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经告诉我，民国元年，他剪掉辫子，那年他二十岁。照此推算，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他五十四岁。可是依台湾的户籍记录，他老人家要小四岁。我的年龄也不准确，我家的户口资料全乱了，那年代，多少“外省人”的户口资料都错了、乱了。
当年中国大陆户政不上轨道，多少人没有身份证明，内战中逃到台湾，台湾地方政府特准他们自行申报有关资料，申报人可能说错，台湾的户籍管理员的汉文程度不高，可能写错，户籍员守法的精神令“外省人”大吃一惊，资料一经入档，任何有权势的人都不能更改，除非提出“原始证件”。大家领到身份证，有人一看，他的名字是中文大字典里没有的字，有人一看，他的籍贯是中国地理没有的地方，他只有承认那是他的名字，那是他的家乡。一位国民党中央常委、蒋介石总统的文胆，新闻界称他为“头号公民”，他为了更正他父亲的名字“两把刀打到底”，奋斗了许多年，也不知道他到底成功了没有。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我刚刚读完初中最后一个学期。我是个流亡学生，我们的学校叫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山东名将李仙洲创办。学校原来设在安徽北部的阜阳，后来迁往陕西南部的汉阴，四面都是重重叠叠的大山。抗战时期，山区比平地安全，老校长李仙洲寻找校址，入山唯恐不深，有人戏称这地方是“李仙洲的保险箱”。
我们天天盼望胜利，歌颂胜利，想不到胜利并非战争结束，而是另一场大战开始。为了回忆那一段慌乱迷惑的日子，我复查台北“中央研究院”编的大事记，日本一声投降，苏联红军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共军抢先一步进入东北，占领沈阳，成立东北局。国民政府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飞往长春接收，受到苏联的阻挠。美国军舰替国民政府运兵，把五十二军、五十三军运到河北省秦皇岛，准备出关。这是一九四五年九、十月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东北和我的命运有重大关系。
我的注意力放在华北，尤其是山东。那时，共军攻打山东滕县、博山、黄县、曲阜、巨野、禹城、无棣，新四军占领我的家乡临沂。河北方面，共军攻长垣、衡水、磁县、迁安。山西方面，共军攻屯留、长子、长治。河南方面，共军攻开封、新乡、安阳、修武。江苏方面，共军攻淮安、高邮。由八月半到十月底，仅仅两个多月，居然发生了这么多意外，给我们这些流亡青年造成极大震撼。
为了营造和平，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从中撮合，中共主席毛泽东飞到重庆，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会谈，留下一份《会谈纪要》，中共称为“双十协定”，但协而未定，局势并未改善，各地的军事冲突继续增加。十月底，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国军北上接收，行军至河北磁县境内遭共军伏击，军长高树勋率部投共，他是国军第一个起义投共的军长；副总司令马法武被俘，开国军一连串总司令被俘之先河。
我特别阅读了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鲁南区党史大事记》，卷首有三幅地图，第一幅地图显示，一九四○年、也就是抗战第三年，中共根据地大约占鲁南面积的百分之十五，日军大约占百分之三十，国军大约占百分之二十，还有大约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地方群雄争逐，来去飘忽。第二幅地图显示，一九四三年日军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之后，共军的地盘缩小到百分之十以下，国军的地盘缩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日军控制的面积扩充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第三幅地图显示，一九四五年十月、抗战胜利之后，日军收缩集中，只控制了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沿线，国军全无踪影，百分之九十的面积全成解放区。
我的家乡、山东省临沂县兰陵镇，本由日军占领，属于沦陷区。抗战胜利，日军撤往枣庄集中，共军接管兰陵，成为解放区。国军由江苏徐州北上接收，进占鲁南各地，兰陵又成为收复区。国军只能留下小部队据守，共军又回来把他们赶出去。兰陵一带忽而收复，忽而解放，当时叫做“拉锯”的地区。国军来了，亲共的居民要逃走，共军来了，地主、知识分子要逃走。“军事冲突”产生新的战区，“拉锯”制造新的难民，“复员”可能使我们无书可读，无家可归，政府一再告诫“复员不是复原”，我们的痛苦却是“复员不能复原”。
“复员不能复原”，家中没有信来，家人可能失去通信的自由，我们也不敢写信回家。父亲曾经托一位“传教士”带了个口信给我，教我“不要回家”，此外不多说一个字，也不写一个字，父亲为人十分谨慎，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我无法知道详情，只能猜想。日本宣布投降时，山东没有国军，受国民政府摇控的游击队，多半被共军兼并或歼灭，鲁南各地驻留的日军向枣庄集中，故乡兰陵大概立即解放了，我既然不能回去，家人恐怕也不能留下。
我有一位表姐在校本部读书，她的母亲是我的五姨母。五姨母是个优秀的基督徒，能登台证道，姨丈精通中医。表姐告诉我，她们全家逃到外地，分成两半谋生，姨母带着小表妹云游布道，姨丈带着大表哥到徐州乡下挂牌行医。我和表姐的家庭背景相同，他家既然必须流亡，我家当然无法安居。
汉阴多竹，竹竿比碗口粗，乡下人盖屋，可以用竹做梁做柱。竹林里阴凉、干净、隐秘，我常常躲在里面思索未来。那时候，国军云集徐州，准备北进收复山东，兰陵是兵家必“经”之地。我特别为母亲忧虑，她裹着小脚，有严重的胃病，怎么能再出来逃一次难？我父亲五十四岁了，他是一个守旧的乡绅，没有应变的弹性。我的妹妹十二岁，弟弟十岁（也许只有九岁），都还没有成年。一九四二年我黎明辞家的那一幕涌上心头，父亲母亲都要我接替他们负起责任，我是长子，在那年代，这是长子的命运。
我还能在这里继续读书吗？对我来说，坐在课堂里为七年以后的生活做准备，已是一种罪恶。流亡读书本来很苦，睡在跳蚤窝里，雪花从破窗飘进来，落在脸上，围着破棉被发抖，米饭冰冷，带着稻壳、碎石子和老鼠屎。但是时候来到，我忽然觉得这样已是非分享受，我怎么还能幻想去读大学？乡中父老常说，人要大学毕业才算是读书人，文凭即阶级，大学毕业后的职位待遇，都比中学毕业生高出很多，人事环境、社会关系和发展的机会，也都在另一个层次上。可是，等我读完大学，父母可能饥寒交迫而死，妹妹弟弟可能失散沦落，那时我捧着大学的文凭，又如何立于天地之间？从前的人家为父母办丧事，以“讣闻”通知亲友，照例说做儿子的“罪不自殒、祸延显考”，这样的文句受尽新文学家的耻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陈套。那天我忽然有了新的了解，“罪不自殒”就是自己不肯牺牲，“祸延显考”就是反而牺牲了父母。
我需要职业，我要赚钱贴补家用，我得离开陕西到山东周边的地带谋生，就近支持家庭，至少，缩短距离可以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他们大概已经成为难民，在山东周边地区打转。可是我能做什么呢？我怎样离开陕西呢？老校长李仙洲没有参加山东的接收工作，反而要在重庆受训，他既然丧失了权位，二十二中怎能迁回山东？那时除了二十二中以外，山东人在安徽还有七所学校，在四川也有一所学校，谁能迁回去，谁不能迁回去，也成了战后分配政治利益的一个项目。
学校不能迁回去，我必须自己回去。那时我离山东三千华里。抗战发生以后，国民政府治下有三千万人迁往内地，仅学校和训练机构就有两百零八个单位，教职员两万五千人，学生三十万人。人人都想东归，八年蓄积的人力一泻而东，新闻报道，百万人等候上路。那时交通非常困难，交通部特派员到芷江等飞机，他要到收复区去接收，商人、美国人都有位子，他没有，他和空运机构争执，交通部反而撤销了他的差事。公务机关包一条船走长江水路，军人强征轮船，把船上的文官和眷属赶上岸去，荒郊野外，任强盗劫掠一空。四川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罢课，要求迁回南京，结果是教育部下令解散。
我一定得回去，我想，高尔基十一岁就独立生活，杰克·伦敦十一岁赚钱养家，张恨水十七岁负担大家庭的生计，我这年已经十九岁了，我总得汇点钱回家，哪怕是一块钱，有时候对他们也很重要。我也有过慷慨大志，可是我急速缩小。回去，总应该有一条路。那时，我认为人生在一场大雾之中，四顾茫茫，但是，如果你往前走，路就在脚下，你一步一步走，路一尺一尺延长。
那时，“人生观”是个时髦的名词，主流思想强调“革命的人生观”，轻视私情。我常常觉得“家”就是“枷”，耶稣说，天国里不嫁不娶，那时我的解释是，正因为如此，所以天国里的人快乐。我抬起头来从竹丛的空隙看青天，立志独身。后来我的“独身主义”不断加强，一直维持到一九六三年。
那时局势混乱，我们短期的流亡可能变成长期的漂泊，细心的女同学开始注意可以互相扶持的对象，我也曾接触一些温柔的目光，我从来不看她们。那时有一种说法，情爱是上帝放下来的诱饵，把我们领进责任的圈套，纳入生生不已的大流，耗尽我们的生命。上帝设局骗人，他使年轻的女子都漂亮，使每一个女子都有一个男子梦寐以求。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女人的容貌越变越丑，个性的缺点也逐步扩大，她的丈夫只有忍耐适应。上帝使每一个婴儿都非常可爱，诱惑天下父母甘愿辛勤劳苦抚育儿女，孩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能力，就循序渐进去伤父母的心。
我在竹林里独自作成重要的决定。以前，我生命中的几件大事，打游击、做流亡学生，父母决定；西迁陕西，老校长李仙洲决定；放弃学业，我第一次对人生作出选择并负责面对后果。
我想，我能走出这一步，算是长大成人了！那时，我常常做一个大致相同的梦，总是我在空中飞行，飞得很远，但是怎么也飞不高，一次又一次几乎撞在屋脊上，我努力维持起码的高度，飞得很辛苦，很辛苦，看看就要坠在地上，我醒了！满身是汗。
同样的梦境常常出现，不管怎样，我还是飞。
现在，我读诗人向明评诗的文章，他称赞“一只鸟在思考方向”。真的没错，我在竹林里看见鸟，鸟站在树上，头部侧向左边又侧向右边，好像想飞、又拿不定主意飞到哪里去。看见我从竹林里走出来，它飞了，不管朝哪里飞，它总不能永远停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