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济南车站下车，没有立即沿胶济铁路东行，这是山东首府故乡的大门，我得上街走走。
久闻济南马路用石块铺成，可是我没见“家家流水、户户垂杨”，路旁有垃圾，有斗象棋的摊子，也有游手好闲身份不明的人。也许是快要“白日依山尽”的缘故吧，色调灰暗，气象萧条，解放五个多月了，还带着战后的病容。
我站在十字路口向南看，若要回老家，就从这里一直走。我已来到离临沂兰陵最近的地方，死火山忽然复活，我心潮汹涌，由拂晓离家的蒙昧，到流亡学校的热血，仓促投军的懊丧，不甘堕落的煎熬，生命归零的恐惧，瞬息之间重演一遍。我的心里装着一具指南针，泰安、曲阜、兖州、滕县、峄城、枣庄，这些地名都是磁石，我努力把身体钉在地上，这才明白为什么《旧约》里面的罗德之妻要化成盐柱，只有那样她才可以牢牢站定。
我站在那里看了又看，我没有还乡的权利，只有漂泊的命运。我不是盐柱，我是无头苍蝇，凭本能横冲直撞。天色不早，费了一番力气转过身来回到车站，这才发现坐车必须买票，车站对客运管理已经有效执行。我扬起下巴看天，今晚无风无雨，决定沿胶济公路步行，抗战后期，流亡学校西迁，我曾一个人步行横跨河南全省。
夜行省得宿店，而且走路可以取暖，第二天肚子饿了，就到路旁村子里去乞食。我有过乞食的历练，抗战发生后，日军打到家乡，父亲带我们逃到苏北避难，那时沿途难民也是无头苍蝇，成群结队，一家人常被日军的骑兵冲散。父亲一生谨慎，他设想了一种情况，万一孩子脱离了大人的掌握，没有饭吃，要懂得怎样乞讨，我曾奉命实习。他老人家万万没料到他的训练如此这般有了用处！
胶济路乞食的经验很难堪。那时我穿着国军的军服，村头百姓大声嘲问：“老总，我家还有一只老母鸡，你要不要吃？”那时乡人跟国军士兵叫“老总”，国军纪律坏，老百姓家养的鸡捉来就杀，一个连长曾经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他在山东行军作战的时候，炊事班长每天早上向他请示，问连长今天想吃什么菜，他眉头一皱：“来盘鸡心！”炊事班就挨家捉鸡，剖腹取心，炒一盘鸡心奉上，鸡肉丢进行军专用的大铁锅清炖，全连士兵享用。有时候他吃鸡肝，有时候他吃鸡脑。现在老百姓要出气，我只有装聋作哑。有人特别注意我的眼睛：“你的左眼怎么啦？是不是解放军的炮火打伤的？怎么没把你的两只眼睛都打瞎呢？”咳！我把心一横，挺胸昂首走过。
心软的人肯施舍，然而他们穷苦，有人掀开锅盖，双手捧出地瓜叶豆饼混成的食物给我，他们自己也吃这种东西，我来增加他们的负担，心中另有一种羞愧。我双手接过食物，立刻上路，边走边吃，我是不祥之物，唯恐给“施主”添麻烦。
有时候，我必须站在厨房里喝一碗开水。虽然我总是在村头村尾乞食，村干总会立刻出现，村中显然有高效率的通报系统。村干不跟我交谈，他站在厨房里盯着我把水喝完，那一碗水特别烫嘴。我在村干目送下离开村庄，担心他会责备那个施舍的家庭，咳，我成了那条路上的一害。
那年山东半岛冬暖，走到中午，就像童话书所说“太阳劝人脱掉大衣”。我穿的是寒冷地区作战的美式装备，老天不会把我冻死，由济南到青岛三百多公里，乡亲也不会让我饿死。困倦来了，太阳劝人合上眼皮，我到空旷的田野里寻一个低洼的地方躺下，趁着一天之内温度最高的时分睡上一觉。
心神不安，我总是突然睁开了眼，好像出现了危机。真奇怪，一只猪的大脸逼近，我在熟睡中感受到它的压力。猪于人无害，我从容看它，距离近，它脸上的皱纹都放大了，线条古朴，形象居然有悲苦之美。我从来不知道猪的脸这样好看，许多年后，有人发表他的审美观念：“远看女人近看猪。”闻者失笑，我没有笑。又过了许多年，台湾的摄影家黎汉龙以猪为题材，多次得到国外大奖，别人觉得奇怪，我不诧异。
另外一次，我突然醒来，看见一只狗，它的嘴巴离我的脸大约只有一英尺。这还了得！它想干什么！父老相传，战场附近家犬多半吃过人的尸体，从此有了狼性，爱吃人，它即使不敢吃大人也敢吃小孩，不敢吃站着的人也敢吃躺着的人。胶济沿线正是国共两军多次激战的地方，我确实吓了一跳，不敢动也不敢不动，还好，它看见我睁开眼睛，掉头走开。它还是一只善良的狗。
我遭到解放军人的搜查，我说“解放军人” ，因为我料定是他个人的行为。他独自徒手站在十字路口，只对穿国军军服的人有兴趣，他不看路条，不搜口袋，仔细摸我们衣服下摆的边缘，那时候流行把金戒指缝在那里，他大概尝到过甜头。任何人都能判断，这不是依照规范执行勤务的方式，我的衣服货色好，档次高，但是搜不出任何值得一看的东西，他观察我的脸，流露出怀疑的神气。
盘查总以避免为上，我离开公路沿着铁轨走，这条路上没有行人，尤其是夜间，远处的人看不见我，火车经过的时候，我到路基下面卧倒隐蔽，不让车里面的人发现。沿途有几处简易的桥梁，铁轨悬空架设，人走在上面没法躲避火车，我使用打游击学来的方法，过桥之前，先用耳朵贴在铁轨旁听一听，如果远处有火车驶来，可以听见地壳震动的声音，我躲一躲，先让火车通过。后来回想，我的做法包藏着好几种危险。
自作聪明的人总要受到惩罚。记得那天我进入潍县境内，庆幸全程已走过一半，仍然是夜间，仍然走在铁轨上，黑暗中突然听见哗啦一声子弹上膛，同时有人大喝一声：“站住！举起手来！”我站好，双手举高，说明自己的身份，对方命令：“你拍着巴掌走过来。”真好笑，我打游击的时候听到故事，敌人教他拍巴掌表示手中没有武器，他左手打自己耳光，右手握紧手枪，这个解放军战士居然没听说过。
解放军在站外布哨，我进入警戒网，这又是以西各站没有的措施，可以看出中共对占领区的管理正在一步一步加强。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据点枯坐，天亮以后接受军官审问。
受审时我呈上路条，他说你的路条早已过期作废了，我默然。他说你离开路条上的路线私自行动，违反规定，我又默然。我的天！他把路条撕了，他说我在河北山东逗留究竟有什么目的，他要调查，调查期间我到连队学习。
班长拿来一套土布做的棉军服，换走我的美式装备。抗战期间我穿过那种土布军服，纤维疏松，粗细不匀，很像装米的麻袋，棉花薄，后背的棉絮沉淀到下摆去了，简直是一件夹衣，他们自己已经不穿这种衣服了，也许他们准备报废的东西，故意发给我这个可以报废的人。他们有棉大衣，也没给我，换装以后，立刻寒气逼人。没有路条，我不能行动，没有那套防寒的衣服，我怎么度过春寒？我是跌入谷底了！
我加入连队以后，并没有人教我这样那样，他们几乎都不理我。有一天，我信步外出，试一试有多少自由，没人阻止盘问或跟踪。我看见一家中药铺，产生灵感，我对掌柜的说我想写一封家信，请他们借笔砚一用。
果然人要衣装，掌柜的把我当成解放军战士，十分客气，立时端出文房四宝，还摆上茶烟。我仿效当年八路军的作风，一口茶没喝，一只烟没动，我从贴身内衣的口袋里把那张纸取出来，那张我在俘虏营的书本上偷偷撕下来的纸，上面印着“东北军政大会冀热辽边区分校图书室”的图章。我用那张纸写了一张路条，然后我按照当年八路军的传统，向掌柜的敬礼道谢。
没人防止我逃走，他们也许盼望我逃走，看样子他们只对我的一身冬装有兴趣。我不必再回连队了，沿着胶济公路一直往东走。
没错，人要衣装。走着走着，一辆汽车在我身旁停下来，民间商用的货车。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个人跳下来，问我要不要搭顺风车，他们的目的地是胶县。太好了！我又遇见天使，那时中共治下火车通到胶县为止，胶县以东是国军防守区，坐汽车去胶县简直一步登天。后来有人替我分析，也许车上有私货，他们要借你这一身老虎皮挡一下，我可不愿意那样想。
胶县和城阳县相望，城阳是青岛的外围据点，国军尚在驻守，两者中间有一道“无人地带”。我路上遇见六七个“难友”结伙前行，国军哨兵制止，我们到哨所接受盘问，填表登记，交出证明文件，我就凭自己伪造的路条申请国军收容。
那时代总统李宗仁派“颜邵章江”四老北上，正与中共商谈和平，考其时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底。那时国军征兵，把南方征集的新兵送到北方，防止他们逃亡，这些人想家，盼望和平。我对国军防地第一个印象是，守在碉堡外面和桥头的国军士兵都在翻看地图，看他的家乡在哪里，有一个小青年从未使用过地图，他请我教他怎样在图上找他的家乡，教他怎样估量离家乡有多远，他是江西赣县人，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后来我在台北听到青岛撤退的消息，还想起那个小兵，不知道他回到家乡了没有，咳！那年代，世界上最难到的地方就是老家。
我在秦皇岛工作的时候，参与收容东北溃散的国军，发棉衣，发路费，车辆早已备妥，立即送往后方安置。我以为驻守青岛的国军也会这样办，我忘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辽沈战役结束时，平津的局面尚能维持，淮海战役还没开打，国军当局办事还有旧谱。平津既失，徐蚌又败，加上统帅引退，危局之中，就没有心情再谈大计顾后果了。我一路行来，发现中共乱中求治，天天改进，两相对照，看见国军阵营的“失败主义”。
我们奉命住在城阳县城周边的村庄里，每天每人发给主食大米，没有菜金倒也罢了，没有燃料，生米如何煮成熟饭？那时青岛地区由山东名将刘安祺驻守，保境安民、抚慰流亡都是他的职责，将在外，国防部必须尊重他的意见，有些事情只要他认为重要，他可以弥补、挽回、便宜行事。我们这批残兵都从他眼皮底下过，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打算要我们怎么活？四十二年以后，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了他的口述历史，书中细说青岛勋绩，娓娓动人，只是对我们这些“压伤的芦苇”、这些到了黄河不死心的“余数”，只字未提。
我们每十个人编成一班，生活各自料理。起初，我们卖掉一部分食米换钱买柴，马上发现食米的斤两本来不足，拿米换柴之后更吃不饱。我们两人一组轮番打柴，说是打柴，谁也不敢离村一里，一里之外都是解放区的天。村头村尾大树不少，我们没有工具，没有技术，没办法爬上去锯几枝下来。我们只能朝农家种的果树下手，果树枝丫多，姿势低，木质松脆，举手之劳喀嚓一声，“桃李杏春风一家”，桃李杏一同遭殃。我们的锅灶变热了，农家的脸和心变冷了。
农民总有上诉的管道，我们奉指示（也不知谁的指示）保护果树。好吧，果树当然应该保护，我们又岂能“冻死不拆屋”？那时铁路两侧有很多碉堡，下面用木材支撑，上面堆土，时局演变到这一步，那些碉堡已经没有机会使用，里面的木材也干透了。三年前，美国的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冲突，中共要求拆除胶济铁路沿线的碉堡，国民政府坚决拒绝，停火谈判因此一度破裂，现在轮到我们动手。破坏碉堡是死罪，每座碉堡前面都挂着牌示，大家摸黑动工，我的后脑勺阵阵发凉，随时可能背后一声不许动！回身只见枪口，第二天就死在法场上。但是轮到干活的时候就得干，谁也不能独善其身饭来张口。幸亏边防巡查的部队贪睡怕苦，打牌喝酒，留给我们一线生机。哀哀父母，你们说过一千遍：犯病的（东西）不吃，犯法的（行为）不做。哀哀天地，你们普降下民做匪做盗，终于轮到我作恶。我至今痛恨自己做过这些事情，我的人生完全失败了！我也责怪刘安祺，他本来可以使我们不必做这些事情。
解放军发给我的棉军服，增添了许多写文章的材料。“只看衣裳不看人”，别人总以为我是参加了解放军再逃回来。他们推想，参军之前要做积极分子，坑害一同被俘的人，参军之后多多少少对着国军放过几枪，他们如何能容纳这样的败类？我成为他们憎恨的对象，他们用白眼看我，没人跟我讲话，分配工作的时候，多数人拒绝跟我联手，他们之间若是必须提到我，就说“那个匪兵”。那时国军还没有推行整肃清洗，他们对我只能止于歧视，我把心一横，不屑寻求谅解。（我错了吗？）
这套军服褴褛不堪，抗战时期，我们称之为“麻袋装”，没想到抗战胜利四年以后，还有这种衣服，没想到年光倒流，我又穿上这件衣服。我困在城阳大约一个星期，查万年历，阴历节令大约元宵节后，“六九”和“七九”之间，冬天还在当令。那年冬暖，白天好过，胶东半岛海风大，夜晚难熬，我仅这样一身衣服，加上食物的热量不足，单凭一句“春天还会远吗”实在挺不住。我们寄宿的农舍也是没门没窗，他们垄断铺草，占据“避风港”，我的位置正对房门，风吹进来正面泼在我身上，真个“一寒凉到骨”！我的胸腔腹腔好像成了冰箱，放出来的屁都成一股寒流，我夜夜咬紧牙关，白天满口牙根都痛。寒气由地下冒上来，我根本没法躺下去，幸亏还有一面破鼓没人要，我可以坐在鼓上，幸亏有一只猫没人发现，它悄悄挨过来，我把猫抱在怀里，贴近胸口，它像输血一样把温度输进我的心脏里，我趁此机会打个盹儿。
事后回想，那又是我的“最危险的时候”，只要一场大雪，或者害一场重感冒，我就得劳动他们到乱葬岗挖一个坑，听他们一面挖一面咒骂。
按规定我们不能进城，千幸万幸，当局说过也就算了，并未严格执行，竟有人跑到青岛市逛了一圈儿。我夜间身体缩成一团，白天天气好，也想出去舒展一下。我走到县立中学门外站住，学校永远是使我沉吟的地方。它立在大路旁边，围墙很高很长，大门两侧靠路的这面墙，石灰粉刷，平坦洁白，上面却密密麻麻写满了行人的留言：
祖宗保佑青岛见面不见不散
城阳不能待我带孩子先走了
但愿你能看到我留下的这行字谢天谢地
围墙上密密麻麻。我明白，这些题壁留言的人，城阳是他们从解放区逃出来的第一站，很显然，他们和亲人分头行动，或者途中和亲人离散，他们盼望亲人随后来到，读了放心，他们盼望彼此之间的某些约定能够实行。那是一个连一根游丝也要抓住的时代，他们在空中留下游丝。
这时，学校大门里走出一个胖子来，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居然是我中学的国文老师，同时也是训育主任。他是胶东人，我在《怒目少年》里仔细写过他，上国文课的时候，我是他最喜欢的学生，可是谈到训导管理，我是他的一个麻烦，加减乘除，他是宽大的。我上前敬礼，他的表情很难解读，好像说，怎么这样不争气，瞧你这副德性！他没有多讲话，把家中的地址告诉了我，（难得啊难得，我穿着一身破旧的军服呢！）晚上我到他家，吃到一顿饱饭，听他如何立志教育家乡子弟。他目前正是县立中学的教务主任，他说他可以安排学校雇用我，他知道我能用毛笔写整整齐齐的小楷，（难得啊难得，我穿着一身共军的制服呢！）听到我的婉谢，他掏出一块银圆给我，难得啊难得，他当天下午才领到薪水呢！我本想跟他要一套旧衣服，消除“匪兵”的形象，只是未免得寸进尺，我把心一横，没有开口。（我错了吗？）
他的大名叫牛锡嘏，牛老师给的这块“大头”，后来发生了极大的作用。一九八六年我向中国大陆寻觅前生，知道牛老师在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他始终拒绝认罪，他认为抵抗日本侵略，教育青年子弟，都是正正当当的行为。“抗拒从严”，他受的折磨比别人多，他一向那样整洁，连抗战流亡都衣冠楚楚，奉命下放养猪，跟猪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像千千万万个故事一样，牛师母也和他离了婚，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不准读书，两个儿子都不识字。牛老师也好容易熬到邓小平拨乱反正，可是没多久就去世了！得青岛校友张力一之助，我找到牛老师的儿子牛阜生，“阜生”生于安徽阜阳，正是牛老师教我读书的地方，听来倍感亲切。我寄了一张支票给他，“这是我欠牛老师的债”，阜生收到了钱，不能自己回信。
国共和谈的气氛浓得化不开，南京的国民政府为了向中共表示谋和的诚意，决定就地遣散“来归官兵”，（又来这一套！）我们面前出现了国防部派来的少将高参，此人形貌猥琐，大约是挂名吃闲饭的人物，想起国军多少窝囊“豆瓣酱”，难免有人不顺气。少将的护卫从农家借来一张桌子，少将站在桌子上对我们讲话，他说你们抗战八年，剿共四年，父母妻子倚门而望，现在国防部发路费，你们回家吧！听他一席话，大家怒火上升，有人立刻怒斥“放屁”，接着有人喊叫“揍他”！许多人一拥齐上，掀翻了桌子，少将跌倒在地，他带来的护卫一面挡住众人，一面把他拉起来。
总有老成持重的人出面讲理，他才知道我们都有回家的路条，解放军也发了路费，若是愿意回家，根本不来城阳。少将毕竟是少将，他戴上帽子，整整衣服，扈从摆好方桌，他重新登台致词。他说我亲眼看见诸位反共爱国的精神，国家正需要这样的精神。他说回到青岛马上打电报告国防部，国防部一定会派船接人。
没几天，我们登上卡车，驶向青岛码头。当时口耳相传，轮船送我们到上海，大家高兴，后来知道此乃一句假话。青岛擦边过，只记得街道高高下下，市内整齐清洁。只记得招商局的轮船有粗大的烟囱，分三段漆成三种颜色。我在甲板上遇见沈阳时期的指导员，他打扮成有钱的商人，棉袍和皮鞋（还有他的脸色）都发亮。我到底替他捉刀写过文章，我如果开口借钱，他很难拒绝，我把心一横，算了！他对我总得应付一下，急忙写了一个纸片给我：“这是我在上海的地址”，匆匆退入客舱。到了上海，我拿着他给我的地址团团转，找不到门牌，却遇见了一位天使，绝处逢生。不错，“生活”没有眼睛，“欺骗”是它的导盲犬。幸亏有这个假地址！
好了，我已实现壮志，走完胶济全程，沿途大小车站五十个，三百四十四公里，大约等于台北到台南。大演奏照例有个尾声，“来归官兵”坐在货舱的舱底，同路人早已坐满了，我想找“立锥之地”很难，我挨近谁谁就教我滚开，在他们眼里，我是仇敌。我只有坐在由货舱通往甲板的楼梯上，依照规定，楼梯不能坐人，船员来赶我，我赖住不动，他无可奈何。
最后有个小高潮。我坐在楼梯上打盹，一头栽下来跌到人丛中去了，他们按住我一顿打。这身军服给了我一些方便，也招来无妄之灾，祸福相倚也是一种拉锯战，寒来暑往如同患了一场疟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