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对当时政治的混乱状况的厌恶，并且，不要忘记，由于日本通过条约与过去的敌人联系在一起的特殊形势，一个党徒诞生了。谈论法西斯主义，就像那些既喜欢贬低又喜欢简化的批评家做的那样，就是忘记了在西方，法西斯主义者最初主要是一个地中海地区的事物和词汇，指的是一个大或小资产阶级的成员，他抨击他认为属于左派侵略的行为，并以工业或大财团，以及现在在那里依然还存在的大地产所有者为依靠；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很快开始发挥作用，不管是为了集结人群，为了给大型企业提供更大的地块，还是后来为了支持一个挥动手臂的独裁政权。纳粹主义是德国的现象，从一开始就是黑暗的，带有下流的种族主义因素；即使钳子的两个钳片最终还是咬合到一起，纳粹主义因其强迫症一样的特征还是有别于最重实用的法西斯主义，但后者曾为其提供了范例。但三岛的轴心有点不同。
在他的国家战败（我们已经看到，他多次否认战败对他青少年时期的任何影响）之前、之时或之后发生的事件，——被攻克的岛屿上的大屠杀或士兵和市民的集体自杀，他曾顺便提起的广岛，《假面的告白》中像描写一场可怕的风暴或地震景象一样描写到的东京大轰炸，总是极不公正地贯彻“胜者即正义”原则的政治诉讼——，一切的发生，就好像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的智力和清醒的敏感性没有感受到或者拒绝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冲击。神风连把他们没有安装起落架的飞机瞄准敌舰的烟囱和机房，他们的牺牲，在他那个时代好像几乎没有感动那个被淘汰后跳着舞步从征兵办公室走出来的三岛，爱国的父亲陪伴在他身边，其步伐也一样雀跃。天皇宣布放弃其作为太阳帝国的代表身份的广播演讲也同样如此，但这对于日本民众来说，其震撼不亚于教皇放弃其必然性并不再自视为上帝的代理人的演讲在天主教教徒中产生的效果。结束战争的强大需求缓和了战争对年轻作家的冲击，对日本群众来说亦是如此。
直到1966年，在他最早的一部明显政治化的作品《英灵之声》中，三岛才发觉，或者至少是高调宣称，从古代日本的观点，即神风连的观点看来，他们的死毫无意义，因为天皇放弃其作为神的象征的地位，这件事去除了这些壮烈的死亡的所有意义。“勇敢的士兵们死了，因为神命令他们去战斗，而在不到六个月之后，这场野蛮的战争就突然终止了，因为神命令停火。但天皇陛下宣布：‘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人。’这是在我们像手榴弹一样冲向敌舰侧翼之后还不到一年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为了天皇，他是神啊！为什么天皇变成了人？”这首诗——因为这个散文片段是一首诗，——同时激怒了左派和极右派，后者因为有人批评天皇而愤慨，在另一首同时期的诗中，三岛揭露了他那个时代“饱食”的日本，并发现自从日本的古代准则遭到背弃后，“甚至快乐也失了滋味”，“纯洁在市场待价而沽”。我们生命的伟大之声在到达我们这里之前，通常要穿过一片静默地带。对于面对时代的懦弱极度激动的作家来说，神风连的这些至多只有二十岁的年轻的声音，在此间变成了蒙泰朗曾称之为“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之物。
美军的占领及其一长串把日本约束在美国影响辐射区内的条约，似乎也是滞后了一段时间才对他产生影响。我们看到，《禁色》中只是在介绍几个荒淫的傀儡时才提到美军占领时期；《金阁寺》也只是通过一个确实具有毁灭性的场景对此有所表现，即身穿制服的烂醉的高大美国兵，强迫受到惊吓的小僧踩踏一个女孩的腹部，并为此给了他两条香烟。但一个处于有利形势的业余小说家在选择这一事件时，应该是不带有仇外偏见的。1952年的《晓寺》中，占领这一事实本身是作为背景处理的，但非常显眼的是，那些知道如何下手的人，尤其是女人，从中牟取的小利益；烟花女们冷笑着，因为她们看见，污浊的下田河流经充斥着享乐和商业的现代东京，穿过它的一条水渠，一家美国医院的公园里，朝鲜战争中跛了脚的或残疾的人坐在长椅上休息。
这一次仅仅从政治的角度，让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下三岛第一本以抗议者为中心的小说《奔马》，它处在1932年日本通货膨胀、农民赤贫以及真实的政治骚乱和暗杀事件等大背景中。对于那一年的动乱，六岁的三岛感知甚少，至于1936年失败的政变，《忧国》这部令人赞赏的电影即来自这个事件，这些事件也许正是为了储存起来备用，以便在四十岁时从男人意识的最深处浮上表面。《奔马》中，勋在一个空军飞行员的帮助下，预谋轰炸东京的战略要地，后来他放弃了这一设想，转而实行另一个稍稍不那么危险的计划，即发表宣言揭露服从于商人的内阁的腐败行为，并承诺在天皇的直接命令下，立即用另一个内阁替换掉现有内阁。行动还包括要以恐怖主义的手段占领电站和日本银行，以及最高目标，即暗杀财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二人。计划失败后，他满足于在自己死前只杀死了其中一人，即年老的藏原，这是一个容易流泪的多愁善感的老好人，他还藏起了一只可怕的猞猁。这些计划和这项罪行都是勋制定和犯下的，无疑，他是一个真正的恐怖主义者，但他与西方的法西斯主义者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从未看到过后者杀死一个银行家。
开篇就是一个三岛式的场景，以既乏味又刺耳的讽刺，向我们展示了财阀界最重要的人物的面貌，他们受到其中一人的邀请来参加晚宴，长得像暗杀者一样滑稽可笑的保镖把他们夹在中间，保镖们在隔壁的一个房间吃晚餐。与夫人们乏味的交谈相呼应，了解局势的男士们继续进行着具有典型性的交谈，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必不可少又灵活便捷的手段（“这很简单，只要把钱投在食品或原材料上就行”），并评论说陷入饥饿或征用泥潭的农民阶级的悲剧是应该接受的历史边缘事件之一。一个年轻的子爵还保留着些许同情心，也许因为他还未曾被分配任何职位，他提到一个应征入伍者的父亲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明，尽管对一个好儿子提出这样一个愿望让这位父亲感到非常悲伤，但他还是希望这个儿子尽可能早地战死在荣耀的战场上，因为在村子贫困萧条的现况下，他在父亲的农场里只能是一张吃闲饭的嘴。有几个人对此有些伤心，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他自己的大胆而马上得到拥抱，但有人提醒他注意，大的政策是不会理会这些个例的。参加晚宴的人中，有几个是四部曲开卷时就存在的头衔贵族和金钱贵族。松枝侯爵，也就是清显的父亲，尽管他在国会中占据一席之地，但他还不够重要，以至于警察并未给他提供保镖保护，这让他脸直发红。
同样的对“统治阶级”的描写，同样的恐怖主义计划，也很有可能出自一位极左作家之手，三岛并未忽视这一点。1969年前他就不无勇气地（因为左右两派都实行恐怖主义）接受了与东京大学强大的左派学生团体进行一场公开辩论的邀请。总之，这是一场有礼貌的辩论，没有欧洲右派和左派面对面时经常出现的迟钝不解这一特点。辩论后，三岛出于礼貌，把他作为报告人的酬金寄给了党派的出纳处，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剑道运动员在对阵后互相致敬的行为。从三岛的美国传记作家之一、亨利·斯考特-斯托克斯那里，我借用作家在这次辩论后向他作出的几点评论：“我发现我与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例如严密的思想体系和对身体的暴力行为的爱好。他们和我，我们代表了日本一个新的种群。我们是被尖刺分隔开的朋友；我们对彼此微笑，却不能互相拥抱。我们的目标相似；在桌上我们有着一样的牌面，但我有他们没有的王牌：天皇。”
天皇……Tenno Heïka Banzai！（天皇陛下万岁！）是垂死的三岛和随他一起赴死的同伴最后的呼喊。裕仁天皇忠实于受限的形势赋予他的角色，他是一个才能相当平庸的领导人（在他统治期间，也许是在周围人的推动下，他颁布了两项三岛只能提出反对的决议，即1936年粉碎政府的军事力量，和放弃他作为太阳神的代表地位），这一点对三岛来说并不重要。同样，对于一个教皇权力热情的拥护者来说，他那个时代的高级神职人员平庸与否并不重要。事实上，除了在神话时代外，天皇在日本几乎从未手握重权。平安时代的天皇，受制于出身两个对立集团的大臣们，都是在年轻时即禅让，通常会留下一个年幼的继承人，以保证真正的统治者获得所有摄政的好处。后来，很早就开始为现代日本未雨绸缪的军事独裁者——将军，先是在镰仓，然后在江户（今天的东京）进行统治，身边围绕着一个宫廷，野心家和聪明人对此趋之若鹜，而天皇和他的宫廷却在京都过着威望加身的生活，但仅限于参加文化和仪式活动。最后，离我们的时代更近，1967年（应为明治二年：1869年）定居东京的明治天皇的统治力有所增强，但也要服从于现代化、工业化、议会制这些几乎不能抵抗的力量，服从于对外国的模仿，年轻的勋如此尊敬的武士抗议团体1877年就曾揭露过这种行为。（当我们想到在不到一个世纪的冒险中，“进步”给日本带来的东西，我们就不想再嘲笑这些武士了，他们出于对来自外国的现代化的仇恨而离群索居，在电报线路下经过时，还要打开铁扇保护自己。）天皇是蝼蚁小民和被压迫者的保护人，恢复他实际的和神话的帝王地位，在日本是因世界形势而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们经常提出的一个“大计划”，即使为了完成这一计划，他们需要正视“帝制”这件事。凝视着黯淡落日的勋曾对他的党派伙伴们说：“夕阳中可以看见陛下的脸。但陛下的脸是模糊的……”这个皇道派从他对天皇的忠心来讲，他属于右派，但从他与被压迫的饥饿农民的联系来讲，他又属于左派。在狱中，他因为比那些挨揍的共产主义者得到更好的待遇而感到羞耻。
正是在结束《奔马》的期间，从此被他称之为行动的河流所裹挟的三岛，建立了盾会（Tatenokai），一个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团体，人数据说是他确定的，他还为这些人的军事训练提供资金。这种类型的民兵总是具有危险性，并且几乎在所有受条约限制而保持单薄兵力、追随并受制于过去敌国的政治的国家，都必然会出现。盾会只是在富士山下驻扎的常规军团的保护下，局限于进行这些三岛本人也会参加的战斗训练吗？这枚盾（以英文字母缩写S.S.来指称盾会，Shield Society，并没有引起三岛的反感，尽管他并未忽视，这样的做法会让人想起那些残忍的前人），我们知道，在这个组织首领的思想中，是“天皇之盾”。在许多秘密社团中，明确的目标（在与我们有关的例子中，除了那些在成人看来像是某种好战的童子军组织的目标以外），不仅对公众是不公开的，就算是组织成员，也许首领本身也是同样对此不甚明了：“盾会是一支处于储备状态的军队。我们不可能知道发挥作用的一天何时到来。也许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也许相反就是明天。直到那天，我们要一直保持警醒状态。没有大街上的示威演习，没有标语，没有公众演说，没有使用莫洛托夫燃烧弹或石块的战争。直到最后、最糟的一刻前，我们都拒绝因行动而危害到自己。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弱小的军队，但从精神上来讲，我们是最强大的。”然而，这种精神也只是以三岛创作的某种爱国学生歌曲的形式平淡地表现出来，歌词证明了一个百余人的团体在何种程度上已经是一个准备好的群体，就像那些陈腔滥调的歌词一样。
勋为自己寻找同谋发动政变，描写这些事件的男人在同一个时期没有考虑过类似的行动，这几乎是不可能。然而，1969年10月，当新的日美条约获得批准，但人们害怕的左派利用这个机会发动的大动乱并没有发生时（同样持反对态度的极右派也没有行动），盾会的少数几位高级领导聚集在东京一家旅馆里；森田，三岛的副官，也是一年后将成为三岛的死亡同伴的人，建议占领国会，就像他差不多与之同龄的勋本人做过的那样。三岛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必将失败。他利用了他自己对勋的灾难的描写。
盾会选择的戏剧性的制服很容易遭人嘲笑。一张照片显示，穿着双排扣上装、头戴有帽舌的大盖帽的三岛端坐着，身边围绕着同样装束的副官们。右边是森田，有些人说他是个傻瓜，另一些人又说他生来就是发号施令的，并且是团体中远超其他人的最出色的人物，他因青春的活力而显得俊美，面部光滑并且饱满，带有十七世纪亚洲人的某种青铜肤色；他们后面的三个年轻人，有朝一日将成为自杀的见证者：他们是古贺、小川和小贺。这些年轻人（大多数盾会成员来自学生阶层）给人一种不成熟和虚弱的印象，但古贺一年后将会证明他熟练的剑术。尽管有着日本人的面貌，绷紧的制服还是让人想到德国和旧俄。但也许应该期待一个著名的剧作家、敏捷的行动者，或尽力想变成这种形象的人，身后拖着戏服和配饰的残片的样子，正像一个教授把他的学者风格带进政治行动中。
盾会在三岛死后马上解散了，根据他的命令，这并不必然证明盾会只是一个人造的、然后为了他个人的乐趣、出于一种表现癖或狂妄自大而被打碎的玩具。这聚在一起的一小撮人在同时代人看来似乎是无意义的，不然就是平庸的、可笑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我们现在是否还能这样做出这样的评价，这一点就不好说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例子，有多少自认为西方化或者正在经历西方化，并且表面上对此心满意足的国家，为我们准备了惊讶，而在每个例子中，起初遭到轻视或讽刺奚落的小团体，他们的行动又是怎样变成大骚乱。如果从未有一场民族反抗革命——即使是短暂的——在日本取得胜利，就像此时在某些伊斯兰国家发生的那样，那么盾会就将成为一个先驱团体。
四十三岁的三岛的重大失误，就像二十岁的勋在1936年犯下的错误一样——后者更值得原谅——，就是没有看到，即使陛下的脸再次在旭日中光辉四射，但这个“饱食”的、充斥着“变味”的快乐和“待价而沽”的纯洁的世界还是依旧如故或者在重新成形，而同样的财阀界，也将用同一个名字或其他名称，重新占据优势地位，没有它一个现代政府将无法存在。在一个不仅仅是一个团体、一个党派或一个国家深受某种污染毒害，而是整个大地皆如此的时代，这些几近浅薄但总是值得反复强调的评论，从未如此恰当中肯。奇怪的是，作家在《丰饶之海》中如此精准地描写了一个也许正在走向不可回头的境地的日本，但他却认为一次暴力行为就能够让其改变一二。他周围的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欧洲人，看起来似乎比我们更加无力评价促成他采取行动的绝望的深度。1970年8月，实现切腹的三个月前，三岛的英国传记作家听到他宣称日本正遭受着诅咒的打击时感到非常震惊：“金钱和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现代日本是丑陋的。”他说道。之后，他又借助了一个隐喻。“日本，”他继续说道，“是一条青色大蛇的牺牲品。我们逃不出那个诅咒。”记者兼传记作家接着说：“我不知道如何来解释他的话。当他出去时，[我们中的一个人]说：‘他的悲观主义又发作了；就是这么回事。’我们笑了起来，但我自己的笑只是挂在嘴边而已。一条青蛇：你们对此怎么想呢？”
这条青蛇，象征着变得无可挽回的恶，这显然就是在拂晓的苍白晨曦中显而易见，并从本多着火的别墅中逃逸而去的那条蛇，而此时幸存者们小心翼翼地坐在美式泳池的另一边，水面倒映着火势尚未被完全扑灭的废墟，他们嗅着因醉酒而没能逃脱的那对男女烧焦的气味，那个司机，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下山到村子里找些东西作早餐。这也是那条咬了不坚贞的月光公主的脚的蛇，月光公主也正是因此而命丧黄泉。蛇的意象和邪恶相连，这几乎是和世界一样古老的隐喻。然而这个意象也许更多的是源自圣经，而非来自远东，那么我们自问它是否来自于三岛广泛阅读的欧洲文学作品深处。无论如何，从四部曲的第一卷开始，在那个表面看来相当简化的丢失祖母绿戒指的轶事中，宝石的绿色已经包含这个意象的映像。
三岛的传记作家之一曾经不辞辛劳地记下在本世纪前六十年里自杀而亡的十位声名卓著的日本作家的名字。在一个总是以自愿赴死为荣的国家，这个数字并不会让人震惊。但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是以伟大的方式死去的。相反，三岛死于具有抗议和训诫性质的传统方式——切腹，即自己剖开腹部，当有第二个人在场且情况允许时，剖腹后要立即进行介错。（二十五年前，在战败的混乱中完成的最后的伟大自杀，是海军司令大西即神风连的首领的死，陆军大臣阿南将军的死，以及投降后在皇宫门口或操练场上完成了切腹的二十几个军官的死，这些自杀似乎都没有助手在场，也没有最后慈悲的一击。）对切腹的描写自此之后侵袭了三岛的所有作品。《奔马》描写了1877年起义武士的集体自杀，武士们的冒险也鼓舞了勋。被正规军打败后，八十名幸存者，有些在路上，其他人仍然在进行神道仪式的山顶，仪式性地剖开自己的腹部。有时自杀是粗野的，就像那个在剖腹前大吃一顿的暴食的英雄一样，其他的一些自杀例子，由于有妻子们的在场又是让人同情的，她们也下定必死的决心：这片让人难以置信的鲜血和内脏的瀑布让人恐惧，同时又像所有充满勇气的场景一样让人激动。这些男人在决定战斗之前举行了神道仪式，其纯粹的朴实中的某种东西，还在这个屠杀的场景中飘荡，循着叛乱者们的踪迹进行追踪的士兵们，尽量放缓上山的速度，这样就能留给前者足够的时间在平静中死去。
勋，至于他，他的自杀没有完全成功。他在匆忙之中差点被逮捕，也没能等到他经常梦到的那个高尚的时刻：“日出时，坐在海边的一株松树下。”大海就在那里，在夜里显得浓黑异常，但没有一株守护他的松树矗立于此，重要的也不是等待日出。出于一种对身体痛苦的天生的直觉，——这在作者本人身上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三岛赋予了年轻的反抗者日出的替代品，但对于他来说这来得太晚了：匕首插进脏腑中时闪电般的痛楚与火球无异；疼痛在他身上四散开来，就像一轮红日的光线辐射在他身上一样。
《晓寺》中，我们在一次动物献祭的形式里，发现了相当于传统切腹的最后一个动作的行为，也就是斩首。在加尔各答的破坏女神迦梨的神庙中，本多带着有节制的好奇心和厌恶，注视着祭司一下子就把一头小山羊的头砍了下来，一秒钟之前还在颤抖、抵抗、咩咩叫着的山羊，此后了无生气，突然转变成事物。先把《忧国》放在一边，我们还会再回来讨论它，还有其他对此常见的重复强调：剧场里，三岛在一出歌舞伎剧中扮演了一个自杀的武士角色；一部电影中，三岛承担的哑角角色也进行了同样的行为。最后，尤其是稍晚些时候在作者死后发表的最后一部摄影集《蔷薇刑》，其作品没有第一部摄影集中的作品那样色情，我们看到他在里面遭受了各种方式的死亡，在淤泥中窒息的确是一种象征；被一辆满载水泥的卡车碾压可能是另一个象征，或者多次完成的切腹，或者还有扮成身中数箭的圣塞巴斯蒂安这张确实非常著名的让人心碎的照片。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些图像中看到表现癖和对死亡的病态执著，这确实也是一个西方人或者甚至一个今日的日本人最容易作出的解释，或者，正相反，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为了正视最后的终点而进行的有条不紊的准备工作，就像从武士精神中汲取灵感并且三岛曾经不止一次重读的十八世纪著名论著《叶隐》中所要求的那样：
“每朝每夕都决意待死，以便当死期将至，便可欣然赴死。不幸到来时，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们不必畏惧……”
“每天早晨，安静身心之后，想象着自己也许因身中箭矢、被火枪击中、被刀剑砍中而身首异处或肢体不全，或者被卷人大浪、跳进大火、被雷电击中、大地在脚下震动、纵身跳入深渊，或病死、暴卒等。每朝悟死，死便无惧。”
如何熟悉死亡或死得其所的方法。蒙田的作品中也有相似的启示（我们在其中也发现了完全相反的内容），更奇怪的是，塞维涅夫人在考虑到她作为一个高尚的基督教徒恰当的死法时，也至少有一段话是论述此问题的，观点也不无共性。但这仍然还是人文主义和基督教并没有考虑到它们的最后终结的时代。然而，此处所讨论的并不是坚定地等待死亡，而是把死亡想象成永恒运动的世界中形态无法预料的事件之一，而我们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身体，这副不停颤抖移动的“肉体屏障”，最终将会被撕裂成两半或被磨蚀得丝缕毕现，也许这是为了揭示本多在死前才太晚感受到的这种空。人分为两种：为了更好、更自由地活着而把死排除在思想之外的人，和那些正与之相反的人，他们在死亡利用他们身体感觉或外部世界的偶然事件发出的每个信号中窥伺着死亡，因此才能更冷静、更强烈地感到自己活着。这两种精神不会互相混合。一些人称之为病态躁狂症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却是一种英勇的训练。这要留待读者来形成自己的观点。
《忧国》（Yukoku），三岛创作的最引人注目的短篇作品之一，被改编拍成电影，在改造成1936年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简朴风格的能剧布景中，作者导演、指导并出演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比它浓缩而出的小说更优秀、更让人感到受创，电影有两个人物：三岛自己扮演了武山中尉，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则承担了妻子的角色。
这是右派军官们的起义被上面的命令镇压下来的那天晚上，起义者们将被就地处决。中尉属于起义者的团体，但在最后一刻，因为同情他作为新婚丈夫的处境，他们把他排除在行动之外。一切始于年轻妻子再日常不过的行为，她已经通过报纸得到了消息，知道丈夫不会愿意抛弃同伴苟活于世，于是决定与他一同赴死。她在他回来之前忙着仔细打包一些他珍视的小东西，并在包裹上写上了亲戚或过去同学的名字，包裹将寄给他们。中尉回来了。他的第一个动作是抖落大衣上的积雪；第二个动作，同样平淡无奇，是在门厅靠着墙，单腿站着有点摇摇晃晃地脱掉了靴子，就像我们在同样情况下会做的那样。除了非常短暂的一瞬间外，在整部剧里，作家演员没有一刻是在表演；他做了应该做的动作，仅此而已。我们在一方席子上，再次看到军官和妻子，他们面对面坐在装饰着空空墙壁的表意文字至诚二字下，我们不禁想到，这个词比“忧国”更适合作小说和电影的题目，因为中尉正是出于对同伴的忠诚、年轻妻子出于对丈夫的忠诚才赴死的，而爱国主义，确切地说，只有两个人在家里的神坛前为天皇进行短暂的祈祷时才体现出来，在起义被镇压后的这一情境下，这种行为也仍然是忠诚的一种表现。
中尉宣布了他的决定，年轻妻子也说了自己的决定，有那么一刻——这次三岛是在表演——男人用伤感、温柔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女人，整个画面都在展现他的双眼，而在临终的整个过程中，这双眼将一直被军装的帽檐遮住，有点像米开朗琪罗的一尊被头盔挡住眼睛的雕塑。但感动没有持续很久。因为没有助手进行仪式性的介错，他随后以动作向年轻的妻子演示怎样让匕首深深插入，他也将试图用这把匕首，以已经衰弱的力气刺穿自己的喉咙。之后，他们赤裸着，做爱。我们看不到男人的脸；女人的脸由于痛苦和欢乐而绷紧。但这丝毫没有色情电影的感觉：分割的图像展示了插入丛林一样茂密的头发中的手，这双在最后的准备过程中不时环绕着年轻的妻子的手，温柔的幽灵，让她想起了已逝之人；身体的几个部分不时出现又随后消失：男人的手掌来来回回地温柔抚摸着年轻妻子稍稍凹陷的腹部的一个位置，片刻后他就要刺入自己腹部的相应位置。他们重新穿上了衣服，她身着自杀时穿着的白色和服，他则是一身军服，又戴上了有檐的军帽。他们坐在一张矮桌前，挥毫泼墨写着传统的“道别诗”。
然后，恐怖的活计开始了。男人任由军服长裤沿着大腿滑落，用家务和卫生用途的粗陋的薄纸仔细地包住了军刀刀锋的四分之三，这样就能避免切割到操纵利刃的手指。在最后的操作前，还剩下最后一次尝试：他用刀锋轻轻地刺了一下自己，鲜血迸射，这是难以发觉的小血滴，与接下来要出现的血流不同，后者必然是用舞台手段仿制的，而此处确实是演员自己的血，“诗人之血”。妻子隐忍着泪水，看着他做这些，他看起来困囿于这些实践的细节，但是，就像我们所有人处于伟大时刻时一样，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些细节无论如何都构成了命运的齿轮。堪比外科手术一样精准的下刀，稍显费力地切开了还在抵抗的腹部肌肉，然后为了完成这一切口，刀锋又转而向上。帽檐让视线无法触及这个匿名者，但他的嘴收缩了，内脏像受伤的斗牛一样流了一地，比这更动人的是，颤抖的手臂在极大的努力下抬起，寻找着脖颈的下部，插入了刀锋，年轻妻子根据之前得到的命令让刀插得更深了一些。结束了：上半身轰然倒地。年轻的寡妇走到了隔壁的房间，庄重地修饰了一下自己像过去日本女人那样上了粉的妆面，然后又回到了自杀的地方。白色和服的下摆和白色袜子浸在鲜血中；长长的衣尾在地上掠过，就像在用书法写着什么一样。她俯下身，擦拭男人唇边的血脓，之后非常快地，以一个模仿的动作，——因为我们不能接连承受两次现实主义风格的死亡——，用一把从袖子里抽出来的短匕首割了喉，就像过去日本女人学习的做法那样。女人斜向地倒在男人衰竭的躯体上。简朴的布景消失了。席子变成了一摊沙子或细砂砾，似乎还弄出褶皱，就像一件能剧外套一样，两个死者好似在木筏上随波逐流，漂向他们已经到达的永恒。只是，不时地，作为这个冬夜里外部世界的体现，和过去能剧中传统摆置方式的影射，我们在这出充满了勇气和鲜血的戏剧的简朴的小花园里，在一瞬间会看见外面有一棵被雪覆盖的小松树。
- [64] 把《奔马》与年轻的共产主义作家、1933年死于警察之手的小林多喜二的两部作品《蟹工船》和《在外地主》做一个比较是很有趣的，这两部作品的出发点也是农村地区的贫困和饥荒状况。深泽七郎的《楢山节考》（1958）也是描写饥饿的一首伟大的诗。
- [65] 三岛的传记作者们经常使用的“帝国主义者”这个词，比“法西斯主义者”更容易把人们引向谬误。对满洲的战争如此漠不关心的勋，甚至是1970年11月25日发表宣言的三岛，确切地说都不是帝国主义者。他们是忠诚者和极右的民族主义者。如果复辟帝制和废除条约的梦想实现了，那么帝国主义重新登上舞台还是很有可能的，但这已经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了。
- [66] 在一张光着头的照片中，这种美尤其明显，就像有人说过的那样，照片上森田的脸，与《假面的告白》中的校园偶像近江的脸不无相似之处。
- [67] 当我们知道三岛监督了邓南遮的《圣塞巴斯蒂安的殉难》的日语译本，并且促成这部剧在东京上演时，我们不禁思忖，这部对于舞台表现来说过长也过于抒情化的优秀剧作，其中皇帝打算让塞巴斯蒂安在一垛玫瑰下窒息而死的片段，是否给予了这个题目某种启发。
- [68] 三岛的传记作家之一，约翰·内森，认为中尉对妻子的态度是“不正常”的，因为他要求她见证他的死亡并帮助他实施慈悲的一击。一个斯多葛主义者根本想象不到这样的情况，蒙田倒有可能把丽子置于他的《三个好女人》的续篇中（《随笔》，第二卷，三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