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期间，联勤运补东北国军，开支庞大，据说占全国军费的百分之四十。无数物资由上海运出，由秦皇岛葫芦岛两个港口运入，后来陆路交通断绝，仰赖空运，仍然由葫芦岛运往锦州，由秦皇岛运往天津，再由两地空军转接。
军粮运补的工作最繁重，《孙子兵法》：“军无粮则亡。”但我从未想到军粮运补的方式如此粗糙而原始，手续繁复而不精确，每一道手续都有侵吞的机会。
第一步，运粮的轮船进港，起重机卸下米包，每次十包，临时放在码头上。全船一共运来多少包，接粮的单位对“包数”要负责任。依照规定，准许有“船耗”，如果船舱漏水，一部分粮米潮湿霉坏，可以由船长出具证明，申请报废。于是每一艘运粮船的船舱都进水，每一位船长也都愿意证明，没听说哪位船长拒绝合作。为什么每一艘轮船都会漏水？政府从未监督改善。
第二步，每一包米都要过磅，计算这一船米有多少公斤，接粮的单位对“斤数”要负责任。俗语说，两只碗同样大小，把满满一碗水倒进另一个空碗里，不会仍然满碗，依照规定，装船时允许有损耗，卸船时也允许有损耗，按路程远近定出百分比，于是每一船粮米都可以短少一些，完全合法。
第三步，一包一包军米过磅以后，由码头工人背上火车。工人手里拿着一支铁钩，先把铁钩插进麻袋，用力向上一提，接着一转身，另一个工人两手捧起麻袋，向上一送，整袋米驮在背上，这时铁钩在麻袋上拉出缝隙，大米哗啦哗啦流到地上。地上早已打扫干净，从地上扫起来的米仍是好米，可是依照规定，这些米受了污染，需要整理，整理时有进一步的损耗，两斤折合一斤。每一船米都会有相当数量的“污染米”。工人为什么一定要用那把铁钩？政府从未过问。
第四步，军粮装满火车，再一节车厢一节车厢过“地磅”，地磅装在铁轨上，称出整节车厢的重量，扣除“皮重”，求出“米重”。我一直纳闷，既要分包过磅，又要整厢过磅，这种设计有何必要？两种重量的差距又将如何对待？这个秘密，我始终没有窥破。
有时候，船上运来的是面粉，面粉只问多少袋，不问多少斤，因而受另外一种待遇。除了船舱漏水产生废面以外，所有的面粉立即运到本单位特设的仓库，这个仓库由老板最信赖的军官管理，最信赖的工人操作，我们一律不得走近。若是老板调动，新老板必定带自己的人来上任，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仓库。
据说这个仓库除了存放“废米”，有一间密室，四壁光洁，地上铺着细纹的席子。工人把一袋一袋面粉放在席子上，用藤条抽打，面粉从布袋纤维间飞出来，落在席子上，再扫起来，装进空袋里，由老板待机支配。据说每一袋面粉抽打多少下都有规定，抽打的力度角度都有训练，瘦身后的一袋面仍然是一袋，交出去没有困难。有一次，只有一次，我在二楼的办公室凭窗下望，看见一个满身雪白的工人经过，那天他一时怠忽，没有卸装就胡乱走动，算是让我看到一个旁证。
每年一次或两次，本单位依法处理“废米”，照例由三家大粮行竞标，上级派员全程监督。依照规定，派下来的官员阶级一定要比我的老板高，他和我的老板必须没有历史关系，也没有亲戚关系。这些规定都没有发生作用，他们虽然没有历史关系和亲戚关系，他们却像电影里的黑帮人物，尽管素昧平生，只消一个手势，一句暗号，立刻产生完全的默契。他们都熟悉音乐和舞步，可以一见钟情，佳偶天成。高级首长派谁出来干这趟差事，就是看某一个老部下生活太清苦了，给他机会找些外快，当时叫做“调剂调剂”，也许由他顺便带些油水回来分享。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关系超过同乡同学同宗。
监督者先视察仓库，他看见了“九千斤废米”，他做市场调查，证明“底标”的价格合理，他亲自主持开标，亲眼看见得标的粮商把“九千斤废米”运走，他负责证明这一切，千真万确。但是事实上三家粮行共同接下这笔大生意，他们以低价买去六万多斤好米，我们不眠不休，动员配合，完成表面作业。当年这叫“集体贪污”，今天称为“共犯结构”，可以想象，偌大一笔粮款，绝非老板可以独占，许多人都会有一份。
当时政府筹粮，多管齐下，公文中有采购、派购、摊购、配购、抢购、搜购等等字眼，可见筹粮之辛苦积极，也可见民力负荷之重，运补单位并未受到感动。政府对运补的损耗设想种种可能，也算十分体贴，运补人员反而受到鼓励，浑水摸鱼。防弊的规定如此周密，作弊者破解跨越易如反掌，一切如德国小说家茨威格所说，由军粮处出发，有一条金线似的捷径，直伸到银行家和放高利贷的人。民间也有顺口溜：“从粮（良）不如当仓（娼），当仓不如直接税（睡）！”每年约有十艘万吨级轮船前来卸粮，当局没有丝毫检讨改进，我虽已放弃一切理想，仍不能甘心接受这样的现实。
有一位唐中尉，老板的小同乡，他在十多位押运员中年龄最长。他在北洋政府时代当过宪兵，那时叫做陆军警察队，我俩有些共同语言。他偶尔找我聊天，他常说“吃纣王的饭不说纣王无道”。他说得对，可是我听不进。老板常说，合情合理不能合法，唐老说：合情、仁也，合理、智也，不必合法、勇也，要具备智仁勇三德，才够条件当老板。他说得对，可是我也听不进。他说：“我们每天犯法才活得下去，联勤不犯法，不能运作；国民政府不犯法，不能存在。”我有时像欧几里得，动辄认为“那是不合理的”，然而唐老说，那是“合宜”的，人间事合宜为要，合理次之。他说得对，奈何我总是听不进！今天回想，那时人人疏远我，只有唐老接近我，他是有心人。
有一天，他办公桌上放了一堆旧子弹，他一个个用力擦拭。我问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他押运重机枪子弹，账目上短少一千发，上级催讨，他还不出来，现在弄到几百颗废品，擦亮了，搪塞一下。这未免太荒唐了，子弹怎么可以短少一千发，一旦短少，上级机关应该追查原因，怎么可以要他赔，粮食可以赔，服装可以赔，子弹教他怎么赔！他的对策也奇怪，怎么可以用废品充数，接收的人难道是瞎子。我对唐老已经有感情，这些念头都不在话下，冲口而出的是替他担忧，我说，如果这些子弹发到某个连队手中，如果他们作战时不能射击，阵地因此失守，如果事后检讨战败的原因，追究这批子弹的来源，唐老如何担当得起？他说：“确实担当不起，我现在是瞎子碰上小数点，一筹莫展。”唐老提出一个办法，要我到军械库去找一位孙押运员，请他借给唐老一千颗子弹。是了，我有个“上校爷爷”主管军械补给，唐老看上我这个背景。后来回想，他故意擦废弹给我看，他是有心人。
一千发子弹，而且是重机枪子弹，说是借，根本没法还，我认为孙押运员没有这么大的弹性，关说一定无成。谁知这个短小精悍的中尉一口答应，不过他说要我们那个主管军械的何上尉出借据。我想，何上尉为什么要欠这笔账？他必然拒绝，岂知何上尉欣欣然对唐老说：“咱们两人给他写个条子。”结果是唐老以借方签字，何上尉以证明人签字，我做双方的信使，子弹如数到手。
他怎么会有那么多子弹！他哪里来的子弹！我正在百思不得其解，唐老忽然变了脸，不理我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在他眼里我只有这么一丁点儿利用价值，难道我像一颗子弹，只能使用一次。这颗心正没安顿处，消息传来，孙押运员向我的“上校爷爷”讨好，说是冲着我的面子借出去一千颗子弹，这些子弹是账外余物，绝对与库存无关。我以为我只是一个传话的人，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么大影响力，“上校爷爷”认为我多管闲事。“上校爷爷”那里我留下坏印象，唐老那里我没留下交情，孙押运员那里反而欠了债。他们有心我无心，无心却被有心恼。
这一段烦恼我久久不能忘记。并不是动机好就能把事情办好，一颗好心可以受到各式各样的利用。唐老从此紧闭双唇，但是他说过的话收不回去，他说：“合情仁也，合理智也，不必合法勇也。”至今令我拍案叫好。受他启发，我长期思考贪污问题，贪污的确需要勇气，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现在贪官污吏勇者不惧，我就是这么干，看你一个字能赚多少稿费！偶有贪官撤职，我都想送一副对联：“三德智仁勇，一官归去来。”
那时贪污是热门话题，舆论界八音连弹，有人说，贪污是潮流，众官不贪，一官难贪，众官皆贪，一官难清。有人说，贪污是人性，贪污不能根绝，因为人性无法改变。有人说，贪污使人乐业，增进祥和气氛。有人说，贪污使人效忠，凝聚向心力。有人说，国富则多贪，“寄主”肥壮，寄生虫营养良好，贪污是好现象。我至今不能分辨谁说了正言，谁说了反话，谁在规劝，谁在讽刺。
遏息贪风，有人提出十二字真言，要做到官吏“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不必贪”，也就是制度足以预防，法律足以吓阻，道德操守足以自约，薪俸足以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准。看来面面俱到，实际上药方很好，药剂永远配不齐。凡是文章做得太好，实行一定困难，但是好文章一定引人幻想，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采用的生产方法奏效，但果然国富多贪，舆论又翻出这十二字真言来，念念有词。
蒋介石本人是清廉的军政领袖，但是“一二人心之所向”不能转移社会风气。那时国民政府治下，贪污的现象严重而普遍，政府则表现了惊人的宽容，由蒋主席到蒋总统，发表多少文告训词，似乎从未针对惩治贪污宣示决心，贪污大案发生了，他可曾“干涉司法”，指示彻查重判？他这一阶段执政的特色是，未因操守问题杀一贪官，那时多少人骂他独裁，看来他像是《红楼梦》里的晴雯，枉担了虚名。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也许得等到他的日记全部公开了，历史学者才会给我们一个答案。但是他退守台湾以后十分注意官员的操守，他整饬联勤的采购业务，他的第一家庭中有一位至亲涉案，他强迫那人自杀，他的决心在中国近代史上再无二人。这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了。
毫无问题，秦葫港口司令何世礼操守高洁，他的父亲是香港富豪，财产多，他本人的生活俭朴刻苦，花钱少。他因血统关系生有异相，小孩子看见他，叫喊“洋人来了”，虽然对方是孩子，他总是用中国话郑重纠正：“我是中国人，不是洋人。”他的爱国心也不成问题。这人无论作战还是办补给都很认真，唯有对贪污问题漠然视之，他是坐汽车的大官，心中仿佛有个汽车哲学，做官如坐车，车是你的，开车坐车是我的事，修车换新车不是我的事。他虽然在英国美国受军事教育，却跟所谓正统嫡系没有矛盾，他在孙立人之外显示另一种可能。
那时代贪官的风险很小，可以说，“有所不为”的风险比“无所不为”的风险还要大。“合情合理不能合法”，同事长官形成共识，大家有不成文的盟约，若是一个贪官倒下去、揭开来，所有的加盟者都成一网之鱼，他们必须互相保证人人可以全身而退。也正因为如此，贪污的数目必须竭力扩大，他必须计算各方打点之后还能剩下多少，他必须筹划怎样使加盟者皆大欢喜，结果贪得越多越安全。这是第一道防线。
还有第二道防线。万一官司上身，推给部下承担，只要部下说一句“这是我干的，上司不知道”，上级顺水推舟，贪官金蝉脱壳。东方文化有“替死”的传统，首长平时注意物色人选，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有一个年轻人，朴实率真，讲忠讲义，没有才能见异思迁，有一点把柄可以掌握胁持，首长就拔擢这个人，把他放在他自己不能达到的位置，由他感恩图报，火中取栗。如果首长该坐牢，他也该坐牢，他一人坐牢可以大事化小，首长还可以照顾他的家小，供应他在狱中的需要，安排他出狱后的工作。我有时对着镜子看自己，觉得我好像正是这样一块材料，所以对进退出处特别谨慎。
最大的恐惧是部下挺身检举，平时首长必须在维持尊严和安抚不驯之间取得平衡，这就增加了统驭的难度。倘若“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法网恢恢，那就启用第三道防线。没什么了不起！抗战时期，国府本有《惩治贪污条例》，明文规定要没收贪官的财产，胜利后检讨战时法规，认为这一条很像是专制时代的抄家，不合时代潮流，予以彻底修正，贪官失去权位，仍可以保有财富。我曾听见一位官太太在打牌的时候说：“我们这辈子和下一辈子吃不完也喝不完，什么都不怕！”她的丈夫因贪污判罪，正在狱中服刑。
我永远不能忘记通货膨胀的噩梦，著名的“金圆券”，就在我挣扎觅食的那段年月出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一般军公人员都不能靠本薪过活，物价像鞭子，驱使人人向法纪的反面拥挤，贪官反而成了救星。什么是通货膨胀？外电报道有生动的注解，战前法币一元可以买到一只牛犊，战后一元法币只能买到一根油条。有位老太太，战前把积蓄存进银行，战后再去提出来，回到家里她疯了。换个角度说，如果某人居住京沪地区，拥有“中储券”一百万元，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兑成法币五千元，一九四八年废法币，只能兑到金圆券六角。他的钱哪里去了？老太太的牛又哪里去了？政府用增加通货发行的方式取去了！通货膨胀是一个骗局，而且全面行骗，天天行骗，悍然违反了林肯的告诫：“你不能永久欺骗所有的人。”
“金圆券”并没有结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连续剧，金圆券把它推向更高的高潮。金圆券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出笼，规定银元二元或美金四元换金圆券一元，黄金每市两合金圆券二百元，民间的黄金白银都要送进银行。政府强力推行，今天枪杀粮商，明天逮捕金店老板，天天高呼打倒奸商豪门。据国府财政官员朱偰和黄元彬写的文章，八个月后，一九四九年四月，银元一元兑换金圆券三百六十万元！此时我在上海，看见面额一百万元的大钞，也看见臭水沟里都是百元千元一张的金圆券，上面印着蒋介石的侧面肖像，面对五百元一千元的数字。钞票变垃圾，景象恐怖，现实成虚幻，生存被彻底否定。丢弃钞票的人有意污损咒诅某一个人，这个人能有多大福分、禁得起这样折损？有一个人用金圆券当壁纸，糊满四壁，他邀我去参观，他说要在这间屋子里照一张相片传家，教后世儿孙知道他住过这么豪华的房子。到这般田地，军公人员除了抱紧不法手段和不法所得，教他怎么活？
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国民政府再改币制，废除金圆券，发行银圆券，竟规定金圆券五亿元换银圆券一元！财经大员的勇气了得，可是智在哪里？仁在哪里？
我每个月按时把钱寄给父亲。这时国军在山东连打败仗，乡人族人纷纷南下，父亲有我那一丁点儿接济，得以离开徐州，暂住浦口。百善孝为先，可是这一善究竟能抵消多少罪孽？当年山东土匪多，好汉们平时在远方打家劫舍，过年回家先给老娘磕响头，到了末日，基督怎样审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