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战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成立“联合国之音”电台，向中国进行心战广播，要求台北派遣专才支援，“中国广播公司”台湾台节目负责人翁炳荣率领菁英五人前往。
“中广”的节目部门与工程部门长期失和，一九五一年三月，邱楠自香港来台北就任“节目总编导”，公司赋予他比翁炳荣更大的权责。接着成立“中国广播公司节目委员会”，以总经理为主任委员，邱楠和台湾台台长姚善辉同为副主任委员，两人的地位由隶属变成平行，邱的排名且在姚之前。这年六月，台湾台名义撤销，邱楠调“中广”公司节目部主任，姚善辉调“中广”公司工程部主任，即使在形式上节目也不再受姚的监督。“中广”这一连串更张，彻底结束了工程师挂帅的历史传统，邱姚两人也因此藏着很深的心结。
一九五二年，“中国广播公司”人事大变动，总经理董显光去做“驻日大使”，董事长张道藩去做“立法院长”，副总经理曾虚白代行总经理职权。邱楠入主节目部，出于曾虚白援引，曾总当权期间，邱并没强势作为，他稳重从容，由改进“中广”的广播剧切入。
“中广”在“南京时代”（一九三五，那时叫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就有戏剧广播的节目，张道藩曾亲自写了一个剧本叫《笙箫缘》加以提倡，“中广”资料室藏有一套三十年代出版的《广播周报》，留下一些草创期的史料。《笙箫缘》原剧失传，从剧名看，这时已有意发挥广播的特性，诱使听众依赖听觉扩大想象，但当年的节目人员没有好好发展。
五十年代，台湾戏剧运动沉寂，舞台剧没落，电影还不普遍，电视更没出现。看电影要离家出门，坐车买票，既费时间，又花金钱，广播剧送到府上，可以说是免费的。（那时虽有收音机登记费，可以收听任何一个节目，并非专对广播剧而设。）经过邱楠的努力，坐在家里欣赏这个借对话展现人生冲突的艺术形式，成为流行的家庭娱乐。
广播剧的制作完全适合那个“克难”的时代，话剧演出要租场地，舞台要有布景，演员要有服装，演出前还要贴海报、登广告、花钱宣传，大家玩不起。广播剧这些开支都免了，它凭听觉创造世界，雨伞张开旋转，撒豆成声，听来就是万马奔腾，撕下香烟盒外面的玻璃纸，靠近麦克风，放在手心中轻抟，可以听见烈火焚烧中房屋倒坍，一文不费，却有电影中金元堆砌造成的气氛。
邱楠在宣告他的“戏剧理论”之前，他先为“广播剧”定名，表示广播并非仅是传送的工具，而是一种表现形式。他开始征集专用的剧本，那时戏剧界有所谓剧本中心论，导演中心论，演员中心论；广播剧以剧本为中心，剧本是全剧的灵魂，诚如贡敏所说，它是“一剧之本”。那是一九五一年，戏剧界轻视广播，邱楠提高剧本的稿酬，我的薪水每月三百元，广播剧的剧本费是四百元，刘非烈是最早投入“中广”的剧作家，他那时失业，一个剧本可以维持一个月的生活。
如果剧本是“里”，那么演员是“表”，有里无表如锦衣夜行。广播具有演艺的性质，广播员天生有表演才能，他们资深的带领新进，演得有模有样。一九五二年，邱楠聘崔小萍为导演，崔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高材生，科班出身，她把广播剧的演出提升到专业层次。“中广”对外招考广播剧演员，向由崔小萍主持，她训练了许多新人，都是“中广”的后起之秀，或者成了各公民营电台开办广播剧的骨干。
邱主任为稳定稿源，特约赵之诚、朱白水、刘非烈、刘枋四人为基本编剧，这在当时是一件受人羡慕的事情。这么小一件事也有远因、近因、内因、外因，有一次节目部退了刘非烈的稿子，非烈讲话爽直，他对邱主任说，台湾只有“中广”一家需要广播剧本，“中广”退稿，这个剧本白写了，写一个剧本花多少精力时间！
又过了一些时候，小说家刘枋女士拿了董事长张道藩的名片来见邱楠，她先到编撰科找我，名片上写的是：“兹介绍作家刘枋女士前来，请予接谈为要。”刘枋的来意是希望进节目部工作，邱楠一见名片上“为要”二字，郑重接待，当面聘请她作广播剧团的基本编剧，每月供应一个剧本，编写之前先把故事大纲送给他看，“中广”保证不退稿，作家愿意接受“中广”的修改意见，直到剧本合用为止。邱主任受刘非烈启发，这个主意在他心中酝酿，刘枋之来形同催生。
一九五三年，“中广”成立广播剧团，邱楠以节目部主任身份兼团长，节目部副主任匡文炳任副团长，音乐组长潘英杰任总干事，分设国语演播组（组长张忠枢），方言演播组（组长陈小潭），聘刘枋、赵之诚、朱白水、刘非烈、姚加凌为编导（姚加凌也是国立剧专的毕业生，当时在节目部任职），崔小萍为导演。这一年，台湾的公营民营广播电台推出联播节目，“中广”负责节目制作，邱楠把每周一次的广播剧列入全国联播，每逢星期天播出，我担任全国联播节目的编审，配合作业。那时的制度，编审负政治责任，导演负艺术责任。
广播剧团招考演员，扩大演员的阵容，又邀请戏剧界人士座谈，宣传造势，邱楠也曾亲自编写剧本《人兽之间》作为示范，这个剧本证明他确有戏剧修养。一个月可能有五个星期，基本编剧刘非烈英年早逝（一九五八），朱白水进了台湾电视公司（一九六三），剧本需要扩大稿源，广播剧团邀请戏剧界著名的人士“客串”，记得丁衣、宋项如、申江、赵琦彬、高前、姚凤磬、徐薏蓝都曾助阵。赵之诚在戏剧圈人脉广布，他替邱楠做了多少公共关系。大家但开风气，广播剧几乎成为戏剧界的一个运动，一个电台，好像要开辟了这个节目，才算“大台”，人造形势，赵之诚、崔小萍同为左右功臣。
“中广”公司广播剧的制作水准，可于一则轶事见之。节目部同事姚加凌写了一个剧本，以当时的中国大陆为背景，其中有一场戏演出中共的公审大会。播出后立即接到各地反映，都说这场戏太逼真太恐怖了。中央党部第四组（以前的宣传部）提出纠正，认为这场戏扰乱了台湾的民心，治安机关也派员调查。单凭声音能造成这样的戏剧效果，真令人刮目相看。
那一段日子我记录张道藩董事长的口述历史，他在休息的时候问我，“姚加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姚加凌是南京国立剧专的学生，戏剧修养很好，他用鼻音“嗯”了一声，命我恢复工作，以后再也没提过口述史料以外的事情。我知道他对我的答案不满意，可是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后来终于明白，官位一旦居高临下，所有的人都像孔雀开屏一样把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他看，他不必再听人的优点和贡献，他希望能知道遮盖了些什么，粉饰了些什么，道公贤者，未能免俗。这件事我从未告诉姚加凌，即使告诉了他、他也不相信。因此所有的小报告隐善扬恶，千篇一律。
一九五四年五月，曾虚白辞职，六月，蒋介石批准张道藩、董显光的辞呈，派梁寒操来做董事长，魏景蒙来做总经理。一九五六年九月，邱楠赴美进修，一九五七年九月回国，他这才大展鸿图。我很佩服邱主任，他舍弃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幼稚作风，他对人、对组织、对内外矛盾都摸清了，节目部的向心力也凝聚成形了，形势也造成了，这才放手有为。我也羡慕曾虚老对他有充分的信任和默契，不责成他急功近利立竿见影。
十一月，邱楠宣布广播节目的革命，他提出综合节目明星制。
所谓综合节目的意思是这样：那时候广播节目是“单元式”，例如我写电影介绍，播音员单声读稿，我写一种对话稿，讨论新闻事件，播音员男女双声读稿，我写新书介绍，我搜集编辑世界趣闻，这是一个一个独立的节目，自成单元。现在要做一个新型节目，时间长，内容丰富，把以上各个单元都包罗进去，电影介绍还加上电影插曲，新书介绍还加上作家访问，各个小单元之间用音乐歌曲区隔，加上“片头”音乐和“片尾”音乐，整个节目被乐韵歌声充满。
所谓明星制的意思是这样：每个节目由一位播音员主持，他由头到尾提领全局，他在各个小单元之间穿针引线、呼前唤后。他随机发言，不再依赖编审的稿子，所有的小单元都在他的光环照耀之下，他的气质性情形成节目的风格，以个人魅力吸引听众，他是这个节目的灵魂，也是“中广”公司的代表。
主持人的背后有一个制作人，他企划内容，物色作家，安排访问对象，编列预算，办理报销，联络媒体扩大明星的声望。明星不需要以本色面目示人，明星需要“化妆”，电影明星是化妆、灯光、布景、剧本、镜头运用、配角烘托的综合效果，这是制作人的工作，他使节目主持人集众家之长于一身，扩大他的优点。邱主任说，成功的传播机构都尽力搜求培养各种各类直接表达的人才，使他们成为事业的主体，其他各种服务居于配合乃至从属的地位。他用京戏的“班子”作比喻，他说节目主持人是前台的“角儿”，制作人是后台管事的，他强调“角儿”才是老板，大家“靠他吃饭”。他自己以身作则，我手头存有几本“中广”节目的宣传画册，上面没有他的照片。
但是有一条：制作人要对节目内容负政治责任。
邱楠的“综合节目明星制”堪称中国广播事业史上之巨变，那年代治安当局时时来找麻烦，播音员又没有独立发言的训练，在我看来风险很大。我建议先召集播音员讲习，或者先选一个节目试办，邱主任未置可否，他骤然宣布在国语广播部分推出六个新节目，接着又在闽南语广播部分推出两个新节目，一鼓作气，先声夺人，那些军营电台、省营电台、商营电台大吃一惊，急起直追，收音机内全面变声。
我这才想到，倘若“中广”先搞讲习或试办，各地“友台”一定闻风抢先，尽管他们的急就章潦草简陋，到底在节目形态上占了先机，那样“中广”的试办和讲习毫无意义，在很大的程度上，“综合节目明星制”本是节目形态的革命，做得好不如做得早。
邱楠的新形节目赶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推出，公司宣称这是给蒋公祝寿的贺礼。正声广播公司总经理夏晓华另有比拟，他说这是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按，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Sputnik 送入太空，围绕地球运行，震惊西方世界，美国火速加紧太空发展，这种竞争既和平又有潜在的敌意，恰可形容“中广”公司和民营电台的微妙关系。后来中共为促进生产推行“大跃进”，也使用了“放卫星”一词。
邱楠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包括潘启元主持“早晨的公园”，王玫主持“空中杂志”，白茜如主持“午餐俱乐部”，白银主持“快乐儿童”，丁秉燧主持“猜谜晚会”，单看节目名称，可知节目走向由战时转入平时。其中“空中杂志”以家庭妇女为对象，每天上午播出，每次两小时，节目构想和素材的消耗量极大。邱主任派我兼任制作人，筹备时间只有一个星期，节目未经彩排、未经试听，火急上档，播出时我已两夜未曾睡眠。王玫是广播奇才，她的声音清脆响亮而又有润泽，在那艰难的时代，听来头脑清醒、精神振作。那时国际新闻以中央社译稿为主，译稿忠于英文原句的结构，往往形容词、名词、动词、副词连成一句，而且长句子里套着小句子，播报时难度很高。惟有王玫能借抑扬顿挫予以分解，听来清楚明白。王玫播报新闻冷静客观，不带个人情感，若是新闻性质不同，语调也有严肃、活泼、沉重等细微的分别，达到形式和内容的一致。我写文章公开称道她的天才，引起播音组某几位同仁的不满，她们当面问我：“照你这样说，好像只有王玫一个人才配播报新闻！”
王玫缺少阅读的习惯，知解的范围狭窄，节目主持人面对各种程度、各种背景、各种性格的人说话，应该做到博洽通达，趣味广泛，我在幕后尽量帮助她。我替她写每次节目的开场白和结束词，访问来宾的介绍词，在节目内设计了许多小零碎，很短的对话，很短的电话访问，很短的评论，很短的小故事，还有用对话的方式“演出”的小笑话（邱楠称之为立体笑话）。这些小零件只有三分钟，可以说，开“短小轻薄”之先河，主持人于“三言两语”中显示识见境界，于仰摘俯拾中见组织能力和拥有的社会资源。
这些做法立即为各电台参照使用，我必须不断产生构想，维持新意。公司聘请程光蘅的夫人来做她的助理，贡献很多，一度举办“电脑择偶”造成高潮（那时并未引进电脑，只是在卡纸上打洞，手工操作）。节目推出后，王玫的社会声望更高，这里那里有人请她开会演讲，那些日子，听众来信也以她的节目最多。
那时候，几个新形节目都贴近大众生活，着重卫生保健、生活趣味、交通安全，鼓励善行，安慰受挫折的人。潘启元且不避繁琐，每天早晨提醒出门上班的人检点眼镜、钥匙、钱包、车票，若遇阴雨，还叮嘱带伞，那时并非每一个家庭都有钟表，潘启元每十分钟报时一次，这些似乎言不及义，却大受听众称道。节目内容生活化、私人化，广播节目由治国平天下缩小为修身齐家，播音员由传声筒上升为社会工作者。
不久，“中广”又在第一广播推出三个国语节目，第二广播推出四个闽南语节目（第二颗人造卫星？），回想起来，邱楠这位改革家有胆有识。
先说有识。他看清楚“形式”的改变最能引发社会效应，旗袍永远是旗袍，高衩低衩，有袖无袖，仕女们热心追逐。听众对一人写稿一人宣读这种僵化的模式厌倦了，对许许多多的制式规格都厌倦了，“变”可以像酒一样引起兴奋。至于播音员的素质，他比谁都清楚，他只从外面延聘了一个丁秉燧，他任凭某人去谈《红楼梦》不知道有个高鹗，某人谈《子夜》不知道有个零时，某人把“七日的第一日”解释为星期一。他留美考察一年，大概听说那句话：“你把孩子丢进水里，他自己会游泳。”他一定听说美国人怎样诠释杜威的实验主义，你带小偷半夜溜进住宅，把他藏在箱子里，然后大声喊醒事主，逼那小偷自己想办法脱困。形势逼人，人站在台上比坐在台下容易进步，节目主持人一时的语塞（吃螺丝）或用错成语，听众反觉得他亲切可爱。也许我们都喜欢常常犯错的人，他唤起我们的优越感。
再说有胆。邱楠推动改革之前，播音员必须照着稿子说话，而稿子必须有主管审阅签字。还记得有一次，警察广播电台台长段承愈打电话来，他说某处大火，消防栓的水压太低，消防车喷水救火，水柱无力升高，他希望各电台临时插播，呼吁住户暂时关好龙头停止用水。值班播音员接到电话立即到编审组找人写稿，编审都已下班回家，恰巧我从公园里漫步归来，好歹我是个副组长，稿子写好也没有再找人审核，及时播送出去。邱主任未经酝酿过渡，断然把“话语权”释出下放，确实担着老大的干系。
那时广播电台是特务们发展想象力的好地方，据说大战期间，女明星前线劳军，弹琴唱歌，间谍把密码编成曲谱，借广播电台输送给敌人，我看过这个故事拍成的电影。日军偷袭珍珠港，利用广播电台的气象报告传达作战命令。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的时候，群众占领台湾广播电台，号召起义，指挥行动，这才立成燎原之势。到了六十年代，越南、寮国政变，起事者先控制广播。
台湾省政府社会处的职员于非，曾在台湾台讲“实用心理学”，后来当局发现他为中共工作，把他的广播稿拿去寻找犯罪证据。崔小萍被捕后，当局也把她所导所演所写的广播剧检查一遍，下令封存。“中广”开办阿拉伯语节目对中东广播，据说那时台北只有回教的一位阿訇可以胜任，“中广”请他自写自播，根本无法审查内容，只好每次节目都录音制成胶片存档，以备治安机关检视。我曾看见那堆满半个房间的唱片。
我一直纳闷，一个文人，一个节目部主任，他怎么敢解除传统的管制？当然他得到总经理魏景蒙全部的支持，我在节目中开办“电话访问”，王玫和对方的通话立即同步播出，有人向魏总进言：“如果有人在电话中喊一声毛泽东万岁，那怎么办！”魏公勃然回答：“那就杀我的头！”魏公真是好长官，我听到这一段内幕倒是吓得住了手。倘若真的发生了那样的意外，恐怕我的头和邱主任的头先要落地。总之，成功必须冒险。也许他们了解敌我情势，认为台湾这时（一九五八）已经稳住了，可以放松了，讨论台湾言论尺度的人莫要放过这些迹象。
照“中广”公司的职员名录推算，邱楠自美国取经归来的这年（一九五七），国语广播员白茜如二十八岁，徐谦二十六岁，白银二十六岁，赵雅君二十三岁，赵刚三十三岁，宏毅三十一岁，乐林二十七岁，他们的“领班组长”张忠枢也还三十五岁。闽南语广播员刘美丽二十岁，杨曼华二十六岁，曾淑娟三十一岁，黄文柱二十九岁，他们的“领班组长”陈小潭也还三十三岁。（节目部主任邱楠四十岁，总经理魏景蒙也不过五十一岁。）我这年三十二岁。
节目部年轻化，一群活力充沛的人造成蓬勃的朝气、轻快的节奏、层出不穷的创意。难免有人画小圈圈，偶然也有人制造摩擦，或明或暗总会有人突显忠贞，检举别人犯了政治性的错误，这些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检举者后来也遭人检举，业海茫茫，真叫我悲喜两难。天下事都在恩怨纠结、是非混沌中做成，要紧的是事情做成了。最难得的是魏先生邱先生从来没搞过虚虚实实的统御之术，从未使用安全记录胁迫部下就范或惩罚向他挑战权威的人（虽然魏总跟情报首脑有密切的往还）。在那个年代，这是我们天大的运气。
那时管理部门观念保守，法规陈旧，他们在上，节目部门在下，“下院”的决议要“上院”通过才可以执行。这就像孩子发育快，衣服总是窄小，经常挣掉纽扣。有一次公司的稽核组长约我谈话，他说节目费的报支有弊端，我告诉他没有弊端，至少我不知道弊端。他摊开报表，指出某些开支有悖常理，我告诉他，会计室知道应该付给木匠水泥工一天多少钱，并不清楚应该付给节目表演人员半小时多少钱。
恰巧那天有一条新闻，我抓起报纸指给他看。那时好莱坞大明星马龙白兰度秘密订婚，未婚妻是法国某处一个渔家的女儿，全世界的电影人口都希望看看这位灰姑娘是何等样人，媒体千方百计搜索，美国某大电视公司得到授权，灰姑娘对着镜头朝观众说一声哈啰，时间十秒钟，收费十万美元。……他一听发了呆，一九五八年的十万美元，那可是个天价哪！
那些年，我们披着紧身马甲，趿拉着小鞋，一路向前。
那时一架收音机大约新台币三百元，相当一个少尉全月的薪水，一个中学教员大半个月的薪水。明星制节目掀起热潮，大家节衣缩食听广播，台湾收音机的数目激增，依《重修台湾省通志》资料，一九五八年（明星制推出的这年）台湾人口超过一千万人（号称一千二百万人）。依曹建“六年来广播业务督导概述”，一九五九年（明星制推出的第二年），全省收音机登记的数目四十四万四千八百四十九架，估计还有十万架没去登记。一千多万人，五十多万架收音机，平均大约每二十个人有一架收音机。
中央党部的老党工批评“中广”公司是“最没有党性的党营事业”，当党性使群众流失的时候，“中广”向群众的一端倾斜。那时没有电视，收音机是家庭中的独宠，一架收音机全家听，邻居也来听，夏天晚上，全家门外乘凉，收音机摆出来，附近没买收音机的住户提着小板凳凑过来，大家排排坐，好像一个小戏院，由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二年，台湾有“收听广播长大的一代”。然后是“看报长大的一代”、“看电视长大的一代”、“上网长大的一代”、“一代一代塑出个别的人格特征”。
那时，广播怎样深入家庭，怎样为青少年所喜爱，我曾以汐止中学的学生为抽样作了一次问卷调查，然后写成报道，登在《广播杂志》上。
我和王玫合作的时间不长，潘启元进了台湾电视公司，宏毅接“早晨的公园”，我做过他的制作人。一九五八年金门炮战发生，“中广”的节目再涂上战时色彩，开办新节目“营地笙歌”，由徐谦主持，白茜如的“午餐俱乐部”改名“九三俱乐部”，乐林的“彩虹岛”改名“复兴岛”，我做过“复兴岛”的制作人。我最后一任制作人是赵雅君主持的“松柏村”，节目的对象是退除役的老兵，尊称荣民。后来这几任制作人都是主持人主动作为，我被动配合，因为他们驾轻就熟，独立性提高了。
我们托魏公邱公的鸿福，这样一直走出三峡，走入“波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六十年代，岁岁有惊无险。一九六八年，广播剧团导演崔小萍被捕，一九七○年，副总经理李荆荪被捕，两案都和节目没有关系。“球在谁的手里谁进球”，所有的节目主持人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偶像。大报副刊和文学杂志开始出现讨论广播剧的论文，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开课讲授广播剧，中山文艺奖的戏剧奖增加“广播剧本”，广播剧成为独立的剧种，邱主任的心愿实现。
一九六一年，邱楠去做新闻局的主任秘书，后来升了副局长，一九六六年，魏总去做行政院新闻局长，那也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我执行邱楠的政策，自动写了无数的文章，夸述节目主持人的优点和成就，大大提高了明星们的知名度。那年代，我对职业最忠诚，对命令最服从，对同事最配合，五十年后，我缕述他们的成就，纪念我的鸿濛岁月。
用今天的语言叙述，我是邱楠工作团队中的一员，这个团队完成了极其重要的任务。南京时代，党营的广播事业是汪洋中的一艘舰，迁台之初，它是一尾涸辙之鱼，魏景蒙临危受命，党中央要他“中广企业化”，说白了就是“中广”公司要做广告自己赚钱。厂商做广告要看收听率，邱楠创造了“中广”的收听率，魏总这才以他通天彻地的本领广辟财源，这才为“中广”打下以后数十年的基础。
邱楠经历了企业界人才的三个阶段。他到差之初，很多人打听“谁是邱楠？”后来他创造巅峰，很多大老说“我要是有个邱楠就好了！”然而俱往矣！坏壁无复见旧题，提起他，又听见“谁是邱楠？”你得告诉对方“邱楠就是言曦”，他用笔名“言曦”写了几本散文，这才留下名字。刘枋、刘非烈能留下名字，靠他们写了许多小说，赵之诚、朱白水留下名字，因为他们写了许多话剧剧本。广播仍然没有受到它应得的重视，台湾，推而广之中国，需要《广播节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