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印不出的真理[108]
和古往今来的许多战争退伍兵一样,维特根斯坦发觉适应和平环境的困难几乎无法克服。他已当了五年兵,这一经历在他个性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战后许多年他仍穿着制服,仿佛制服已成了他身份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根本的部分,若不穿就会迷失。制服可能也象征了他的一种感觉——一种伴随他终生的感觉——他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这是一支不再存在的军队的制服。奥匈帝国不再存在了,而且,那个他1919年夏天回到的国家自身也正经受着痛苦的调整。维也纳曾是一个王朝的皇权中心,那个王朝曾控制着五千万各民族臣民的生活;如今,维也纳是一个微小、穷困和无足轻重的阿尔卑斯山区共和国的首都,居民人口六百万多一点,多数是日耳曼人。
维特根斯坦曾身处其中、为保卫自己当时的祖国而战的那些帝国区域,如今已成了外国。伦贝格和克拉科夫现在属于新的波兰;意大利获得了特伦蒂诺山区一带的地方;奥匈文化的最后前哨地奥尔姆茨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这国家本身是一个“民族自决”的混种产物——保尔·伊格尔曼不情愿地当了其公民。(申请捷克斯洛伐克护照时伊格尔曼遇到了点问题,因此好几个月无法到维也纳看维特根斯坦。)对许多奥地利人来说,奥地利之为独立一体的存在根据整个被摧毁了;1919年多数人投票赞成与德国合并。他们觉得,如果他们不过是一个日耳曼国家,那么当然最好是祖国的一部分。协约国否决了他们的选择;而且,由于凡尔赛条约和圣日尔曼条约要求的战争赔偿,协约国注定要令这两个日耳曼国家的日耳曼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处于贫穷、愤恨和一心复仇的状态中。
维特根斯坦参战时希望战争能改变自己,战争确实改变了他。经受了四年的战时服役和一年的监禁;面临过死亡,经历了宗教觉醒,为别人的生命担负过责任,忍受过长期的封闭监禁——狱友是一些他从前不会与之共坐一个火车车厢的人。这一切令他成了一个不同的人——给了他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1919年他没有返回任何地方:一切都改变了,他再也不能悄悄回到自己1914年放下的生活,正如不能回去做那个约勒斯认识的柏林的“小维特根斯坦”。他面临的事情是重新打造自己——为过去五年的经验造就的这个人找到新的角色。
看到他身上的变化,他的家人感到灰心。他们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受训当小学教师。伯特兰·罗素本人不是已经认可他的哲学天才了吗?不是说哲学里的下一大步将由他跨出吗?为什么现在要把那份天才浪费在无知的穷人身上?他姐姐赫尔米勒说,这就像用精密仪器开板条箱。对此维特根斯坦回答:
你令我想起了一幅景象:有人从关着的窗户看出去,不能解释一个过路人的奇怪运动。他不知道外面是哪种风暴在肆虐,也不知道那人只是吃力地想站稳。
人们当然会想,维特根斯坦比喻里的那人的最自然做法是进屋避开风暴。但维特根斯坦不能这样做。他在战争中经受的艰难对他来说不是某种避之不及的东西,而恰是给予他的生命以意义的东西。若躲进家庭的富足和自己的教育提供的舒适和安全里避开风暴,将牺牲掉他与苦难作斗争时的一切收获。那将是为了生活在平原上而放弃攀登山峰。
维特根斯坦觉得这是必须的:他不仅不应利用自己继承到的财富特权,而且还得想利用也利用不了。战后回到家时他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这一点要归功于父亲在财务上的机敏——战前把家庭财富转换成美国债券。但回家后的一个月之内他已遣散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出于对家人的考虑,他坚持把他全部的继承财产转让给姐姐海伦娜和赫尔米勒,以及哥哥保尔(他认定,格蕾特已经太富有了,不必列入);他家的会计师为这事大吃一惊。家庭的其他成员——如他叔叔保尔·维特根斯坦——不能理解他们怎么可能接受这钱。他们会不会起码偷偷存一部分,以备他以后反悔?赫尔米勒写道,那些人不会了解,他操心的恰是这种可能性:
成千上百次地,他要确保不可能有任何钱以任何形态和方式仍然属于他。他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一点,把实施转让的公证人搞得很绝望。
最终维特根斯坦说服公证人不折不扣地照他的意愿执行。“那么,”公证人叹气,“你想在金钱上自杀!”
1919年9月,剥夺了自己的财产,注册了库尔曼街的师范学校后,维特根斯坦进一步从自己的特权背景里独立出来;他搬出了新森林犁地人街的家门,在维也纳第三区的下维亚杜克特街租了个寓所,这里走路去学校很近[109]。
那是维特根斯坦极为痛苦的时期之一,在这几个月里,他不止一次地盘算着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筋疲力尽,失去了方向。“我仍未完全正常”,回家不久后他写信对罗素说;对伊格尔曼他则说:“我不太好(就我的精神状态而言)。”他请罗素和伊格尔曼一有可能就来看他,但两人都无法成行。伊格尔曼在申请捷克斯洛伐克护照时碰到了麻烦;罗素正在伦敦经济学校开一门课(开课的材料构成了《心的分析》的基础),因为这门课,直到圣诞节假期他都得呆在英格兰。此外罗素确实可能得不到出国的批准——“你大概知道,”他写信给维特根斯坦,“我跟政府闹翻了。”不过他建议,他们可以争取圣诞节时到海牙见面:“我能腾出一个星期,如果政府让我去的话。”
不能和伊格尔曼或罗素重聚,这一挫折无疑加强了维特根斯坦正遭受的情绪紧张。他有一种感觉:自己失去了所有老朋友,也不能结交任何新朋友。过去五年里他最盼望的会面,已经因“亲爱的大卫”(在给品生特夫人的信里他这样写)的死而遭否决;他渴盼的其他会面要么受挫,要么结果是糟糕的失望。他拜访了阿道夫·鲁斯,但告诉伊格尔曼他感到“惊恐和恶心”:
他感染上了最恶性的伪智性主义!他给了我一本小册子,谈的是他提议的“美术局”[110],他谈到一种反对圣灵的罪。这绝对超出了底线!我去看鲁斯的时候已经有点沮丧,但最后的救命稻草竟是那样!
在教师培训学校里他和十几岁的少年一起上课;他——一个三十岁的战争退伍兵——也不想在他们当中交什么朋友。“我再也不能像语法学校的男孩那样行事了,”他写信对伊格尔曼说,“而且——跟听起来一样好笑——我是这么丢脸,我经常觉得自己几乎受不了了!”他向罗素抱怨的事是相似的:
板凳上满是十七八岁的男孩,而我快三十了。那引起了一些非常好笑的状况——许多状况也是非常不愉快的。我经常感到可悲!
虽然正着手新的职业和新的生活,而且在许多方面正故意切断把他束缚在家庭背景上的纽带,但他需要在战前的那个自己和他已变成的这个自己之间建立某种连续性。在去师范学校听课前他花了约十天时间住在霍赫海特;他的目的——照他对伊格尔曼的说法——是“要再次找到一点自我,如果能的话”。
他对罗素提到的不愉快状况中的一次,是他的家庭关系和他对家人的矛盾情绪引起的。他的老师问他是不是那个维特根斯坦家——富有的维特根斯坦家——的亲戚。他回答是。是很近的亲戚吗?老师继续问。对此维特根斯坦觉得必须得撒谎:“不很近。”
祖国的战败和穷困,最心爱朋友的死,不能重温旧友情的挫折,把整个生活置于一个新立足点时的紧张——这些就足以解释1919年秋天维特根斯坦的自杀倾向。但他消沉的最重要原因也许是找不到《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商——甚至连一个理解它的人也找不到。
他认为,自己写就的这本书为哲学问题提供了决定性的、牢不可破的正确解决。他又怎能料到找一个愿意出版它的人这么难?即便在遭雅霍达拒绝后,卡西诺战俘营的维特根斯坦还能自信地写道:“我的书等我一回到家就会出版。”
回来没几天他就带着书到奥托·魏宁格《性与性格》的出版商威廉·布劳穆勒的维也纳办公室。他告诉罗素,布劳穆勒“自然既不知道我的名字,也对哲学毫无理解,[因而]需要某些专家的判断,以确保这书的确值得付印”。
为此,他想向这儿他信赖的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哲学教授)征询意见。于是我告诉他这儿没人能对这书作出判断;但你或许会足够好心,愿意给他写一个对此书价值的简要评估,如果这评估刚好是赞许的,就足以令他出版此书。出版商的地址是:维也纳第十一区塞维腾大街5号,威廉·布劳穆勒。现在请给他写几句话——就你的良心允许的程度。
得到罗素的断词之后布劳穆勒同意出版,条件是维特根斯坦自己承担印刷和纸的费用。获得这一承诺时他没有付这种费用的钱,但即便有钱他仍会拒绝。“我认为,”他说,“把一部作品这样强加于世界是不得体的——这位出版商亦属于这世界。写作是我的事;但世界必须照正常的方式接受它。”
等待布劳穆勒的决定时他收到一封弗雷格的信——这是一封迟来的回信,既是回复维特根斯坦在卡西诺写的最后一封信,也是回复他回维也纳后写的另一封信。弗雷格仍然很不满意维特根斯坦用的Sachverhalt(基本事实)一词的清晰性:
你现在写:“与一个基本命题对应的东西,若为真,是一个Sachverhalt的存在。”这儿你没有解释“Sachverhalt”,而是解释了“一个Sachverhalt的存在”这整个短语。
维特根斯坦就此书意图说的话也使他感到不解。“也许只有自己已然有了书中表述的思想的人才会理解此书,”维特根斯坦在前言里写道(他一定也给弗雷格写了类似的话),“所以这不是一本教科书。如果一个读懂它的人得到了乐趣,那么它的目的就达到了。”弗雷格觉得这很奇怪:
因此,读你的书的乐趣,不再是由于其已被知晓的内容,而只是由于作者给予它的独特形式。于是这书的成就是艺术上的,而非科学上的;和说的方式相比,书中说的东西是第二位的。
不过,维特根斯坦信里的一个句子让他有话要说。弗雷格曾说,“世界是所有实际情况”和“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这两句话有相同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回应道:“两个句子的意思是同一个,但写下它们时,我系于其上的观念[111]则不一样。”这儿弗雷格到了(或认为自己到了)自家领地,全心全意地赞同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尤其因为这里触及了他此时珍视的一个思想。他论证道,维特根斯坦的思路要可行,就必须区分命题和命题的意义,从而就有这种可能性:两个命题可能有相同的意义,系于其上的观念却不同。“一个命题的实际意义,”他对维特根斯坦写道,“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一个人系于命题上的观念只属于他自己……没人能有别人的观念。”
这个论题是弗雷格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处理的,写给维特根斯坦的信里附了这篇文章。文章题为“Der Gedanke”(“思想”),发表于《德国观念主义哲学学报》(Journal Beiträgen zur Philosophi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尽管弗雷格澄清此书意义的吃力尝试令维特根斯坦颇不耐烦(“我的工作他一个词也不理解,”收到弗雷格的信后他写信对罗素说,“为了给出纯粹直白的解释我彻底耗尽了力气”),他还是抓住机会把自己的著作送到另一个有可能抱有同情的出版商那里。在拒绝布劳穆勒提出的自费出版后,他请弗雷格帮忙探问,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自己的书发表在那本发表弗雷格文章的刊物上。
弗雷格的回复不很使人振奋。他告诉维特根斯坦,他可以写信给刊物的编辑,并说:“我清楚地知道你是一个应当被十分认真对待的思想者”。但“我不能对文章本身给出评判,不是因为我不赞同其内容,而是因为其内容对我而言还不清晰”。他可以问问编辑是否想看一看维特根斯坦的书,但“我认为这不太可能有什么结果。”这书印出来要占用五十页,几乎是整期刊物了,而“我觉得编辑应该不会把整期刊物全都交给一个作者,一个尚无名气的作者。”
不过,如果维特根斯坦愿意把书分成几段,那么在期刊上发表就更可行(而且弗雷格本人大概也会更支持):
你在前言里写,此书呈现的思想之为真,在你看来是无懈可击的和决定性的。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些思想中的一个——其中包含了对某一哲学问题的解决——自身当一篇论文的主题,这样,整本书处理了多少哲学问题,它就分为多少部分?
弗雷格论证说,这样有一个优点:不至因为书的长度而吓跑读者。还有:“如果打下基础的第一篇论文赢得了赞赏,那么论著的其余部分就更容易在期刊上得到一席之地。”
他认为,这样还有助于把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弄得更清晰。他告诉维特根斯坦,读者读过前言后,并不真的知道第一个命题讲的是什么。读者期待的是,看到一个问题,看到作者描画出一个问题的概貌——这本书将研究这个问题。结果呢,读者劈头见到一个干巴巴的断言,其根据却未给出。若说清楚这书要为哪些问题提供决定性的解答,不更好吗?
“不要把这些评论往坏处想,”弗雷格最后说,“它们是出于好意。”
弗雷格的提议对维特根斯坦不会有任何意义。在他看来,照建议的方式分割书是“把它从头到尾都破坏了,总之是用它搞出了另一个东西”。如弗雷格先前议论过的,维特根斯坦思想的表述方式对这一著作的本性而言是根本的。收到弗雷格的信后,他放弃了把书发表在《德国观念主义哲学学报》上的企图。
维特根斯坦下一步想到的是冯·费克尔和《火炉》;他也许是这么想的,若这书对哲学刊物太文学化了,也许倒可以试试文学刊物。他打算见鲁斯要费克尔地址的那天,一封费克尔的信碰巧寄到了,费克尔告诉他《火炉》要继续发行,问要不要寄一本给他。维特根斯坦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费克尔,说明自己这书的历史。“大约一年前,”他写道,“我做完了一项做了七年的哲学工作”:
它在完全严格的意义上呈现了一个系统。而这呈现是极度简练的,因为我只在其中保留了我确实有的思想——以及那思想在我那儿的模样。
他继续说,一做完这项工作自己就想找一个出版商,“而那有很大的困难”:
作品很短,只有约六十页长。谁会写一本六十页的哲学小册子呢?……[只有]某种完全无望的无聊文人——既无伟大的心灵,也无教授的博学,却想不惜代价印出一些东西。因此这种产品通常是私人印行的。但我真的不能让我的生命之作——事实就是如此——混同于那些文字。
然后他告诉费克尔,迄今为止克劳斯、魏宁格和弗雷格的出版商给他的反馈都不令人满意。最后他说到了重点:“我想到,你会不会愿意把这可怜的东西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如果费克尔觉得有可能把它发表在《火炬》上,维特根斯坦将把手稿寄给他。“在那之前,我只想这么说它”:
这项工作是严格的哲学工作,同时也是文学的,这么说并非胡言乱语。
费克尔的回应混杂着鼓励和谨慎。“为什么你没有立刻想到我?”他问,“因为你很可以想像,与心里只有商业利益的出版商相比,我对你的工作的兴趣——即一种更深刻的兴趣——是完全不同的。”奇怪的是,他的信里接着大段谈论的却是他需要考虑他的商业利益。他说,他以前发行《火炬》是为了爱而非为了钱。但这不能持续;世道艰难,他要赡养妻儿,可印刷费用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在战后笼罩着奥地利的艰难财政气候之下,出版是一种冒险的生意,他必须保证自己不冒不必要的风险。不过,在说了“严格的科学工作并不真的是我们的领域”之后(他也意识到,因为1914年的捐助,他还欠维特根斯坦一点什么),他请求看一看维特根斯坦的手稿:“放心,亲爱的维特根斯坦先生,我会尽力满足你的愿望。”
这给了维特根斯坦足够的鼓励,他把手稿寄给了费克尔。“我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在一起寄去的信里写道;这封信也谈了他希望这书该被如何理解,这是我们所知的他对此的最直接说法之一。他需要对这书说点什么,他告诉费克尔:“因为你不会——我确实相信——读出多少来。因为你不会理解它;你会觉得它的内容是陌异的。”
其实它对你不是陌异的,因为书的要点是伦理的。我曾想在前言里写几句话,但实际上没写;但我现在要把这些话写给你,因为那将是你的一把钥匙:我曾想写,我的论著包含两部分:写下的这个部分,和我未写的一切。恰恰第二个部分是重要的部分。可以说,我的书从内部为伦理划界;我相信,严格地说只能以这种方式为之划界。简而言之,我认为:许多人今日对之胡言不休的一切东西,我在我的书里都对之保持沉默,从而确定了它们。因此,除非我完全错了,这书说了你自己也想说的许多东西,但也许你不会注意到书里面说了。我暂且推荐你读前言和结论,它们最直接地表述了要点。
如果这番话是想向费克尔证明,不管《逻辑哲学论》给人的表面印象如何,它的要义和《火炉》的目标是合拍的,那么维特根斯坦就打错了算盘。维特根斯坦要费克尔承认,费克尔想在伦理上说的话最好通过保持沉默来说出——还隐含地要费克尔承认,《火炉》上发表的许多东西只是“胡言不休”。他的信也几乎没打算打消费克尔在财政上的担心。对于一个关心自己偿付能力的出版商而言,不能指望一本未写出其最重要部分的书是一项有吸引力的提案。
费克尔的反应是冷淡的。他于11月18日写道,他不能给出确定的回答,但有可能无法出版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当时主管杂志的是他的一
位朋友及同事;他在上一封信里解释过,此人要对出版社的财务负责。这位同事的观点是,这一作品太过专门,不适宜发表在《火炉》上——尽管这未必是他对此事的最后结论。不过费克尔找了里尔克,询问在哪儿能找到其他出版社。最后,他能不能把书给某个哲学教授看看?他认识因斯布鲁克大学的一个人,此人熟悉罗素的著作,也有兴趣读读维特根斯坦写的东西。谁知道呢,也许那人还能帮忙为书找一个出版商呢。
这封信使维特根斯坦陷入了沮丧。“你记不记得,”他写信给罗素,“你总是逼我发表东西?现在我想发表了却发表不了。爱咋咋地吧!”他给费克尔回信:“很自然地,你的信并不使我高兴,虽然你的回答其实不出我的意料。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能接受我的书。我只愿自己不在这个龌龊的世界里!”是的,费克尔想把书拿给某个教授看是可以的,但把一本哲学著作给一个哲学教授看就像对牛弹琴——“反正他一个词也不会理解”。
而现在我只剩一个请求:给我一个痛快。快告诉我“不行”,而不是慢慢地;我的神经此刻不够坚强,经受不了这种奥地利式的委婉。
这绝望的声调吓到了费克尔,他发了封电报:“别担心。无论形势如何论著都将发表。”大受安慰的维特根斯坦回信说,他希望费克尔接受这书是因为觉得它配出版,而不是因为想帮个忙。不过看上去他愿意接受这允诺:“我觉得我能说,如果你印了达拉戈、赫克尔等人的东西,那也可以印我的书。”但他收到的下一封信增强了他可能尚存的疑虑。费克尔写道,他仍希望里尔克寻找出版社的尝试能有一点结果。但要是没有,因为维特根斯坦上一封信里明显的痛苦和悲伤深深打动了他,他已决定——即便这意味着拿他的一切去冒险——自己出版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他情愿如此,而不愿辜负维特根斯坦给予他的信任。(他又说,顺便问一句,若真出版的话,是否绝对有必要保留数字编号?)
这样显然不行。维特根斯坦写信给他:“我不能承担这种责任:由于出版我的书而令一个人(无论是谁)的生计面临风险。”费克尔并未背叛他的信任:
……因为我的信任,或不如说仅仅是我的希望,所求的只是你能慧眼看出这文章不是垃圾——除非我在欺骗自己——而不是在你对它没想法的时候,仅出于对我的、却不利于你的善意就接受它。
是的,编号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唯有它们给了这书透明和清晰,没有它们这书将是一团不可理解的乱麻”。书必须照其现有的样子出版,也必须是因为他们觉得它配出版才出版。别的法子都不行。如果里尔克能设法安排他将非常高兴,但“如果没有那种可能,我们就忘了这事吧”。
很难知道里尔克为维特根斯坦费了多少力。在一封寄自伯尔尼、落款日为1919年11月12日的信里,他问费克尔,他自己的出版商岛屿出版社是否合适,他又提到康特·凯舍林的出版商奥托·海歇尔。两个提议都无结果,也没有别的谈论此事的通信保留下来。
这时维特根斯坦对整件事情已厌烦得要命。“是不是有一个克兰普斯[112]在抖落出邪恶的出版商?”他问费克尔;11月16日他写信给伊格尔曼:
我在下坡路上走了有多远,你知道这事就明白了:我已好几次盘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为了自己的糟糕而感到绝望,而是纯外部的原因。
11月份维特根斯坦离开下维亚杜克特街的寓所,搬进索格伦家位于维也纳第十三区圣维特街的屋子,这时他的绝望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索格伦家是维特根斯坦家的终生朋友;父亲阿尔费德·索格伦曾是一家属于维特根斯坦集团的钢厂的经理,而母亲米玛——此时是个寡妇了——是维特根斯坦的姐姐赫尔米勒的一个特别亲密的朋友。米玛独自抚养三个儿子有点困难,维特根斯坦家觉得维特根斯坦——作为屋子里的一个男人——或许能帮助她。如果他拒绝享用跟自己家人一起生活的好处,也许能劝他分担照顾另一个家的责任。他们觉得这样或许能在他身上产生安抚的效果。
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这一年也许是他一生最不快乐的一年,就此而言,维特根斯坦和索格伦家一起度过的日子是相对愉快的。“正常人对我是一剂草药,”他写信给伊格尔曼,“同时也是一种折磨。”特别是,他和第二个儿子阿尔费德产生了亲密的友谊;在阿尔费德眼里他确实有几分父亲的样子。阿尔费德·索格伦是一个壮硕、笨拙和粗鲁的男孩——后来被称作“熊人”——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继续在道德上征询维特根斯坦的指引。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他抛弃了对大学的一切念想,而去接受技工训练。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许是维特根斯坦的第一个弟子,20世纪30—40年代剑桥的光彩而年轻的本科生的先驱者——那些人同样地选择了某种诚实的行业,而不是从事其教育和特权背景为之备好的职业。
11月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一直在通信,谈论他俩12月份到海牙会面的计划;他们要安排日程,绕过官僚障碍,而且,至少维特根斯坦需要为此行筹钱。“想到你得谋生,我感觉很糟糕,”罗素听说他放弃了所有钱后写信给他,“但我不吃惊你这样做。我也比以前穷多了。他们说荷兰的消费很贵,但我想我们能熬一个礼拜而不致破产。”为了支付维特根斯坦的费用,罗素把维特根斯坦去挪威前留在一个剑桥交易商那儿的一些家具和书买了下来。其中包括维特根斯坦1912年秋天煞费苦心挑选的家具。罗素付了一百英镑;他在自传里说,这是他做过的最好买卖。
12月10日,罗素的新情人(后来的妻子)多拉·布莱克陪他到了海牙。他们住进了双城旅馆。“你到了海牙就尽快来这儿,”罗素写信给维特根斯坦;“我急切地想见你——我们会找到办法出版你的书——有必要的话去英格兰出版。”几天后维特根斯坦到了,阿尔费德·索格伦(多拉·罗素这样回忆阿尔费德:“一个茫然的、影子般的人,很少说话,甚至吃饭时也是”)陪着他。这一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深入地讨论维特根斯坦的书。12月12日罗素写信给柯莱特,说维特根斯坦“满心是逻辑,我几乎无法跟他谈点个人的事”。维特根斯坦一刻也不想浪费他俩在一起的时间。他早起,捶打罗素的门直到弄醒他,然后连续不停地讨论逻辑几小时。他们一行一行地读这书。讨论是富有成效的:罗素对这书的评价比以前更高了,维特根斯坦则欣喜地感到终于有人理解了它。
罗素并非完全赞同这书。特别是他拒绝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观点:任何对世界整体的断言都是无意义的。对罗素来说,命题“世界里至少有三个东西”既有意义也为真。讨论这一点时罗素拿了张白纸,在上面弄了三个墨水斑点:“我求他承认,既然这儿有这三个斑点,那世界里至少有三个东西;但他坚决拒绝。”
他愿承认纸上有三个斑点,因为那是个有限的断言,但他绝不肯承认,可以对世界之为整体有所说。
“他的学说的这个部分,”罗素坚持,“我觉得肯定是错的。”
与此相关,罗素也拒绝接受维特根斯坦先前对他说过的这书的“主要内容”:“不能由命题说出的东西能被显示”的学说。对罗素来说,这仍是一个没意思的神秘观念。他写信对奥特琳说,自己吃惊地发现维特根斯坦成了一个彻底的神秘主义者。“他深深陷入了思想和感觉的神秘之维,但我认为(虽然他不会赞同),他在神秘主义里最喜欢的东西是那种能让他停止思考的力量。”
不过书里的逻辑理论足以打动罗素,他答应在海牙讨论的基础上写一篇导言,尝试解释书里最困难的部分。有了罗素——现在是个畅销作家——的导言,书的出版几乎板上钉钉了。维特根斯坦喜气洋洋地回到维也纳。“我非常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时光”,1920年1月8日他写信给罗素,“我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我们在那个星期做了一大堆真正的工作。”他写给费克尔:“现在这书对出版商的风险小得多了,也许甚至全无风险,因为罗素非常有名,确保这书有一群特定读者。”
我这么说的意思自然不是它因此就能落到恰当的人手里;但无论如何,有利的形势不是那么不可能了。
两个多星期费克尔都没回信;显然他仍不相信,除了是个财务包袱,这书还能有什么别的意义。“不管有没有罗素,”1月16日他写道,“在目前的形势下,出版你的论著都是今日奥地利任何出版商都没能力冒的风险。”他建议维特根斯坦先用英语出版此书,然后——如果有了机会——再出德语版的。
维特根斯坦预见到在费克尔那儿没戏,已经接触了另一个出版商。通过伊格尔曼,某个赫勒博士把他推荐给了莱比锡的雷克拉姆出版社;听说罗素导言的事后,雷克拉姆简直太愿意考虑这本书了。
维特根斯坦马上从费克尔那儿要回了手稿,寄给了雷克拉姆;2月和3月他一直急切地等待罗素的导言。导言寄来后他立刻就失望了。“里面有那么多我不赞同的话,”他告诉罗素,“既在你批评我的地方,也在你只想阐明我的观点的地方。”不过他还是找人把它译成了德语,为印刷做准备,但这只是使事情更糟。“你的英语风格的所有雅致,”他写信给罗素,“在译文里明显丧失了,剩下的是肤浅和误解。”他把导言寄给雷克拉姆,但说自己不想出版它;导言只是帮助出版商对这书作出自己的判断。结果,如维特根斯坦预料到的,雷克拉姆拒绝了这书。他用下面这个理由安慰自己,他告诉罗素,这理由“在我看来是无可反驳的”:
要么我的东西是一项最上等的工作,要么它不是一项最上等的工作。若是后一种情况(也是更可能的情况),我自己都宁愿它不付印。若是前一种情况,那么它早点晚点付印,二十年后还是一百年后,都无所谓。毕竟,谁会问(比如)《纯粹理性批判》是写于17XX年还是17YY年。
此时罗素正随一个劳动党代表团访问苏联,直到6月份回国后才看到维特根斯坦的信。他的反应非常大度。“我一点儿也不关心那篇导言,但若你的书没有付印,我真的感到遗憾。要是那样的话,我是否该试试在英格兰出版它?”是的,维特根斯坦回答,“你可以对它做你想做的”。他自己已经放弃了努力:“但若你想印出它,那任由你处置。”
虽然有那个先前写给罗素的安慰的理由,但在遭雷克拉姆拒绝后维特根斯坦还是陷入了深深的沮丧。5月末他写信给伊格尔曼:“我许多次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想法仍不时缠绕着我。我已沉到了最低谷。愿你永不会到那地步!我还能让自己再撑起来吗?唔,看吧。”
这时他又自己住了。4月初他搬出了索格伦家,再次搬进了公寓;这次是在拉祖莫夫斯基路,和前一所公寓一样也位于维也纳的第三区。“这次搬家时发生的事情,我永远都会带着一种沉陷的感觉回忆。”他告诉伊格尔曼。事实是,索格伦夫人明显爱上了他,然后他逃离了那座房子。[113]
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写给罗素的信,特别是写给伊格尔曼的信,表明他的沮丧令他绝望、想自杀。而其中包含的自我谴责之严厉,即便对于一向苛求自己的维特根斯坦也是极端的。他把自己的悲惨归咎于自己的“低等和腐烂”,他说担心“有一天魔鬼把我收走”。[114]
对维特根斯坦和伊格尔曼来说,宗教是和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分不开的。事实上,对伊格尔曼来说这种意识是宗教态度的核心之点:
如果我不快乐,而且知道我的不快乐反映了自己和实际生活间的严重分歧,我就什么也没解决;我将在错误的轨道上,永远找不到摆脱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混乱的出路,只要我没有达到那至高的和关键的洞见:那种分歧不是实际生活的错,而是我这个人自己的错……
达到而且坚守此洞见的人,一次次努力照此洞见生活的人,是有宗教性的人。
照这种观点,不快乐就是挑出自己的错:人的悲惨只能是自己的“低等和腐烂”的结果;有宗教性,就是认识到自己的不配,并且担负起改正的责任。
这是一个在维特根斯坦和伊格尔曼的谈话和通信里占据首要地位的话题,例如1月份伊格尔曼寄给维特根斯坦一组对宗教的议论:
基督之前,人之体验神(或诸神),是将其当作外在于他们的东西。
基督以来,人(不是所有人、而是学会通过基督去看的人)把神看作他们之内的东西。于是可以说,通过基督,神被带进了人类……
……通过基督,神成为了人。
魔鬼想成为神而不得。
基督不想成为神而成为了神。
所以邪恶之事是,不配愉悦却想要愉悦。
但若一个人不想愉悦而行事正确,喜悦就自己到来。
在对这议论置评时,维特根斯坦提出异议的不是其真假与否,而只是其表述是否恰当。“它们还是不够清楚,”他写道,“我相信,一定有可能把这一切说得更恰当。(或者,甚至更可能的是,什么也不说)。”就算它们最完美的表述是沉默,它们还是真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伊格尔曼是“一个理解人类的人”。由雷克拉姆出版《逻辑哲学论》的尝试无果而终,在感情和精神上都觉得消沉时,他急切地想跟伊格尔曼谈谈。5月末到了“最低谷”,老想自杀时,他向伊格尔曼寻求支持。他获得了支持;伊格尔曼写了封长信谈自己的经验。伊格尔曼写道,他近来为自己工作的动机而焦虑——它们是否是得体和诚实的动机。他已花了点时间在乡间独处,考虑这事。头几天不甚满意。
但接着我做了点事;我能告诉你,因为你很了解我,不会把那看做蠢行。即,我写下了某种“忏悔”,我试着回忆我生活里的一系列事件,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尽可能详细地回忆。对每一个事件,我试着自己弄清楚我本该如何作为。通过这种一般性的综观[übersicht][115],混乱的画面简明多了。
第二天,在这新的洞见的基础上,我修改了自己对未来的计划和意图。
“我完全不知道,”他写道,“类似的举动是否对现在的你是好的或必要的;但也许我告诉你这个,会帮现在的你找到点什么。”
“对于你谈到的自杀念头,”伊格尔曼又说,“我是这么想的”:
在这种念头背后,就像在别的念头背后一样,可能是有一点高贵的动机。但这动机以这个方式呈现,即它采取的形式是盘算自杀,这一定是错的。自杀一定是个错误。只要活着,一个人永远不会完全迷失。但驱使人自杀的是对自己完全迷失的恐惧。根据已谈到的观点,这种恐惧没有根据。在这种恐惧里,一个人做了他能做的最坏的事,他剥夺了自己的时间,在那时间中他本可能逃离迷失。
“你无疑比我更知道这一切,”伊格尔曼写道,为自己貌似在教维特根斯坦什么而找台阶下,“但有时人会忘了自己知道的东西。”
后来,维特根斯坦自己多次用筹备一次忏悔的方法厘清自己的生活。不过这一次帮到他的不是这个建议,而就是听伊格尔曼讲自己的努力。“多谢你友好的信,”6月21日他写道,“那给了我很多喜悦,因此大概帮到了我一点,虽然就我的情况的特点而言,外部的帮助是帮不了我的。”
事实上我处于一种我觉得很可怕的心境里。过去我曾几次经历过它:这种状态是,不能克服一个具体的事实。我知道这是一种可怜的状态。但我只能看到一种救治,那当然就是和那一事实达成妥协。但这就像不会游泳的人掉进了水里,手脚乱扑乱打,觉得自己不能把头挺在水面之上。那就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我知道自杀总是一桩肮脏的行为。一个人当然不能意欲自己的毁灭;随便谁,只要他想像自杀行为实际牵涉的东西,就知道自杀总是一股为自己辩护的急切冲动。但没有比不由自主地突然夺走自己的生命更糟的了。
当然这全可归结为这件事:我没有信仰!
不幸的是,不可能知道他此处谈到的是哪个事实。毫无疑问,那是有关他自己的什么事,而他觉得对这事的唯一救治是宗教信仰。没有这种信仰他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他所处的位置是:希望自己死掉,但无法自杀。照他对罗素的说法:“也许对我最好的事,是能在某个晚上躺下,不再醒来。”
“但也许尚有某种对我更好的事”,他在括号里补充。信写于7月7日,他收到教师证书的那天:这暗示他也许能在教学里找到值得为之活下去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圆满地完成了师范学校的课程,但并非没有疑虑。他告诉伊格尔曼,这事最好的一面是能在教学时给孩子读童话故事:“这使他们高兴,而且减轻我的紧张。”它是“眼下我生活里的一件好事”。
他得到了战俘营朋友路德维希·亨泽尔的帮助和鼓励;亨泽尔自己是个教师,是维也纳教育界的知名人物。他至少有一次考虑放弃课程,因为(他告诉亨泽尔)他和同伴的关系糟糕。亨泽尔敏锐地把这归咎于维特根斯坦一贯的敏感。“你和你的同伴之间没有墙,”亨泽尔写道,“我有一个更厚的外壳包着我。”
在师范学校,维特根斯坦该受到按“学校改革运动”的原则进行的训练;这一运动由教育部长奥托·格洛克尔领导,试图重塑战后新奥地利共和国的教育。运动是用世俗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滋养的,引起了大量著名奥地利知识分子的好感甚至参与。但维特根斯坦自己并不欣然认同这一运动。触发他去当教师的并非是“使学生适应民主国家的生活”的观念;这样的社会和政治动机,与他和伊格尔曼共有的根本上的宗教道德,是陌异的。
亨泽尔也是一个有宗教性的人,也正是为此,他与“学校改革运动”相牴牾。他将成为一个名叫“新大陆联盟”的保守天主教组织的领袖人物;这一组织寻求的是改革教育,同时保持、其实是增加天主教会的影响。但维特根斯坦对这一运动和格洛克尔的纲领同样不认同。主导战后奥地利公共生活的是牧师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维特根斯坦在此间的立场是摇摆的。他和社会主义者一样讨厌天主教体制和一般的平均主义,又坚定地拒绝社会主义者的世俗主义及其对社会和政治改革的信念。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政治动荡和日益两极化的世界里,这种摇摆和超脱总是容易遭到误解:对于保守的牧师,他之轻视传统足以把他断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主义者,他的个人主义和根本上的宗教态度说明他是个牧师反动派。
于是,维特根斯坦在格洛克尔的纲领下受训,但疏离于它的某些目标。他对自己在学校里的形象很没把握,问亨泽尔有没有听到那儿的教员说他什么。亨泽尔报告说,全体教员一致赞扬他,认为他是一个严肃的、胜任的受训教师,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所有课程——教育理论、自然史、书法和音乐——的教师全都满意他的工作。“心理学教授很自得地说,他非常满意高贵的维特根斯坦阁下。”
接受教师训练的那一年,维特根斯坦一直定期看望亨泽尔,有时和战俘营的同僚米夏埃尔·德罗比尔结伴前往。他和亨泽尔不只讨论教育事务,也讨论哲学。亨泽尔是个博学的参事长[116],对哲学保持着热烈的兴趣,一生发表了约二十篇主题为哲学(多数是伦理学)的文章。在5月23日的一封信里,我们发现他写给维特根斯坦一个摘要,概述了“批判现实主义者”奥斯瓦尔德·库尔佩在其著作《实现》(Die Realisierung)里区分的三类对象(实际的、理想的和真正的)。维特根斯坦对此的兴趣究竟如何,可能将一直是个谜,因为库尔佩没在别处被提到过。但另有一个证据说明,维特根斯坦此时在关注观念论和实在论这两种互相竞争的形而上学,即弗雷格写来的一封信——我们知道的弗雷格写给维特根斯坦的最后一封信——落款日为4月3日。
弗雷格明显在回应维特根斯坦对其文章《思想》作的批评,在那一批评里维特根斯坦谈到观念论的“深刻基础”。“当然我不是反对你的直率”,弗雷格起首写道:
但我想知道,你觉得观念论的什么深刻基础是我没领会的。我想你自己并不坚持知识论上的观念论是正确的。所以,我想你明白最终没有这种观念论的深刻基础,那么它的基础只能是表面的基础,而非逻辑的基础。
这封长信的余下部分,弗雷格对《逻辑哲学论》的缺乏清晰作了一番分析。这次他完全专注于第一个命题:“世界是所有实际情况”。他论证道,假定这句话里的“is”是“同一性的是”,并进一步假定它意在传递信息而非只提出一个“世界”的定义,那么,它要有任何意思,就必须有某种方法确认“世界”和短语“所有实际情况”的意义是同一的,而且这方法要独立于对这种同一性的陈述。怎样做到这点呢?“如果你能回答我的问题,从而使我较容易理解你的思考成果,”他写道,“我会很高兴。”
这是保存下来的两人的最后一次沟通。四年后弗雷格去世,他的理解大概就到这儿了,他从未理解这本受他自己著作启发的著名的书里的哪怕一个词。维特根斯坦体会的观念论的“深刻基础”,无疑关系到《逻辑哲学论》命题5.6—5.641给出的对世界的说明。“世界是我的世界”,“我是我的世界(小宇宙)”,而我不在我的世界里:“主体不属于世界;主体是世界的界限。”因此,唯我论——“当其含义被严格地推出时”——与纯粹的观念论相合:“唯我论的自我收缩成一个没有广延的点,剩下的是与之相协调的现实。”这样,弗雷格的实在论就被视为与叔本华的观念论和魏宁格的唯我论相一致。
这个观点为维特根斯坦和伊格尔曼采取的宗教个人主义给出了一种哲学支撑。我是我的世界,因此,若世界让我不快乐,唯一对此有决定意义的做法是改变我自己。“快乐的人的世界和不快乐的人的世界是不同的。”
不过,弗雷格觉得这种观点的形而上学不可理解,在一个意义上是正确的。照维特根斯坦自己的理论,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表述只能导致胡话。可是,虽然无法对弗雷格解释清楚,无法让罗素信服它为真,也无法找到一个出版商,把这一表述当一个逻辑符号系统理论的成果而出版,但维特根斯坦坚定地确信它无懈可击。尽管去年由于“外部”原因——品生特的死、哈布斯堡帝国的失败、出版他的书的麻烦——经受了诸多痛苦,他只寻求某种“内部”解决。归根结底,如果他的书一直出版不了又怎么样呢?最最重要的是“跟我自己清算”。
于是,完成了教师培训并把自己的书丢给罗素之后,夏天他专注于自己最紧急的任务:克服自己的不快乐的斗争,抗击把他从“快乐的人的世界”拖出去的“内部的魔鬼”。为此目的,他夏天到毗邻维也纳的克罗斯特新堡修道院当了园艺工。整天的扎实劳作似乎起到了某种治疗作用。“傍晚干完活,”他告诉伊格尔曼,“我累了,那时我不觉得不快乐。”这是一个实际的、动手的活儿,他可以运用自己惯有的能力。一天,修道院院长在他干活时路过,评论道:“于是我明白了智力对园艺这样的事也是有用的。”
但这治疗只是部分成功。“外部”原因带来的痛苦继续把维特根斯坦困在“不快乐的人的世界”里。“我每天都想到品生特”,8月份他写信给罗素,“他把我的一半生命带走了。魔鬼将拿走另外一半。”暑假接近尾声,小学教师的新生活临近时,他告诉伊格尔曼他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阴暗的不祥之感”:
除非地狱里的所有魔鬼换个方向使劲,我的生活一定会变得非常悲惨,如果不是根本活不下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