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作家和斗士，索尔仁尼琴在20世纪最后三十余年留下了毋庸置疑的痕迹。“哎呀，利季娅·考尔涅耶夫娜，您要是见到这个人就好了！他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人。应该看到他本人，顺便读一下他写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以上就是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记载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对作家的评价。但，作家在抗争结束后还会像先前一样吗？
与赫鲁晓夫或勃列日涅夫相比，索尔仁尼琴对同时代人的影响要大得多，而且将来肯定会有人这样称呼——索尔仁尼琴时代。作为斗士的索尔仁尼琴给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两者密不可分，就像西塞罗或赫尔岑那样。正是这种战斗精神使他长时间以来一直显得非常年轻，比阿赫玛托娃对他赞不绝口的时候还要年轻。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后，阿赫玛托娃对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这样说道：“我拿到第11期的《新世界》杂志，我再去列宁格勒。我想亲自见证一下新时代的到来。”[2]过了一个月，她又说：“要是突然不许发表索尔仁尼琴第二部作品呢？我对这部作品的喜爱胜过了第一部书。第一部小说以非凡的勇气、与众不同的内容征服你，当然也包括文学技巧；可《玛特廖娜的家》，一看就是部伟大作家的创作，充满了浓厚的人道主义，使我们重新萌发了对母语和俄罗斯的爱，正像勃洛克说过的那样，用极度折磨人的爱去爱。”[3]
不言而喻，在漫长的一生中，对己对人都毫不妥协的索尔仁尼琴也遇到过不解，有时也包括周围人的敌视。晚年的作家给大家留下的是一个眉头紧锁的老者形象，这一形象掩饰了那个曾经长着运动员身材、重返文学和政治领域的男子形象。人们完全有理由指责他，譬如，尽管他与一些朋友还有其尊重的论敌曾耐心地辩论过，但长时间的“使徒式生活”使得索尔仁尼琴的信念有时成了不容争议的论断或是残酷无情的预言，而在《第一圈》中，他表现得就像是一名无法超越的对话大师（作品里的对话，在托马斯·曼的《魔山》以来的欧洲文学中就没有出现过）。的确，故事的背景发生了变化，从高山疗养院换成了“沙拉什卡”，一些科学家在两个集中营调换的间歇被暂时幽禁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鲁宾就是塞塔姆布里尼，索洛格金就是纳夫塔，而涅尔仁就是那个年轻、不断探索且天真幼稚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化身。丘科夫斯卡娅在写于1982年5月16日的日记中从另外一个方面指出：令人惊奇的是，“西欧主义者”萨哈罗夫“就性格而言……更像是俄罗斯的傻瓜伊万”，而“斯拉夫主义者”索尔仁尼琴则“从头到脚都是一个德国人……被奥勃洛摩夫们包围的施托尔茨”。
“它（俄罗斯的良心）的出现始于忏悔”，在与阿赫玛托娃谈话过程中，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经常引用赫尔岑说过的这句话。《古拉格群岛》既是个人的忏悔，又是笑的自发表现（这种自然力摧毁了伟大的谎言）；既是为受难者祈祷，也是控诉书。可以千百次地重复说，“不用写出来，人们早就知道这一切”，但只有读过《古拉格群岛》，我们才目睹了这个乌托邦滋生的让人生死不能的地狱般的生活。
如果说从某种意识形态意义来看《红轮》是个“败笔”，那么在我看来，它不仅没有减损作家的艺术贡献，而且某种程度上还证实了作家成了一名胜利者。这部史诗巨著在很多方面都是创新，如许多观点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极富诗意的描写夜晚或白天的插叙，人向上帝倾诉，人与非理性的自我之间的对话。《红轮》蕴涵的语言财富几乎还没有人研究。这部史诗没有写完，这使《红轮》显得更完美。我们到底也不知道，俄罗斯（他的俄罗斯）究竟何时彻底丧失了理智，后来又发动了自相残杀的国内战争，这场战争对于俄罗斯而言是致命的，俄罗斯再也没有缓过劲来。索尔仁尼琴“神奇的出现”使阿赫玛托娃感到备受鼓舞，那种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了。俄罗斯、全世界、意识对抗，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或者是被赋予了另外的内涵。留给我们的只是两部长篇巨著，以及索尔仁尼琴的神奇出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索尔仁尼琴的种种探索都是在缺失父爱的情况下进行的。父亲只出现在其第二部“巨著”即《红轮》中。而且也不是以父亲的形象出现的，却像一个他我，像兄长或者某种程度上像是儿子。索尔仁尼琴不了解自己的父亲，同样，俄罗斯似乎也陷入到了缺少父爱的自相残杀的残酷战争里。作家只是通过桑尼亚·拉任尼琴这个形象，以母亲给儿子讲的十分有限的家庭传说为基础，塑造了父亲这一人物。这样就奇迹般地诞生了“父亲-兄长-儿子”这一集合体。作家不仅重构了缺失了的父亲的形象，而且还为他设计了未来，希冀用其文学创作来评判已然经历过的，但还没有被彻底弄清楚，仍旧混沌不明的俄罗斯历史……
很多伟大作家和思想家都曾经对20世纪俄罗斯遭受的灾难般的历史做过独到的评述。冷峻地看待历史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无论他是谁）独特的审美观；冷彻骨髓则构成了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的艺术魅力，透过每一个简短的叙事场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怕的“世界”；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的艺术世界里充满了不计其数的重复细节，刻意模仿那个布满意识形态谎言的千篇一律的现实生活；瓦西里·格罗斯曼在上一个世界的废墟上断言人类必将逐步完善梦想；但最重要的而且也是最早的观点属于安娜·阿赫玛托娃，它表现在《安魂曲》那些宗教般神秘的诗行里：
……就让他们 用黑色的呢绒把重重灾难遮住。 请把灯盏也一起拿走。
索尔仁尼琴与阿赫玛托娃的这个“长夜”进行着搏斗，运用自己全部的文学才华，在历史的黑暗中探寻着那个获得新生的一天。“那永恒肃穆的一瞬，既发生在我们之前，也发生在我们之后”——在《1917年4月》里，维拉望着流冰排的涅瓦河沉思道。但在《红轮》成百上千个人物当中，能看到“这一瞬”的只是少数人，甚至就是作者，似乎也是很艰难地发现了它的存在……像济娜一样，他在开裂的冰面上从一个冰块跳到了另一个冰块上。对于这位无法适应失败的斗士而言，他的奔跑非常美。而且这种美好也会永恒。
[1]Чуковская Л. К. Записки об Анне Ахматовой：В 3 т. М.，1997. Т. 2. С. 533.
[2]Чуковская Л. К. Записки об Анне Ахматовой：В 3 т. М.，1997. Т. 2. С. 533. C. 550.
[3]Чуковская Л. К. Записки об Анне Ахматовой：В 3 т. М.，1997. Т. 2. С. 533. C. 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