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英就医
孤独无援的陈寅恪仍在病榻上苦苦等待重庆方面的援手，但期盼的消息又迟迟没有到来。1945年3月21日，焦虑不安的陈寅恪再度致信傅斯年，曰：
十五日手书敬悉。教育部手续麻烦，则由中央研究院办理，事更简单迅速。即请兄速办，将款寄下，以应急需。弟近日用费甚多，即使领到此款亦尚不足，似仍有请求特别补助之必要，乞与骝先先生及大维等商酌……1
信中除再次提请傅与朱家骅、俞大维相商请蒋介石特别关照外，还提出了教育部手续事。陈寅恪与唐筼屡屡提到的教育部的那份补助，皆缘于“部聘教授”的名分。1941年6月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呈准行政院，颁行《部聘教授办法》十条，规定：凡在大学任教十年以上，声誉卓著，具有特殊贡献者，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学科推举一人，经审议会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由教育部直接委聘，任期五年，可续聘。第一批选出的部聘教授有：陈寅恪、陈建功、吴有训、吴宓、曾昭抡、周鲠生、张其昀、徐悲鸿、李四光、柳诒徵、梁希、汤用彤、胡小石、苏步青、茅以升、黎锦熙共16人。后又选过一批，总共45人。据《吴宓日记》载：1942年8月，吴被教育部任为西洋文学部聘教授，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首来函（英文）道贺”。对此，吴认为：“此固不足荣，然得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两兄齐列，实宓之大幸已！”2内中可见部聘教授确是教育界人士的一份荣誉，更可见陈氏在天下儒林中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
这个与后来院士制度相似的部聘教授，当时不仅是一种荣誉，同时具有与个人利益挂钩的实惠。一般教授的薪水每月360元，而部聘教授除各校发放的薪水外，教育部每月支付薪金600元，另外还有每月400元的研究费等额外补贴，其待遇显然比普通教授优厚了许多。尽管如此，在物价狂涨的乱世，部聘教授所有的薪水加起来还不到两石即320斤大米的价钱。1945年4月，陈寅恪以《目疾未愈拟先事休养再求良医以五十六字述意不是诗也》为题，述曰：
洞风尘八度春，蹉跎病废五旬人。
少陵久负看花眼，东郭空留乞米身
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
张公高论非吾解，摄养巢仙语较真3
陈氏所说“日食万钱”，源于一历史典故，即《晋书·何曾传》载：“何曾字颖考，陈国阳夏人也。……武帝袭王位，以曾为晋丞相，加侍中。与裴秀、王沈等劝进。践阼，拜太尉，进爵为公，食邑千八百户。……久之，以本官领司徒。曾固让，不许。遣散骑常侍谕旨，乃视事。进位太傅……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
这位何曾大人每天的饮食要耗费上万的钱财，可见多么奢侈糜烂，亦可见当权者支付给此公的薪俸是多么丰厚。陈寅恪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课，顺手拣出此典与“月支双俸”并用之，极具反讽意味，于调侃的表面透出无言的辛酸与悲凉。
陈寅恪如此，散落在全国各地深山茂林中的普通教授生活之困苦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何陈氏忧心愁悴，悲鸣呼号，四处求助，却迟迟未见实际效果的因由之一。或如《红楼梦》中王熙凤所言，大家有大家的难处，而这时的高层也有高层的无奈之处吧（南按：像“四大家族”及发国难财的高官大员又另当别论）。否则，就凭傅斯年的办事能力，加之谭、俞两位亲友的竭力助力，朱家骅的积极配合，事情不至于落到如此难堪的境地。不幸的是陈寅恪生逢乱世，在污浊的官场潜规则中，要像诸葛亮当年所说的“苟全性命”也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
从留传下来的资料看，经过几十次信函来往反复商讨对策，陈寅恪总算得了一点儿从重庆几个方面汇来的救命款子，如“宋院长（南按：宋子文）曾寄四万，分两次寄来”，援华会（U.C.R）的掌门人任叔永“谓已交三万元至中央研究院寄下”，4等等。陈氏的生活困难暂时得到缓解，但眼睛却依然未有好转的迹象，一家人在悲愤忧戚中总算熬到了8月9日。这天，成都《新民报》一反其常地发表号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宣战。次日，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一时间“全市欣动，到处闻爆竹及大炮声，文庙燕大诸生，亦竞撞钟、燃爆竹，并喧呼歌唱，至夜半始息”5。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于病床上闻讯，悲喜交集，当即以《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为题赋诗一首，以舒积压在胸中长达八年之久的块垒。诗曰：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有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
念往犹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6
抗战胜利了，悲喜交集的陈寅恪终于等来了新的转机。1945年初秋，英国皇家学会与牛津大学仍然没有忘记陈寅恪作为史学大师的存在。国内炮火硝烟刚刚散去，便旧事重提，约请陈寅恪赴伦敦疗治目疾，希望治好后留在牛津讲学，以遂当年之愿。陈寅恪急欲恢复视力，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或者说幻想。由于旅费筹措困难，夫人唐筼不得同行，为了心中尚存的一丝希望，陈氏决心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只身远涉重洋，赴英就医。刚巧西南联大教授邵循正将去牛津大学做短期访问，于8月6日前往成都拜访吴宓，吴便请邵氏伴随陈寅恪一同赴英，并代办护照等一切事宜。燕京大学特派陈的门生石泉护送一程。9月5日，一行人先于成都新津军用机场乘运输机抵达昆明，与同赴英国讲学的几位教授会合，再换乘英国飞机经仰光、印度抵达伦敦。
10月4日，由唐筼代笔致信傅斯年，报告了陈寅恪此行的情况和目的：“寅恪临行匆忙，未得亲自致函告知一切，而手书到时渠已离蓉，筼当早日奉答，岂知小女忽患急性盲肠炎，送医院施行手术，淹缠经旬，是以迟迟未克奉覆，歉疚殊深。陈槃、劳榦两先生事，即请先生代寅恪作一提案，寅恪无不同意，此一向为先生所知也。今附上空白盖章信纸一张，乞为代办为感。”又说：“寅恪此行，实以治眼病为第一目的，对于牛津就职与否，尚待治眼后再考虑，此层亦为牛津方面所了解（眼疾太迟则不治，时间关系极为重要），又以结伴邵、孙、沈、洪四先生，遂毅然起行，实不得已也。多承先生奔走为之促成，感何可言。闻先生左眼亦病，而工作加多，热心为人，固难摆脱，然为公为私，仍希珍重，不宜过劳，至为切盼。”7
信中所谓陈槃与劳榦事，是史语所的陈劳二人将由副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因二人皆所内历史组人员，按照章程，必须由陈寅恪签署意见方可办理审批事宜。即是一手遮天，霸道如傅斯年者，亦不能越俎代庖，况且这是傅氏本人平时最讨厌的做法。当年因在桂林的陈寅恪受聘专职一事，傅与叶企孙争吵即为此规矩引发，傅氏自然牢记心怀。
陈寅恪抵达英国后的入院事宜由牛津大学东方学院负责安排，家书等事宜全由邵循正代劳。极为不幸的是，“到英国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方结束，营养很差，虽用电针贴合视网膜，由于网膜皱在一起，无法复原”8。手术的失败，致使陈寅恪双目失明，不复见世间光明万物。一代国学大师将在黑暗中度过余生，其悲苦之状令人浩叹。陈氏为此写下了“眼昏到此眼昏旋，辜负西来万里缘”9之句，表达了自己悲观茫然之心境。
1946年2月19日，在成都的唐筼向傅斯年致信求援，并谈及史语所事。信中说道：“寅恪本有意随郭子杰兄之伴赴美国，看更有无其他方法补助左眼之模糊，又恐所带之款不够，此事正在踌躇中，请先生与骝先先生、立武先生一谈如何？”又说：“《元白诗笺证稿》筼已请人着手抄写，俟寅恪归来，再删改后即可付印。此项抄写费是否可出自史语所？大约三万左右（并未详细计算）。史语所何日出川？有何计划否？燕大成都方面整个的关门结束，教授之去留以北平、燕大之聘书而定，受聘者始能谈到回平的话。北平方面已屡来信拉寅恪（哈佛研究院只是研究工作），而寅恪尚无答复。先生之意如何？望有信直接寄英，以助其考虑，其通讯处如下……”10
正处于焦头烂额中的傅斯年接信后，做何努力与答复未有函件以示参考，但从后来的情况看，筹款之事似乎仍然没有多大成效。同年3月16日，唐筼再次致信傅斯年，谓：“近日屡接寅恪来书，对于病眼治疗之结果颇为失望。本拟再往美洲一行，今以种种不便，旅费亦不敷用，遂决定等船及觅伴归国。船亦不多，伴更难得，不知何日始能离英。”同时提到：“寅恪来书云：对燕大事已辞谢，大约欲回清华或回史语所专事著作。”11
陈寅恪所著《元白诗笺证稿》扉页
傅接信后，当即做了回复。就陈寅恪在李庄史语所保存的书箱之事，专门致信李庄，指示由史语所那廉君负责一同运往南京。
后来方知，陈寅恪抵伦敦后，由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负责诊治，第一次手术后有进步，但眼睛吸收光线尚无好转，看东西仍模糊；第二次手术想粘上脱离之部分，失败。但总体来说还是比出国时好，医告无须再施手术。此时的陈寅恪尚存最后一线奢望，遂请在国外访学的熊式一教授把英伦医生的诊断书寄给时在美国的老朋友胡适请求援助。胡氏托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对方告之亦无良策，无法手术，胡适“很觉悲哀”，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12
在英伦翘首以盼的陈寅恪闻此凶讯，比胡适更加悲哀，徒叹奈何，万念俱灰中决定乘船经大西洋、越太平洋归国。
轮船途经纽约港码头做短暂停泊，陈氏因身心俱疲又无人照料，未下船登陆。胡适因公不能脱身，只好托在美访学的学生辈人物全汉昇带了一千美金给陈寅恪，以示关照与安慰。时在美国东部的中国学者赵元任等闻讯，纷纷登轮探视。据陈氏在清华时的高足杨联陞回忆说：“来美国留学之后，曾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与周一良兄（当时青年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同随赵元任先生夫妇，到纽约卜汝克临二十六号码头停泊之轮舟中，探望先生。时先生双目几已全部失明，看人视物，仅辨轮廓。因网膜脱落，在英经其国手名医，用手术治疗无效。（先生曾膺牛津大学中文系讲座之聘，实未就职，但借此前往就医。）置舟回国，道出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是日午后约3时半，先生在舱内初闻韵卿师母、元任先生呼唤之声，顿然悲哽。但旋即恢复镇定，谈话近一小时。对一良与联陞近况，垂询甚详。时二人皆已在哈佛先后完成博士学业，即将回国任教。……此为联陞在国外拜谒先生惟一之一次，亦为毕生最末之一次。”13又据前去拜访的杨步伟回忆说：“他（陈寅恪）睡在船舱床上，对我说‘赵太太，我眼虽看不见你，但是你的样子还像在眼前一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14此情此景，令赵元任夫妇潸然泪下。
自此，陈赵两位原清华国学院导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二组主任，中国历史、语言学界的泰山北斗，纽约一别竟成永诀。而此次诀别，也意味着陈赵二人与史语所的缘分已尽，各奔东西。陈寅恪为此留下了《丙戌春游英归国舟中作》诗一首：
百尺楼船海气寒，凭栏人病怯衣单。
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
蚕食光阴春黯澹，龙吟风雨夜迷漫。
人生终古长无谓，干尽瀛波泪未干。15
这年5月底，陈寅恪返国，船抵上海，其妹陈新午乘小轮直接到邮船迎接双目失明的兄长，然后乘火车抵达南京萨家湾俞大维公馆暂住。未久，夫人唐筼携三个女儿由成都抵达，一家老小算是得以短暂团圆。
6月12日中午，由昆明来南京教育部办理清华复员事宜的梅贻琦，专程来到俞公馆拜望陈寅恪，并请陈回到复员后的清华继续任教，陈表示可以考虑。
当傅斯年从北平匆忙赶到南京俞宅，劝说陈寅恪长久留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继续履行主任之职时，陈已接到了梅贻琦寄来的聘书，并有了重回清华任教的打算。傅知陈氏对清华园与清华同事尚有一份难以割舍之情，遂不再强劝，只说了几句保重身体并请再做考虑等话语告辞而出，旋即离开南京转赴重庆中央研究院办事处视事，以尽到“太上总干事”的责任。
◎日暮苍山远
傅斯年抵达重庆，在中央研究院办事处稍事停留，尽了一份“太上总干事”的责任后，又登船向李庄进发，三天后在李庄码头登岸。
而此时，同济大学师生正于码头装载货物行李，即将离川乘船东下，重返离别了近九年的上海大本营。傅氏见状，心绪更加纷乱，待上得岸来，穿越镇内纷乱的街道和郊外一片葱绿的稻田，跨越五百多级台阶，大汗淋漓地登上板栗坳，已是暮色时分。
一直翘首期盼的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见傅氏终于到来，长吁了一口气，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说，史语所快到了散板儿的程度，特别是同人的家属们看到同济大学陆续东迁，越来越沉寂难耐，焦躁不安，三天两头跑来询问复员归京之日。年轻学者整天议论纷纷，无所事事。不知是谁打听到的小道消息，传傅斯年可能要接替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以后再也不管史语所了，众人闻听，如失擎天之柱，遂更加惶恐不安，深感树倒猢狲散。若不赶紧想法加以安抚，一群男女老少闷在这个形同葫芦一样的山坳里，恐怕早晚要出乱子。
傅斯年听罢，想到自己自抗战胜利后，连续在重庆、北平、昆明、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表面上搞得红红火火，且在媒体上出尽风头，不免有小道消息传播开来，直至搞得史语所同人信以为真，鸡犬不宁。他苦笑着道：“糟糕，这都是我的罪过。”遂心生一计，当场找来一张白纸，在董作宾的书案上挥毫泼墨，上书“传言孟真要当官，斯年离所不做官”几个大字，挂在牌坊头大门的一边，以明心志，也算是对史语所同人的无声解释。
随后，傅斯年与董作宾商讨具体的复员计划和处置措施。当晚，傅氏召开史语所同人会议，除了当面表白自己不会抛下众人到南京做官外，明确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最迟至10月，也就是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一定要带大家重返首都，让大家得到应有的快乐与幸福。一席话令茫然四顾的史语所同人如同深夜中突然望到了跳跃的灯火，愁云顿消，郁郁寡欢之心境豁然开朗。
一个星期后，傅斯年接到朱家骅发来的电报，令速至南京出席国府紧急会议，傅瞻前顾后，一咬牙离开了李庄。没料想，此次登上轮船，则是他与生活了六年的李庄的最后诀别。自此，那高大肥胖的身影从扬子江尽头山坳里悄然消失，而李庄的山山水水也只能在傅斯年的梦境里出现了。
傅斯年虽已离去，整个史语所却明显地稳住了阵脚，空气为之一新。对于傅氏的人格魅力与崇高威望，董作宾后来曾做过如此评说：“当年孔子在陈的时候，时常挂念着他的学生，并说‘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真先生也许想起了这几句，要回所把同仁们‘裁’一下子。那时新旧同仁，除了三两位老友之外，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的青年，受过他的训练和熏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16
李庄板栗坳牌坊头史语所办公处，现已成为学校（作者摄）
此言尽管不算直白露骨，但也清晰明了，只要具备一些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知识的人，就会明白董作宾所言内含的事理奥妙。时在李庄门官田社会学所陶孟和手下服务，并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称的罗尔纲，后来在谈到湘军兴起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时，曾着重指出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将富兵横”的个案，以及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的畸形危害。
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虽没有湘军与淮军之营制、饷章之独特，但基本上沿袭了“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的习气。除李济、董作宾等几位元老外，凡后来入所的青年学者不只是“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几乎全部都经傅氏一手选拔提携。从中央研究院档案看，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名，最早出现在1928年6月第一次院务会议上，当时作为院长的蔡元培对于这个“无中生有”的机构筹设的构想、意义和目标，不甚了了，只是出于对傅的信任才允许设置开办。稍后傅斯年在写给胡适代向蔡元培要求宽列史语所经费时说得明白：“蔡先生此时实不大了然我们这个研究所所处的地位。”17而傅向中研院提交的第一期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对于新的人事布局与争取的学者，必须合乎他本人的史学思想，并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绝不引诱主观而乌烟瘴气的人前来捣乱滋事。18“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19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在这方面的坚持与固执。
史语所筹划之初，其成员结构从1928年正月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为班底，到当年岁暮，变成以清华研究院人员为主体，就其内在本质而言，则是从“本土派”变成西洋“海归派”，傅、陈、赵、李连同后来的吴定良等清一色西洋“海龟”构成史语所核心，而顾颉刚则被踢出圈外。当然，不能说顾颉刚是属于“捣乱滋事”与带进“乌烟瘴气”之人，这种做法除了门户之见外，重要的还是基于学术的志向与思想观念的异同。其他自荐或被荐入所者，其情形大体如此。顾颉刚出局之后，北大考古学研究室主任、著名金石学家马衡欲加入史语所，想不到竟被傅斯年作为不“预流”之人而婉拒，后马衡虽官至故宫博物院院长而誉满学林，但总未能跨入史语所那高傲得有些邪乎的门槛。稍后，在史学界颇有些名气，且自视甚高的苏州才子、燕大教授郭绍虞，毛遂自荐又想在史语所找一把椅子坐坐，并讲了自己一大堆研究成就如何伟大与不可或缺等，傅连眼皮都未眨一下，只把嘴一噘，大号烟斗往桌上一敲，便将此君仍视为不“预流”之辈而一口回绝。在李庄期间，梁思成推荐的燕大毕业生王世襄，赴重庆与傅斯年相见时，更是被傅氏看作上不了台面之人。傅氏当着梁思成的面横眉冷对，一句“燕大毕业生没有资格到我们这里来”做了拒绝，并当场将其轰出门外，弄得推荐者梁思成灰头土脸，大失面子。不仅如此，即使堂堂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之人，也屡屡遭拒。如蔡元培1930年因“七十五岁老友专函介绍”的王君瑞；1931年荐介以治《战国策》闻名的钟凤年；1932年介绍的“初交”蔡哲夫；1934年荐介以《中国词学史》著称的薛砺若；“于蛮源史籍致力颇勤”“蒙文程度亦似可应用”的毛汶；由汪精卫函荐，再由蔡亲荐的吴向之；1936年荐介的傅氏“北大旧同学”金毓黻等，皆为傅斯年以“本所限于经费”而“一时无法借重”为托词，全部当作臭狗屎和会带进“乌烟瘴气”之辈关在门外。当时的蔡元培为尊重史语所或者说傅斯年的“人事独立”规矩竟也毫无办法。由此可推想陈寅恪荐举的蒋君大沂之命运也当如此。20
据北大浙江派具有“鬼谷子”与军师之称的重量级人物沈尹默回忆说：“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南按：“我们”，包括马幼渔、马叔平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又说：“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21从沈氏的回忆可见傅斯年霸气之盛，更可见史语所在中央研究院甚至天下儒林中的非凡地位。不过，说这话的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为人为学，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令人诟病的地方亦是多多，在许多地方远不如傅斯年得人心。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适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22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只要傅斯年认为来者与他心目中的“道”相同，便设法笼络到麾下，加以“培植”扶持。如陈槃、周法高、全汉昇、张政烺、周一良、杨志玖、逯钦立、王利器、邓广铭、马学良、李孝定、张秉权、王铃、周祖谟、何兹全等，无不是傅斯年亲手招到史语所并“培植”成才的——尽管此辈并不是从西洋游回来的“海龟”。这一做法所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傅斯年成为被培植者的教父，随时随地可操控、调配一切，并形成了同曾国藩的湘军一样“兵随将转”的政治格局。一旦这个格局形成，所有的兵士均听命于傅斯年一人指挥调遣，外人或外力很难对这个半政治半军事化的集团发号施令。这也是为什么代理所长董作宾在李庄无力控制即将崩盘的局势，而连连发电催请傅斯年回所“整饬”的内在根源。当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战场失利兵败溃退之时，中央研究院所属十几个研究所的人员多数不愿受命搬迁，只有一个史语所被傅斯年基本完整地拖到了台湾，其理亦在此。
对于傅斯年以这种方式招兵买马所产生的反应和后果可谓故事多多，北平、南京、昆明时代自不必说，即便在抗战最为艰苦的李庄时期也可寻出不少鲜活的例子。有一天，住在李庄郊外门官田的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笑董作宾：“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23与傅斯年向来不睦的陶孟和所说的“胖猫”自是指傅斯年，而“小耗子”则不言自明。为此，董作宾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实，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这正足以说明了孟真先生办史语所的贡献之一，他在（民国）十七年计划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的最大成就。最后十年集刊中所发表的这些青年的论文，就是明证。”24
董作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赞同，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台湾有一位叫李敖的文人骚客曾云：“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许多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董作宾就提到过许多，诸如傅斯年要给新进所的人‘来一个下马威’，诸如不得乱写文章，诸如要强迫校书，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家法与空气，使得许多人对他都不得不作伪，正如陶孟和所说的：‘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也如董作宾所说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有些不同。’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又说：“学阀作风结胎于傅斯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切大独裁，独裁到头天看见小研究员在阳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25
1944年3月，史语所在李庄板栗坳牌坊头举办文物书画展览，为董作宾五十华诞祝寿，研究所人员屈万里（前坐者）分管签名。此为那廉君正在签到场景（董玉京提供）
李敖所言，自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但就“下马威”与“伪风”之类的事件当然也不能幸免和排除。若从其他道路进入史语所大门之人，傅也确实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并按这一法则先行来个“下马威”，若不能制服，则予以扫地出门。因而，不能说此时或之后的史语所如曾国藩的湘军一样，也是“将富兵横”，甚至要造反起事，给天下大势添什么乱子。但自此之后，一代代大小学阀在大陆各高校、科研机构与台湾孤岛相继产生，并为此争夺地盘、抢占地位、拉帮结派称王称霸，发展私人色彩甚重的恶势力，甚至公然大打出手，弄得头破血流等丑恶现象与事件，与傅斯年创设的这种人事制度与政治格局是大有关系的。
或许正是这种外露加霸气充溢的性格，使傅斯年有意无意间又树立了不少对立面，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在重庆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就曾公开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有什么学问？他怎么当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26相互间积怨之深可见一斑。而“有些人总以为傅先生本身的著作还不够多，除《性命古训辨证》外，都是些零碎的文章”27。
若说傅斯年一生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大部头的皇皇巨著，当是事实，且1932年撰写出版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因时间仓促，错讹不少，为许多人所诟病，后来台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未收入该作。但正如邓广铭所言“我们不能用著作多少来衡量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28。就拿傅氏的《东北史纲》来说，若平心静气地加以分析，这部著作未臻成熟也是事出有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由“小六子”张学良实际节制的东北军未放一枪即退入关内，导致东北大地沦陷于日寇之手。在中国政府的抗议、请求与国际联盟的压力下，1932年1月，国联组成以英国人李顿（Victor Robert Lytton，1876—1947）爵士为首的五人调查团，前往中国和日本调查事变的原因和经过。见此情形，骄狂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大造舆论，宣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意在表示日本人占据此地是既合理又合法，其他一切人等不必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傅斯年闻见日本小鬼竟在世界人民的眼皮底下玩弄偷天换日的鬼把戏，立即蹦将起来，满怀一腔爱国热情外加对日人的愤慨，主动联络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等史学家，动手撰写《东北史纲》，意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戳穿日本人的谎言和阴谋，同时为李顿调查团提供日本侵略中国的证据，以便国联正确裁决。这个动机，傅斯年在其著作卷首的引语中说得明白：“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所谓‘大陆政策’、‘满蒙生命线’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进攻口号，而国人之酣梦如故也。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遂有沈阳之变。吾国愈求诉之于公道及世界公论，暴邻之凶焰愈无忌，战嫩江，取锦州，李义山诗所谓‘太息先朝玄菟郡，积骸伏莽阵云深’之景象，扩充至数万方里之国土。……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此吾等写此编之第一动机也。”继之说道：“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即就历史以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之郡县，白山黑水久为中国之藩封，永乐奠定东北，直括今俄领东海滨阿穆尔省，满洲本大明之臣仆，原在职贡之域，亦即属国之人：就此二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或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今不得已辩此本用不着辩者，此吾等写此编之第二动机也。”29傅斯年在自身高血压症和酷暑的双重压迫下，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很快撰就了《东北史纲》第一卷，并由李济节译为英文，分送来华的国联李顿调查团参考。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鼓吹“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图为矢野文章，刊于《外交时报》。矢野曾应清廷之聘为进士馆教习，在中国住了七年多，曾参与戊戌变法后的教育改革，袁世凯酝酿称帝、大局混沌时，矢野曾联合当时在中国的日本人发起扶清运动。矢野认为出身东北的满洲皇帝有权回到他的故地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故竭力支持逊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提供并解说）
1932年10月，傅氏所著《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部分在北平出版，在书中第一章总结中的第一条，傅斯年理直气壮地指出“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这一事实而扩展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继之发出了“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的大海潮声。这份文本的发表，在当时国势倾危的情形下，可谓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国人大出了一口恶气。在历史事实面前，尽管日本小鬼子极力狡辩，仍欲一意孤行，最后以退出国联相要挟，但后来不得不在舆论宣传上改弦易辙，另外编造侵吞中国的谎言，配以赤裸裸的军事冒险行动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梦想。
傅斯年手拟的一份写作计划，其中拟回答缪凤林、郑鹤声等封其《东北史纲》的批评，后因公务繁忙，未能成稿（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提供并解说）
因傅著属仓促写就，且夹杂着强烈的民族情绪和爱国情感，在史料的运用、史实考察，以及若干细节的考证推敲上的确存在甚多粗疏和错讹之处，从而受到学术界不少人的批评，有人甚至谓傅斯年为了驳倒日本人的理论，不惜编造证据，以强抵之。此说令傅斯年大为伤心和悲愤，在他看来，若是这一说法来自日本人尚可理解，但来自同一个阵营的中国人未免有点儿丧失理智，低估了傅某人的人格和文化良知。在悲愤交集的同时，傅氏基本上理智、平和地面对批评，没有把他眼中的“不怀好意”者拖将出来暴打一顿的举动，且有接受批评，欲重新修订、完善的打算。惜国内国际局势越来越乱，重修未果，遂成憾珠。而其他几位史学家拟撰写的《史纲》部分，如方壮猷的《隋至元末之东北》、徐中舒的《明清之东北》、萧一山的《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蒋廷黻的《东北之外交》等四卷也未能完成，最后竟不了了之，成为一重大遗憾。
当傅斯年去世之后，傅门弟子对《东北史纲》旧事重提，对当年学术界一些过火批评不免耿耿。陈槃谓：“这部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本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这种史学方法和史识，是最现代的和科学的。但书出版以后，颇受人批评。其实这书的间架、轮廓，非高手不能办。批评的人从细微末节着眼，当然不无话可说。……‘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凿荒开山的工作是创造的、艰难的，后人跟着来做补苴罅漏的工作是容易的。”30史语所资深研究员劳榦同样为傅氏当年遭受的不公待遇鸣不平，谓：“《东北史纲》一书，除去对于古代民族的演变有一个正确的整理之外，并且对于东北一地对中国有深切的关系，尤其有一个精详的阐发。”31
尽管这些“了解之同情”的辩护有一定道理，只因傅氏著作本身的瑕疵仍然存在并难以抹掉，学术界仍有微词。但从整个历史的框架予以衡量，傅氏之作可谓是“玉虽有瑕，毕竟瑕不掩瑜”，就如同陈寅恪当年为王国维所写的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王国维如此，陈寅恪如此，傅斯年也同样如此。大师不是完人，自有其不完美处，《东北史纲》之著述的遗憾，与傅斯年其天才的灵光与一生开创的名山大业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抗战初期，面对强悍日军的大举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国土精华尽失，几千万军民与知识分子流亡西南一隅的残破局面，傅斯年基于民族热情，于1938年至1939年间撰写了《中华民族革命史》部分章节。稿中强调，“中国民族者，虽亦偶为人灭其国，却永不能为人灭其民族意识”；“中国民族者，永不忘其失地者也”；“中国民族，虽有时以政治紊乱故，顿呈极虚弱之象，然一旦政治有方，领导得人，可由极弱变为极强”。32傅有如此勇气和自信，并不是作者意气用事和单纯为了宣传鼓动而放出大话与狂语，实在源自傅氏宽阔的政治视野与卓越的历史洞察力。在整个20世纪浩瀚的灿烂星河中，傅斯年以其历史眼光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在学术上达到的境界，为中国20世纪的学术开辟了新的领域，树立了一个新典范。他如此大气魄、大手笔地开疆拓土，创造学术的新天地，在当时的教育界学术界能与之匹敌者屈指可数。如果把傅斯年放在更宏阔的历史大格局中加以透视，应不愧于罗家伦所盛赞的“纵横天涯马，俊奇人中龙”33之称号。
◎天才造就的事业
傅斯年一生最大、最令人瞩目的事业，自然是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一点似已形成公论。或如何兹全所言，傅氏一生名堂甚多，但所长的职位始终是做到底的，主持工作凡23年，直到最后撒手归天“死而后已”。史语所本身即是傅斯年得意而辉煌的天才杰作，也是他留给后世具有学术典范意义的“制度性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这份遗业在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有着长远弥久的影响，也给傅氏带来了不朽的声名。
早在300年前英国大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就提出了“集团研究”的理论构想，是谓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个人研究学问究竟精力、成果有限，而有计划地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学术集团分工合作，其研究领域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比较容易取得成就。培根的这个理想，到了100多年前才由世界先进国家慢慢地实施起来，并逐步达到了培根理想中的效果。当傅斯年自海外回国的时候，中国学术界“团体研究”机关正处于萌芽时期，傅氏适时加入，成为引领这一团体研究机关发展壮大，并在短时间内开花结果的新锐人物和中坚力量。1928年，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时起草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便是这一力量和具有世界性学术眼光的有力见证。事隔许多年，学术界依然认为《旨趣》是一篇高屋建瓴、光芒四射的箭垛式文献，对近代中国史学研究和田野考古学于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发萌、发展产生了破冰启航的巨大作用。傅斯年提倡的“史学即是史料学”“证而不疏”等史学理念，显然有德国近代史学之父，被誉为“实证主义学派”创始人兰克所倡导历史学家“所欲表现者，仅为往事之真相而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影子，这个学派的理论与傅斯年本人在中国的实践，曾引起后世学者激烈辩论甚至扬弃。但傅氏所提出的新材料、新工具、新领域、新问题等“四新”的价值和方向，却历久弥新，闪耀着智慧与理性的灿烂光辉，并为后人视作不可逾越的规范在未来的学术进程中发扬光大。紧随其后的史语所学术团队的建立，内阁大档的抢救与对明清史料的整理、研究，安阳殷墟、龙山文化区域的田野考古发掘，对古代遗址出土甲骨文、青铜器、陶器和其他器物的保护与研究，以及对历史文献的追索和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系统的调查等，在搭建起“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一宏大架构的同时，也汇聚了丰富的科学精神和学术种子。这些种子漂荡于历史长河的波浪之上，随着岁月的进程进入不同的河道，缓缓地流散播撒在肥沃的泥土上，尔后有了新的生命，并对人类学术文化的繁荣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和促进力量。
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编号为YH127号商代灰坑中，一次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300多片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且刻有卜辞，为探寻商王朝的先公先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做出了巨大贡献。图为甲骨发现后被整体移出坑外，而后套箱密封运往南京北极阁史语所文物室清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导的科学精神、学术研究方向以及史语所几十年取得的丰硕成果，正是中国近现代学者实践培根理论构想，并在“团体研究”中取得世界学术地位的最成功的典范。特别是傅氏组织领导的安阳殷墟洹水南岸历时9年共15次的田野考古发掘，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中国商代晚期盘庚迁殷的都城就在此处，距今已有3300年左右的历史（南按：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最新研究成果，殷墟历史年代约为公元前1300—前1046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地层、出土青铜和玉器等遗物以及甲骨文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南按：司马迁《史记》有“洹水南，殷墟上”记载，另有文献称“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这个都城的形制和以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东方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和光荣的地位。
就学术发展本身而言，殷墟的15次发掘完全是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完成的，因而殷墟又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殷墟的发掘不仅是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其先进的田野发掘科学方法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后来以唐际根为首的考古学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追寻，在洹河北岸发现了殷商晚期的都城，从而使殷商历史文化研究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作为最早的学术集团的组织、领导者，在这一连串的成果面前，傅斯年作为拓荒辟地的第一功臣是无疑的，正如邓广铭所言：“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要知道，当初搞殷墟发掘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是田野考古的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是河南人不让挖，挖出的东西不让外运。傅先生很有办法，他在考古组中大量起用河南人，像董作宾、郭宝钧、尹达、石璋如等等，这就缓和了考古组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河南士绅不让把挖出的甲骨、器物运走，傅先生便多方设法，和南京政府交涉，和交通部交涉。有时天黑了再装汽车，当晚就运出河南境。”34
就在殷墟发掘的光芒照亮了历史幽暗隧道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且对中国考古学未来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继之发生，这便是史语所考古人员对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原属山东省历城县）武原河畔遗址的发掘。这个遗址由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指导的唯一研究生、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吴金鼎于1928年首先发现。1930—1931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李济、董作宾、梁思永会同吴金鼎等人，在傅斯年的具体组织协调下，共同对遗址进行发掘，收获颇丰。经研究断定，此属国内罕见的大型古代人类居住遗址。考古人员在上层发现了东周时期文化遗存，下层首次发现了一种以磨光黑陶为显著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所在地命名为“龙山文化”。对于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发掘，在中国历史与考古学上的重大意义，具有“中国考古学之父”声誉的李济说得十分清楚：当“殷墟出土的实物分析出来，显然地呈现着极复杂的混合状态，相比的材料必须多方追求。在这类材料实现以前，殷墟出土物之意义，就不能十分明了。故史语所发掘殷墟以来即从事于类似之搜求。……有了城子崖的发掘，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35。正是有了殷墟商代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这两大著名的发现，史语所的整体成就和学术水平才开始受到世界性关注，并逐渐成为世界一流学术研究的殿堂。
龙山文化层出土的陶器
中研院史语所编辑出版《城子崖》考古发掘报告书影
就个人学术成果而言，1927年至1940年短短的十三年，是傅斯年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也是他生命力和创造力最旺盛的三十二岁至四十五岁的年龄段。尽管其间有“九一八”事变与卢沟桥事变两次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事变相继发生，史语所同人在抗战岁月中颠沛流离，但其学术研究的热流仍然井喷式爆发，傅氏凭借深厚的学养和本身所具备的宏大深邃的学术眼光，撰写了数量可观、富有真知灼见的不朽名篇。
傅斯年家学渊源出自文史，到北大后又作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新锐人物一举成名，尽管留学海外渐渐转向史学，但文学的血液一直在他的脉管里流淌不息，并刺激着他对文学本质的不断的深层思考，散发出足以烛照时人和后世的光亮。许多年后，胡适对傅斯年文学思考与见解有过这样一段回忆。胡说：“我们知道，凡是一个大的思想家，往往撒出许多种子；有些种子掉在石头上被人踏碎了，有些种子撒在肥沃的泥土上，有了生命，就发生了力量。……一九二六年我在巴黎；他那时在柏林，知道我来到法国，特地从柏林赶来与我同住了许多天。我们白天同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读书，晚上在中国馆子吃饭，饭后常常谈到晚上一二点钟，充分互相讨论。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撒下了许多种子。他说：中国一切文学都是从民间来的，同时每一种文学都经过一种生、老、病、死的状态。从民间起来的时候是‘生’，然后像人的一生一样，由壮年而老年而死亡。这个观念，影响我个人很大。说到这个观念，我们常常想起孟真贡献最大的就是他的思想。中国文学无论是小说、词、曲、诗，都是来自民间，慢慢地才跑到上层，影响到士大夫阶级。但到了士大夫手上以后，就慢慢地老了、死了。这个观念，曾经在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撒下许多有价值的种子。我相信这些种子将来还可以继续在中国文学史方面发生影响。”36
胡适所说的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是1928年傅斯年刚从海外回国，出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暨文学、史学两系主任的时候为学生讲课的讲稿。这部讲稿与稍后傅斯年为学生讲课撰写的《诗经讲义稿》《战国子家叙论》一样，只是蜡刻油印的本子，并未正式出版。直到1952年，这几部文稿才由台湾大学出版《傅孟真先生集》时收入。据整理者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原有傅的拟目，但未全部完成，应是一部残稿。即是如此，其学术价值之高，也完全称得上是“一部了不得的著作”（胡适语）37。之所以“了不得”，并不是傅氏高堂讲经式地泛泛议论，或像当年北大“两足书柜”陈汉章一样卖弄高深学问，而是站在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大背景上，以现代科学方法，从文学诞生的时间、地点与相关作者所处的社会地位、身份、环境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等进行分析透视，于分析中注入了最先进的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社会学等理念，从而达到了新意迭出，骤视之有如石破天惊，细思之则又入情入理，令人不禁拍案叫绝的境界。
在傅斯年看来，中国文学若干文体的生命仿佛有机体，是由生而少，而壮，而老，而死的生命个体。如兴起较早的四言诗，何以只限于春秋之末，汉朝以来的文人士大夫却作不好，其间只有一个陶潜以其世之罕见的天才作成一个绝无对偶的例外？为什么五言起于东汉的民间，曹氏父子三人才把它促成文学的大体制，且独霸六朝的诗体，而唐以后竟又退居后列，只能翻个小花样了呢？何以七言造胎于八代，只是不显，到了李杜才成大章法，而宋朝以后，大的流变又空了呢？为什么词穷于唐，五季北宋那样天真，南宋初年那样开展，而吴梦窗以后又只剩了雕虫小技呢？为什么元曲俗而真，粗而有力，盛明以来的戏剧，精工上远比前人高超，而竟“文饰化”得过了度，成了尾大不掉的大传奇，清朝康熙以后又大衰，以至于死呢？为何屈宋辞赋变成了汉朝的大赋文章后遂没有精神？对此，傅斯年的解释是：所有这些大文体，也都不像有千年以上的真寿命，都是开头来自田间和底层的人民之间，后被文人骚客借用了，遂登了大雅之堂，更有些文人继续地修整扩张，弄得范围极大，技术极精，而原有之动荡力遂衰，以至于到了最后只剩了一个空躯壳，为后人抄了又抄，失去了扩张的力气，只剩了文字上的生命，没有了语言上的生命，一切的文章几乎莫不如此。傅氏认为，若把这一文学史中的大问题弄明白了，文学史或者可和生物史有同样的大节目可观。至于避免这一文学创造力循环消亡的办法，傅斯年提醒他的学生与文学研究者们，“把发生学引进文学史来”，就是文学的批评、改进、创造的必由之路和不二法门。38
与文学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大不同的是，在史学研究上，傅斯年总结中国及欧洲历史学观念的演进，得出如下三个启示：
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
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
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傅斯年终生坚持并为史学界不少学者所诟病的史学观是：“史学便是史料学。”其实这有点儿断章取义，冤枉了傅氏。除了这一根度人的“金针”，傅斯年还有与之相连接的观点，即：史料是不同的，有直接的史料和间接的史料，研究史学的方法就是要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比较方法之使用，每每是“因时制宜”的，处理每一历史的事件，每每取用一种特别手段。因为：“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若）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明知《说文》有无穷的毛病，无限的错误，然而丢了他，金文更讲不通。”“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39
傅斯年撰写《姜原》手稿（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提供）
对于傅斯年这一史学观念和在学术界一贯表现出的强硬姿态，反对的声音固然不绝于耳，但拥护者也大有人在，而傅的老师胡适就明确表示了自己的赞赏态度。胡适认为，傅斯年在史学研究上是少有的创造性的天才，他不是随便弄一个理论出来吸引别人的眼球，而是说到做到且是有很大的成就以供检验的，所著的许多大文章也都是真能做到他自己标举出来的理想境界。对此，胡适专门举例说：“试看他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他看了董彦堂先生新得的两块卜辞，两片一共只有五个字，他就能推想到两个古史大问题——楚之先世，殷周之关系——都可以从这两片五个残字上得到重要的证实。这种大文章，真是‘能使用新的材料于遗传材料之上’；真是能‘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然后能确切了解新得的直接材料的‘意义和位置’。所以我们承认这一类的文字是继往开来的大文章。”40
傅斯年撰写《大东小东说》手稿（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提供）
胡适所说的“继往开来的大文章”，除了上述几个篇章，更重要也更值得推崇的则是傅氏创作发表于1930年的《姜原》《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以及出版于1933年的《夷夏东西说》，作于1934年的《古代中国与民族》，甚至包括《城子崖序》等篇章。这几篇文章创作和发表的年代，正是傅斯年精力最为旺盛，也是生活条件相对安静的时期。天时、地利、人和等诸般条件交融相汇，使傅斯年在短短的五年时间，登上了一生学术的顶峰，成为享誉海内外学界的大史学家。胡适曾公开披露《古代中国与民族》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年傅氏撰写该著时曾无数次与胡氏讨论过，因而胡对其中的精髓与卓识自是深有体会。胡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学术价值和傅氏思想时说：“这是他没有完成的一部大书，有的时候也想定名为《民族与古代中国》。这是说明古代民族的来源的。可惜这部伟大的著作没有完成。但他曾经发表了几篇论文，如《姜原》，提供了许多有助于研究的材料；另一篇为《周东封与殷遗民》，说明从周室东征到山西北部，征服了整个东部的情形。这一篇文章我公开承认影响我最大，最能够表现他的意思。再有一篇是《夷夏东西说》，出版在蔡先生六十周年纪念特刊上；搜集的材料丰富，将东西夷夏加以区分；很少人有这样锐利的眼光。”41
胡适所言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原因的。遥想五四运动之前，初做北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胡适，在讲台上“截断众流”，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抛开中国古史中的五帝、夏商二代，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周宣王讲起，许多师生认为是“胡说”，为此差点儿被学生赶出校门。尽管傅斯年在顾颉刚的唆使下，亲自出面把欲“闹事”的学生气焰压了下去，保住了胡适的面子和饭碗，但傅氏从心底里并不完全赞同胡适的“胡说”。只是令傅斯年没有想到的是，当他留学海外之时，国内史学界已成了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或称“古史辨派”的天下。顾氏在《古史辨》中提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的推断，颇受一部分人的激赏。而顾氏创造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几乎笼罩了全国史学界。尽管有刘掞藜、胡堇人等学者起而辩难，但毕竟材料不足，仅有的一点儿考古资料并不足以推翻顾氏的理论，因而顾氏的学说仍风行无阻，成为史学界一大奇观。（南按：后来鲁迅曾对顾氏学说进行过讽刺，如1934年7月6日，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信中指斥顾颉刚，谓“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1935年11月，鲁迅在小说《理水》中，以“鸟头先生”喻顾颉刚，指斥顾氏把夏代的大禹说成是“一条虫”等，对顾氏学说有一定的抵制作用，但这都是后来的事儿了。）
震于顾颉刚在国内折腾出来的声名，远在柏林大学的傅斯年读到顾文后，也曾给予赞赏，并在1925年给顾颉刚写的一封信中说：“去年春天和志希、从吾诸位谈，他们都是研究史学的。‘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厄，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42由傅氏之说可见当时的顾颉刚确是有在史学界称王称霸的势头了。
当傅斯年回到国内并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对顾氏之说详加检讨，才蓦然发现顾的学说太过于极端，几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沼，实不足为训。难道中华民族文献记载和口口相传了五千年的历史全是凭空编造的空话和假话？号称勤劳勇敢忠诚的华夏子民，难道全是一群又一群、一辈又一辈的妄人？或是一些“家败人亡鬼吹灯”的人鬼混杂故事不成？假如整个民族的子民都在妄倡邪说，妖言惑众，这还是称雄于东方几千年而连绵不绝的民族吗？华夏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民族的史事与国史为魂魄。亡史之痛，甚于亡国，古希腊也罢，古埃及也罢，莫不如此。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其因就在于魂魄永存，与天地而长久，绝不会被消灭。自古以来，灭人之国则先灭其史，其中的因由就隐含于这个深层的哲理之中。
基于这样一种民族情感和对民族文化命脉的反思，以及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事情真相的忽隐忽现，傅斯年思想观念的天平开始倾向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并不虚妄这一主题，遂立志不在顾氏手下“称臣”，尽快从“顾氏王国”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在这样一种崭新思想指导下，傅氏与顾颉刚的学术观点越离越远，直至弄到在中山大学双方开骂对打，不能合作之局。接下来，顾颉刚仍坚持他的疑古学说，而傅斯年因受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文章的影响，开始坚定地走向了释古和重建中华民族古史的新学术之路，同时着手组织国内一流学者，欲向安阳殷墟和洛阳一带的地下遗址发起集团式冲锋。面对可以预见的将来，傅斯年明确地告诉顾颉刚：“你还是在（疑古）宝座上安稳地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43
正如1969年7月21日，乘坐“阿波罗”11号登月飞船降临月球表面并第一位踏上月球的美国登月队员阿姆斯特朗所说的那句闻名世界的话：“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傅斯年组织的集团式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只是历史长河中浪花一般简短的一小步，却是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历史学术研究进程的一大步。这一大步，标志着中国近现代史学彻底从“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的狭道，跃入了“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花源”。隐埋入黄土之下的历史之门就此洞开，干涸的河流重新流淌，死去的转世还魂，一个青丘金鼓、血流涌动、泪水飞溅，伴着歌舞升平的纷繁世界再度出现在世人面前。
当1928年安阳殷墟发掘产生举世震动的考古成果之后，在进一步证明了王国维论证的同时，也越发坚定了傅斯年释古和重建古史的信心。正如李济所言：“安阳发掘的结果，使这一代的中国史学家对大量早期文献，特别是对司马迁《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复了信心。而满怀热情和坚毅勇敢地从事任何这样一种研究工作之前，恢复这种对历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44在论及被疑古派定为“史影”里的夏朝时，傅斯年认为古籍对夏朝和大禹的记载描述不多，且多不可信。但夏朝和禹绝非子虚乌有的“史影”，传说中的大禹应是夏后氏的“宗神”，是中国的一种“创世传说”。从殷墟发掘的甲骨文、陶文以及青铜礼器、玉器等物来看，商代的文化已不是原始文化，“其前必有甚广甚久之背景”，即以文字而论更是如此。因而，在此后的文章中，傅斯年常常和疑古派对立起来以解其史。此种风格直接影响到史语所研究人员的思想观念和治学路数，以治汉简名世的历史组研究人员劳榦即明确表示：“疑古的历史家也还是主观的那一套，他们疑古的态度，决不是平心静气的、立身事外的法官，他们只不过是些长于刀笔的讼师罢了。”45这个说法是否公允尚可讨论，但从中显露出傅斯年与他的弟子们，与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讼师”们彻底决裂已成事实。
就在以科学的田野考古手段发掘安阳殷墟两年之后，随着大批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兽骨、石器，以及著名的大龟四版、牛头刻辞、鹿头刻辞和几十座商代墓葬的发现发掘，傅斯年坚定了商代王朝确实存在并具有高度发达文明的判断，于精神亢奋中，挥笔草就了一篇风格独特、幽默中启人深思的奇文《戏论》。文中，傅斯年虚拟了一位民国三十三世纪的人物，名叫理必有。这位理必有是位著名的历史考证家，他最大的爱好与最得意的学术成就便是疑古，见古则疑，无古不疑，除了怀疑他爷爷是否真的存在过，还系统地展开对民国著名人物的怀疑，如民初根本就没有孙中山，所谓孙文乃孙行者的人间化，黄兴则是黄龙见之一种迷信而起，其实均无其人。按照理必有的思路和考证方法，傅斯年跟着论证民国时代的北大教授钱玄同亦是子虚乌有的人物，玄是很具有道士气的，钱是很市侩气的，把这“二气”捏合在一起，即一以张其虚，又一以表其实，故布一小小迷阵来考验后世学者的眼力。不仅如此，便是钱玄同的思想学说也是拼凑而成，否则同一个人怎么既弃一切故传如陈独秀，又提倡注音字母如胡适之，还那么激断地否定经史材料如顾颉刚，这个三合一的“钱玄同”，“实顾颉刚举其最激断之论加此名下而有之”，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这一篇亦庄亦谐的奇文，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讽刺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理必有当然就是顾颉刚的化身，系统之疑古即暗指顾氏王国制造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民国三千多年的理必有之疑孙文、黄兴等辈，即是民国初年之顾颉刚之疑尧舜禹及其朝代的存在，此处恰对应了王右军（王羲之）《兰亭序》“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遗训，傅斯年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讥讽批评疑古派“以不知为不有”的思维逻辑与危害性。民初兴起的疑古派虽以顾颉刚为中坚，名头也最响亮，但始作俑者实则是钱玄同（又称疑古玄同），作为晚辈的顾颉刚受钱玄同的启示，从辨“伪书”开始，进而辨“伪人”“伪事”，整体地看过去，钱玄同才是疑古派的灵魂人物。因而，傅斯年在文中毫不客气地对钱氏数落一番，说他外观上看起来比胡适的个人或社会进化步次论以及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说更激进和另类，但实质却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下”（傅氏特别在“下”旁加了两个圈以显其重），而步钱氏后尘的疑古派各路干将从最初的“疑古”渐渐演变、堕落为“诅信”，此一种恶劣学风将“不暇自哀而使后人哀之”。46
为消除古史辨派在学术界甚至社会上造成的误导与不良影响，傅斯年以安阳殷墟及其他地方出土器物为证据，结合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集中精力连发数篇论文，在反击疑古派的同时，以证三代史实之不虚妄。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傅以“命周侯”一段甲骨文而怀疑古史辨派所提的商、周不相臣属之说，并在其后的文章中进一步批驳否定夏商存在的疑古论调。在另一篇《性命古训辨证》文章中，傅斯年指出：“古史者，劫灰中之烬余也。据此烬余，若干轮廓有时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以不知为不有，以或然为必然，既违逻辑之戒律，又蔽事实之概观，诚不可以为术也。”又说：“即以殷商史料言之，假如洹上之迹深埋地下，文字器物不出土中，则十年前流行之说，如‘殷文化甚低’、‘尚在游牧时代’、‘或不脱石器时代’、‘《殷本纪》世系为虚造’等见解，在今日容犹在畅行中，持论者虽无以自明，反对者亦无术在正面指示其非是。差幸今日可略知‘周因于殷礼’者如何，则‘殷因于夏礼’者，不特不能断其必无，且更当以殷之可借考古学自‘神话’中入于历史为例，设定其为必有矣。夏代之政治社会已演进至如何阶段，非本文所能试论，然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47简言之，傅斯年不但肯定了中国历史上有个夏朝的存在，且还断定夏朝的文化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商朝的文化包括殷墟出土的高度文明的青铜器皿和已经成熟的甲骨文字，正是夏朝文化的延续。时与陈寅恪齐名（并称“二陈”）的著名史学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阅毕此文，于1940年8月14日在给长子陈乐素的家书中说：“即接到孟真先生撰《性命古训辨证》一部二册，内多新材料，新解释，不可不一读。”两天后的16日，陈垣再次写信给长子乐素，慨然叹曰：“余阅《性命古训辨证》，深知余已落伍，未知在他人觉得如何耳。”字里行间透出对傅斯年超出常人的学术眼光、识见以及所达境界的赞誉和羡慕之情。48
那么夏朝或夏之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呢？傅斯年在他此前撰写的《夷夏东西说》中有天才的论述。
傅氏认为，在三代及三代之前，政治的演进是由部落联盟到国家形成，且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上，地理的形势决定了部落联盟只能是东西分，不是南北之限。南北分限是东汉之后的事，因为长江流域到东汉始发达，至孙吴政权建立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政治组织。历史凭借地理而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古文献于周称周人，于殷称殷人，独于夏称夏后氏。傅斯年据此推断夏由许多部落组成，其中有一族为盟长，遂有此号。通过对古文献排比，结合殷墟发掘的出土器物与文字，傅氏认为夏人活动的区域是晋南、豫西到陕南一带，而东部地区居住着族类甚多的夷人，虽统称夷人，但不是一个族属，见于经典者有太皞、少皞、有济、徐方等诸部，即《论语》中的“九夷”。整个夏朝的历史，可以考知者全是夷人与夏部落联盟之争的历史，其东西争夺的界线大体在太行山及豫西群山以西地域，当今的“平汉铁路似乎是这个东西地形的差别的最好界线”，只是这个界线在河南郑州与湖北省境有些伸缩罢了。西部的夏占据高山与高原，东部的夷占据广大的平原，住在较高的地方，称为丘。地理的不同构成了政治组织的不同，即明显的东西对峙的二元局势。这样的东西二元格局，自非融合不可。于是，起于东者，逆流压迫西方。起于西者，顺流征讨东方。东西对峙，相争相灭，便是整个中国的三代历史。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手稿（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傅斯年档案”）
傅斯年特别强调，几千年的攻伐争战，有“三段大事”最终决定了历史的进程，即：开始是益启之争，结果是夏胜而夷人失败；而后是羿与少康之争，夏、夷混战几代，夏终究占了上风；最后是汤桀之争，汤率领的东方夷人最终推翻了夏族人的政权，建立了商汤政权，商朝的历史由此开始。
与夷夏东西说相呼应的是，傅斯年首次提出了“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的学说，其支撑这一学说的关键点是《诗经·商颂》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以及“殷宅土茫茫”“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等记载。传说商人的始祖契以卵生而创业，后代的神话与此同类者全属东北各族及淮夷。在这个支撑点上，结合《论衡》《魏书·高句丽纪》《朝鲜好大王碑》，朝鲜王氏朝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高句丽纪》，《朝鲜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清太祖实录》等文献资料辅助，以证其此类传说在东北各族中甚普遍且长期流传，且在淮夷分布的地区也有大致相同的传说。因这些史料和民间传说加以推理，作为夷人之一族的早期商人，与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各族在文化上曾有“深切接触与融合”。进而推之，早期商人就发源于中国的东北地区与环渤海一带。这一个推理将被《商颂》中的“海外有截”和东北地区的考古资料所证明。
所谓“海外有截”，当指渤海与辽东半岛或朝鲜北境一带，至少可见殷人的根据地离渤海不远。殷亡后，箕子远奔朝鲜，退保辽水之外，朝鲜若不是早在其统治区域之内，是很难以亡国之余烬，在此重建海邦的。箕子退保朝鲜，与后世金、元甚至清亡后退居东北、漠北、满洲里一样，都是在中原失利后退回初起的地区去。由夏商周更迭兴亡的历史一路推沿下来，后世也多沿袭其路数进行攻防进退。秦并六国，虽说创造了一个自古莫之有的大一统局面，却也有夏周为他们开路。关东亡秦，虽说又造了一个新朝代，却也有夷人“释舟陵行”，殷人“覃及鬼方”，为他们做前驱。秦并六国是西胜东，楚汉亡秦是东胜西，平林赤眉对新室是东胜西，曹操对袁绍是西胜东。但到了两汉时代，东西融合已经基本完成，二元对峙的格局已远不如三代时之明显了。到了东汉之末，孙氏集团在江南开发建政，从此东西二元对峙局面渐渐转移于南北对抗，历史的进程由此拐弯，中国历史上一个改天换地的大时代业已来临。
历数自夏以来“东西对峙”的局面，傅斯年通过文献和出土资料排比，得出的结论是：夏商周三代，东胜西之事少，西胜东之事甚多。胜负的原因取决于多个方面，或由文化的力量，或由战斗力和组织力。但就总体言之，东方经济发达，文化优越；西方地利好，武力强。在西方一大区进入春秋时代，势力扩张到巴蜀与陇西之时，经济上有了四川的天府，武力上有了天骄，东方就难以抵其锐锋了。而为何东一大区又屡扑屡起，为西一大区所不能灭绝呢？这就要归属于文化的强劲与魅力。虽东方武力上失败，政治上一时不能抬头，但一经多年安定之后，由于潜伏的经济人文优势不断生长壮大，足以掌握国家民族命运之枢的高素质人才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附带的整个区域民族必定又要重新崛起。而自春秋至王莽一路下来，最上层优越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便是齐鲁之地。齐鲁就像种子的发源地，逐渐向四周散发，由此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生生不息的力量，当这个经济文化的优势力量展现出来之后，一个东胜西的局面就会再次出现。这一个历史阶段虽是春秋至西汉，但若上溯三代的局面，也是大体如此。由这个历史二元格局两千年之争伐，借此可见文化力量之重要。49
对于傅斯年开创的这一学说，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称赞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能够使用创始性和突破性这种超级词汇来描写的”伟大的学术篇章。50
张光直说这话的时候，已是20世纪晚期，此时傅斯年早已墓有宿草了，但这篇文章中的天才预见已渐被考古发掘所证实。除了早期由安特生等人在河南西部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1956年，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郑州中心区二里岗发现了郑州商城和商代祭祀场，以及祭祀后的窖藏礼器坑，并在窖藏坑内发现了大量的青铜礼器与其他器物。特别是后来带“亳”字的陶文出土，基本证实了这座城池就是商汤建国的第一个都邑——亳都。
1959年，山东省考古人员又在泰安市南约30公里处的大汶河北岸，发掘了一座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遗址面积庞大，内涵丰富，有墓葬、房址等遗迹遗物。出土文物有造型美观的背壶、钵形鼎、镂孔豆、高柄杯、彩陶豆，以及磨制精细的石斧、石锛、石铲、石凿、骨器等。对此，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大汶口文化”。这一文化的发现，为早期发现的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找到了历史发展延续的渊源。
1977年，河南考古队在登封市东南约11公里处的王城岗，发现了一座城址，并出土了大量灰坑、窖穴等遗迹，同时出土的还有品种多样的黑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遗物，甚至还有一件形似铜礼器的残片和丰富的古代植物遗存，包括有粟、黍、稻、麦和菽五种农作物品种。随着后来不断发掘，又发现一座小城遗址。从连续不断的文化堆积和出土遗物推断，王城岗大、小两座遗址的年代应为龙山晚期至春秋时期。根据出土遗物和地层关系，结合古文献中“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地望、名称，以及附近发现的东周时代的阳城等城址，考古人员认为，王城岗属于龙山文化遗址，而这个遗址就是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夏代大禹王所居的“阳城”。尽管后来这一说法在学术界尚有争论，但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基本成为定论。据王城岗小城出土遗物碳-14测年数据显示，为公元前2107年，即距今4000年以上，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后的重要时期，也是大禹治水的末期。尽管一时尚没有找到此城就是大禹治水时期所居之城的证据，但对研究夏王朝的建立和夏文化的起始年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51
198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人员又在郑州之西靠近洛阳的偃师县地界发现了另一座古代城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与其他器物，经世界最先进的放射性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该城址的建造年代与郑州商城基本相同，因而有考古人员认为是商汤建国的西亳，或太甲流放的桐宫。52
真正被科学发掘和科学仪器检测所证实为夏代某个王所居都城的，是偃师西南约九公里处的二里头遗址。这个遗址自1959年被考古学家徐旭生发现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即组织考古人员进行发掘，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大型宫殿遗址和为数众多的青铜礼器以及镶绿松石的铜牌和用此石制造的龙形器物等国之重宝。按历史文献记载，夏王朝初年应在公元前23世纪和公元前21世纪之间，距今约4000年以上。中国政府“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自1996年启动后，二里头遗址就成为追索、研究夏文化是否存在的重点目标。工程利用北京大学建立的世界最先进的NEC加速器质谱计，对二里头出土遗物进行放射性碳-14测定，在此基础上进行更精确的树轮校正，得出的年代为距今3900年以下。面对出土遗物特征和碳-14检测结果，学者们断定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中后期的都城。至于是夏朝太康王所居的都城斟鄩，还是后羿或桀所居的斟鄩，尚难有定论（南按：《竹书纪年》：“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但这个遗址作为夏朝的文化遗址已得到专家的确认。1997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组织50位国内一流专家学者赴二里头遗址考察，并达成共识，即：二里头文化遗址和出土遗物就是夏文化的实证。53
自此，湮没于历史深处的夏王朝正式从疑古派号称的“史影”里走出，以鲜活的生命重返人间大地。如果按照胡适当年在北大所讲的中国历史从周宣王开始，二里头夏代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的成果，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一下把中国可考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南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显示，根据天象记录、西周金文和西周遗址出土遗物碳-14测定并树轮校正，周宣王在位年代为公元前827—前782年。正负误差为46年）。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张光直在中国大陆访学期间与学者交流
曾数次代表哈佛大学访问中国大陆，并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合作，以河南商丘地界为中心进行数年考古发掘，企图找到商代都城之一的张光直（南按：古文献记载，商人屡次徙都。汉代张衡言“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张光直认为商丘之地乃其中的一个商都），面对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登封阳城等一系列空前的考古大发现，自是百感交集，这些地方都是自己青年时代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等老师当年坐卧流连过的故园。尽管老师的足迹早已凐没于历史的尘沙之中，但留下的文字却成为永久的见证。对照眼前的地理、地望和出土器物，在身临其境的同时，想到傅斯年60年前为写作《夷夏东西说》付出的辛勤汗水和天才预见，张光直在肃然起敬的同时，也做了如下论述：“傅先生是一个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在河、济、淮流域，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大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都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傅先生的天才不是表现在华北古史被他的系统预料到了，而是表现在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54
与张光直不同的是，在胡适公开谈论傅斯年这几篇大文的时候，当年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仅仅发掘了殷墟和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但仅这两个大型遗址的发掘，以及出土的大量器物和文字，已足以让胡适产生心灵的震撼。在有地层根据，经过科学发掘的甲骨文和为数众多、等级奇高的“铜证”面前，胡氏不得不承认，不但中国的周朝是存在的，而且商朝至少是历史记载中盘庚迁殷的晚商是存在的，这就比他的中国可考的历史“始自周宣王”说，至少提前了约500年（南按：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胡适在世时，学术界的估计还要早一些）。作为一个具有文化良知，同时不算愚笨的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由此受到启发并略感汗颜地修订自己此前的错误观点，同样不难理解。
就当时傅斯年与他的学术团队发掘的辉煌成果而言，受到震动的不只是与其友善的胡适一类自由知识分子，更有因中山大学风波与傅氏不睦、时已隐居上海租界的鲁迅先生等人。1928年，胡适在撰写《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时说：“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551929年，胡适在上海对前来拜访的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1933年，胡适发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公开对顾颉刚及其疑古思想进行批评，按顾氏的说法，胡在文中“把我痛驳一番。从此以后，他就很明显地对我不满起来”56。1934年7月6日，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信中亦指斥顾颉刚，谓“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1935年11月，鲁迅在小说《理水》中，以“鸟头先生”喻顾颉刚，辣讽顾氏竟把夏代的大禹说成是“一条虫”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