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争吵是最让人痛苦的事情。它没有任何规章可言，不像疼痛或者创伤，而更像皮肤上的裂痕，因为缺乏足够的养分而永远无法愈合。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崩溃》
当你开始认真对待时，我们已经播下彼此憎恨的种子了。
——小塞伯特・布鲁尔，前可口可乐瓶装商
伍德拉夫辛迪加成功收购可口可乐公司之后，欧内斯特・伍德拉夫的喜悦却因与瓶装商永久合作的合同约定而变了味儿。瓶装商因在1917年首次同意临时提价而导致了合同纠纷。虽然一战已经结束，但白糖的供应却更加吃紧。1918年7月成立了美国白糖平均分配委员会，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稳定每磅9美分的糖价，但委员会却在1919年年底解散了。因为在那之前，秋季的糖价就翻了两番，政府对此已经无法控制。新总裁萨姆・多布斯十一月份致信瓶装公司，请求他们同意“按照霍华德・坎德勒先生提议的价格购买所有我们能够买到的白糖”。多布斯说，根据目前的协议，公司根本无利可图，因而请求在原有糖价基础上有一定的浮动，并强调说这是一个“临时方案”。瓶装商欣然接受。十二月份，他们还同意了公司提出的暂时性借款请求。霍华德・坎德勒写信给乔治・亨特说，他“真诚地感激……因为这是你们灵活经营方针的进一步证明”。
然而，雷恩沃特和亨特不知道的是，尽管多布斯和霍华德表面上百般讨好，实际上他们正在密谋对付瓶装商。在多布斯写那封信的前一周，公司组建了一个“调查装瓶合同履约情况”的委员会。在12月15日的董事会上，哥伦布市某厂主W.C.布拉德利经由他的老邻居欧内斯特・伍德拉夫介绍，加入了辛迪加，并成了董事之一，他还宣布了一项针对瓶装商进行“重新调整”的提案。
这年的圣诞节，气氛一片祥和。霍华德・坎德勒在1920年1月发行的《可口可乐瓶装商》中向瓶装商们送上了他的新年祝福：“朋友们，请允许我加入你们，齐心协力共同迎接崭新的一天。”在同一期《可口可乐瓶装商》里，哈罗德・赫希写道：“新的管理层由衷地感谢瓶装商们……并对这个行业抱有极大的信心。”维奇・雷恩沃特致电回复道：“我们有信心！”不到两周，当他发现公司的虚伪面目之后，他的信念一瞬间土崩瓦解。
尽管白糖的供应形势还不是特别让人担忧，赫希还是要求和瓶装公司就糖的供应问题再行磋商。然而，当维奇・雷恩沃特和乔治・亨特一起读完会议日程安排后，他们简直不恨相信。“我们发现，”雷恩沃特说，“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为摆脱当前困境而作的修正，而是一项改变我们整个经营方式的提议。”鉴于目前不寻常的局势，他们拒绝参加预先安排的会议，于是写信给赫希，提议再次考虑临时性提价。经过几天焦躁不安的通信联系之后，霍华德・坎德勒把雷恩沃特和亨特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伙计们，我请你们到这里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他告诉他们，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已经认定，“你们签订的是一种随意性合同，只要在合理时间内事先给予通知，就可以撤销”。赫希询问瓶装公司的两位老板，是否有任何建议可以“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雷恩沃特回忆说，当时他们两人“完全说不出话来”。待他们回过神来，询问赫希关于此事的态度时，这位不安的律师答道：“我想，我会置之度外的。”
赫希身陷困境
当然，赫希不可能做到若无其事，但是他的确发现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几年来，他是可口可乐公司和瓶装商双方共同的律师，曾经成功地为他们共同使用的可口可乐商标做过辩护。瓶装商们完全信任他，其部分原因是赫希自己也拥有一家瓶装厂。现在看来，赫希似乎被收买了。作为辛迪加收购事件的核心人物，他被“赏赐”了一个董事的职位，他的年薪也飞涨到了闻所未闻的37500美元。
但是实际上，赫希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选择余地。他试图说服欧内斯特・伍德拉夫，让其相信，废除装瓶合同会在可口可乐这个大家庭内部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可惜无功而返。伍德拉夫接手过来的生意当前一片混乱，他简直惊呆了。从他的利益角度来看，瓶装公司根本就不算是瓶装商，而只是吸食他人利益的寄生虫。此外，萨姆・多布斯、霍华德・坎德勒和阿萨・坎德勒一致同意，可以随时终止瓶装合同。老坎德勒还坚持声称，他从来就没有打算永久放弃瓶装权。
雷恩沃特和亨特立即嗅出了瓶装厂中间的火药味，那些人早已为发生在遥远的纽约和亚特兰大的一些变故担心不已。瓶装公司对此也“英雄所见略同”，因为这显然是他们防止自己的“小店”（这是萨姆・多布斯对它们的轻蔑称呼）被摧毁的唯一保护伞。赫希向董事会报告说，所有瓶装商都拒绝参加会议。他被授权提起法律诉讼，然而，这位饱经忧患的律师并没有这样做。他与维奇・雷恩沃特协商，试图尽最后一次努力达成某种妥协。在2月12日的一封联名信中，赫希和雷恩沃特提出了一种复杂的糖浆销售滑动定价法，随信还附寄了一份装在密封袋里的可口可乐配方，并声明“万一争论涉及成分比例问题就打开它”。多布斯坚决反对这个提议。“我们从不会考虑，也不会采取任何方式泄露或者公布可口可乐的配方比例，有些事情必须依靠信念才能解决。”
到最后，双方都失去了对彼此的信任。1920年3月2日，霍华德・坎德勒以特拉华州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主席的名义，通知瓶装公司他们的合同将在1920年5月1日到期。雷恩沃特和亨特立即做出回应，坚持维持约定好的糖浆价格每加仑97美分不变。公司被迫屈服，四月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糖价飞涨到每磅超过20美分，为此公司每天都要损失2万美元左右。
瓶装商们从亚特兰大聘请了两位律师，金和斯波尔丁，他们言辞尖刻地以书面形式否认了公司有权废止合同。律师们特别谴责伍德拉夫辛迪加这一举动，并保证“我们的当事人……不会容忍这样的专横，他们会通过各种法律途径来保护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原本看起来很有希望达成的妥协方案现在也失败了。4月16日，瓶装公司向富尔顿县高等法院提起对可口可乐公司的诉讼。“战争在继续，”萨姆・多布斯写道，“我们决定奉陪到底。”
可口可乐内战正式打响了。
由爱变恨
瓶装母公司赢得了第一场较量的胜利，法院强制可口可乐公司不得在5月1日以后直接向实际瓶装厂供应糖浆。萨姆・多布斯试图利用这个禁令，便写信给瓶装厂，解释说如果公司不再向他们供给糖浆，“你们的利益将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尽管多布斯对瓶装母公司极为恼火，却也感到无能为力。几天后，他写信给好友比尔・达西：“查塔努加那伙人正想方设法挑拨瓶装厂对我们产生偏见。”
亨特和雷恩沃特重整队伍，于4月22日在查塔努加召集了由众多瓶装商参加的会谈。哈罗德・赫希被指名排除在外，他悲哀地写道，自己一直在努力倡导“可口可乐大家庭的合作精神”，但却归于失败。他强调，双方有着相同的基本目标——“向瓶装商持续不断、自由通畅地供应可口可乐糖浆”。然而，在这场激烈的争吵中，“这个特别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混乱的局面而被遗忘了”。愤怒的瓶装商们集结在田纳西州，他们一味发泄对公司的指责，而不是像赫希恳求的那样保持清醒的头脑。乔治・亨特发誓：“如果我的工厂倒闭了，我将把整个行业的生意都搞垮。”
在糖浆供应被真正切断以前，可口可乐公司和瓶装商们都从他们之间的这场报复性游戏中退了出来。他们相互妥协，达成了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即在5月最后期限之前，同意公司以每加仑1.72美元的价格向瓶装厂供应糖浆，而且随着糖价的波动，糖浆价格也随行就市（这让公司深感欣慰）。开庭时，审判室里座无虚席。前来旁听的亚特兰大人知道，这将是一场趣味横生的审判。每磅20多美分的糖价仍然居高不下，这是古巴制糖厂联盟囤积居奇的结果，他们的生意曾经伴随着可口可乐的销售而兴隆起来。然而，在亚特兰大，冷饮柜台的可口可乐价格却涨到了每杯8分钱。
法庭闹剧
毫不夸张地说，审判迅速演变成为一场拔河比赛。瓶装商的代理律师本・菲利普拿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会议纪要，他不顾对方辩护律师的再三抗议，肆意曲解纪要的内容。最后，哈罗德・赫希几乎是从菲利普手中抢回了会议纪要。一向沉稳的赫希一反往日的律师形象，以坏脾气的口吻说：“记录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我要求归还会议纪要，把我的本子还给我。”秩序刚恢复，赫希和他的同事就极富说服力地证明，瓶装商是一群类似寄生虫的中间人，“没有起到一丁点儿作用，而只是简单地以定价买进糖浆再转手卖出，从中谋取差价——他们对糖浆甚至看都不看一眼”。在维奇・雷恩沃特的交互讯问期间，他承认，瓶装商靠可口可乐公司做的广告宣传就获得了25%的利润。东南瓶装公司几乎没有怎么投资，就在20年里赚了250万美元。
瓶装公司作了同样公正的回答，没有他们就没有瓶装业。亨特和雷恩沃特回顾了早年创业的艰辛史、失败的痛苦以及与仿冒者的残酷斗争。瓶装商在房地产、厂房和设备上的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而可口可乐公司在整个行业起步过程中却没有出过一分力、投过一分钱。瓶装公司绝不是吸血鬼，他们经常培训和劝诫瓶装商生产统一的、高品质的产品。他们赞助聚会和培训研讨会，安排批发采购，保证使用最先进的设备。至于20年间赚取250万美元——完全靠金融诡计而非长期努力工作的辛迪加，每天赚取的利润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这又如何解释呢？
双方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完全正确，事情的真相似乎介于两者之间。到1920年为止，瓶装业几乎遍布整个美国。1928年，获得授权的特许经营商的数量最高为1263家；同年，瓶装糖浆的消耗量终于超过了冷饮柜台的消耗量，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将逐步合并为一体。在瓶装业的成型时期，瓶装公司毫无疑问地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但到这次审判的时候，他们的角色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尝到了甜头，他们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也是他们不打算放弃合同的原因。
在证词中，亚特兰大市民为了让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东们上缴税金，要求公司公布他们的名字，这使得形势进一步激化。但比起瓶装商律师们大胆的新策略来，这实在不算什么。“瓶装商起诉可口可乐公司，要求获得配方权”的大标题在3月15日横空出世。瓶装商故意攻击公司最引人质疑的地方，坚持认为最初的合同承认了他们对配方的所有权。假如第一次起诉失败的话，只要第二次赢了，他们至少还能自己给自己供应糖浆。
最终，瓶装商意外地于5月31日撤销了他们向富尔顿县高等法院提起的诉讼，同时上诉到了特拉华州联邦法院。“这简直是个晴天霹雳，”多布斯写道，“它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挂在我的头上。”这一举动的公开解释是，案件涉及一些“联邦问题”，但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律师想找一个比亚特兰大更公正不阿的审讯环境。案件于六月份在特拉华州开审，由亚特兰大的约翰・西布利和查塔努加的J.B.赛泽为瓶装商们辩护。赛泽曾与赫希在大小桶案中通力合作，现在却站在了相反的立场上。在致开场辩护词时，赛泽精神过度紧张，以致突然昏倒了。
如果要去纠缠瓶装公司对瓶装业发展的贡献大小，那就把话题扯远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1899年的合同是否永久有效？1915年，在赫希的建议下，合同做了修改，从而避免了受到根据《克莱顿法案》提起的“限制贸易”起诉。佛罗里达的一个瓶装商拒绝在修改后的合同上签名，直到赫希特别再三向他保证这是真正永久性合同。赛泽和西布利情绪高昂地出示了赫希1916年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尤其重要并且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新合同是永久有效的，甚至处处都比最初那份合同更具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
赫希在证人席上想方设法回避这个问题，他辩解说：“我是以瓶装商的律师身份写这封信的，而不是以可口可乐公司的法律顾问名义写的。”虽然如此，他承认自己一直认为这些合同是永久性的，直到1919年“重新审查”合同条款时才发现自己弄错了。其他的证词揭示，阿萨・坎德勒、萨姆・多布斯和霍华德・坎德勒不断地恳求托马斯公司废除其2年期的合同，而参考取得成功的怀特海-卢普顿公司的运作模式。雷恩沃特作证说，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曾坚称，与瓶装商签订的永久性合同给了他们“强大的动力，让他们一直尽力做到最好”，并让他们感觉到进行必要的资本结构调整是“绝对安全的”。
黑暗的1920年夏天
1920年6月23日，听证阶段结束了，只剩下休・莫里斯法官研读厚达2500多页的手抄本，并预计在秋季做出裁决。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霍华德・坎德勒犯了一个致命的进货错误。由于没能以合理的数量和价格从古巴买到白糖，他以每磅20美分的价格从爪哇进了一大船的货。这年夏季，古巴一个糖种植园主破坏联盟，低价抛售白糖，导致人为哄抬上去的糖价猛跌，从五月份每磅最高27美分跌至九月份每磅15美分，十二月份价格竟然还跌到9美分以下。
坎德勒和公司的其他员工都祈祷，从爪哇出发的这艘船被卷进热带风暴而沉没海底，但它却如期在12月15日满载着4100吨的高价白糖抵达了。这是佐治亚州收到的单艘最大装载量的甜味剂。一位看热闹的旁观者打趣地说，可口可乐公司患了严重的糖尿病。当其他大多数软饮料都降价的时候，可口可乐瓶装商却不能降价。他们为此遭到了消费者的指责，但这根本就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能力。“很难让公众意识到我们不是糖浆的生产商。”瓶装商克劳福德・约翰逊写道。面对降低糖浆价格的请求，公司竟然还在11月往上提价，惹得雷恩沃特发来一封泄愤信。
1920年夏秋时节，愤怒的人群聚集在公司的办事处。像“Koke”案一样，瓶装商诉讼案也悬而未决。糖价下跌意味着，随后几年糖浆价格也会走低。于是，股东泄气之余开始用脚投票，公司股票价格一路走低。在这种形势下，萨姆・多布斯和欧内斯特・伍德拉夫两人之间的性格冲突达到了极点。
多布斯对喜好张扬的伍德拉夫的“反感”很快升级到了“讨厌”。诉讼伊始，多布斯就写信给达西说：“我们的朋友伍德拉夫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因为他不停地干涉和妨碍。他似乎很喜欢指点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如果我们都不同意，他就十分生气。”审判期间，伍德拉夫提议，组建一家他这位企业界大亨可能获得最辉煌成就的联合大企业，这又进一步让多布斯苦恼不堪。他写道：“伍德拉夫就像一条浑身长满跳蚤的脏狗一样忙个不停，他情绪高涨，正计划把可口可乐公司、瓶装公司和所有瓶装厂合并成一个大企业，还要瓶装商们交出财产和厂房换取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多布斯驳回了这个建议，他绝不同意与伍德拉夫和“卢普顿一伙”共事。
7月，在纽约召开的执行董事会上，多布斯内心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了。伍德拉夫不顾及战后物价上涨的因素，坚持本年度的广告费用不得超过120万美元。举例来说，刷墙工人的工资是去年的两倍。多布斯不得不告知董事会，他已经花掉了110万美元，并且到年底的时候花费还会更多（事实上，1920年最终决算时，广告费高达230万美元）。会后，多布斯把伍德拉夫叫到一旁，不同寻常地教导了他一番。事后他向达西详述说：“我尖锐地问他对广告和广告费用究竟了解多少。然后，我又问他，对自己一无所知的广告问题提出建议到底有多大的参考价值。”
当然，从那一刻起，多布斯的命运就注定了。刚从西部旅行回来的哈罗德・赫希与总裁会面时说，伍德拉夫得到了董事会的鼎力支持，要求多布斯下台。多布斯受责，不仅是因为超额的广告预算，更因为爪哇糖价崩溃事件。10月4日，他递交了辞职书，并同意对此保持沉默，等待十一月份召开的董事会做出最后决定。他向达西提到：“伍德拉夫同他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进行了密谈，这件事一定会闹得沸沸扬扬。”他是对的。关于公司内部出现纠纷的谣言让股票在一天之内就直线下跌了5美元。令众人不满的是，霍华德・坎德勒再次就任公司总裁。由于年终的股息支付延迟，股票价格跌至一个新的最低点——每股25美元。
由于管理层明争暗斗、糖价成本压力大、官司悬而未决等原因，新可口可乐公司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之中。11月3日，富尔顿县高等法院宣判如下：可口可乐公司必须向亚特兰大市民公布股东的名字。5天后，莫里斯法官最后宣布了他的判决，判定合同确属永久有效合同。“在以往任何一次审判中，我从没听到过比这更有力、更富决定性的判决，”赛泽兴高采烈地说，“这给可口可乐公司公平合理地解决诉讼问题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最初，他似乎是正确的。公司在提起上诉的同时，还要求进行谈判。W.C.布拉德利和维奇・雷恩沃特被推选为双方代表，他们紧接着召开了一系列拖拖拉拉的会议。
一丝光明
当布拉德利和雷恩沃特争论的时候，最高法院法官小奥利弗・霍姆斯发表的一项声明给了几乎快要过去的一年一点小小的补偿，否则这一年在各方看来都是苦不堪言的一年。霍姆斯在他的判决书里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裁定可口可乐公司获胜，梅菲尔德的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败诉。以后几年中，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都喜欢引用霍姆斯的原话：
可口可乐是一种用独一无二的原料制成的绝无仅有的产品，并且举世闻名。很难说清楚，是饮料展现了品名特征，还是品名代表了饮料本身。
换句话说，饮料最初得名是不是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可卡因，或者曾经含有可卡因，这些都无关紧要了。霍姆斯法官判决“Koke”是一个仿冒商标，但是“麻醉药酒”是一个可以被梅菲尔德自由使用的普通名词。
一直在争吵中的瓶装商和可口可乐公司员工终于可以为共同的胜利而欢庆了。如果裁决结论相反的话，他们的争吵就会显得毫无意义，因为可口可乐公司自身也会蒙受巨大的损失。“这个裁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赫希告诉一位记者，“它毫无疑问地确立了可口可乐公司商标和商品名称的合法性，将会保护公司不再受到侵权的伤害。”我们可以原谅赫希一时高兴之下的夸大其词。以后他还将面对许多起诉讼案，但从本质上说，赢得官司的把握性更大了。
同时，霍华德・坎德勒继续以他仓库里囤积的事后他向达西详述说，糖的进价（20美分）为基准给糖浆定价。瓶装商克劳福德・约翰逊抱怨说，他的顾客不理解“为什么要强迫我们在20美分糖价的基础上卖饮料？现在的市场价才8.25美分”。关于公司有权视察瓶装厂、瓶装商有权要求查阅公司账本这两点，雷恩沃特和布拉德利的观点是势不两立的。新年伊始，却看不到任何一点解决问题的希望。二月份，瓶装商对可口可乐公司又提起了另外一起诉讼，指控霍华德・坎德勒实施糖价欺诈。
几天后，可口可乐公司陷入了僵局，因为《华尔街日报》暗示公司的年度报告隐瞒了一些事情——当然，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可口可乐公司的报告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它简直不像是从本年度一开始就有记录的报告。”股票因此再一次下跌。霍华德・坎德勒迅速赶制了一份盈亏报告，显示1920年因为糖价上涨公司损失了200多万美元。四月份，可口可乐公司为谋求媒体的正面报道，在亚特兰大的“首府俱乐部”向编辑和出版商们展示了巨幅新版广告。
1921年5月4日，仅仅在听证会举行两天之后，费城的上诉法院法官事实上已经当庭肯定了莫里斯法官的判决。审判程序非比寻常，法官把双方律师请到审判席前，建议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致同意实行浮动计价法。后来，赫希和赛泽赞成由法院指派一位律师处理此事，因为雷恩沃特和布拉德利仍然处于僵持状态。6月底，可口可乐大家庭的这场内战终于解决了。合同全部永久有效——甚至包括托马斯公司和它的瓶装商之间签订的合同在内。从11月1日起，售给瓶装公司的糖浆定价为每加仑1.175美元，瓶装公司再以1.3美元单价售给瓶装厂，其中都包含了5美分的广告分摊费。当糖价超过每磅7美分之后，每上涨1美分，糖浆价格就提高6美分。瓶装商撤销了他们提出的其他起诉。
可口可乐公司已经熬过了最严重的危机。高价糖快用完了，尽管公司要面临一场全国性的经济大萧条，但是销量仍在持续增长。一位批发商在解释可口可乐饮料没有跟着下滑的市场行情走时说：“在数不清的低成本小买卖中，这是一宗需求广泛的大生意。”六月份，另外一起侵权诉讼官司开始了，对象是“切罗可乐”——该饮料已经控制了其原产地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市——当然，审判结果仍然是可口可乐公司胜诉。
哈里森・琼斯解围
两败俱伤的争斗或许已经结束，可它留下的精神创伤却永远也无法完全愈合。瓶装商再也不会真正信任可口可乐公司了。但是，有一个人却凭借其个人能力出色地弥补了双方的隔阂，他就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哈里森・琼斯，瓶装商们很快就把他奉为神话里的圣贤。身材结实、身高1.88米的琼斯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卷曲的头发从大脑袋上散落下来，洪亮的声音可以震慑任何一场会议的任何一个角落。一位曾经邂逅过他、生性羞怯的记者回忆说，他是一位“魁梧的绅士，谈吐风趣，稍微有些威猛的外表下面隐藏着温和、耐心的性情。琼斯先生似乎一直是大刀阔斧地解决问题”。琼斯在1910年加入“坎德勒-汤姆森-赫希公司”，还参与了1919年的收购行动。也许赫希发觉琼斯更适合做销售员，而不怎么适合做律师，于是建议他转到可口可乐公司，重新组织销售力量。这位新员工把全国划分成十大销售区域，每个区域安插一名经理，还设立了年度会议制度。1921年，琼斯出版了供可口可乐冷饮柜台推销员阅读的第一本时事通讯，刊名叫《友谊之手》。他甚至成功地从欧内斯特・伍德拉夫的手中抠出钱来，购买了30辆崭新的小汽车。
同时，他意识到，瓶装商们急切地需要公司伸出一双友谊的手。作为调解双方关系的第一步，他计划在1923年召开一次所有瓶装商都参加的大会——这是公司历史上的第一次，因为以前的大会都是由瓶装公司发起的。他特别找来经验丰富的推销员罗斯・特雷塞德协助他的工作。依照特雷塞德的建议，琼斯“异常兴奋”地想让这次大会变成一件永远值得纪念的事件，希望借此建立公司和瓶装商之间“永久的亲密合作伙伴关系”。
琼斯想让瓶装商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大会，于是四处拜访，征求他们的意见。罗斯・特雷塞德描述了一位他和琼斯拜访过的人，透露了生活在自己王国中的可口可乐瓶装商的一些情况。阿拉巴马州莫比尔的瓶装商沃尔特・贝林格拉思急不可待地发言，说可口可乐是“他的信仰，不论早上、中午还是晚上”。在谈及对可口可乐的建议时，他还不时引用《圣经》的原话。他大部分的财富都花费在建造美丽的花园上。琼斯和特雷塞德从莫比尔赶到了孟菲斯，看望“吉姆大叔”皮金，他是美国数一数二的瓶装商，每年定购10万加仑的糖浆。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的皮金是一个真正的可口可乐信徒。特雷塞德写道，“当你离开他的时候，任何对可口可乐及其成功可能性的担忧或者怀疑都会彻底消失殆尽。”与大多数可乐瓶装商不同，皮金的高薪吸引了忠诚的员工。每天早上，当满载可口可乐饮料的卡车到达时，他都会在司机身后大喊道：“让他们狂饮，伙计们——让他们喝个够！”在肯塔基州的帕迪卡，琼斯和特雷塞德找到了卢瑟・卡森，他常常在教堂里一跃而起，以证明可口可乐的神奇作用。卡森有足够的理由赞美上帝，因为他拥有镇上最好的汽车和最大的房子。他还喜欢炫耀他的东方地毯。
带着收集到的大量点子，琼斯和特雷塞德回到了亚特兰大，并准备好建设可口可乐“示范城”的一套完整程序。改建对象包括夫妻店、理发店、男子服饰店和鞋店。在街道的“不正确做法”一边，可口可乐展品胡乱摆放在一起，或者标识拼写有错误。在街道的“正确做法”一边，恰当放置的广告牌很好地宣传了可口可乐饮料的优越性。1923年春季推出的这套营销策略对固定线路的推销员特别有吸引力，他们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送货员，“如果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推销员，他就能够做一个称职的推销员，”琼斯说，“如果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卡车司机，他就是一个敬业的卡车司机。”研讨会领着司机们沿着“实质性问题大探讨”的道路前行，浏览了“特色一天”覆盖的每个方面。
哈里森・琼斯在安抚瓶装商的重要演讲中迸发出了饱满的激情：
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这是团圆的一天，家庭团结统一的一天，可口可乐坚定的儿子们。在这个古老的家园里聚首，分享和汲取灵感。
他继续强调公司和瓶装商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你们是可口可乐的瓶装商，我们是可口可乐的生产商，我们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结、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伤害不是一方独受，成功也不是一方独享。各位，我们是一个整体，大家理应同舟共济！
琼斯称瓶装和杯装是可口可乐行业的“连体婴儿”，并且号召“有勇气、全心全意、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们”走出去寻找顾客，要他们“去乡下街角的小店、汽车加油站、球类运动室、溜冰场、火车上、俱乐部——不能逐一列举的任何一个地方”推销产品。琼斯希望瓶装商的大脑中始终铭记这样一个信念：“让可口可乐不错失任何一个消费者。”
阿尔奇・李追逐理想
正当哈里森・琼斯努力恢复公司的活力时，后来成为可口可乐广告改革家的阿尔奇・李开始了他在达西广告代理公司（以下简称达西公司）的首轮广告战役。不像大多数可口可乐人那样，李自省而冷静，他在认真思考了生命的意义之后，毅然加入了达西公司。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时，年轻的阿尔奇・李给父母写了一封思想认识颇为深刻的长信。他写道：“教堂的教条毫无意义，似乎没有人知道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当我们为伊甸园沉思时，觉得那是巨大的损失。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启示我们，生活就意味着美丽、安宁和快乐，但我们所有的现实行为却导致了混乱和纷争。今天，拥有真切的、令人满意的梦想的人在哪里呢？也许，某位伟大的思想家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信仰。”
李继续说，他想要“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只要这是一件公认的、能永垂不朽的事情，我死而无憾”。他一生中“伟大的抱负”是写几本精彩的书。当然，如果他能够借此机会也赚到不少钱的话，那就更加完美了。“财富和名誉！它们对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尽管两年后他没有成为一名小说家，但在达西公司，他却实实在在地踏上了获得名誉和财富的征途。他已经找到了能够寄予“真切的、令人满意的梦想”的东西。可口可乐就是他的新信仰，它给这个充满“混乱和纷争”的世界带来一个短暂的伊甸园梦想。阿尔奇・李要制作一些最有宣传力度的广告，来表达人类最基本的渴望。
1920年，阿尔奇向父母承认：“给同一个事物编撰一大堆不同的故事，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然而，他觉得，自己在可口可乐中找到了开启财富大门的钥匙。他从父亲那里借了1000美元，在可口可乐股票1920年跌到最低点的时候大胆购进，还明确说：“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将到来，它将让我净赚一笔，也许这就是真正通往财富之路。”第二年，他写信说，他正在创造一项“我完成过的最出色的成果”。他已经设计了可口可乐整年的广告活动，同比尔・达西的关系也密切起来。“我确信，我得到的回报简直无法想象。”他那时还没有放弃做小说家的梦想——“至少写一本小说和几个短篇故事”——但是他根本挤不出时间。1921年末，他描绘了一幅亚特兰大的景象，里面展示了50多幅可口可乐的广告摹本，很多还是彩色的。对此，霍华德・坎德勒表扬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宣传材料。”李再也不提写小说的事了，他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
最初几年里，李大概负责革新可口可乐的广告。1919年他加入达西公司时，公司的广告理念已经比1907年长篇大论的“探根溯源”型广告更标新立异了。比如，1916年的全彩广告牌，画面上是两个正在喝可口可乐的女人，一个拿着网球拍，另一个手握着高尔夫球杆，寥寥数语，大量的空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富有视觉冲击力。健康、活泼、充满生命力的女人与十年前那些饱经沧桑、略带神经质的购物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17年的一则广告强调，可口可乐是“一位好朋友……是联结共同爱好的纽带”。对药效功能的宣传和负面的广告词几乎全部被取消了。
1920年，达西公司的广告开始倾向于文字最少化的形式，这很可能是受极富创意的阿尔奇・李的影响。一幅写生广告简单地描绘了一个繁忙的街角，一面巨大的墙体耸立在大街中央，上面写着“可口可乐，可口！清爽！”。另外一则广告的背景是纽约市的地平线和海港，中间是一只手拿着一杯可口可乐。1921年的广告表现的是，一位轮廓鲜明的年轻冷饮柜店员用“一双灵巧、可靠的手”提供可口可乐，着重突出统一的优质服务和产品。
李还协助实施了一个项目，帮助瓶装商开拓新市场。他针对零售经销商和妇女，投递了一批在不同情形下均可以灵活运用的广告资料和直接邮寄信件。这些信件首次把注意力集中在外卖市场上，力劝顾客要求当地的杂货店主直接送货上门。尽管24瓶装的箱子有点笨重，但善于创新的达西公司的这套方案却开辟了一块巨大的潜在市场。
然而，阿尔奇・李真正的天赋还在于完美而亲切的广告标语。1922年，他设计了第一条大获成功的广告词：“口渴没有季节！”这句广告词被使用多年。2月和11月，达西公司的广告就是把可口可乐勾勒在栩栩如生的滑雪场中，同时加上这条标语。在1922年亚特兰大会议上，这句话也被再三引用，冷饮料推销员都以这句标语自豪。虽然公司一直把可口可乐作为一种无季节性的饮料来推销，但这是第一次真正采取的冬季营销措施。
新董事长：罗伯特・伍德拉夫
1923年7月，阿尔奇・李写道，他正忙于同一位重要的新客户——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怀特汽车公司——谈业务。由于可口可乐公司的新总裁是前怀特公司的总经理，他的牵线使达西公司获得了这笔广告代理权。李和这位可口可乐公司新老板注定要携手合作，共同引领公司走向黄金时代。李在介绍这位和可口可乐成为同义词的人时说：
这位和我同龄的人，是亚特兰大一位卓越的银行家的儿子。几年前，我第一次去亚特兰大时就结识了他。当我在亚特兰大某报社工作时，他开始销售怀特卡车。由于其非凡的业绩，战后他很快就被调到了克利夫兰，不久便当上了怀特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尽管他在克利夫兰赚了大把的钞票，几个月前他还是回到了亚特兰大，担任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这个人就是罗伯特・伍德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