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某日，台北市马路旁边出现一座大型的霓虹广告，商家在中华路旁边进入“西门町”的地方架设了一面“墙”，布满各色灯管，中华路是一条大街，“西门町”是商业中心，夜晚雨后，灯光把满街照成彩霞。对我而言，这也许是台湾第一个商用的户外霓虹灯吧？乍见之下，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得耗费多少瓦电！那时一般家庭每个房间只有一盏四十烛光的灯泡，每个开关旁边都贴着“随手关灯”。
对我而言，这一片霓虹是一个划时代的讯号。想那一九五○年六月，韩战爆发，第二天美国派出第七舰队，以“协防”名义使“台湾海峡中立化”。一九五三年七月，韩战和谈成功，两岸长期对峙之局已成。一九五三年九月，台湾开始第一个经济建设计划。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回台北述职，他在三军球场对三千听众演说：“这个国家曾经由军人管理，由学人管理，都没有管好，现在让商人试试吧。”建设台湾优于收复大陆，政策大转弯，“总统”、“行政院长”、“经济部长”都没露过口风，蒋大使算是替他们升起“重商”的灯球。国民党抛弃计划经济，比“彼岸”提前三十年。
一九五七年，台湾的第二期经济建设计划正在进行，经济每年以平均百分之十七的速度增长，市面一年比一年增添视觉变化。台湾别称绿岛，四季常青，植物以绿色为主，喜欢摄影的人都说颜色单调，美中不足。市政府沿路安全岛上种植红色杜鹃花。进入六十年代，连人行道也铺红砖，夏天走在上面，体验红尘滚滚，地砖印满外圆内方的图形，步步生钱，为后来的“台湾钱淹脚目”设下伏笔。
露出朽木模样的电线杆，次第换成钢筋水泥浇灌，高大英挺，上面的灯型也设计一新，光茫雪白，改造了夜景。
再到后来，新建的公寓安装朱红大门，大饭店采宫殿式红椽碧瓦，“压力克”出现，商店的招牌用工业技术制作，一眼望去，长街俨如悬灯结彩，加上红色计程车满街流动，布成一片灿烂。
第三期经济建设计划是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经济起飞”的口号也是此时提出来的。社会进步首先反映在女人的脸上，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必然产生美女，台北街头多丽人，艳阳天，柏油路，蹬着高跟鞋的女孩比她们的姐姐姑姑当年漂亮，布料纺织染色进步，人要衣装，家庭讲究营养，饮食造人，只见血色艳丽，明眸皓齿，玉腿修长，上面再也没有蚊虫叮咬的创痕，“红豆冰棒”一词从此消失。
以前常见老翁坐地修理木屐，现在妙龄女郎摆设摊位修补玻璃丝袜，不时有摩托车呼啸而过，后座妙龄女郎的长发随风扬起。“随手关灯”的字样不见，商家推行“分期付款”，劝人“先享受”，报纸刊出学者的新说：“节俭是落后地区的道德”。
社会繁荣也反映在服务业上。小吃店的厕所改称洗手间，再改称化妆室，门墙油漆得光洁悦目。商店晋级为百货公司，理发店晋级为理发厅，中南部农村的少女一批一批涌进大城谋职，她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知道应该怎样做，她们做店员，你买东西方便多了，她们做理发师，你理发也舒服多了。想当年洗头的时候，水温忽冷忽热，如同得了疟疾，刮脸之前，热毛巾突然蒙住口鼻，烫得你几乎窒息，如果顾客有心脏病，这就是谋杀。说时迟、那时快，好像一夕之间这些俱成陈迹，处处给你新的待遇。
我初到台湾的时候很难看到冷气，曾几何时，没装冷气的计程车无人乘坐，没有冷气的商店无人光顾，饭店一定有冷气，吃饭喝茶不再汗流浃背，还可以听到音乐，高级饭店还聘请歌女现场驻唱，给你下酒。
想那些我蹉跎的岁月！青天白日下，国旗鲜艳，永不褪色，大礼堂内国父遗像脸上却爬满小虫。我身高一米八五，人家端详我，不再说“你可以当排头兵，扛机枪”，而是说“你这身材不会跳舞，简直暴殄天物”。青年战斗训练变成娱乐，防空洞供男女幽会，逃家的孩子也在此藏身。年轻的小说家隐地，曾租住加以装修的防空洞，成为有史以来别出心裁的书房，文坛一景。“国货公司”充斥法国酒、美国烟、英国衣料，漫画家问“这是哪国的货？”“中广”公司打破创建以来的传统，播送流行歌曲，节目部储备广播剧的音效资料，从军中录来各种号音，希望我能一一注明用途，我已大半不能分辨。
长话短说，台湾十年生聚，大众开始追求舒适，社会也急急忙忙提供舒适。那时所谓舒适，不过是“人生的意义就是甩掉皮靴躺在床上”，那么枕戈待旦就免谈了，“麻将不离手，小吃不离口”，也没有多大罪恶，那么卧薪尝胆去他的吧！读者大众面对文学作品，他有星期六的心理，不是星期一的心理，他是进戏院的心理，不是进课堂的心理，他是放假的心理，不是加班的心理，是穿便服的心理，不是穿礼服的心理，是准备约会情人，不是准备拜访教授。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现实主义也都是大势所趋，潮流比人强，那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埋在线装书里吧！
读者的口味发生无情的改变，我们曾经信奉古典主义时期一位大师的主张，文学要“给读者以知识，给读者以教训，给读者以娱乐”，现在他们只要娱乐。他们不再愿意“听战败的故事，作战胜的梦”，分担历史的压力，也不欣赏那些半醉不醒的喃喃呓语，颠倒常情，人生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如果人生确实如此，他们也要逃避。
小说组的学长张云家，为了办文艺函授学校，向政府申请登记，公文批下来，把文艺列入“娱乐事业”，我们大惊称怪。查问之后，得知这是美国的职业分类，台湾搬过来照用。我们顿时有一落千丈之感，“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原是一个马戏团（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发现中国大陆上有几家报纸，干脆把文学副刊附加在娱乐版之内了）！
以前，中国的小说人人懂，大家可以有不同层次的“懂”，现代主义“基要派”的小说难懂，你读了，全懂或者全不懂，你得照着批评家的规格去懂，大家所“懂”者相同。这样，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家就站在文学金字塔的尖端，成了少数，他们很自负地、很愉快地脱离了大众。
文评家和文学史家特别看重这些人，文学艺术永远需要创新，创新不惜冒进，别人跟不上来。创新“可能”失败，但守旧“必然”失败，创新失败还可以给后人留下启发，留下借镜，成为文学园地的绿肥，所以有远见的人都会站在他们一边。这样的作品恐怕也只有对现在的作家有意义，或者对将来的读者有意义了。
也有一些作家，他们的人数稍稍多一些，他们本来也有那种锐敏，也有那种才气，现代主义大潮涌现时，他们也曾初试啼声，受人器重，他们左手牵住的是白日飞升的仙人，右手握紧的是贪恋凡尘的众生，究竟跟大多数文学人口难割难舍，进两步退一步，终于松开了左手。这些作家居于金字塔的中层，他们从两边得到一些，也都从两边失去一些，文评家希望这些中坚分子“先普及文学、后提高读者”，看来普及有功，提高有限。
还有一些作家，明快果决，竖起通俗文学的旗帜。“但愿文章中天下”，通俗就是通俗，“俗”而能“通”，也非泛泛可以做到。我爱文学，我爱销路，我爱群众，有何不可？那些把文学标尺磨成一把利刃向我割席示威的人，恐怕是因为没吃到葡萄，那一束叫做文艺批评的鲜花算什么，那几行叫做文学史的墓志铭算什么，这是什么年头了，君不闻“钱在说话人在听！”六十年代，这些作品是文学人口的速食，报纸杂志争相延揽，书市场为之一片火红，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这才对“文学”一词有些新的印象，这是金字塔的基层。
我不举例，我并非在写文学史，我想说，文学人口的割裂分化，从那时就开始了，六十年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选边站。我是在中间插队落户的，我一直紧紧拉住两边，直到双手酸麻，同时放开。市场机制一旦自动执行，也许只有“伟大的作家”可以改变，但当代并无那样的作家，或者时代已不复出现那样的作家，于是狭义的文学属于小众，山高月小（我首先使用“小众”一词，后来学者又由日本引进“分众”）。广义的文学民有民享，江河日下。到了“后现代”，“文学作品”对读者大众的神经还有多大交感互动？也幸亏大众还有电视剧可看，有网路可读，文学因缘藕断丝连，文学史家睁大眼睛等待转机。
大众由求舒适进而求逸乐，求生理刺激，色情读物也昌盛一时。色情读物一称黄色书刊，“黄色”一词来自西风，十九世纪美国出现低级趣味的报纸，用黄色纸张印刷，被称为黄色新闻，延伸出黄色歌曲、黄色小说。
据我耳目所及，五十年代有一位贵妇人小试出版事业，她从美国的冷战经费中拿到一笔钱，办了一份周刊，参与反共宣传。这份周刊篇幅不多，没有封面，也不装订，外形仿佛一份小报，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消费式的读物，锁定争取一般小市民。贵妇人对这等事不甚了了，信任她在香港物色的主编，主编引进香港的“一毫子小说”（花一毛港币可以在地摊上买到的小册子），每期刊载一个短篇做头条文章。
这个短篇不算很短，占据四分之三的篇幅，一次刊完。故事情节公式化，中共的女间谍以色相引诱国民党的男间谍，几番风雨，男性英雄以床上功夫征服了女性敌手，于是女间谍交出工作机密，中共的情报网瓦解。别小看了这个模式，张爱玲的小说《色戒》，李安拍出来的电影《色戒》，无非如此，张爱玲写得含蓄，李安拍得精致，贵妇人那份周刊哪里能比？那些作者文笔粗劣，情节丑恶，即使《十日谈》、《洛丽泰》、《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一一复生，也无法为他辩护。那些作者对情报工作也毫无认识，所谓“任务”，幼稚简单，“反共宣传”徒然诱引低级原始的欲念，恐怕还只限于对低级的原始人。
贵妇人兴趣广泛，她的周刊匆匆收场，市场的潜力仍在。那时有十几家内幕杂志，以报道政坛内幕为号召，政坛当然有内幕，可是他们怎能知道，即使知道了又怎敢公布，所谓内幕只有一个耸动的标题，真正的生存之道还是要继续开采“黄矿”，当作“卖点”。这些杂志每期都有黄色故事，写的是升斗小民淫乱荒唐。这些作者比较用功，能把《素女经》、《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之类的性典译成白话，拿来描写人物的动作，发表以后，陆续印成小册子，交给报摊半公开发售。那时大家称这些东西为黄色读物，没得玷辱了“小说”二字。
黄色读物渐渐渗入青少年的阅读范围，进入学校。未经报道的消息说，有一天，某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学突然集合学生检查书包，发现半数学生是带着那种小册子来上课的，这件事引起教育界人士的忧虑。
那几年下班以后，我常独自坐在新公园的长椅上冥想，远处有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的女生走进，四顾无人，坐下来看书，看完了，四顾无人，随手丢进路边的垃圾筒里。她走后我悄悄去捡起书本察看，不出所料，正是那种小册子。
那时没有民意调查，只能如此如此，略见一斑。
那个“恶名昭彰”的文化清洁运动“除三害”，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出现的。某天早晨，我打开《中央日报》，赫然有“中国文艺协会”的宣言，说是文化界有“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必须扫除。宣言由全体会员署名，我也在内，事实上“文协”总干事照名册抄录，没有通知我们。
当时我想，中共办这等事，也要开个大会举手表决，有个形式，走个过场，想不到“文协”看得透、做得出，干脆都省了。我当时想，以后也许还有个什么样的运动，我也不知不觉成了发起人，心中立时发生反感，怪不得当年梁实秋、钱歌川拒绝参加“文协”！虽然我也认为黄色有害，却始终未写一字，未发一言。
事后知道，这件事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幕后主动，“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都无须解释，所谓“黑色的罪”，指的是某些“文化人”以揭发阴私勒索钱财。其时“赤色”全被警备司令部压制，“黑色”代表性很小，主要目标是对付黄色，“文协”作业时并称三害，借重历史人物的光环引人注目。
依中央党部作业人员估量，“黄色”确已成为社会大患，除害符合大众意愿，“赤色”、“黄色”相提并论，出自蒋介石的《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那年代蒋介石说话也是一句抵八千句。想不到运动出门，舆论界齐声反对，《自由中国》杂志一字千金，《联合报》也有它的权威地位，“中广”公司是党营事业，节目部主任邱楠也公开说，除三害运动没有法律根据，报刊可以向法院提出控诉。舆论一片叫停，演出顿失精彩。
反对的理由是维护言论自由。我当时很难理解，民营大报为何要把色情书写的自由、新闻报道的自由、批评时政的自由绑在一起，后来弄明白了，民营报纸正发展“社会新闻”，开拓销路，社会新闻采登社会上发生的犯罪案件和色情事故，前者如抢劫、杀人、强奸、贪污，后者如通奸、乱伦、婚变、恋爱纠纷，在在和读者的七情六欲相应。军国大事的消息平板空洞，好像与自己并不相干。社会新闻的记者大都有文学天才，擅长捕捉细节，也擅长加入想象把事件放大。“文协”扫黄，等于向社会新闻的正当性挑战。
“文协”的领导人张道藩支持除三害，他对新闻界发表公开谈话，其中有这样几句：“假如有一天，不幸报纸也成为黄色新闻的大本营，人手一份，甚至我们将来有了电视，更变成黄色文化的放映机，深入每一个家庭，这个问题就不堪设想了！”这话打击面太大了，简直把报纸列为假想敌嘛，道公到底是书生，不知道“拉拢明天的敌人，打击今天的敌人”，结果引起报界更大的疑虑。
当时新闻界给这个运动定了性，今天的研究论文据以给这个运动定了罪。
在我看来，这个运动失败了，依旧依旧，黄肥蓝瘦。主持《自由青年》半月刊的吕天行是杂志界的名人，他借用三个人的名字说明情况，这三个人跟杂志报纸没有关系，吕天行把名字抽离本尊，仅仅使用文字表面的意思，牵强附会，聊博一笑。第一位台大知名的教授黄得时（黄色得天时，杂志内容色情当令）。第二位台北市长黄启瑞（杂志创刊靠黄色一炮而红，打开销路）。第三位曾任军法局长的新闻人物包启黄（打开杂志看，包你是黄色的！）。由于三位黄先生的知名度很高，吕天行的妙语成了当时文化界热门的谈话资料。
经此一役，党中央看清张道藩对社会实在没有什么影响力，“文协”不堪大用，据我记忆，自此以后，道公专心做他的“立法院长”，对文化工作再也没有声音，“文协”也“躲进小楼成一统”去了（后来连“小一统”的局面也出现严重危机）。
除三害旨在贯彻蒋公的意志，却任由“文协”孤军深入，片甲无回，哪像新闻界反对出版法修正案，陈诚放话摆平、“立法院”反对电力加价，党团运作摆平？这又是为什么？
天威难测，予忖度之，种种迹象显示，蒋公高下在心，政府画下了红线，领袖的英明伟大，第一家庭的尊严，反共国策的道德基础，军队特务的“圣雄”形象，绝对禁止碰触，同时也让出空间，允许官吏有些贪污，人民生活有些腐化，工商有些为富不仁，舆论如同花匠，可以修枝剪叶，这样可以给人民的精神苦闷留下出路，所以天不灭黄。
现代小说作家要释放潜意识，选用题材有“性解放”的倾向，卡缪写的《异乡人》，男主角听到他的母亲死了，他的反应是去和女朋友做爱，一时奉为经典。某一天，我和几位小说作家聊天，有这样一段话：
——内战期间，华北某地的一个小伙子被国军抓去当兵，辗转来到台湾，当年他十几岁，现在三十多岁了。如果有一天他回到故乡探望老母，老人家的双眼已经瞎了，他们母子怎样相见？
——盲聋作家海伦凯勒拜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她用手仔细摸了艾森豪威尔的脸。
——好！就让母亲用触觉认识儿子，这个题材要怎样处理才算“现代”？
——她摸遍儿子全身，如果连生殖器也摸了，那就很现代！
于是引发一场大笑。
那时，小说对“性”仍是点到为止，我问一位小说作家，现代小说是文学中的异味，你们为什么没把“性”当做大菜端上来？他说黄色读物泛滥，我们不蹚这浑水。
可是“天下万事皆有定时”，到了弥赛亚应该出生的时候，你就是把全城的婴儿都杀了，也抵挡不住。一九六二年九月，著名的女作家郭良蕙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心锁》，书中对性爱的描写“自五四以来最露骨大胆”。一九六三年一月，“内政部”下令查禁，四月，“中国文艺协会”和青年写作协会开除她的会籍，郭良蕙的声望陡增，《心锁》盗印本的销路也一倍又一倍增加，禁书无用，这又是一个例证。
《心锁》的写作技巧并无多少突破，取材却非常前卫。据我所知，《心锁》先由《征信新闻》（《中国时报》前身）副刊连载，老编徐蔚忱已对原稿略作删节，书店出版时，郭女士又在剪报的文本上有几处割爱，可是出版后仍然引起轩然大波！可见她创作时领先的程度。
“文协”开除郭良蕙，由前辈大作家谢冰莹在理事会上提出。“文协”未设理事长，会务由常务理事轮值，那天晚上轮到赵友培主持会议，他非常谨慎，依照议事规则处理这个提案，自己完全中立。提案人认为郭良蕙长得漂亮，服装款式新颖，注重化妆，长发垂到腰部，在社交圈内活跃，既跳舞又演电影，引起流言蜚语。当时社会纯朴，她以这样一个形象，写出这样一本小说，社会观感很坏，人人戴上有色眼镜看男女作家，严重妨害“文协”的声誉，应该把她排除到会外。谢老前辈言词激烈，态度坚定，说服了其他理事，通过提案。那时张道藩常常不能到“文协”开会，他定下口头公约，缺席的理事对会议通过的议案，事后只能同意，不得反对。他和陈纪滢都觉得对郭良蕙无须这样激烈，但也都在“公约”的约束下默认了。
青年写作协会开除郭良蕙，出于凤兮坚持。他说青少年看内幕杂志，老师可以没收，可以处罚，《心锁》出版后，它是文学，学生书包里有“文学”老师不知怎么办。青少年看内幕杂志，偷偷摸摸，怕人发现，“文学”可以大大方方地阅读，男生可以大大方方把它介绍给女生，少男少女无异服下催情剂，一切过程都缩短了，此风绝不可长，青年写作协会的宗旨是维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不能有这样的会员。
开除定案，各报登出消息。那时大家认为“文协”、“青协”都是代表官方，无论做什么事大家都冷淡对待。强烈的反弹来自香港，大部分刊物禁止入境，所见二三，持论不外是创作自由之类。独有一家《七彩画报》（中外画刊？）在文艺版刊出一篇文章，它说文艺社团不去保护作家，反而顺从政府的好恶打压会员，这是“世上最无耻的行为！”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角度，我把这篇文章拿给赵友培先生看，他默然无语。
后来友老告诉我，他已向道藩先生进言，“文协”和政府的关系，可以由相辅相成调整为“相异相生”，“文协”专门协助作家创作发表，给作家营造有利的环境，作家被捕，“文协”作保，作家坐牢，“文协”送饭，作家挨骂，“文协”劝架，作家遭谤，“文协”调查真相后澄清。政府的愿望无非是文艺步步向前向上，“文协”也是，彼此着力点不同，效果却能相加，道公听了十分赞成。道公晚年在口述回忆录时表示，文协唱“红脸”，警总唱“黑脸”，殊途可以同归，不过他已没有机会实行。
想当年国民党还有“迷信”，以为风气风俗可以由一二人转移，可以挽狂澜于既倒，错错错！莫莫莫！文艺工作逆水行舟的事，党部好像从此不做了！
郭良蕙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据说她十分沮丧，“冷对千夫指”毕竟很难，八十年代《心锁》解禁，新闻记者造访，她才正式说出感受。一九六五年我接编《征信新闻》人间副刊，刊载她心锁事件后的第一个长篇《青草青青》，内容很“清洁”，我去信赞许她写得好，一面心中暗想，她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她在文学发展中的角色。
台湾文艺界曾经有人讨论，作家创作究竟应该“做得早”、还是“做得好”？做得早、开风气，做得好、集大成，都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做得早是马背上的皇上，做得好是龙椅上的皇上，马背上到底风险大，风霜多。《心锁》一出，台湾的“色情读物”晋级为“色情文学”，八十年代，色情文学又晋级为“情色文学”，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郭良蕙是先驱，也是先烈，她做得早，未能做得更好。
小说当然可以写“性”，小说表现人生，“性”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今天文学有商品的性格，作家写性，究竟是出于商业动机、还是艺术要求？如果两者都有，孰轻孰重？社会付出成本，回收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世上有些问题也许永远不能解决，最后不了了之，色情情色，是否也到了这个“无是无非，亦是亦非”的境界？
那时色情大军之中没有一兵一卒是台湾人。曾经读到陈秀美教授的论文摘要，他说色情文学是“外省作家的第二个出身”。那么第一个出身是什么？反共文学吗？思想起来，好不令人汗颜。
可是“天下万事皆有定时”，八十年代前后，本省作家后生可畏，艺高与胆大成正比，写“性”更细致淋漓，也得到更大的声誉，学者改称“情色小说”，一字颠倒，亮出艺术护照，作品介绍见之于《纽约时报》的书评，大英百科全书写入每年一本的“别册”，天下地上，再无贬词。这也是“外省播种本省丰收”吗？不知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外省作家的罪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