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论报》是台湾大老李万居先生创办的日报，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创刊，那时台北市仅有《新生报》一家大报，新办报纸发展的空间很大，《公论报》得天时。李万居是台湾云林人，早年留学法国，学成后参加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既受政府重视，也得地方爱戴，《公论报》得人和。他以台湾人来台湾办一份地方性的报纸，“地利”更不成问题。创刊以后也曾受十方瞩目，赢得“台湾大公报”的美名。
《公论报》副刊名叫“日月潭”，创刊时由陈玉庆主编，副刊的名称是他取的，常刊登黎烈文、靳以、丰子恺、毕璞的文章，颇有一番盛况。后来他另有高就，文学评论家王聿均接编，也曾刊登胡适、陈其禄、施翠峰多位名家的文章，也曾主办文艺周刊，陈纪滢、赵友培、叶石涛、李辰冬、王集丛诸家云集。后来王聿均辞职专心研究史学，与文艺界渐行渐远，一九五二年萧铁接编“日月潭”，这时《中央日报》已迁来台北，《民族报》已创刊，《中华日报》已设北部版，联合报的前身《联合版》已出现，《公论报》需要和他们一争长短。
萧铁曾主编《扫荡报》副刊，《扫荡报》因经营不善停刊，他有挫折感，很想借《公论报》副刊一偿未了之愿。他约我为“日月潭”写那个名叫“小方块”的专栏，所谓“小方块”，是在副刊固定的位置、由固定的人执笔，刊出一篇八百字的短文，四面用直线围成方形，夹叙夹议，亦庄亦谐，评论眼前大家关心的事情。那时中央、新生两报副刊都有这种方块，很受欢迎，萧老编想急起直追。我不愿写这种惹是生非的文章，再三婉谢，萧老编说：“老弟！我四十岁了，不能再失败，你要帮我的忙！”他介绍我进《扫荡报》，又介绍我进台湾电台，他这句话对我有千钧之重，我只有勉为其难。
我决定写读书，写看戏，写中西格言，写风土文物，我避免评述当前人物的贤愚和施政得失，大体上我学周作人、培根、爱默生，不学鲁迅。我还没有摸到写方块的诀窍，总是在一篇短文里使用了太多的材料，三个月后渐渐力不从心，我腹中实在没有那么丰富的蕴藏，萧铁也在“中广”公司节目部工作，天天见面，压力很大，不能断稿，没奈何终于向当天的新闻找话题，新闻天天层出不穷，材料也就取之不竭，写小方块的人自来都是跟新闻，我不能例外。
还记得我曾批评高雄市长谢挣强，谢挣强在台中当面问李万居，你办的报纸怎么骂我？李社长愕然，原来他从来不看副刊。他回到台北找出那篇文章，对编辑部说了一句话：“这哪里是骂？”我这才知道李社长曾经有一份名单交给编辑部，榜上列名的人都不能骂，新闻中若有是是非非牵涉到他们，都要删除，这是李社长独一无二的作风，可以看出他为人坦诚厚道。我看到那份名单，其中没有谢挣强，也没有一个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据说那些人都是捐钱支持办报的乡亲，他们不搞政治活动，名字没有机会见报，除非什么绯闻之类。
一九五三年以前，吴国桢做台湾省主席，政府要人之中只有他支持《公论报》，我因写方块而勤读《公论报》，没有看到一篇捧吴的文章。有一天新闻报道吴氏的公开谈话，他劝公务员“向下看”，政府管理众人之事，众人都在下面，越往上看，看到的人越少，越往下看，看到的人越多，你做的事情越能满足众人的需要。这条新闻倒是《公论报》的独家，我读后大受感动，立即写了一篇短评发挥一番，《公论报》似乎只有这一篇文章捧了吴国桢。
我对李万居社长蓄积的敬意越来越多，可是《公论报》的景况越来越坏了，纸张油墨的品质低，染黑了读者的两只手，铅字不能每天更新，字迹难以清晰美观，新闻来源狭窄，副刊稿费先是降低，后是拖欠，最后根本不再寄出稿费通知单。萧铁顿足长叹：“完了完了！《公论报》走上了《扫荡报》的旧路！”他说报馆一旦闹穷，什么钱都不能欠，只能欠稿费，但是节流节到作家的柴米油盐，绝对不能挽救报纸刊物的危亡，他在新闻文化界看过一些兴衰，深深了解这是一条绝路。
萧铁病了！一九五三年四月住进台大医院，住院期间，他推荐我代编“日月潭”，报社同意。我立即停写方块文章，我对会计室说，月初发薪水的时候，请他们通知萧太太领款，我不要任何酬劳。那时台大医院是台北惟一的高水准医院，病床都控制在某些人手里，住院要讲关系，《公论报》的记者竟要不到病床，还是《中央日报》记者王康出面促成。台大医院号称“台湾人的医院”，居然如此蔑视台湾人办的报纸。入院以后，医生来问病情，顺便问到病人的职业，听到《公论报》的名字，居然问“你们的报纸在哪里出版”？台湾籍的医生居然完全不知道台湾人办了这样一张报纸，萧老编对我发了一阵感慨。
萧铁住院治疗四个多月，出院后身体衰弱，勉强可以到“中广”新闻组值班发稿，不能到《公论报》编报，但是《公论报》的工作不能放弃，不仅要靠那一份薪水，他还住了报社的宿舍，“日月潭”仍由我继续代劳，我仍然不要任何报酬。
我与报社增加接触，知道了一些事情。李万居社长连任三届省议员，竞选需要花钱，他本身并无雄财，难免挪用报社经费，他为人清廉耿介，不肯利用职权敛财，挪用的款项无法归还，报社财务状况因之恶化，可见他对整个生涯缺少通盘久远的规划。
吴国桢做省主席的时候，也曾支持《公论报》的发展，他曾委托《公论报》代印“统一发票”。省政府防止商家漏税，规定每笔交易超过新台币十元者必须开发票，而发票由省府统一印发。可想而知，《公论报》揽到一笔大生意。不幸《公论报》的印刷工厂不能按时交货，害得全省商店没有发票使用，营业几乎停顿，这笔生意吹了。
吴国桢又委托《公论报》编台湾省年鉴，规定省府所属机构一律预约，这也是一笔长期生意，可是《公论报》收了各机构预交的费用，年鉴却编不出来，这笔生意也断了！
一年一度，省议会要对省政府进行“总质询”，每年此时，重量级的省议员李万居，必定针对省政缺失，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果然是言人之所不敢言，即使是对吴国桢也不客气。他的质询照例是《公论报》第一版头条新闻，这是李先生的风骨胆识，也是《公论报》的一个卖点。
吴国桢下台以后，俞鸿钧当主席，省政府的一位厅长答复李万居的质询，他指出，各民营报纸处理这样的新闻，照例把质询全文用大一号的字排在前面，官员的答复照例用小一号的字登在后面，而且质询一字不漏，答复语焉不详，他认为太不公平。李万居当即对他说，你看明天的《公论报》好了，保证你的答复登在前面，我的质询登在后面，用一样的字体，也一样详尽。
省议会在台省中部开会，采访记者要把新闻稿托付北上的火车带到台北，编辑部派人到台北火车站取稿，也不知哪个环节出了毛病，《公论报》没收到这份稿件，第二天《公论报》上也就没有这条新闻，李社长大失面子，虽然再过一天可以补登，但头条新闻竟是别家报纸的旧闻。
由以上几件事故看，《公论报》已失去竞争的能力。
近人惋惜《公论报》之困顿憔悴，大都强调政府的打压，忽略了李万居先生领导和经营上的缺点。打压当然是有的，最出色的记者，最重要的主笔，最得力的经理人员，先后因案入狱，不过《公论报》始终人才济济，表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精神。那年代各报都在高压之下，《新生报》丧失的精英也很多，那些人的遭遇也更惨烈。今天回想，《公论报》仍有他的优势，依国民党的政策，他必须留下一份本省人办的报纸，予以较多的自由，对外装点民主门面，对内安抚本土人心，最好是留下两家本土报纸，使他们互相牵制，一如他留下外省人办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在这种政策之下，《公论报》应该享有优先名额，办报的人要能拿捏火候，得寸进尺，得尺退寸，常常摆出姿势引诱他容忍，乘隙冒进，长期抗战，积小胜为大胜，别人能，《公论报》不能。这也许是李万居社长可爱的地方，但“可爱”不能保证事业成功。
那些年，各军事单位、各县市的机关学校曾经接到公文，必须订阅“公营”的报纸，订费才可以报销。所谓公营，暗指党营的《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或省营的《新生报》。民营的《联合报》崛起，大家爱看，推销报纸的商人和订户合作，每天送来的是《联合报》，月底送来的收据是《中央日报》，可是《公论报》完全没有这样的吸引力！各报的内容开始多元化，李社长仍然全神贯注社论和第一版的头条，不及其他，惊人的头条新闻只能偶尔有，惊人的社论可供外国通讯社摘要发出电讯，博得国际声誉，市场效用很小。《公论报》虽有最好的主笔如夏涛声、倪师坛、郑士镕、朱文伯、谢汉儒、李梅生，也都难以战术补救战略的错误。
至于广告，我在《公论报》初学乍练的那几年，工商业不发达，广告难得，各报倚赖“交际广告”和政府公告。交际广告是台湾特产，送行祝寿追悼都可以登广告表示，一大群亲友署名，注明“有志一同”，十分新奇。政府机关招生、放榜、招标、开标必须登报公告，这种公告只送给“公营”报纸刊登，“私营”报纸无份。后来台北市的九家“私营”报纸首先给自己正名为“民营报纸”，并成立“台北市民营报业联谊会”向政府力争。一九五二年，省政府规定，“每一份公告送三个单位刊登”，“台北市民营报业广告联营处”算一个单位，也就是九家民营报平分一份广告费，《公论报》也是联谊会成员，应该有份。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三日，萧铁再度住院，三月十七日早晨六时，以胃溃疡兼肝硬化病逝，享年仅四十岁，结婚五周年，有二子一女。卧病期间，王康照料最多，逝世后友好治丧，王康出力最大，十四年后，王康在台北市记者公会出版的《采访集粹》中写怀旧文章，称萧铁为编辑采访和文艺写作的全才，为老友立下记录，却只字未提自己当年的义行。
萧铁湖南长沙人，本名萧挹湘，名字像诗人。抗战发生，投入《扫荡报》工作，报社保送入中央军校十四期深造，改名萧铁，表示军人要有坚强的意志，但是毕业后回报社主编副刊，一生未脱离新闻文化界。一九四四年一月，熊佛西在桂林办《当代文艺》，萧铁担任编辑，桂林新文学杂志社出版新文学小说专号，萧铁主编。抗战胜利，担任南京《和平日报》记者、中央通讯社记者、“中国广播公司”新闻编辑、台湾《扫荡报》副刊主编、《公论报》副刊主编。作品以报道文学见长，也写小说和剧本，散文浅白亲切，堪称白话文学的示范，待人接物也坦诚平实，一如其文。他去世前夜梦见回湖南打游击，算是军校教育在他的灵魂上留下的烙印，令人泫然。
出殡那天，我由殡仪馆到火葬场含泪参与，“中广”总经理董显光、代总经理曾虚白，《扫荡报》社长萧赞育、副社长易家驭，都没有现身，也没送花圈表示悼念，王康大叹人情浇薄。《公论报》社长李万居也没来，他派主任秘书到场问我“由‘中广’公司带来多少治丧费”，我随口回答新台币六千元，他掏出一张空白支票，填上六千元的数目，把支票交给萧太太，坐上三轮车扬长而去。天哪，事实上“中广”公司一文未出，那一丁点子丧葬费还得检具死亡证明书向中央党部申请，我带来的六千元乃是全体同仁的奠仪。那时没有保险制度，某一同仁有重大灾害，照例由众家同仁捐款支应，同仁死亡时，办理丧事的人立即提早募集奠仪，请会计室垫付，日后再从各同仁的薪水中扣还。我和那主任秘书都误解了对方的语意，天哪，那时《公论报》的财务状况已经严重恶化，晚上印报用的纸张油墨下午才进货到门，六千元啊！我在“中广”公司的薪水每月三百元，一般同仁所送的奠仪不过五十元，仓促之间我呆了。萧铁在国民党旗下效命十六年，为《公论报》效力才两年，李万居社长显然是不要输给“中广”，受了我的误导一掷六千金。我望着主任秘书的背影，难过了一阵子。
萧铁既已仙逝，我即向编辑部交出代理的工作，后来报社又找我正式接编，这年我二十九岁。我那时还有虚荣心，总觉得在这种因果关系中得到一份工作很有面子，可是我也得对作家负责，报社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主动说“稿费一定要发”。可是这句诺言并未兑现，我又没学会断然求去，立场十分艰难，我还没学会怎样处理这种艰难，只能一天一天熬过。
我在代编期间，已知“日月潭”严重缺稿，我想起努力写作逐渐得名的本省籍作家，他们也许念乡土之谊“捐”出几篇稿子。我从林海音女士处讨来一份名单，以萧铁的名义发出约稿信，只有廖清秀寄来散文和短篇小说，还寄来悼念萧铁的文章，非常难得！
我正式接手以后，有人替我筹画，那时香港的报刊不准在台湾行销，台湾的读者看不见香港发表的文章，报社可在香港请人剪报寄来使用。香港环境复杂，作者的背景难明，《自立晚报》副刊转载香港的文章出过严重错误，我没那个担当。
幸亏这时（一九五四）李辰冬教授创办文艺函授学校，约我批改作业，我心念一动，我是夏丏尊的信徒，愿意在文学路上做提灯人，正好拿他们写的文章登在“日月潭”上，无论如何，习作变成铅字，对他们是一大鼓励，他们也欣然同意。那时学习文学写作的风气大盛，参加函校的人很多，后来在诗歌、散文、小说各领域内都有人成为名家。李博士从未借学生的成就抬高自己，那些成了名的人也多半不提这段经历，我读名诗人痖弦的自述，高僧圣严法师的自传，他们写下当年初学的经过，不过我那时没有看到他的作业。
那时新诗再度革命，称为现代诗，副刊对尚在实验阶段的作品总是推拒，惟有“日月潭”可以说虚席以待，不仅每天都有一首诗，每星期还有一天全版是诗，号称新诗专页。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可是被我自己的“解释”弄砸了。有人问我为什么登那么多新诗，我应该说诗如何重要，现代诗的远景如何远大，那时我还没学会像写社论那样致辞，竟然用写杂文的口吻漫谈，我说《公论报》很穷，诗人不要稿费，我说《公论报》校对粗疏，错字很多，现代诗用字匪夷所思，即使排错了读者也看不出来。我不知道那人是来摸底的，一下子把诗人都得罪了，四十年后，我把这一段掌故告诉诗人梅新，他说了两个字：糟糕！
确实糟糕，蓝星诗社直接和编辑部接洽，副刊每周减少一天，开辟新诗周刊。他们没和我连络。五十年后，诗人向明告诉我，那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七日创刊。多年以后，现代诗人缕述创新声开风气的艰难，记下某报某刊经常采用新诗，列为知音功臣，无人提到“日月潭”的名字，我对《公论报》有愧了。
《公论报》名记者林克明对我有很多支持，他翻译了《安妮日记》交“日月潭”连载。安妮是犹太女孩，父母为逃避纳粹迫害，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城外一家工厂的密室内，安妮从那天起写日记。那年她十三岁，她写了两年，然后全家被人出卖，荷兰纳粹将他们送回德国集中营。安妮在大战结束前得了斑疹伤寒，不治身死，她的日记留下来，安妮死后三年出版，立刻造成轰动。林克明是这本日记的第一个中文译者。
他还经常供给影评，文笔见解都很出色。那时电影生意发达，凡是热门的片子都有“五大”：大导演、大明星、大公司、大银幕，还有一项是大广告。影片商人肯花钱宣传，但是也常常挟广告影响报社的新闻和影评，《公论报》的广告少，受到的干扰也少，那些影评独立而独到，确是副刊版面上可以称述的一栏。后来知道影评出自林夫人婉如女士手笔。
编辑部还有黄己辛先生、林伊祝先生，文笔极好，也帮了我的忙。
我大概编到一九五五年，无力支持，提出辞呈，报社请刘枋女士接任，以后我卖文买米，逐水草而居，渐行渐远。刘枋晚年在“尔雅”出版文集《小蝴蝶与半袋面》，书中有她自己写的小传，其中竟然未列主编《公论报》副刊，可以想见她这一段工作经验的滋味。
一九五九年九月《公论报》忽传停刊，不久复刊，但所有权易人。据说李氏请人增资，有钱的大股东反客为主，李公退出舞台。一九六六年李万居先生逝世，我到灵堂鞠躬致敬，追忆旧缘，久久不能离去。李先生爱台湾，爱新闻事业，爱历代名贤风骨，但办报如操舟弄潮，怎一个爱字了得。许君武曾说，中国报业可以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形态：书生办报、流氓办报、企业家办报。李先生的失败象征书生办报的时代真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