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是在一九五○年九月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所辖的台湾广播电台工作，我说“应该”，因为我申请退休的时候，人事室查不到我的到职年月，要我自己填写，我没有用心推算，显然写错了。记得那年中秋，福利社发给每人一个月饼，我刚刚进来，福利名册上还没有我的名字，我的顶头上司资料室主任蒋颐替我争取到一份。中秋节总该在阳历的九月。几个月后，我调任编撰，迎头重任是参与制作蒋公复职周年的庆祝节目，蒋氏一九四九年一月引退，一九五○年复位，一九五一年三月一周年，据此推算，我一九五一年一月或二月已经在编撰科了。
中秋福利只有“一个”月饼，可见那时台湾广播电台很穷。我们坐藤椅，用桌面有坑洞的桌子，领到有臭味的浆糊、有缺口的米达尺，后来调到楼上写稿，脚下踏着有弹性有声响的地板。伙食房长桌长凳，铝制的盘子凸凹不平，生了灰色的锈。男女合厕，日本人遗留的习俗，男生出入眼观鼻、鼻观心。上午有卫生纸可用，用完了，下午不再补充，因为总经理只有上午来办公。有一次某“立法委员”来发表广播演说，内急出恭，无法善后，只好掏出手帕来草草了事。
台湾广播电台的前身是日本“台北放送局”，抗战胜利由“中国广播公司”接收，“中国广播公司”前身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这个“中央”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广”公司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那时撤退来台的“中央机关”都穷，“引退”后的蒋公住在阳明山（那时还叫草山），连纱窗纱门都没装，魏景蒙去见他，他一面跟魏讲话一面用手掌打蚊子（后来魏先生做“中广”总经理，常要我记录他口述的资料，其中有这一段秘闻）。“中广”公司从南京撤到台北，副总经理吴道一主持其事，他说那时没钱交电费，没钱发薪水，他想辞职，没人收他的辞呈。他依照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口头指示，变卖带出来的发电机，渡过难关。
当时播音必须照文稿说话，文稿播出之后送资料室永久保管（电台由南京带来很多旧日剪报，上面有播音员播出之后的签字）。有一次外面倾盆大雨，播音员却要播报天气“晴”，那时台湾气象局每四小时发布气象报告一次，没有雷达，没有电脑，气象预报总有些阴差阳错，播音员明知预报失准，他不能更改。还有一次，采访记者赶写新闻，写到“女士”二字，“士”下面一横拉得太长，播音员播出来的是女“土”，电台不能处罚。
广播如此依赖文稿，电台又没有雇佣很多写手，编播人员只有到资料室找报纸杂志上登过的东西，填塞节目内容，资料室必须增添人手，我才有机会到电台工作。那时候我们都没有著作权观念，别人发表的作品拿来就用，后来保护著作权运动兴起，政府修正著作权法，成立著作权人协会，广播电台还是觉醒最晚配合最少的地方。
“中国广播公司”在南京成立时辖有电台三十九座，除了台湾六座、东北四座以外，都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建造的，创业艰难，功不可没，所以管理处长吴道一虽然交出实权，改任公司副总经理，仍然终身受人尊敬。南京撤退时，许多机关首长只能带出几个左右亲信，若想搬运物资，员工反抗，码头工人拒绝装卸。吴道一能够拆运机器，连图书唱片剪报资料都能装箱上船。
当年广播任务简单，据“中广”公司海外组组长陈恩成博士一份报告说，当年各地建立电台，一律派工程师做台长，工程师建厂房，装机器，竖天线，雇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买一批唱片，订几份报纸杂志，就可以开播，对工程的投资高，对节目的投资低。我记得他强调中国广播事事都可以移用西洋现成的东西，惟有播出内容必须自己设计，语言风格必须自己形成，节目人才必须自己培养。后来“中广”庆祝成立四十周年，出版了吴道一著《中广四十年》一书，保存许多珍贵史料。书中记述，当年电台组织仅有技术、传音、事务三科，可以说为轻视“节目”提供证明。
你看轻节目，社会就看轻你。资深广播记者潘启元说，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跑新闻，申请加入南京记者公会，几番力争，公会勉强同意，他是全国广播记者加入记者公会的第一人。民本广播电台台长胡炯心说，内政部职业分类，广播列入“娱乐”，他这才知道自己是个跑马卖艺的。
来到台湾，广播突然十分重要。台湾使用日文五十年，马上改读中文，确有困难，听广播比较容易，政府想借广播普及知识，宣达政令，凝聚共识，此其一。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一切交流的管道俱已严密封锁，惟有电波可以穿越海峡，深入内地，政府想借广播进行对大陆宣传，此其二。世界各重要国家都有专门机构收听外国广播，以便立即了解局势变化，国民政府想借广播打破孤立，争取友邦了解，此其三。有此三者，广播任务重大，层次提高，必须多方罗致节目人才，王大空、崔小萍、杨仲揆、王玫、白茜如、徐谦，还有我和骆仁逸，都在这种情势下分别就位。节目人员身价增高，导致节目和工程两大部门的长期摩擦。
台湾台的台长是工程师姚善辉，下设工程科、总务科、节目科，节目科之外又有播音科、新闻科，还有一个资料室，事实上播音和新闻都是节目工作，资料是为节目服务的，可是单从名称看不出组织系统来。我进电台的时候，省籍名人翁炳荣统率节目部门，增设编撰科。一九五一年三月翁赴日本，邱楠接任，公司给他的名义是节目总编导，统摄新闻编撰、播音资料各科。不久台湾广播电台撤销，业务由“中国广播公司”直营，分设工程部、节目部、总务部，原台长姚善辉任工程部主任，原节目总编导邱楠任节目部主任。节目科升格为部，空间扩大，层级增多，下面设编审组、新闻组、播音组、资料组，眉目就清楚了。
那时无线电广播是新闻事业的尖端，却也是工程设备的幼年，但是对于我，一切都非常新奇。发音室冷气昼夜开放，为了使声音合乎标准，室内铺着很厚的地毯，挂着沉重的帷幕，窗子用整片玻璃镶成，内外两层，里面一层微微倾斜，减少回音，伺候声音像伺候皇后。那时录音机的机件复杂而笨重，用钢针把声音刻在蜡片上，一次一张。后来使用钢丝录音，必须由工程人员操作，节目人员使用录音机，必须工程部门批准，太尊贵了，可是它居然能保存声音反复重现，人定胜天，本是二次大战中研发的秘密武器，岂可视为等闲！唱片还是胶质，速度七十八转，有些沙声，硬脆易碎，怕压怕碰怕摔，那可是进口的奢侈品，送人一张唱片已是厚礼，电台唱片整箱整柜，工友经常捧着厚厚一叠上楼下楼。最不可思议的是，我每天写的文字都会变成声音，四方各地都有人专心收听，怎么可能？居然可能！
那时“中国广播公司”有全国知名的工程师冯简，据说机器故障播音中断的时候，他能坐在家中用电话指挥修复，无须亲临检查。南京时代有名的男播音员梁栖，方面大耳，音质沉厚，播送政论文稿以声服人，走出发音室的时候满身大汗。重庆时代的女播音员刘若熙，美人迟暮，改调编辑，当年号称“重庆之莺”，与日本的“东京玫瑰”争鸣。想那一九二八年，全国没多少人见过收音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中广”公司的前身）训练了一批收音员，他们带着收音机前往各省，每天收听新闻节目和中央要人的演讲，记录缮印，送到当地报馆发表，同时也制作壁报供大众阅览，当年的收音员，还有几位在“中广”公司担任行政工作。这些都是国民党光辉岁月中遗留的人物，后进置身其间，很能感受到历史的厚度。
资料室从南京带来一批图书，话剧剧本占很大的比例，曹禺、洪琛、郭沫若、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都有，出版日期都在抗战胜利以前。这些人是左翼作家，这些书是禁书，“中广”把它们运到台湾，也算是一批文物。那些著名的剧本，像曹禺的《日出》、《雷雨》等等，有人用铅笔勾点批注，哪个角色由哪个人演，哪个地方加入分场的音乐，分明是电台导播的作业，敢情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辖的“中央广播电台”在节目中使用了这些剧本！我仿佛看见一群播音员挤在麦克风前伸长了脖子，共同使用一本书播出节目，那时节目制作如此因陋就简！今天严厉禁止的，正是昨天向各国播送的，“中央”的文化政策如此捉襟见肘！算得上是一个重大发现。
那时“中广”公司总经理董显光，国际宣传的教父，英美新闻界外交界的老朋友，为“中广”争取许多美援。他惯用英文批签呈，无为而治，一律 OK，我从他的批示中第一次看到这个符号。有一次节目部签办一件事，送工程部会签，工程部提出相反的意见，董总批示 OK。节目部只好和工程部联名再签，问总经理究竟 OK 了谁的意见，批示下来仍是 OK。他娴熟国际社交礼仪，每天服装整齐，见了女同事就鞠躬，对我而言，新奇！
那时“中广”公司董事长是张道藩，党国要人，领导国民政府的文艺运动。他的作风不同，那时宣传政策由中央宣传部掌握，他轻易不说什么，倒是对行政事务的细节很注意监督。记得当年到新公园游览的人，往往沿着那条水泥小径误入电台，总务部特地在电台入口处左右竖立两根方形的柱子，示意这是电台的大门，又在右边柱子上制作“中国广播公司”大字招牌。张道公看见建造费用的账单，认为贵得离了谱，把负责人叫来“骂”了一顿。他私人写信从来不用公家的邮票，办私事也不坐公家的座车，对我而言也是新奇。
那时台湾电台的待遇很低，我调到编撰科以后，资料室添补新手，有一位小姐应征，她听见月薪只有两百二十元，变色而去，临别留言：“苏俄用农奴工奴，你们这里用文奴！”王大空任广播记者，工作表现优异，言谈诙谐有趣，有时却也愤然自语：“中广！你有本事就饿死我！”只有我很满足，薪水加上稿费，我可以把弟弟妹妹零用金增加到每月五十元，一面计划如何迎养寄居台中的父亲。
那时兰陵王氏子弟多人从上海随上校爷爷撤退来台，分散在联勤各单位当兵，放假的日子，他们想到台北市逛逛大街，没钱买车票，没钱吃午饭，希望我接待。我到上海的那个把月，他们没人请我喝过一杯开水，我追慕上校爷爷县长爷爷的风范，不计前嫌，他们来找我，我奉上新台币二十元，天热可以吃红豆冰，口渴可以喝黑松汽水，饿了可以吃山东大馒头。那几年，我怎么也存不下一块钱。
台湾电台的外观优雅，看资料，这栋建筑由日本人栗山俊一设计，采用日本三十年代流行的“帝国冠帽式建筑”，想当初是一栋漂亮的建筑。它位于公园一角，那占地七百一十五亩的绿地热带树林、露天音乐台、拱桥池塘（后来又有满园杜鹃花），仿佛是它的庭院。我们在楼上写稿，那时办公室尚未禁烟，同事作家骆仁逸常常把手臂伸到窗外“弹”掉烟灰，他说“我拿整座公园当烟灰缸”。日本把电台、法院、银行、外交宾馆都设在总督府周围，据说是表示对广播十分重视，电台虽在闹市中心，有了公园，也就闹中取静，躲掉多少尘嚣。“陈素卿殉情案”的男主角本是这家广播电台的编辑，殉情案发生后，女主角在感人至深的“遗书”中说，她常坐在公园喷水池边长椅上偷看男主角上班，我们读了遗书，也曾结伴来到新公园，坐在陈素卿坐过的地方瞻望这座小楼，那时我曾设想，谁能在这座小楼里办公真是一种幸福。我怎能知道它内部的诡谲骚动与外观的宁静幽雅恰成反比。
我听到老前辈讲古，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中广”公司接收了这座电台，可是没办好产权转移。有人提醒经办人：现在实行宪政，有一天国民党不再执政，若是产权有问题，你就不能再使用这座房子了！那人听了大笑，他说怎么会有那一天！他万万没想到，后来本土意识高涨，还没等到政党轮替，房产就还给市政府了。
我由资料员调成编撰，座位靠近玻璃窗，凭窗下望，可以看见一条水泥小径由“总统府”前的大道分支，通往公园的出入口，看见少男少女一对对恋人手牵手走过，看见新婚夫妇抱着小孩相互扶持走过，看见中年夫妻彼此保持三英尺的距离、孩子跟在后面走过。日复一日，听见仪仗队在“总统府”前奏乐降旗，年复一年，双十“国庆”，听见蒋公在“总统府”前、公园旁边的广场阅兵。“双十节”本来放假，“中广”伺候“总统”的阅兵实况和“国庆”文告，节目工程的骨干人员照样上班，而且精神特别紧张。阅兵的时段内，公司大门外站着宪兵，楼上办公室站着穿中山装的内卫，玻璃窗关紧，我们都不可走近窗口。公司楼顶平台上由防空部队据守，架好高射机关枪。新奇之中隐隐有一丝恐惧。
这是一片新天新地，我可以脱去一层皮，换上一张脸，小心谨慎做个新人。
一九五一年我调任“编撰”以后，“中国广播公司”尽力做政治宣传，当时的说法是“巩固领导中心”，“唤起同舟一命的危机感”，抗拒共产主义的扩张。节目内容时时宣扬蒋公的伟大英明，国民党的历史光荣，时时抨击共产党革命谋略之诡异，统治手法之狠辣。一九五三年，“中广”秉承“中央党部”旨意，负责制作全国电台联播节目，每天晚上八点到八点半播出（星期天延长到九点），“中广”发音，二十一家公营和民营电台同时转播，加紧“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政治宣传节目的收听率很低，制作节目的人没有社会声望，节目的内容敏感，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言丧身，一字倾家，制作节目的风险很高，工作当前，人人缩手。他们欺我年轻新进，把这样重要的使命交给我这个资历最浅、待遇最低的人，我那时还有大头兵思想，任务分派下来，冒险犯难要去完成，听天由命也要去完成。我背后没有大官，左右没有帮派，袋中没有文凭，脑子里没有天才，每天以“傻小子”的姿态横冲直撞，跻入节目部的“三张王牌”，与王玫、王大空并列。
这个工作我做了许多年，积累了许多“没有用的经验”，但是经验可以转化，我的写作倒也因此有些长进。那时党方官方认为宣传就是“自外打进”，就是重复灌输，每一个政治主题都有陈腔滥调，可以反复使用，我曾告诉朋友：“只要学会五百句话就可以吃宣传饭。”那时每逢节日庆典，县市首长都要发表“告全县同胞书”，都在庆祝大会上演讲，秘书从档案里找出旧稿，稍加斟酌，县长拿去照念一遍。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未久，他们脑子里还存着戈培尔的一句话：“谎言千遍成真理”，他们没提防“真理千遍成空言”。
我那时年轻，不甘墨守成规，竟以在“小说组”修习所得，认为节目的宗旨不能变、技术可以变，主体不能变、角度可以变，内容不能变、修辞可以变。我拿政治节目做我的练习簿，小心实验。蒋公“河山并寿日月同光”不能改变，“万寿无疆”不敢更换，每年此日我看会场和大街，看这四个字的大标语，它们的字体和颜色也年年照旧，远洋轮船沿着人家走过的航道行驶最安全。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句话一句话地改，逢到植树节、青年节、体育节，我更可以放手放胆。我本来食古不化，小说组的同学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鼎公”，几年下来，我的作文渐渐化难为易，化古为今，化单调为多样，化严肃为平易。
大约是主办政治宣传的缘故，我常常看到“限阅”的文件。限阅是机密和公开之间的一个分类，这些文件可以给许多人看，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看，那年代新书难寻，报道评论千篇一律，这些文件别有洞天，对我的进境也有帮助。一九五二年十月我读到一篇“奇文”，蒋公主张用“爱”反共，他的训词里面有这样的警句：“爱是永远不会为恨所掩盖的，而且也只有爱，终于可以使恨得以消灭。”他说：“我们今日要召回我们民族的灵魂，提振我们爱的精神，以伦理为出发点，启发一般国民的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推而至于邻里乡土之情，民族国家之爱，以提高国民对国对家对人对己的责任。”面对中国大陆，他宣示“我们要用爱去使他们觉醒，用爱去使他们坚定，用爱去使他们团结，让爱去交流，让爱去凝固，让爱结成整个民族的一体”。
我大吃一惊。一九五二年，正是蒋公“寒夜饮冰水、点滴在心头”的时候，正是他的心腹股肱高喊“对敌人仁慈就是对同志残忍”的时候，正是“仇匪恨匪”渐成军中教育主轴的时候，蒋公他老人家居然还有这个境界，这表示蒋公心中确有基督信仰（当然他并非“只有”基督信仰）。恰巧“广播杂志”催我写稿，我马上写了一篇《爱的宣传》表示响应，并加诠释。我说反共“要把人民受宰制的痛苦和大多数干部受裹胁驱策的痛苦联在一起，想办法一齐解除，这就是爱，这就是悲天悯人”。我二十几岁能有这般见解，分明也出自基督教的熏陶。总编辑匡文炳看了我的文稿，沉吟有顷，他把训词原件要去查验了，然后发排。十一月六日杂志出版，我打开一看，我的“回声”居然放在第一页社论的位置。
我觉得蒋公这篇训词非常重要，今天国民党力倡台湾和大陆和解共生，当年“爱”的训词更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基础。可是这篇训词当时无人转载，无人响应，后来无人引用，各种版本的蒋公言论集都没有收入，“爱的训词”究竟何时何地对何等人所发？我问过研究蒋公思想言行的专家，他也说不出话来。这篇训词竟然成了我的奇遇。
还有一些“无用的经验”终归无用，而今成了茶余酒后的笑谈，也算是“无用之用”了。
五十年代（还可以加上六十、七十年代），台湾的重大庆典都在十月：十月十日，“国庆”。十月二十五日，台湾光复节。十月三十一日，蒋公诞辰。每一个日子都要高质量宣传，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整个十月都在锣鼓喧天的气氛中。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偏偏定在十月一日，这一定是毛主席的杰作，他真是斗争天才。十月一日这天（甚至前一天），台湾媒体不能有任何喜乐庆贺的表示，广播节目不可祝寿庆生，不可开张剪彩，不可花落花开，不可否极泰来，快乐幸福的歌曲一律抽除，连气象报告播出“长江下游天气晴朗、台湾海峡乌云密布”，治安机关也要查究。这等于迎门一掌，黑巾蒙头，台湾十月庆典的光环都缩小了，光度也减弱了，节目气氛在技术上仍然可以做到兴奋热烈，工作人员在心理上总有戒慎恐惧强颜欢笑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必然影响节目中的真诚。
局促于大陆十一庆典的阴影之下，台湾媒体十月的禁忌特别多，衰老、死亡、病危、破产、高楼倒坍、孤岛漂流、王朝覆灭、大家庭的专制腐化等等题材一律不可刊出或播出。尤其是蒋公诞辰这天，副刊的连载小说必须重新审视，删去一切可供穿凿附会的意象、形容词或局部情节，如果事关小说的结构和未来发展无法删除，那就“续稿未到暂停一天”。副刊插图不许出现弧形和直线交叉，据说因为它好像是共产党的镰刀斧头，插图也不许有圆脸光头的人像，据说因为可能是毛泽东的造型。
每年“双十节”，蒋公发表“国庆”文告，“中广”公司照例要现场录音并向全台全球播出。有一年录音效果不佳，两个小段落听不清楚，上下大为紧张。检讨原因，五十年代初期，麦克风的性能没有现在这样好，录音人员限于安全规定，必须和“总统”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随时调整麦克风的角度。为了避免以后再发生同样的状况，“中广”特地引进一种新型麦克风，你可以称它为伏地式麦克风，一根长长的管子，下面装了脚架，麦克风可以穿越障碍，伸到离“总统”最近的地方，录音人员虽然站在较远的地方，仍然可以操控。工程部到现场装设摆放这些器材，当然经过安全人员的检查和许可，但是蒋公望见了，他很不高兴，责问“这是什么东西”！他大概觉得这玩意儿太像一挺轻机枪吧，于是侍卫立即走过来拆除没收，事后再由总经理魏景蒙出面派人领回来。
一九六○年，蒋公做满两任，他事先公开表示不再竞选连任。那时陈诚是“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还兼任“行政院长”，似乎是当然的接班人，胡适之、梅贻琦、蒋梦麟、王世杰纷纷站在陈诚一边，胡适还公开说：“陈先生可以做‘总统’”，陈诚也没有任何谦虚的表示。谁知蒋氏仍然做了第三任“总统”，他也仍然提名陈诚做“副总统”。选举揭晓的那天，“总统”照例发表演说由“中广”转播，“副总统”照例对“中广”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播出之前，有关工作人员照例试听录音，陈诚第一句话竟是“今天本人当选‘中华民国第三届总统’”，中间少说了一个“副”字。从心理学角度看，陈诚的口误非常有趣，可是那天我们工作人员傻了眼，这怎么办！你必须播出“副总统”的谈话，可是绝对不能要求他再录一次。还是“中广”的名记者洪缙曾和资深工程师黄式贤本事大，两人闭门工作了两个小时，反复试验，好歹把错误掩饰过去。
有一年，某某电台报道“国民大会”开会的消息，有一句话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句子太长，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惊扰。那时我代理编撰科长，一向注意长句之害，这一次更叮嘱撰稿同仁：“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可是报馆的同业未能吸取教训，新闻稿说“全体同胞跟着‘总统’走”，那时还是活字平版印刷，同一部首的字容易拣错，加上校对疏忽，结果印成“踢着‘总统’走”……
我在二○○七年写这篇文章，想到“经验总是没有用的”，因为走出去的脚步不会退回来，以前种种以后不再发生。谢天谢地，大江东去，经验如果还有用处，那就是“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