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国罪的尾声
经过近4年马拉松式的审判，关于叛国罪审判案的闹剧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当局的审讯过程于1961年3月结束，被告方开始他们的辩护。以艾伯特为首的被告方，否认曾经策划过一场“充满阴谋的叛变”，并驳斥了当局所说的在选举和叛国之间没有中间道路的观点。
接下来的情况进入一种戏剧化。在距离辩护结束还有好几周的时候，高级法官突然宣布审判中止一周，这是否意味着被告已经被认定为有罪了呢？
这突然的变化让被告和其家属们的心情越来越紧张，法庭会如何宣判呢？是判决有罪还是无罪呢？他们都不得而知。
正在苦苦等待审判结果的温妮此时正在家照顾孩子。这天晚上，曼德拉、西苏鲁、诺克韦和另一名被告乔·莫迪塞在家中突然出现，据温妮回忆：
他们都安静地站在车库外的车道上，曼德拉让一个孩子来叫我。我去到他面前。他只简单地对我说：“亲爱的，帮我把衣服和梳洗用具装在箱子里。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不要着急，我的朋友们会照顾你。他们会随时把我的消息告诉你。好好照看孩子。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有力量和勇气这样做，我知道你现在就有能力这样做。”
我赶快收拾好他的衣服。我眼里噙着泪水，但是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短短几个月里已经习惯不向他提任何问题。在我们分别之前，我只祝愿他一切平安，并请求非洲之神处处保佑他，请求他有空回来看看我和孩子，只要几分钟。我提醒他要知道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他却显得有些迷茫，还有意无意地批评了我两句。
温妮对曼德拉即将面临的危险和痛苦一无所知，她只是注意到近期的曼德拉变得沉默了很多，而且默默地做了很多温妮不知道的事，预付了6个月的房租，拿出一笔钱塞给温妮。不难看出，曼德拉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3月29日，曼德拉回到比勒陀利亚，与其他被告一起听候最终的审判结果。公众旁听席和记者席上座无虚席。法庭内非常安静，很多人都屏住呼吸，看得出来气氛非常紧张。
高级法官朗夫首先宣读了调查结果：
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盟友一直致力于“用一种强烈的、根本不同的政府形式”来取代现政府；
《行动纲领》中“预示了非法手段”，“蔑视运动”也采用了非法手段；
某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在某些地方发表过煽动暴力的演讲，但政府并不能证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实行的是暴力政策；
非洲人国民大会经常表露出“反对帝国主义、反西方和亲苏联的态度，具有强烈的左翼倾向，但政府不能证明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共产主义组织或者证明《自由宪章》勾画了共产主义国家的蓝图。
这些话让曼德拉等一干人越来越兴奋，直到法官站起来说：“现宣告你们无罪释放，你们可以走了！”
法官的一句话在人群中引起了欢呼，他们兴奋地拥抱，然后高唱着《上帝保佑非洲》。
关于叛国罪的审判结束了，可沙佩维尔屠杀案的阴影还在，总得有人要为此买单——受害者的血不会白流。
对于所有遭受种族歧视的非洲人来说，沙佩维尔惨案的意义在于它向反抗种族歧视的非洲黑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解放运动还要继续坚持非暴力手段吗？
不。
从这个意义上说，沙佩维尔屠杀案标志着南非民族主义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一历史的转折中，曼德拉再一次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转入地下
曼德拉一行人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法院，但他心情却并不轻松，他们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已经被解散。未来的路究竟在何方？
值得庆幸的是，曼德拉在1952年“蔑视运动”之后提出的M计划派上了用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有朝一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失去合法地位，将进行地下活动。这一计划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保存了一部分力量，继续组织和领导群众。
转入地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并没有因政府的蛮横而屈服，经过秘密联络、组织，新一轮的反抗活动又开始了。
1961年5月31日，南非退出英联邦，成立南非白人共和国。长久以来，南非白人当局在国内以各种手段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先后制定并颁布几百条种族主义法律和法令。
非洲人国民大会这次发起的反抗活动计划持续3天，在南非白人共和国成立之前，从29日开始，将有全国范围内“闭门不出”运动。
针对这一反抗活动，政府将各组织的领导人和激进分子以及数以千计的非洲人当作“无业游民”而逮捕，甚至出动了军队。
当29日来临的时候，南非大街小巷的报纸头版头条均出现“警察严阵以待”“白人组成自卫队”“无声的武器”等字眼。
5月29日，星期一，整个约翰内斯堡的大街上几乎不见黑人的影子。一时之间，全国出现了一种恐怖的气氛。
当局立即采取措施，派出大量警察进入黑人居住区驱赶居民出去工作，否则将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法》进行处罚，同时还会被雇主解雇。
与此同时，总理约翰内斯发出严厉警告，给所谓的“动乱分子”和“普通公众的成员”，包括一些拥护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知识分子”“假知识分子”以及“某些报纸”发出警告，所有支持这个提议的人，将以《镇压共产主义法》进行处罚。
结局毫无疑问，结果令人失望。第二天，曼德拉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布取消罢工。
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曼德拉很有底气地说：
这次的罢工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从政府采取的镇压罢工的措施来看就足以证明。政府采取的这些暴力手段，已经变得声誉扫地。一旦人民处于绝望境地，被置之于死地的人民势必会奋起进行反击。
当局接二连三赤裸裸的暴力行动，已经让曼德拉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关于非暴力政策产生了怀疑。
曼德拉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分析、总结这次罢工运动的得失。曼德拉认为，这次的失败缘于领导人对搞地下工作的经验不足。为此，他对骨干分子重新进行了组织和培训。
另外，曼德拉仔细搜集人们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批评意见：
1.这次罢工没有考虑到黑人们的基本生活问题；
2.这次罢工没有考虑到善后问题。
曼德拉认真总结这些经验，他始终觉得这些根本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政策方面，他又回到了非暴力的问题上。
很快，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继续从政治上宣扬和平和非暴力，与一个以其野蛮行径而给非洲人民带来如此深重痛苦与不幸的政府打交道时，是不是正确的？”
1961年6月26日，这是“蔑视运动”9周年的纪念日。他秘密地发表了一份声明，预见了和平和非暴力之外的新的斗争方式——非合作。在声明中，曼德拉提出“民族之矛”的概念：“我将与你们肩并肩地抗击政府，一寸一寸地，一英里一英里地夺取胜利直至最终全胜……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战，直至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民族之矛”的诞生
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经历一系列挫败之后，决定改变和平和非暴力的反抗路线，转向暴力。
当然，对于转向暴力的决定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在大会上通过的，有一些人对暴力行动的有效性持保留态度。对于曼德拉来说，这是更大的挑战。首先，长达20年的非暴力斗争经验将从此无用武之地。其次，和平和非暴力的抗议活动都遭到暴力镇压，而暴力运动势必会遭受到更可怕的暴力。
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秉承的就是非暴力政策，它是不会卷入暴力冲突的。然而，如果此类暴力行动能够得到控制，那么它也并不反对。
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决定，西苏鲁继续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组织下一次的抗议活动。而曼德拉则主动挑起“民族之矛”的重担，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反抗开始了。
从“民族之矛”成立起，曼德拉一直在积极地组织。这期间，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女，并经常化装去探望，以解自己的相思之苦。
要组织起有效的斗争方式，必须更好地学习。曼德拉购买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他每次阅读时，精神都高度集中并极力挖掘其内在的含义，以期寻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经过曼德拉的精心组织，“民族之矛”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外的一套公寓，在一群附属建筑物中毫不起眼，这正是曼德拉所需要的。
在那里，为了更好地掩护这些工作，曼德拉将自己的妻女接过来，同自己一起居住。
经过曼德拉的精心研究和梳理，“民族之矛”行动的理论已经初见其形，曼德拉提出4种暴力形式：破坏活动、游击战争、恐怖活动、公开革命。其中，游击战争是借鉴毛泽东军事理论的精髓而提出的。
从当时南非的政治背景的角度看，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破坏活动。
在后来的解释中，曼德拉强调：
破坏活动不会造成生命的牺牲，并且它也为未来的种族关系带来了最光明的希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曼德拉不得不考虑的，避免将白人与黑人拖入内战。布尔人与英国之间发生的战争要经过50年时间才能愈合，如果将白人与黑人拖入内战，要消除国内种族之间的仇视可能需要更久。
经过秘密商讨，曼德拉总结出将从事破坏活动的几个步骤：
1.“民族之矛”的成员要接受严格指导，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允许伤害他人；
2.破坏活动的策略安排及确定目标，由以曼德拉为首的全国最高指挥部决定；
3.由于南非警察的监管，必须将整个结构分散开来，建立若干个小分队（这一点在M计划中已经预见到了）。
步履维艰的行程
要组建一个军事组织，首先要挑选合格的人才。在这方面，曼德拉毫不放松，每一个人都是经过认真挑选的。
这些志愿者经过严格的筛选后便集体宣誓，发誓坚守秘密，即便是对最亲的亲人，并不断重复“非洲是属于我们的，自由是属于我们的”。与此同时，志愿者被告知，在今后的活动中，不能拒绝组织分配的任何任务。这些成员闲暇之时，依旧在公开场合上自由活动，因为别人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民族之矛”尽管称为军事组织，但在开始创立时一无所有，很多成员甚至连基本的枪支使用知识都没有。幸好，曼德拉早就预料到这一点，他招募了两名退役的士兵，传授起码的军备技术知识，如自制炸药并用它来破坏各种设施。
当然，这一切行动会造成很大动静，非常容易被人发现。为了躲过当局的监视和追踪，试验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一袋袋高锰酸钾分批次经过几个圈几个绕运到试验基地，试验人员反复研究、试验。
“民族之矛”的指挥部设在约翰内斯堡郊区的一个农庄。最高指挥部包括曼德拉、西苏鲁、戈万、安德鲁和雷蒙德等人。为了安全起见，每个人都有一个假名，如曼德拉被称为“大卫”，西苏鲁被叫作“阿拉”，姆贝基的假名是“德拉米尼”。为达到隐蔽的目的，最高指挥部也在此办了一个小小的农场，不时在住宅门口向路人卖农场产品。
经过精心组织，“民族之矛”的亮剑之日终于到来了。
曼德拉将“民族之矛”行动的第一枪定在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约翰内斯堡作为南非最大的经济中心，一旦出现意外事故，很快就能传遍全球，吸引很多人的关注。而伊丽莎白港是长期以来最重要的军事基地，那里的黑人遭受种族歧视的伤害很难被人忘记。
1961年12月16日，“民族之矛”发起第一次军事行动。当时，阿非利卡人正在举办“圣约日”喜庆活动，一连串的爆炸声让参加庆祝活动的人四处逃散。与此同时，伊丽莎白港也发生了一连串爆炸，一些高压电架和政府建筑物被破坏。这件事立即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很多人都在关注事情的进展。事后，警方通过对现场的调查，发现这些爆炸是由一些自制炸药和炸弹造成的。
第二天早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分支“民族之矛”向南非发表了一个公开宣言。在宣言上，新成立的地下组织说：
这是由非洲人组成的一个新的、独立的团体。它的队伍中包括所有各族的南非人……我们希望，我们会使政府及其支持者在为时已晚之前就醒悟过来，以便在事态发展到打内战的你死我活的阶段以前，政府及其政策即能加以改变。
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对国民党人准备内战和军事统治是一个打击。在这些行动中，我们是为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即黑人、有色人、白人的最大利益而进行工作的，不推翻国民党人，他们就不能获得未来的幸福和福利。
政府曾蛮横地将和平运动视为软弱；将人民的非暴力政府视为对政府暴力的大开绿灯……我们正在致力于探索一条解放全国人民的新的道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艾伯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颁奖词中，提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艾伯特·卢图利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非洲人国民大会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非暴力政策受到赞赏和欢呼喝彩……”。
艾伯特很谦虚地说：“荣誉是属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我只是一个代表。我仅仅是继承与坚持了可追溯到50年前的非暴力政策，我很乐意，并且一直执行这个政策。”
当艾伯特被授予诺贝尔奖宣布以后，南非当局政府气急败坏，认为这是对诺贝尔奖的亵渎。但面对舆论压力，依旧发给他一张10天内有效的特殊护照，以便他前往奥斯陆领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