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是我35岁时的一篇自传。现在又过了24年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经历不平凡的生活，久已想再写一篇自传。现在趁着赵纪彬先生的邀约，我便写出这一部来。
我在《古史辨·自序》里曾说：我既不愿做政治工作，也不愿做社会活动，我只望终老在研究室里。这个志愿，在这二十余年中没有变过，然而却做了社会活动，也接近了政治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再也想不到是做了一次旅行的结果。
自国民革命后，蔡元培先生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就任我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人。我很高兴，得着一个最理想的职业，我决定辞掉中山大学的教授，到中央研究院。可是，我在中大里做得太有劲了，很得学生的好感，所以傅斯年、汪敬熙、罗常培等对我非常妒忌，用种种方法排挤我，我做不下去，请蔡先生把我改为通信研究员，实际上脱离了中央研究院。我记得燕京大学早来聘我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员，我就到北平接洽，说定除了专任研究员之外，兼历史系课三小时，就于1929年9月就职。
当时聘我的还有北大及清华，为什么我都不就而就燕京呢？只为燕京是一个教会学校，我既非教徒，也非校友，不致叫我办事，便可一心一意地读书写作，实现我最企望的生活。
到了燕京之后，研究工作展开，一年里就做了七十余万字的论文，把十年来蓄在心头的问题，看在眼里的材料，系统化了一下，心中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用功得太过分了，成了怔忡的病，一构思，一动笔，心旌摇荡，好像要跳出腔子似的。我的工作不能继续下去，是多么的苦痛！于是向学校当局请求，许我做一次旅行，考察国民革命后各地的古物古迹的现况。学校里允可了，1931年的春天，我旅行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所有经历，见我所作的《辛未访古日记》（在《开明书店20周年纪念论文集》内）。
这次旅行，所见的古迹古物残毁的情状，固然大可伤心，但真正最伤心的倒不是这些，而是国计民生的愁惨暗淡的实况。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20世纪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要是仅仅这样的浑朴，那还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难。无如鸦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到一个小县城里，只有200家铺子，烟馆倒占了40家，其数量远超过米店。许多农村里，可以买不到一张纸、一支笔，但鸦片、白面是不会不有的。那时穿中山装的是何等表示前进，我亲见一位中山装的朋友接连在烟卷上抽着白面，悠然地自得。但白面瘾的急剧增进，以致家破身亡的惨剧是大家说得出的，听说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时可以把身体出卖给制毒的人，因为他死后可以从骨头里取出白面的成分来，再行制造。当白面瘾发时，如疯如狂，尽在地上滚，在那时，房子也舍得拆，连老娘的衣服也要剥去变卖了。我一路看见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不计其数。再有一样可怕的东西，是梅毒。自民国以来，北方内战多，梅毒随军队而蔓延。许多农村里，别的药没有，“六〇六”和“九一四”总是有的；西医可以没有，打针的人总是有的。亡国，我们住在都市里的人早已有此恐惧了，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了国民的常识。灭种，城市里人还没有这感觉，而我在亲历华北农村之后就清楚地看出来了。我带了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却是酒绿灯红，金迷纸醉，上下都在颓废酣嬉之中。一经对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泪来。我对朋友说：“你们不要高兴了，中国人快灭种了！”人家听了，只觉得我言之过重；就使相信了我的话，也只有做同情的一叹，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从此以后，总觉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我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了。
⋙1932年11月，顾颉刚与俞平伯（右十一）、朱自清（右六）、郑振铎（右一）等人在燕京大学。
顾颉刚因受排挤，脱离了中央研究院，于1929年到燕京大学任职。
就是这一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起了。别人都悲愤填膺，我反心中暗喜。我以为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究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捉住。如能捉住这个机会，帝国主义便真可打倒，中华民族便恢复健康了。
长城之战，丢了热河，河北省成了前线，燕大的师生感觉到时局危急，都组织起抗日会，学生自由捐输，教职员扣薪金百分之五，经费有了着落。校中同仁推我任宣传工作，我对他们说：“我们的文字是民众所不能了解的，他们有他们的词汇，有他们的语句，又有他们的趣味。我们的宣传如面对知识分子，他们天天看报，自会知道一切，用不着我们费力。如要面对民众，便该顺着他们的口味，不能闭门造车。”我说这句话，因为在“五卅惨案”时曾经有一回经验。北大在民国六年后就有歌谣研究会，后来出《歌谣周刊》，我主编了一个时期。为了对于民众文艺有些认识，所以当“五卅惨案”时，北大同仁要我写传单，我便模仿了民歌作了一首，开头几句是：“咱们中国太可怜，打死百姓不值钱，可恨英国和日本，放枪杀人如疯癫。上海成了惨世界，大马路上无人烟……”这张传单一发出去，过不了几天，墙上便有用粉笔写出来的，街头的孩子们也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宣传工作，大可走这一路。只有发动民众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校中师生听了，也以为然，就请我做去。我想大鼓书在北方乡村里最流行，因为乐器简单，只要一人弹弦子，一人打鼓兼唱，有了两人搭档，便可走遍农村；而且句子长短不拘，最接近说话，尤其适于做宣传之用：所以决定出大鼓书词，先在报上登一广告，列了许多题目，如“胡阿毛开车入黄浦”、“宋哲元大战喜峰口”等，征求稿子。北方自有这一类的作家，果有赵伯庸等二三十人投稿。选了几篇好的，印成小册子，每种印五千，发给书摊，几天就销完了。喜峰口离北平近，民众都知道这地名，也听到最近这次战事，所以销得更快。作战的二十九军那时撤退到北平，看见摊子上有说他们战绩的新书，大家来买，官长士兵都读到了。打磨厂的二酉堂等专做小书生意的书铺，知道这种东西销路好，他们也各各翻印了。我们的发行机构，取“三户亡秦”之义，命名“三户书社”。学校里的事情本来难办，几个月过去，大家的抗日情绪已经衰落，薪金停止扣用，经费来源断绝，这社本该收歇。但我的性情，不做则已，一做则越来越有劲，所以燕大抗日会的事业就成为我私人的事业，我竭力挺下去，除了自己贴钱之外，再在外面募捐。可怜得很，经常的收入只有教育部津贴100元，申报馆“民众讲座”的稿费80元。我又觉得灌输民众知识，单是抗日还不够，必须兼及农工业及医药卫生等项，才有改善他们生活的希望，所以扩大范围，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
⋙20世纪30年代初，顾颉刚（最后排右三）、傅斯年（最后排右四）等人欢迎蔡元培时留影。
日本人情报网做得周密，他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屡次到华北行辕主任何应钦及北平市长袁良处交涉，要求他们取缔，他们听话，北平市上我们出版的东西就看不见了。这又是给我们一个打击。但农村里边政府的力量还达不到，我们仍在海淀一带卖。真正农村人民对于文字宣传还不够接受，我们要供应这般人的需要，就请廊房头条画灯片的工人画了许多抗日性的画片，五彩套印，销路就大了。农村里每逢过旧历年的时候，一定要买几张画片贴在墙上，所以这类画称做“年画”，平均每家约费五毛，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所以我们出多少就销多少。到1936年，宋哲元做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秦德纯做了北平市长，他们都是二十九军的人物，早知道我们这个工作，且久表同情，所以就由李锡九、刘治洲诸耆老出面介绍，由政委会聘我为顾问，月送夫马费1000元，另外津贴本社工作费每月1000元，全归社中收用。从此社务得以开展，请王真（今在宣传部工作）任编辑干事，李一非任事务干事，正式办公、写作、绘图、弹唱，二十余人，分工合作，每星期编出小册子八本，报纸副刊六七种，图画数张。发行网也组织了起来，遍及华北各省，主要的人员是各村镇的小学教师，因为他们接近民众，我们所做的东西，可由他们做桥梁而迅速灌输给民众。有几位编辑写作技术已很熟练，但仍恐和民众的口语不一致，要求社中请一位原业鼓书的艺人，取得沟通的效果。于是我们请了一位瞽目的翟少屏来，除由他教授歌唱外，每成一篇新词，就读给他听，他觉得哪些地方不顺口，就把它改得顺口了；哪些地方描写得不够，就把它加意渲染了：所以此后印出的东西都是可以唱得动听的。在这一年里我们的社真成了北平城的民众中心，识字的警察、邮差、洋车夫都常常来问有什么新出版的，一有就买去读。所以日本人对我们更愤恨了，连次到宋哲元和秦德纯处抗议。他们答道：“我们只能管中小学；这些事是大学教授干的，我们管不着！”但是他们的抗议在上海竟生了效。我们出的《民众周报》交开明书店印行，订户就有两万，英界的捕房竟受理了日本人的申诉，把该报全部没收了。
当我用全力办通俗读物的时候，北平各大学里的师友很多和我过不去。北大校长蒋梦麟用惋惜的口气说：“顾颉刚是上等人，为什么做这下等事呢？”有一次当面向我说：“你何必这样刺激日本人呢！”好像日本军人的侵略是由我逼出来的。他是教育学的博士，我做民众教育工作，他竟说是下等事，好像教育只有高等华人才能享受。真使我听了身体冷了半截。在“双十二事变”前，我曾应陕西考古会之招，到西安一次，和张学良见过面，事变后我又曾联合北平教授致电政府，主张和平解决。于是北平城里就有一个谣言起来，说：“这次事变是顾颉刚替张学良划的策！”罗常培看我们业务发展，在北大里义愤填膺地说：“通俗读物编刊社里的人都是共产党！”他和蒋梦麟一吹一唱，要把本社逼倒。那时南京的官吏中，朱家骅最拉拢我（原因详后），先后在中央党部里弄到两万元汇寄北平，做本社的出版费。然而在国民党里，陈果夫、立夫兄弟攻击朱氏最甚，他们看朱氏扶植我的事业，就嗾使北平市党部向中央党部告我为共产党，要查办我。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证据，只是说：“顾颉刚倘使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接近民众？”我听了哈哈大笑：“国民党天天念孙总理的遗嘱‘必须唤起民众’，现在竟把民众送给共产党了！”但他们的政治压力我担当不起，就带了出版物到南京去，请他们看：“哪几篇是有嫌疑的，请指出来！”他们也明知不是，我既走了一趟，这风波也就平定下来了。我趁了这个机会捐钱，罗家伦捐了500元；孙科为我提出中山文化教育馆，每月补助500元，总算不虚此行，虽则中山文化教育馆的钱只寄了两个月就停止了。“卢沟桥事变”既起，日本人开出黑名单，交给宋哲元缉拿，第一名是主持旧学联的张申府，第二名便是我。经冀察政务会传出消息，我就于7月21日离开北平到绥远，本社也搬到那边。为什么把本社迁到绥远呢？因为傅作义收复百灵庙，我们编了一册鼓词，傅氏知道了，要我们的歌唱班到绥远去唱给他的部队听。一唱起来，惹得许多士兵都哭了，他们想不到在冰天雪地里的战功竟给北平城里的作家描写得这般亲切，使他们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历史的地位。因此绥远人对通俗读物编刊社是有好感的，战事起时，他们屡次电催前往，我们就应命了。不幸阎锡山把傅氏留在山西，绥远军事无人主持，不到一个月又告陷落，于是我们的社再迁到西安，三迁到汉口，四迁到重庆。而我呢，为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派赴西北设计教育工作，也到了甘肃。
⋙1934年7月，顾颉刚和燕京大学旅行团在绥远与傅作义（右五）在一起。
抗战是全国人民最兴奋的一件事。我到甘肃后，那边的旅外青年因学校停顿而归来，他们知道我办通俗读物，要求我们在甘肃也办一个社，来推动抗战期的民众教育，经几次商谈，我们成立了一个老百姓社，出版旬刊一种，我被推为社长。兰州刊物少，这个刊物又很新奇，就受到各方面的注目。
那时甘肃教育厅长葛武棨看甘肃学界的人们太接近我，怕我势力日长，将来会抢夺他的厅长地位，便想把我安置在他的势力之下，他在兰州办西北训练团，以蒋中正为团长，他自任教育长，而把教务主任一职畀我。我想，党国的事情非我所能做，而且我正在临洮办小学教师讲习会，也不能去，所以他连来数电，我就连辞数次，结果，他老羞成怒，把通俗读物编刊社编的《八路军大战平型关》做证据，把我告到庚款会、教育部，甚至军事委员会，《老百姓》旬刊也禁止出版了。我说：“这是国共合作的时代，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的胜利，也即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为什么不能编成鼓词？既是国共合作的时代，我就是共产党也不犯罪，你告我什么？如要杀我，何不说我是汉奸！”因为有这件事，所以我不久就离开了西北。
抗战期中，我屡次想恢复本社工作，可是旧人已经星散，捐钱更为困难，我又整日为生活而忙，发动不起来。胜利后，我到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就开设民众文艺一课，训练学生写通俗文字，得到他们的成绩之后，又和陈礼江、古楳、董渭川、马荫良诸同事组织民众读物社，出版《民众周刊》。在这经济崩溃的当儿，捐款比了抗战时期更难，不得已跑南京找朱家骅，请求教育部帮助。他先后捐了一亿元，数目固不小，但派不了用途。加以教育部总务司腐化，他们领了钱自做生意，待汇到我们手中的时候，早已打了一个对折，因此更不能做事。这个刊物只出了30期光景，便因无法周转而停刊了。这可以说是我的民众教育工作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