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并且分发了这封信——像是自觉自愿地登上了断头台。我是按照他们的思想意识前进，为迎接死亡而低垂着头颅。”（《牛犊顶橡树·补记之一》）或许，这句话是索尔仁尼琴一生的写照。世界文学与他一道直面受难者和死亡，从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将来人们会像谈论“伏尔泰时代”一样来谈论“索尔仁尼琴时代”。当然，在今天的语境下，不公正、流放和“公开言论”这三个词的词意与两百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正像从前的伏尔泰一样，索尔仁尼琴也把自己看成了为了正义而“大声呐喊”的本源：“为了这主要的一声叫喊，应该好好保护嗓子。”有限幸福的思想（这一“怪胎”源于柏拉图），在我们的生活中和内心深处打下了那个住满奴隶的“群岛”的印记，而索尔仁尼琴则揭露了这个“群岛”。他的这个“关键喊声”让那些失忆或耳聋的现代人重新意识到为人格尊严而战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
从索尔仁尼琴因1962年发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一举成名后，到1974年被驱逐出苏联，全世界的社会舆论都密切关注着他与苏联领导者之间的斗争。大家都明白，这不是极权制度与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作家本人拒绝称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之间一场普通的对抗，而是那个时代一场最重要反抗的萌芽。索尔仁尼琴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发展，他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然而，索尔仁尼琴现象比持不同政见现象要宽泛许多：他“评判”的对象并非“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他是那些连上帝本人也鼓励他们去反抗的人的代言人。
在西方，索尔仁尼琴的斗争仍在继续，尽管他同样也意识到，一个流放犯人自由声音所引起的反应比一个反抗者的微弱叫喊声还要微不足道。不管怎样，索尔仁尼琴的声音成了导致共产主义制度最终垮台（或者形象地说，引起雪崩）的众多喧哗声中的一个，而当时，正像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1]（他在《裂了缝的高大建筑物》里以嘲讽的语气刻画了探索真理的索尔仁尼琴形象）所断言的那样，苏联帝国可延续一千年。索尔仁尼琴从第一次来到西方国家起就坚信，他一定会回到自由的俄罗斯。
然而，正如通常躲避期待他做出的行动纲领一样，索尔仁尼琴并没有立即回到新俄罗斯。他希望首先能在俄罗斯出版他的书籍，此外他还要完成自己的巨著《红轮》。因此，1994年，索尔仁尼琴在被驱逐20年后才回到俄罗斯。然而，他与国家领导人的分歧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作家发表演说，激烈地批评了叶利钦的私有化政策。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索尔仁尼琴与当权者之间的关系才稍有缓和，他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他看来，普京使俄国避免解体的命运，防止了国家财富和人力资源的浪费。但即使这样，索尔仁尼琴强烈反对把苏联国歌用作俄罗斯联邦国歌（谢尔盖·米哈尔科夫[2]第四次重新作词）。这位昔日的集中营犯人对埃基巴斯图兹监狱播放的国歌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敬意。
作家收集了大量的证明材料，再加上紧张的心理分析和特有的嘲讽语调，以及那道令人惊奇的在索尔仁尼琴笔下透进这些惨无人道监狱里的光芒，使得这本描写斯大林时期集中营生活的《古拉格群岛》成了该题材的经典著作。索尔仁尼琴不是描写集中营生活的第一人。这样的书有40多本，我可以姑且地称出其中的一本，如尤里·马尔戈林[3]写于1947年的《囚犯国之旅》。就其情感和真诚而言，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里也有集中营，1997年出版的《共产主义的巫书》[4]一书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本书曾轰动一时并被译成几乎世界上所有语言。许多著作都从内部展示了广阔的苏联集中营生活，索尔仁尼琴创作出来的这一形象化称谓成了这一邪恶帝国的典型代表。这首先当属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他是索尔仁尼琴的主要“竞争对手”）和瓦西里·格罗斯曼（他自己并没有蹲过集中营，然而他那篇描写1932年乌克兰大饥荒的中篇小说《一切都在流动》几乎成了用文学形式讲述这段悲剧的最佳尝试）的作品，以及叶甫盖尼娅·金兹堡、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娅（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提到过她）、法国人扎克·罗西、波兰人亚历山大·瓦特和古斯塔夫·赫尔林格—格鲁德津斯基等人的回忆录，还有维尔农·克列斯的《20世纪的囚犯谈》，奥列格·沃尔科夫的自传体小说《陷入黑暗》中关于索洛维茨基集中营的回忆录。在这里，还想举几部我们认为有关集中营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如柳西恩·费利克斯的《古拉格群岛里的学问》（1981）、柳芭·尤尔根松的《文字能否表达集中营的体验？》（2003）、阿列恩·帕罗的《集中营特写》、列奥娜·托克尔主编的文集《从古拉格群岛归来》。爱恩·埃普尔巴乌姆的《古拉格史》（2003）值得特别强调，这部学术著作无疑是很重要的；尽管埃普尔巴乌姆贬低过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一书的价值，但她书的每一章节却几乎是照搬了作家的写作计划。此外，在埃普尔巴乌姆的书里不仅有采访录，还有大量文献——她写作该书时正逢俄罗斯档案馆对外开放的那几年。可以说，她的研究成果再次证明索尔仁尼琴普遍结论的正确性。还有托马什·基兹内拍摄的影集《古拉格：苏联集中营里的生与死（1917—1990）》（2004），2004年日内瓦展会（日内瓦）参展的《古拉格——囚犯之国》影集；此外，还想提一下叶夫罗西尼娅·科尔斯诺夫斯卡娅的趣味连环漫画《一个人能卖多少钱？》（2006）[5]。最后还包括约瑟夫·帕斯捷尔纳克拍的纪实影片《古拉格》（2000）。尽管这还不是全部。还有两本书，书中都谈及了希特勒纳粹主义与斯大林共产主义之间的相似性：第一本书是哲学家马丁·布贝尔的儿媳妇玛格丽特·布贝尔-诺依曼写的回忆录，她曾经体验过德国和苏联的集中营生活，第二本书是瓦西里·格罗斯曼的史诗性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
在如此丰富的文学作品出版之后，《古拉格群岛》的价值是否降低了呢？它是否要被其他书所淹没？答案是否定的。在自己的作品中，索尔仁尼琴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人和人类社会，他为读者打开了那双被意识形态蒙蔽的双眼。
是否可以把索尔仁尼琴与其他伟大的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相提并论，如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否定是彻底的、坚决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谁是正确的？”，“忏悔录”，“我们该做什么？”——这些都能说明这一点。但他们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索尔仁尼琴不只是为自己说话，而是代表所有人说话。他代表了人类社会中那个不可压垮的阶层，他被授权为其他人说话：既为活着的人，也为死去的人，既为叛徒，也为英雄——为那些自己无法述说的人。索尔仁尼琴的“忏悔”充满了个人的悲痛和羞愧，这与托尔斯泰相比毫不逊色，但与此同时，这又不是单个人的声音，而是那些从黑暗中张嘴说话的人的自白。当然，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经常有一个讲述者，如伊万·杰尼索维奇、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格列布·涅尔仁、《古拉格群岛》中那个坦诚，时常发表评论，怀着希望和信念的叙述者。然而，索尔仁尼琴笔下那个忏悔的“我”，无论他是争吵或责骂，他都处于现实中——这一现实高出他一头，攫住了他，让他意识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叫喊的力量。索尔仁尼琴的现实主义是一种过于充盈的现实主义，它充满了深刻的意义。甚至可以这么说，当索尔仁尼琴在讲述自己真正经历的事件时，他才实现了真正的超越。他认为自己面临着两个任务，即讲述古拉格的故事并澄清那段滋生古拉格的俄罗斯革命。
1973年，当索尔仁尼琴秘密吁请巴黎出版他的《古拉格群岛》时（他就像是一个专业爆破人员，在桥上布满了雷并准备点燃导火索），可以说他的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他现在可以着手完成第二项任务。这是一部工程浩大的历史文学巨著，他在返回俄罗斯之前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索尔仁尼琴在写完《1917年4月》后停了笔，他给第四卷最后一部的后面附上了名为《未完卷的内容摘要》的大量后记，共有140 页，由小号字体写成，里面阐述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后续章节要讲述的内容）。但最重要的已经完成了，即索尔仁尼琴揭示了俄罗斯混乱的原因。早在1936年他就已经产生了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那时他才18岁，据作家自己说，这一想法从未改变。在这部作品里，逐渐形成了一种索尔仁尼琴所特有的紧张感，在作家的看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后，叙述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但情节主线当时就确定了下来，它们是从一些与战争和革命相关的错综复杂事件里挑选出来的各个“节”组成。例如，把1914年8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萨姆索诺夫将军领导的第二军惨败来作为这部史诗性巨著的开篇，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这种固执意见可能会令人感到吃惊，但这就是索尔仁尼琴，他善于使用各种战术，同时却不放弃自己既定的战略。
自然，剩下的一切会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比如，在《1914年8月》中，作家不惜打破小说的内部平衡，将一个内容丰富的回顾片段写进了小说。但是，俄罗斯的内部平衡难道就没有被彻底地打破吗？长篇小说只是再现俄国那段无法倒流的历史。这部史诗性巨著引起了研究者的众多疑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古拉格群岛》和《红轮》进行比较？我们能否将索尔仁尼琴的现实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作家对其亲身经历的现实事件的执迷）与历史学者的工作等同起来？历史中什么是真实的？在创作《古拉格群岛》的过程中，索尔仁尼琴有了一个最伟大的发现，那就是以文献为基础是无法写出20世纪的真正历史的，因为文献或缺失或不真实：对历史事实进行改编或隐瞒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就是索尔仁尼琴赶着创作，急着与时间赛跑的主要原因。闲暇、休息、文化活动——所有这一切都与索尔仁尼琴无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被绑缚住了”，无所依托。他那说教式的语气具有一种毁灭一切的、宗教狂热分子的激情，俄罗斯思想往往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我们无法把索尔仁尼琴的观点称作“俄罗斯思想”，尽管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来源于“俄罗斯思想”。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后，一切都会循环往复的想法诱惑着索尔仁尼琴，于是他就像另一位伟大的流放者赫尔岑一样，对那个接受他的国家的文化进行批评。
另一方面，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材料收集者。美国拥有世界上藏书最为丰富的各种图书馆（它们对研究者长时间开放）、大量的档案馆，还有随时准备提供帮助的档案专家。索尔仁尼琴到达美国后，获得了他在苏联无法得到的一切，即可以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此外，作家还向俄罗斯移民发出各种请求，这使他成了数百份未发表的文献、信件、布宜诺斯艾利斯[6]或哈尔滨出版的被人遗忘的各种小册子的收藏者。但这一切并没有使工作量有所减轻。索尔仁尼琴根本就不想埋头于一大堆故纸堆中——他要竭尽全力找到那把能够解释历史的钥匙。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就像一位以口述材料为基础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在创作《红轮》时，他依据的是书信资料。还是基于同样的原则，即尽管战术不同，但战略思想却保持不变。
让我们想象一下索尔仁尼琴：一张严肃的面孔，蓄着典型俄罗斯人的胡须（特瓦尔多夫斯基就不喜欢这样，这种胡须使年老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脸上洋溢着调皮而善意的微笑，借助于大众传媒，这种微笑为全世界人民所熟知。在作家葬礼那段时间，当给大家放映档案画面时，每个人都诧异地看到了这张脸。有些人已然忘却了健康、充满活力的索尔仁尼琴的形象，而有些人却从来就不知道他以前的样子，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些画面都是一个惊喜，它们告诉人们原来作家是一位精力充沛、乐观向上、自信并能在道德和政治上战胜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大胡子老人，完全不像这个双颊已经凹陷、一脸倦容的老者。但是他的微笑却是永远挂在脸上的，在最后几次接受采访时，这个笑容使得索尔仁尼琴的脸庞（这仿佛是一个刚从修道院出来的苦行僧的脸）显得光彩照人……
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的孙女叶莲娜·采扎列夫娜·楚科夫斯卡娅负责作家的“地下”活动，包括在地下出版、传播被苏联出版社拒绝发表的作品，通过地下渠道秘密地把《古拉格群岛》各个章节分发给手稿保存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她详细地记述了自己是如何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从事这种地下活动的，索尔仁尼琴如何以一种出人意料的速度在最后阶段即第三阶段中完成了《古拉格群岛》的创作。第一阶段是1958年，那时在梁赞作家完成了初步的编校工作。第二阶段是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后，作家收到了昔日集中营犯人的大量来信：索尔仁尼琴不得不游走于俄罗斯各地，亲自询问227名自愿提供有关资料的回忆录作者。1968年开始了最后的阶段即第三阶段：作家对《古拉格群岛》第一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为此需要收回放在手稿保存人那里的所有章节：添加细节和更换词语的使用占去了许多时光，也需要一些“地下工作者”的帮助。3、4月间，完成了第一卷的审校和增补工作。起初，这项工作在梁赞进行，后来索尔仁尼琴从前的几位中学生把手稿运到了莫斯科楚科夫斯卡娅那里。校对使文本的用辞更加犀利：在讲到列宁、高尔基时模棱两可的表述消失了。现在他撤掉了那些自己修改的痕迹。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新世界》编辑部的压力也没有了，他彻底自由了。
1968年5月，叶莲娜·楚科夫斯卡娅与索尔仁尼琴的另一位助手叶莉扎维塔·杰尼索夫娜·沃罗尼扬斯卡娅一起前往索尔仁尼琴的花园小屋（在伊斯奇亚河圣诞村，邻近奥布宁斯克市）。途中有一条必经之路只适合冬夏季通行——春秋季就被淹没了。在夏季的小木屋里有两间房：楼上是索尔仁尼琴夫妇居住，楼下供楚科夫斯卡娅和沃罗尼扬斯卡娅居住。他们从大清早一直工作到深夜。索尔仁尼琴校对第二、三部，其他三位女性则用打字机将其打出来，每人负责一部。然后，作家再重新审读一遍，如果有改动，就亲手写到打印纸上。“在整个写作期间，《古拉格群岛》的全文从未留在家里。总是有某个朋友过来将其带走，把重打出来的章节重新隐藏起来。记得有一次，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发现一些章节里有几处错误，而这些章节的副本已被带走，于是就把这些发现错误的抄本叫作‘迟到的眼泪’。这本书的第六、七卷还是手稿形式，其中叫‘农瘟’的一章只有一版，把它埋在了菜园里，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当着我们的面将其挖出”[7]，——楚科夫斯卡娅回忆道。
充满着复仇的渴望（用《圣经》里的话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时刻警醒的犯人，借助自制的数珠在大脑中熟记了上万首诗歌，最终还是战胜了那个奴役他的政权。但直到1974年2月14日，谁也不知道这场不平等的对决将会如何结束，他本人对此更是一无所知。但突然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言论自由、成群的记者、电视屏幕、数以千计的听众，或许是一个人所能召集的史上人数最多的电视观众群都出现了。然后是在卡文迪什庄园的离群索居生活，这里有别墅、藏书室、池塘和池塘边的小木屋。他曾经梦想过到远方生活几十年，藏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周围是森林、田野和蓝天，这样可以从容地创作……这个梦想部分地实现了。但那种急迫的情绪并没有消失，并将从此与他一直相伴。“博南森林到了”，而人也该忙碌起来了。1969年，在他与特瓦尔多夫斯基最后一次因为意见上的分歧而发生冲突之后，他给后者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感觉我的整个一生就像从跪着的姿态逐渐站起的过程，由被迫的沉默寡言向自由发表意见的逐渐过渡。于是我给作家代表大会[8]写了一封信，现在，阅读这封信是一种最高的享受，心灵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索尔仁尼琴与所有经历过集中营的人一样，被迫与自己在封闭空间里养成的第二天性做斗争。心理学家知道，这种极其有限的空间会让人产生对封闭的盲目依赖，而且在打破封闭面前也会产生一种模糊的恐惧感。在获得自由的狂喜后面隐藏着一种因处在封闭世界里而得到的无意识的快感。显然，这种与自我做斗争的痕迹影响了卡文迪什隐士、后来又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尊重的老者的生活方式。这场斗争的工具就是公开忏悔。谁也没有像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那样暴露自己的内心，书中有一些场景，让人想起了圣徒奥古斯丁的“忏悔”。但令人吃惊而且一次次被人重复的悖论在于：作家的论敌们引用这些自白是为了指责作家——仿佛这是他们，而不是索尔仁尼琴本人揭露了其内心的软弱。不过，在一些历史要人身上常常会发现这种现象，比如，前不久的莱赫·华勒萨[9]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英雄行为必然导致独立无援，遭人嫉恨。
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说作家索尔仁尼琴没有完全医治好凡人索尔仁尼琴，那么至少他把自由还给了凡人索尔仁尼琴。《第一圈》就是一部描写监狱生活及作家进行内心抗争的独特史诗，它是作家走向自由的首个推动力。这部书的作者仿佛成了古希腊罗马智者中的一员，成了现代奴隶制古拉格中的爱比克泰德[10]。这部书原本是一个地下作家为治愈自己的创痛创作出来的，但它却成了一本所有人都可以读的生活教科书，阅读它的目的是使我们每个人都能治愈自己身上的创痛。因为索尔仁尼琴坚信语言具有道德功效，而这一点很重要。一个人的呐喊声也能引起社会洪流：“每一个普通的话语都应该为推动守旧的巨石贡献力量，开始时总是很艰难。但是，如果所有物质已经不是你的，也不是我们的，那就别无选择。但是，一声叫喊，同样会引起山上的雪崩。”（《牛犊顶橡树·受伤的鸟》）
[1]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季诺维耶夫（1922—2006），俄罗斯散文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
[2]谢尔盖·弗拉基米洛维奇·米哈尔科夫（1913—2009），俄罗斯诗人、剧作家、散文作家、回忆录作家、社会活动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1970—1990）。（儿童文学作家，曾四次填写、修改苏联、俄罗斯国歌歌词。俄罗斯联邦国歌《俄罗斯，我们神圣的祖国》即由米哈尔科夫作词。——译者注）
[3]尤里·鲍里索维奇·马尔戈林（1900—1971），1936年加入以色列国籍，俄语散文作家、记者、历史学家。
[4]Courtois S.，Werth N.，Panne J.-L.，Paczkowski A.，Bartošek K.，Margolin J.-L.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Crime，terreur et rйpression. Paris，1997.
[5]Керсновская Е. А.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человек？М.，2006. ——书中共有6集正文、703幅插图。她曾于1942—1952年在诺里尔斯克服刑期。
[6]阿根廷首都。——译者注
[7]Чуковская Е. Ц.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От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против цензуры к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 об Архипелаге ГУЛАГ // Между двумя юбилеями. 1998—2003. писатели，критики，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ы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 Сост. Н. А. Струве，В. А. Москвин. М.，2005. С. 352—370.
[8]письмо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а IV съезду писателей СССР（27 марта 1967 г.）.
[9]莱赫·华勒萨，又译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生于1943年9月29日），波兰国家元首、社会政治活动家、人权捍卫者、波兰总统（1990—1995）、团结工会创始人及领导人（1980—1990）、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83）。（1989年被授予美国“费城自由勋章”。1990年12月至1995年12月任波兰总统，被称为带着斧子的总统，坚决、强悍、简单，不兜圈子。——译者注）
[10]爱比克泰德，约50-约138，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尼科波利斯哲学派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