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抗战发生前，山东没有中共一兵一卒，民间相传，中共“七支钢笔进山东”。那时中共只能秘密工作，称为地下党，西安事变解决后，中共由地下转到地上，公开活动，所以国民党人一再说，西安事变救了中共，他们恨张学良、杨虎城。抗战发生，中共党员可以深入农村，招兵征粮，募款买枪。山东籍的共产党员回到山东，可以向山东军政首长讨一张证明文件，回乡发展抗战的游击武力。人马多了，地盘大了，就要设立党部，委派乡长村长，于是有了解放区。据《天翻地覆三年间》一书说，抗战发生时，全国有七十个解放区，抗战胜利时，全国有两百个解放区。
山东土匪多，国民政府允许民间拥枪自卫，抗战发生时，山东民间自卫存枪越过三十万支。抗战发生，地方以自卫武力为基础，发展抗日游击队，一度超过一百万支枪。中共赤手空拳，从头做起，竟能把这百万人马吃掉十分之九，累累战果，对中共的成长极有帮助，世人注意中共接收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忽略了中共并吞了山东的地方武力。有些史家说，抗战期间，国共双方机会均等，而中共后来居上，并不能完全用西安事变和日军侵华来解释。
中共发展壮大的经纬，到现在还没人写出一部《资治通鉴》。以我个人的感受，中共制胜，由于它的行为处处与国民党相反，我是说“行为”，不包括动机和结果，“动机”口说无凭，“结果”木已成舟，“行为”才举足轻重。国共“相反”，非常普遍彻底，几乎可以看作是两种文化，一生一克。可以说，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天敌”，国民党虽有种种反共制共的方案，其实挡不住，纵然高呼“向敌人学习”，其实学不来。
概括地说，国民党办事“执简驭繁”，社会组织已经形成，已经运作，国民党顺应这种运作，倚赖由运作产生的枢纽人物，掌握枢纽就掌握了社会。地主是佃农的枢纽，资本家是工人的枢纽，校长是学生的枢纽；一个校长等于全校学生，一个地主等于全村佃户，一个厂长、董事长能抵他旗下一千个工人。国民党注意拉拢这些人，重视这些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偏重照顾这些人的利益。
共产党不怕麻烦，反方向而行，它搞“农村包围城市”、“小鱼吃大鱼”。它结合贫农，不要地主；它结合工人，不要资本家；它结合学生，不要教育部长。一部总机下面有一千具电话，但是它可以使九百具电话机不通。它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理直气壮地去组织学生和农民，因为上阵打仗要靠多数，不能靠少数。等到民众组织成功，军队训练成熟，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当务之急是一齐动手摧毁那些枢纽，重组社会，痛快淋漓！
说到改革社会，那时主要的表现是“土改”。山东省农村多、地主多，山东人对土改的感受特别深刻。农人一生离不开土地，农民多么渴望自己有一块田，多少农民终生流汗难以达到目的，而地主、尤其是大地主拥有那么多田产！“一家饱暖千家怨”，佃农对地主有心结。共产党来了，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佃农，因为“这块田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农民非常激动。然后中共又说，你们必须把地主彻底打倒，斩草除根，防他死灰复燃，夺回田产。充满了危机感的农民，用中共发明的方式，把地主斗倒、斗伤、斗死，这就和地主阶级结下血海冤仇。走到这一步，农民无路可退，无处可躲，只有紧紧依靠中共，从军支前，献上身家性命，以防地主的保护人国民党回来算账。
山东土改惨烈，“五岳归来不看山”，山东是土改的“东岳”。文学作品写土改，《芙蓉镇》是扮家家酒，《白鹿原》比较深刻，其中有些细节，例如某长工最恨他的雇主，那人走路老是挺直腰杆，所以长工在土改时专门打断雇主的腰，让他到死直不起腰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一皋指出，农民“并非只想改善些子（一点点），那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经常梦想一下子翻飞到最高”。据我所知，土改充分满足了农民的幻想，农民可以用铡草的大刀把地主“铡”死，可以往地主头上浇开水把他烫死。斗争大会高潮迭起，地主不堪其苦，恰好会场旁边有一口井，他赶快跳进井里淹死。今天斗争熬过，明天斗争难熬，夫妇二人头上顶着“光前裕后”的门楣，面对面吊死。考验愈来愈严酷，刀尖向内，儿子清算老子，妻子检举丈夫，最好的朋友掌握你最多的秘密，也最有资格置你于死地。于今大学教授在他的论文里举重若轻，“尽管清算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但是由于这些法令条文都是原则性规定，缺少可行的严密性，而且随着运动深入，政策也随着变动，简单化的解释在实际操作上是没有多大作用的。”
外祖母是个寡居多年的老妇，家中田产早被舅舅卖光，她的身份仍然是地主。土改无情，她老人家按照规定“扫地出门”，不留田产，不给住所，不问生活。她死在村头的一个席棚里。我那个骑驴打游击的舅舅，乡人告诉我“他没能老死”，我千方百计找到舅舅留下的两个儿子。
那时中共下达了一些文件，纠正运动中“过火”的行为。今天这些文件已经公开，从中可以知道，当年各地群众普遍打死人、逼死人。纠正过火是在过火的行为普遍发生以后，障碍已经清除，社会已经净化。
且说那时候，“逃亡地主”的子弟组成还乡团，尾随国军进入新解放区。国军应该使用这些人安抚乡亲，笼络人心，可是国军发给他们枪械子弹，教他们去杀人报仇！这些子弟本是民间拥枪自卫的骨干，大多数打过游击，或者有跟共军交手的经验，看人流血并不手软。国共对进，共军走了，国军暂不进驻，预留短暂的真空时间，默许还乡团先去“惩罚奸民，铲除障碍”。还乡团杀掉为中共工作的人，杀掉分了他家田地的人，杀掉斗争会上活埋他父母的人，那些人也曾是他们的邻居、佃户或仆从。还乡团杀人不经过任何程序，路上遇见路上杀，田里遇见田里杀，家中捉到家中杀，那时农民耕田经常耕出尸体来。国军犯过许多大错，这是其中一错。还乡团杀人，逼得那些老百姓跟中共同命一体，今生今世再无反顾。
兰陵王族是鲁南的一座“封建堡垒”，土改将之彻底摧毁，王氏族人也就出了几个还乡团的杰出团员。我有一个同族的叔叔，他逃到徐州郊区的九里山做难民，还在九里山野地里枪杀了他家的长工。他逃难逃到上海的时候，还藏着那把手枪。他看见上海市这么大，这么复杂，人和人又这么陌生疏远，以为可以藏身其中，苟且偷生，他低估了中共的统治能力。兰陵公安局派了一个人到上海南京寻找有血债的地主（认乡队？）把他揪出来押回兰陵，在镇中心的大街口枪决。
那时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造匪”。陶行知在《申报》发表《论剿匪与造匪》，他说今日“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大。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若说“造匪”，源远流长，国民党始则联俄容共，继而团结抗战，千千万万人都和中共沾上关系，国民党的政策可以任意改变，这些人的历史不能随手涂抹，只因与“匪”偶然结缘，在国民党的档案中一世难解，这些人到了台湾，处境尤其艰难。而且陶公只读半部水浒，他只记得高俅逼林冲上山，忘了宋江也逼卢俊义上山，既有林冲又有卢俊义，《水浒传》这才丰富深刻。中共土改、学潮固无论矣，国军常常半夜出城到卫星村落去抓壮丁，乡村年轻人不敢在家睡觉，逃到离城很远的野地露宿，中共提供招待所管吃管住，只消三天两天，已在他们身上烙下印记，国军把他们列入通匪的黑名单，他们回家再也难以安居，只有离家正式“投匪”。
中国人常说“人多了乱”，所以国民党害怕群众、疏离群众。中共相信“人多拾柴烧火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经过组织训练，人的个性泯灭，群性和公共运动掩盖一切，人人都是党的驯服工具，如此，万人只是一人，西方人的形容为“铁板一块”。北京大学教授刘一皋教授用他的学术语言这样包装起来：“新的编村制度全面实施，强化了政权对农村的直接控制，基本上完全改变了过去相对松散的行政结构。在乡村建立村民委员会、村武委会和民兵治保员等机构，职权包括生产、自卫、治安、财政、文教、调解、贸易、合作社等，涵盖了全部农村社会生活。同时农村中还普遍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农会、工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互助组等群众组织，传统的血缘、地缘组织被取消或改造，每个村民都要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情况，加入数目不等的各种组织，农村社会被置于有机的严密的组织网络之中。”
中共的组织能力反映到沂蒙山区的战场上，出现了军民一体，高度合作。国共对进，飘忽无定，共军部队未到、宣传队先到，老大娘老大爷叫得亲亲热热，解释我们为什么来；部队先走，宣传队后走，解释我们为什么走，告诉村民我们还要再来。宣传队挨家检查有没有打扫干净，有没有借了东西没还，有没有打破了碗没赔。我在秦皇岛的时候，五叔常和上校爷爷通信，一再谈到共军在山东山地坚壁清野之彻底。他当年透露的讯息，后来文史资料有更生动的描述，乡野有史，使无名英雄泣鬼神之事未曾淹没。战守期间，民众协助共军冒险争先，断路、埋雷、割线，炸桥，阻止国军前进。民众砸锅卖铁，拆屋喂马，支援共军作战。民众以树为家，树与树之间拉绳通信，草木皆兵。民家把家当丢进山谷里，国军所到之处，望谷兴叹，没有一根草可以喂马，没有一样生活必需品可用。七岁到十五岁的儿童，刺探国军行动，偷辎重，放火烧汽车。据有关的研究报告说，青少年容易受暴力和枪支诱惑，他们的人生经验一片空白，容易培养出绝对的忠贞，而且没有后顾之忧，十分勇敢。
那时候，山东的解放区、也就是山区和农村都非常穷苦，但民众竭尽所有供应前方共军的军需。一九四七年一月有所谓“鲁南战役”，国共交战十八天，据苍山文史资料，仅我的家乡苍山一个小县，供给解放军毛线袜四万双，干菜两万斤，花生米五千斤，公粮一百二十万斤。家家把枕头套拿出来当口袋，参军一万人，家庭主妇蒸馒头，烙煎饼，九天九夜不休息，许多人累昏了，衣袖着火还不知道。一九四八年九月，共军攻打济南，单单我的家乡兰陵和我的外婆家南桥，两个乡镇昼夜赶工，磨出七万八千斤面粉，提供四万六千七百一十块门板做担架。一九四八年山东春旱，饥民两百万，鲁南为重灾区，战史讴歌淮海战役民众“支前”，山东出动民工两百万人，食油三十五万公斤，食盐三十六万公斤，肉四十三万公斤。单是兰陵一个镇，要负责前方一个师的补给和担架。各地民众推着小车，把这些补给品送到前方，车队千里，昼夜络绎不断。伟哉壮哉！神乎魔乎？
国军穷竭民力，并没有弄到这个程度，它也无法做到这个程度，国民党编神话，也没有这么大的想象力。中共说过，农民自私保守，不可能自动放弃财产，必须如何如何。到底“如何如何”才做到“国民党吃鸡自己抓，共产党吃鸡送到家”？答案可以从“人民民主专政”六字真言中探索。学者既要维护学术尊严，不能说谎，又要符合当前政策，不能实话直说，发展出一套模棱两可、点到为止的说法：“许多工作都是依靠部分积极分子，特别是少数干部强力推行才得以完成的。”……“运动本身是发扬民主的一种方式；但大规模的带有激烈阶级斗争性质的运动，运作过程恰恰是经常违反民主原则的。”伟哉壮哉！神乎魔乎？自私保守的农民纷纷自动放弃财产，他们“划掉了自己”。
那时许多人说，共产党员走的是“群众路线”，国民党员走的是“领袖路线”，怎样得到领袖的信任，怎样厚结领袖左右的亲信，耗尽他们的精力，他们也自以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文史资料说，中共经略东北，二十二个中央委员走出城市，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论资格，统统下乡，国民党员几乎不能想象。据段彩华为黄伯韬写的传记说，国军在山东打了败仗，中央追究责任，怪黄伯韬作战不力，黄氏登台辩解，历述山东作战的艰困，其中一项是没有可靠、详细的地图，他们只有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而且多处和实际地形地物不符。我后来读国军将领廖明哲写的《了了人生》，这是他的自传，他曾多次参加国共战役，经验丰富，书中也谈到国军作战的缺点，“无图上实地的侦察”。国民政府统治山东，即使从“九·一八”算起，那时也有十五年了，为何没有测绘五万分之一的新图？一位曾在有关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专业人员根本无法走出去实地测量。国军脱离民众支持，已严重到这般程度。
中国人一向“离乡作恶，回乡为善”。平时，当地人碍于情面，不能兴利除弊，战时，国军来去如流水，没有责任心，到处作践百姓。我还记得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办理“土地陈报”，命令乡镇政府确实调查每一家地主有多少土地，据以征税，使税负公平。那时地主普遍逃税，短报他的田产，所以偌大兰陵没有任何人肯承办这个工作。镇长（也是族长）找上我的父亲，费了许多唇舌，逼我父亲答应，父亲素有正直之名，不会为任何人弄虚作假，众人信服，办起事来阻力较少。那时中国人不在老家当保安团长、警察局长、税捐处长，这些工作都会留子孙债，结来世怨。他们到遥远的地方去干这些差事，作了孽一走了之。
中共作风不同，他把原籍兰陵的党员派回兰陵地区工作，鲁南专区的政委和主持土改工作的“各救会”会长，都是兰陵小学的老师，兰陵公安局长、武工队长、公安股长，都是兰陵小学的同学。此外还有我的族人。这些人面无表情，没有公事不跟你说话，路上碰见了，你若上前喊“大叔”或是“二哥”，他朝你一挥手：“太封建了，叫同志！”他们熟知兰陵每一家屋顶上有多少风雨阴晴，屋顶下面有多少恩怨矛盾，他们也熟悉每个人的性格、能力、知识程度、成长背景、人际脉络，甚至包括不可告人的隐私，他们来推行中共的政策，何等得心应手！他们断然六亲不认，他们并非包龙图，他们都是“新人”，推己及人，前来制造更多的新人。
那些脱离民众的国军将领不仅屡战屡败，战败以后也无法逃走。据名记者龚选舞的回忆录说，济南失守，王耀武带着一个副官，假扮商人出城，走到寿光县境，王耀武上厕所，副官站在厕所门旁伺候，“事毕”，王耀武伸出一只手来，副官赶紧把雪白的卫生纸放在他的手上，被人看出破绽。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李自成破北京，崇祯皇帝逃出皇宫，在煤山上吊自杀，他怎么会打结？谁替他打结？临沂专员王洪九一向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兵溃以后，他往北走，化装成牛贩子，再赶牛南下，一路卖牛做盘缠。他最后逃到徐州脱险。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住在纽约，我说住在纽约的人得有九条命，一条命给儿女，一条命给老板，一条命给国税局，一条命给盗贼，一条命给艾滋病，……
如果是教徒，留一条命给上帝，给活佛。
如果是华侨，留一条命给中国。一条命也许还不够，人祸能把你的一条命气死，天灾能把你的一条命急死。
做人太苦，太累，太要命，拿人命当儿戏的事情太多，拆东补西，哪还有命给上帝（当然成了无神论），哪还有命给非洲苦人（当然成为自了汉）！
猫有九条命。料想有许多人是猫。如果只有一条命，今天我断乎不能坐在这里写文章。我的家乡旧侣，一条命给了黄河，一条命给了抗战，一条命给了内战，一条命给了土改或“文革”，一条命给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我们都还活着，隔海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