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八月，宪兵第六团第一营第二连成立“沈阳市西区宪兵队”，负责沈阳市铁西区的勤务，兵力为两个排，以连长朱腾为队长。队部设在一栋日式小洋楼里，后院宽敞，门前临街，过街有一片年轻的树林，它本是日人的产业，日本投降后由“敌产管理处”接收，分配给宪兵使用。那时沈阳市区本身有居民一百万人，铁西区占百分之二十二，是个大区。
说起铁西区，如雷贯耳，当时的热门话题是“工业救国”，谈工业必定谈东北，谈东北工业必定谈到铁西区。铁西区的街道名称：兴工街，笃工街，励工街，劝工街，一片“舍我其谁”的雄心。公共汽车的车掌小姐报站名，声音响亮，中气充足，兴工劝工，如呼口号。数据显示，铁西区原有工厂二八八家。五月间，国民政府蒋主席视察沈阳，特别到铁西看那 一片烟囱，虽然大部分工厂因接收而停工，仓库变成军方的马厩，那些不冒烟的烟囱他也看了又看。四年以后，中共毛主席也曾站在天安门上指点北京，宣示“以后这里全是烟囱”，可见国家领导人醉心工业之情。那时他们都未曾预料，烟囱有一天会成为环保的敌人，都市的杀手，国家落后的标记。
沈阳市有七个宪兵队，我们这些新手，先到各队跟老大哥学习，得以遍览各区风光。那时有个“北市区”，妓院和餐馆林立，那里的人巴结司法警察，算是一等管区。那时有个城中区，党政军高级官员的活动范围，戒备严，责任大，有机会与贵人结缘，算是二等管区。还有个北陵区，古迹多，风景好，环境单纯，没有疑难案件，算是三等管区。铁西区本是工业区，接收后工厂停工，空屋闲置，容易窝藏盗匪。铁西区又是个多事的地方，“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由铁西攻入沈阳，日本投降，苏联军队由铁西攻入沈阳，国军接收东北，也是由铁西攻入沈阳。人到铁西，“开门时人在门内，关门时人在门外”，没有归属感，可算是四等管区。
铁西区既是“四战之区”，又是“不毛之地”，我们怎么会“沦落”到铁西呢？这得郑重介绍六团的副团长，他讨厌我们的朱连长，经常当众指责，而他的指责往往不成理由，长官指责部属，必须“不成理由”才显出权势。朱连长个性强，两次当众顶撞，违反军中（尤其是重视纪律的宪兵）伦理。分配勤务管区，副团长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把二连“置之死地”犹未满足，不久他找到机会，朱连长落了个撤职查办。
那时朱连长毫无警觉，他仗着自己“走得稳、坐得正”，他忘了中国历史许多记载，清官往往死在“清”上，忠臣往往死在“忠”上。我不懂官场的阴阳八卦，只是一个念头掠过：日式房屋怎么能做宪兵队部呢？进屋脱皮靴，出门穿皮靴，一旦紧急集合怎么来得及！瞧那木板墙，一脚可以踢出一个窟窿，怎么大门正对着一片树林，夜晚卫兵怎么警戒，林中漆黑，纵有十个二十个人藏在里面你也看不见。我只是打过游击，我能想到，难道团部没想到？……还好，后来调整勤务，宪兵放弃了那栋洋房，也完全撤出铁西。
上级规定，宪兵人人写日记，我们都领到统一颁发的日记本，布面硬皮活页装订，团部随时一通电话要查验，队部随时收集日记本上缴。队部每天向团部提出日报表，每十天提出旬报表，队部要讯问违反军风纪的人员，作成笔录，队部要接受民众投诉，作成记录，专案转报团部和警备司令部。种种作业，需要专人承办，连长指定中士班长郭伟负责，郭班长要求派我和李蕴玉两人做他的助手。这位郭班长像个白面书生，他高中毕业，本连九位班长，他的学历最高。或许由于“知识差距”，各位班长都和他很疏远，我们三人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各班班长经过门外，侧目而视。
小小办公室开始使用，我问郭班长：西区宪兵队的管区多大？能不能弄一张地图挂在墙上？他一怔，说没有。我说咱们得制一张表，罗列管区内保甲长的姓名住址，他又一怔，问我怎么会想到这些，我说我打过游击嘛。这一图一表，我们始终没能得到，我每次出外执勤，不知天地之大，常常若有所失，尤其是夜晚，沈阳市应该有路灯，可是许多街道黑不见底，真有无依无助、大海孤航之感。
工作展开，整天难得有事可做，出关的部队军纪那么好！出乎意外。每天出动四班巡查，难得遇见帽子没有戴正的军人，难得遇见风纪扣没有扣好的军人，难得遇见符号肮脏、字迹模糊的军人。整天也没个居民上门告状，说军人怎样欺负了他。没有这些材料，我写“日报”难以下笔，“日报”不能一日不报，郭班长授意可以伪造，我只好乱编违纪人的姓名，人名是假的，部队番号是真的，今天回想，对那些部队长十分抱歉。
铁西区环境单纯，我没染上什么坏嗜好、坏习惯，有自己可用的时间，我记私人日记，读文学书籍，拼命向报社投稿。今天回想副团长“整”朱连长，我倒是个受益人，但是当时我不能原谅他。关于私人日记，我多年后写过一篇《鸳鸯绣就凭君看》，这里不再多说。
军纪好，第一个原因是素质高。想那伞兵、青年军、新一军、新六军，士兵有高中以上学历，出过国门，英军美军并肩，“见贤思齐”。第二个原因是打胜仗，打胜仗的军人有自尊心。第三个原因是待遇提高了，衣食足知荣辱。后来我常想，如果派这样的部队去接收台湾，军民关系一定搞得好，也许给“二二八”事变打了防疫针。
关于那时军人的待遇，我有过一个“诉诸印象”的说明。抗战前夕，军人追求“五皮”，皮鞋、皮带、皮夹、皮手套、皮背心。抗战期间，生活艰苦，但“一室之内，有生地、有死地”，仍有许多军人可以混到“五金”，五金者，金牙、金表、金戒指、金烟嘴、金边眼镜是也。五金代替了五皮。
抗战胜利，出现“五子”，即窑子、馆子、骰子（赌场）、落子（戏院）、澡堂（塘）子。“五金”尚有储蓄的意愿，“五子”就完全是靡费享乐了。——此为一般军人的五子，与接收大员的五子有别。接收时，“五子”有不同的版本，我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上海，看见上海各报刊载的是车子、房子、条子（金条）、女子、面子。我相信这是正本原典。后来到台北，读到赵丽莲教授编印的英语教材，其中有篇文章谈到中文英译的困难，曾举“五子登科”为例，他的“五子”也是车子、房子、条子、女子、面子。
很显然，后五子由前五子衍生而来，前五子由五金脱胎，五金又与五皮有递承关系。然则五皮又从何而来？我猜五皮源自民间的“五洋财神”，北伐前后，洋货涌至，商店改售洋烟、洋火（火柴）、洋布、洋皂（肥皂）、洋油（煤油），土货几乎全被淘汰。洋货种类极多，何以必举其五？这是因为中国向有“五路财神”也。陈陈相因，因时制宜，难怪有人说，所有的名言都是“长了胡子”的。
我还记得，人到沈阳，宪兵上等兵每月的饷金，加上边远地区的勤务加给，总数是东北流通券四十元，折合法币五百二十元，跟关内的上等兵比较，高出百分之五十，跟马营时代的二等兵比较，高出二十倍。沈阳公车票、电车三毛钱一张票，军人半价，宪兵免费。那时有流动的马车载客，同一区内不分远近，一人一元。宪兵偶然也坐马车，人人自动付钱，没有纠纷。宪兵有了外务，也就有了朋友应酬，常常不回连部吃饭，尤其是班长，往往只有一个值星班长在家，粥多僧少，饭菜吃不完，再也没有伙食问题。
新问题是，宪兵的程度不齐，西区宪兵队两个排，约有三分之一不能写“宪兵日记”，什么刑法民法违警罚法，对他都是白说。漫画书上说，新兵出操，不能分辨左脚右脚。二连真有这么一个人，齐步走，总是踩别人的脚后跟；“枪在肩”的时候，左转右转搞错方向。他的步枪碰别人的步枪，稀里哗啦。他乐天知命，笑口常开，班长想打他，无法下手。陕西招兵难，有时需要人头勉强充数，他是宪兵的稻草人。后来“天崩地裂”，我很为他担心，文章写到这里，不免停下笔来费一番猜想。
宪兵执勤，常常查看军人的“差假证”。我们检验证明文件的真伪，靠关防大印的尺寸，每人有一本“手册”，末页边缘印着米达尺。这个方法极不可靠，但是限于宪兵的素质，那时只能如此。我们熟记：永久性的机构用方形大印，临时性机构用长方形关防，可怜我们怎知哪个机构永久、哪个机构临时呢！我们熟记：临时机构的首长若是中将，他的关防宽 6 公分、长 8.8 公分，临时机构的首长若是少将，他的关防宽 5.8 公分、长 8.5 公分，我们又怎知哪个机构的首长是少将、哪个机构的首长是中将呢？再说，伪造印信的人总是要找个真迹来摹刻，长宽尺寸一定符合，你量来量去有什么用呢。鉴别印信要知道当时的编制官位，要懂一点篆刻，能从刀法、线条、结体寻踪迹，我读过私塾，对篆刻稍稍有一知半解，那时你怎能求之于人呢！
语言的隔阂很严重，陕西人的口音和东北人的口音差别大，常常把对方的意思弄错了，加上“同物异名”，“同音异字”，有时根本不能交通。很奇怪，上级却从未顾到这个问题，他应该在我们的“学科教育”里加一门课程，介绍“东北话”和东北风俗。中共的优势之一，就是当地人办当地事，无须向当地学习，国军的劣势之一，就是外地人来办本地事，又不肯向当地学习。作战部队飘忽不定，今天还在山东，明天也许空运到广东，无法学遍各地方言，宪兵长期驻扎，又和民众密切接触，为何要留下这个缺口？
后来想想，我们那一票人，也都没有多少心思用在勤务上。宪兵极难升迁，一盆清水孵豆芽，谁也长不大。想到宪兵就想到天主教的结构，一批人有上进的阶梯，当神父，当主教，当总主教，当红衣大主教，红衣大主教有资格被选为教皇。另一批人有奉献的热忱，当修女，当修士，照顾病患、孤儿、残疾，伟大如德雷莎，也还是修女。依政府设计，宪兵是修女，但是宪兵缺乏奉献的精神，因为政府不是上帝。误入网罗的流亡学生马上投入补习班，苦修英文数学，待机脱离牢笼。
我们得慢慢适应大都市的生活。过马路，我们得学着相信红绿灯，我们都不会关电灯，李戬排长夜晚来替我们关灯，我们不会用抽水马桶，李排长到商店借了一副马桶来做“教学道具”，教大家如何操作。有人找我带他到邮局买邮票寄家信，他一直怀疑那枚邮票管用。银行，我只知道里头有很多很多钱，严防歹徒抢劫，有时从门外经过，不敢转脸住里头看。
我们闹了一些笑话。那时军用电话是“手摇式”，宪兵外出巡查，看见地摊上有几具“转盘式”电话机，以为是电报发报机，就没收了。有人走进电梯，门突然关上，无法打开，他以为被歹人劫持了，手枪子弹上膛，对准自动门，差一点弄出命案。有人奉命去看守一栋华宅，他对许多物件有好奇心，这里动一动，那里摸一摸，哗啦一声，自来水龙头打开，他心慌意乱，悄悄把门关好，悄悄走开，装做平安无事的样子。自来水流个不停，溢出盆外，满室地毯泡在水里。有人坐火车，他只有坐汽车的经验，火车缓缓离站，他想起了什么，大叫停车，列车长见他是宪兵，火车居然停下来。他又大叫退回去！退回去！火车居然又退回车站月台。那时东北同胞尊敬宪兵，路上相逢，常对出巡的宪兵鞠躬。
“山坳里的孩子”突然得到权力，有人忘形。例如说，他听说日本人会向他敬礼，戴上袖章出去试试，遇见一个日本人没有敬礼，他乒乒乓乓给那人两个耳光。例如说，他听说只要他伸手做出阻挡的姿势，汽车就会停下来，他站在街心试试，车子停住，他又手足无措。这些人需要慢慢接受自己的角色，知道怎样去扮演。马路如虎口，站在街心很危险，天津消息，就这样，一个宪兵被汽车碾死。大家推测也许车子里有歹徒或毒品，更大的可能，驾驶者是个痛恨宪兵的人。慢慢地，我们知道有人痛恨宪兵，这种痛恨也需要我们去适应。
不久，西区宪兵队分兵皇姑屯，成立皇姑屯宪兵队。当地有一个富商选女婿，选中了宪兵队的一位班长，结婚典礼相当铺张，邀请西区宪兵队全体官兵吃喜酒。结婚以后，这位班长白天穿着军服当值，晚上在家丝质棉袄，白底便鞋，俨然是个土财主。西区宪兵队再分兵四平街，成立四平街宪兵队，带队的排长喜欢洗澡，天天泡澡堂子，浴池公会的主席为他设立单独的房间，提供按摩女伺候。依沙团长的尺度，这是不能原谅的腐化，朝里有人好做官，副团长庇护他。
以后，西区宪兵队就撤销了。
我们那一票人大都出身农家，崇拜肥沃的土地，久仰东北的黑土层，我们一直在铺满水泥或木板的都市里走来走去，未能亲近原野。有一天，同连的一个列兵出差回来，黑土填平了他的靴底，他把皮靴脱下来给我们看，我用大头针把靴底沟槽里的黑土挖出来，大家轮流欣赏，欣赏中国人发誓要收复的地方。咳，那时候，我们的心念何其单纯！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报上刊载北京水利部的报告，由于人为的原因，东北的黑土层年年流失，每一年损失一厘米，生成这一厘米的黑土层，需要两百年到四百年，预计五十年后，黑土层流失净尽，寸草不生。哀哉，不肯爱护土地的人何其多！何其多！
我很怀念铁西。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附属的 Gramercy Theatre 放映“铁西区”的纪录片，中国大陆导演王兵制作，我特地跑去看了。电影显示，“沈阳铁西区这个重工业区，解放后发展为中国面积最大、生产品种最多样化的工业重镇，可是到一九九○年代末，大多数工厂破产倒闭或转型迁移，‘文革’年代有如天之骄子的工人，在被逼下岗后生活困顿、前景未卜。王兵顺着铁路来往于工厂及工人住宅区，记录下灰冷荒芜间的日子。”铁西区外观尽改，奈何命运却有如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