀一天。
由于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共同努力，这次罢工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取得初步成功。
政府暂停实施《通行证法》，让很多人天真地以为这是政府向抗议运动低头，认为是政府在传达结束这一法律的迹象。殊不知，更严厉的镇压措施即将在全国实行。
法西斯下的牺牲品
由于罢工、示威游行和骚乱此起彼伏，政府陷入严重的被动局面。为了重新控制局势，政府在3月30日突然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并开始搜捕活跃分子。
政府的行为再一次激起人们的不满，他们游行示威，决心向开普敦警察局提出抗议。可惜的是，新进入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年轻领导人菲利普被白人高级警察所欺骗，他悄悄地解散了人群，导致这一次的抗议活动半途夭折。
根据《紧急状态法》，曼德拉和其他30余名组织者以叛国罪审判，又重新被关进监狱。作为律师的艾伯特同样遭到囚禁。一时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全部被抓。没有了领导人，就无法组织有效的抗议活动，终于，大约有2000名积极分子遭到拘禁，成千上万所谓的游民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4月8日，当局宣布重新实行《通行证法》。与此同时，当局议会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法》，以128票赞成16票反对的结果，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为非法组织，即日解散，并规定继续从事该组织活动的人将被判处10年以下徒刑。
走过近50年风风雨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居然像新生儿一样突然夭折，一时之间，这成为很多人议论的焦点。
接下来的事情就太幽默了，被关进监狱的曼德拉居然在狱中当起了辩护律师，并兼职被告辩护律师。在狱中，他代表犯人，就监狱的伙食、待遇和卫生条件多次与监狱当局沟通，有时甚至在法庭上提出抗议。经过他据理力争，犯人在监狱里的处境大大改善。
1960年8月2日，曼德拉出庭为叛国罪辩护。聪明的曼德拉抓住所有机会，陈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立场、政策和活动情况。
在法庭上，面对法官，曼德拉说：
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实现成人普选权，为此，我们准备施加经济压力；我们将发动“蔑视运动”和待在家里运动。我们将采取个人行动或集体行动，直到政府说“先生们，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蔑视法律的事态和待在家里运动所造成的局面。让我们谈判吧”……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保证暴力不会首先来自我们方面。
审判叛国罪的闹剧持续了很长时间，审讯到最后仍然一无所获，还被曼德拉狠狠羞辱了一番。当局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找能够证明非洲人国民大会推行暴力政策的证据，但这一企图也失败了。最终，当局想到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办法——极力证明这些被告已经预见到他们的行动会跟政府发生暴力冲突，并以此为契机，实施进一步的颠覆活动。
只是，政府的如意算盘在法庭上失败了，莫须有根本无法作为证据使用，最终，当局知趣地停止了这场闹剧。
再谈一下艾伯特，艾伯特响应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号召，亲自烧毁了通行证，遭到逮捕。他本来的身体就不太好，这一次监狱的生活使他身患重病。
但当局仍没有放弃对他的指控。曼德拉又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
曼德拉凭借自己的智慧，又一次让对手哑口无言。
无聊的审判闹剧持续了1个月，最终不了了之。
1960年8月底，政府宣布取消紧急状态，并释放了大量被囚禁者。在这段时间内，曼德拉奔波忙碌，而温妮又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但忙碌的曼德拉根本没有时间照顾。这让他一直都充满愧疚。
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曼德拉说：
那个时候唯一能够令我感到慰藉的是，我的生活中几乎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