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出了几个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我们这时期的哲学天才，尽管面对重重障碍和不利因素，但也起码能够得以生成：自由的男子气概、早年就知悉人性、没有接受过那种学者式的书呆子教育、不受爱国主义的束缚、不用被迫为稻粱谋、与国家没有牵连——一句话，自由，永远都是自由：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赖以成长的奇妙和危险的环境。谁要想像尼布尔[1]指责柏拉图那样指责哲学天才是糟糕的公民，那就让他们这样指责吧，他们自己去做良好公民得了。他们这样指责是对的，柏拉图那样做也同样是对的。对于其他人，上述那样巨大的自由意味着狂妄和自负，那他们也是对的，因为这些人有了这样的自由以后都不知如何是好；假如他们要求这种自由的话，他们就当然是相当自负的。那样的自由的确就是一笔沉重的债务，也只有通过做出伟大和非凡的事情才可以偿还。确实，每一个凡夫，看到有人独得上天如此厚爱，都有权利心怀怨恨。不过，他自己则是愿上天保佑，可千万不要受到这样的厚爱，亦即不要背负如此可怕的责任。他们的确会因那自由和那孤独而马上沉沦，会因为无聊而变成一个傻瓜，并且还是一个恶毒的傻瓜。
到现在为止，从我所说的，或许某些父亲会学到某些东西，并私下应用一二于其儿子的教育之中。但我们可千万不要真的期待父亲们会希望他们的儿子只成为哲学家。很有可能的是，历史上各个年代的父亲们通常都抗拒其儿子成为哲学家，就像是抗拒一桩极其乖戾的事情一样。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就成为了父亲们怒气的牺牲品，罪名是“引诱青年人”；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柏拉图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以让哲学家的生成不再受制于父亲们的非理性。现在看来，似乎柏拉图的确成功做出了一些事情。这是因为现代国家现在把促进哲学当作是自己的任务，每次都试图让一部分人幸运地得到“自由”，亦即获得一个我们认为哲学家得以生成的最根本条件。但柏拉图在历史上所遭遇的，却是一种奇特的不幸：某样东西基本是根据柏拉图所提出的构想，一旦真的形成以后，只有对其再仔细察看，那就始终不外是一个被侏儒或魔鬼掉了包的丑陋怪婴，一个小鬼怪。比较一下中世纪的教士国家，与柏拉图所梦想的“神之子”的统治，就可得出例子。现在，虽然现代国家是绝对不会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啊，感谢上帝！”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补上这一句——甚至国家对哲学的促进（按照国家所理解的那种促进），也会在将来的某一天遭检视，看看国家是否以柏拉图的方式理解它；我的意思是国家是否很认真地促进哲学，就好像产生新的柏拉图就是国家的最高目的一样。如果哲学家按惯例就好像是偶然出现在他的时代，那国家是否会真的布置任务，有意识地把那偶然转化为必然，助大自然一臂之力？
不幸的是，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在伟大哲学家方面，没有什么比那些为国家服务的拙劣哲学家更妨碍着哲学家的产生和流传。这是一个让人痛苦的问题，不是吗？人们都知道，这也是叔本华在著名的《论大学的哲学》中最初让我们审视的同一问题。我会回头再讨论此问题，因为我们必须迫使人们严肃对待此问题，亦即以此促使他们做出某样实事。我认为我所写的每一个字词，如果其背后不是在督促着做出实事的话，那就都是白写的、没有用处的；把叔本华在《论大学的哲学》中给出的永远成立的定理，联系到我们至为紧密的同时代人，再一次直截了当地展示出来，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因为善良的人会误以为自从叔本华发出那些严厉的指控以后，在德国的所有一切都有好转了。叔本华的工作还没有完结呢——甚至在微不足道的这一点上。
仔细察看的话，正如我所说的，国家现在为促进哲学而让某些人有幸得到的“自由”，却根本不是自由，而是某种有俸的职位。所谓的促进哲学，在今天不外乎就只是国家让一部分人能够靠哲学而生活，亦即把哲学变为一种谋生的职业。相比之下，希腊的古老智者却没有从国家那儿领取薪水，至多不过就是像芝诺[2]那样获授一顶金冠，并在凯拉米克斯[3]竖起一座纪念碑，向他表示敬意。告诉人们如何利用真理而谋生，是否就对真理带来好处，我无法泛泛而言，因为这一切都取决于所召唤对象的素质和品格。我能想象那些人带着好几分的骄傲和自尊心对其同类说：你们就好好照看着我吧，我有更正经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我要照看着你们。如果是柏拉图和叔本华，这样大的气派和语气，并不会让我们惊讶，这也是为何他们甚至可以成为大学哲学家，正如柏拉图短暂做过宫廷哲学家而不会有辱哲学的尊严一样。甚至康德也像我们学者所习惯了的那样，处处谨慎、低三下四，其对国家的态度并没有伟大之处，以致如果大学哲学受指责的话，他就无法为自己辩解。但如果有能为大学哲学声辩的人，就像叔本华和柏拉图那种，我估计他们将永远没有这样做的机会，因为永远不会有任何国家斗胆宠幸这样的人，让其得到大学哲学家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国家都害怕他们，并且永远只会宠幸那些国家不用害怕的哲学家。也就是说，国家从根本上对哲学是恐惧的，并且，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国家就恰恰会尽力试图把哲学家拉到它的一边去，这样就会显得哲学是站在国家的一边，因为国家有着这些顶着哲学之名，但又不会引起恐惧的人站在国家的一边。但如果有人现身，摆出一副架势，手拿真理的计量器，对一切事物动真格，甚至包括国家，那国家就有理由排斥这样的人，并将其视为敌人；正如国家会同样对待那凌驾于国家之上、想成为它的裁判官的宗教一样，因为国家肯定自己的存在更甚于任何一切。所以，有人能忍受成为一名为国家服务的哲学家的话，那他也就得忍受被人视为放弃真理、不再对真理探究到底。起码，只要他受人恩惠，受人职位，那他就得承认在真理之上还有着更高的东西——国家。并且也不仅仅是国家，而是所有的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要求的一切，例如，某种形式的宗教，社会的秩序，军队的法章——所有这些东西都被写上了“不得触碰！”的字眼。大学哲学家弄清楚明白了他的责任的整个范围和限制吗？我不知道。但如果他对此已经清楚明白了而又仍然是国家的公务员，那他无论怎样说都是真理的坏朋友；如果对此从来没有弄清楚明白，那他仍然不是真理的朋友。
这些是至为泛泛的考虑，这些对于人们来说，当然是没有什么力度，人们对这些也是漠然处之。大部分人只会耸耸肩，说道：“就好像在这世上，伟大和纯粹的东西用不着为低下的人类作出让步和妥协而照样能够保留下来似的！你们难道宁愿国家迫害哲学家，而不是给他们发薪水，接受他们的服务？”在还没有回答这个最后的问题的时候，我只想补充这一点：哲学给国家所做出的让步现在是太大了。首先，国家挑选出它的哲学仆人，并且是恰好其机构所需要的数量；也就是说，国家给人的假象就是国家能够鉴别和分清好的哲学家与糟糕的哲学家；并且它还假设肯定永远会有足够数量的好的哲学家，以填满它所有的教席。不光在好哲学家方面，而且还在所需的好哲学家的数量方面，国家现在已成了权威。其次，国家强迫它所挑选了的人，在固定的某一地方，在某一人群当中，从事某一固定的活动；他们得给那些有兴致的大学生授课，并且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问题是一个讲良心的哲学家，会答应每天都能有东西可教吗？并且是教给每一个想聆听的学生？他难道不需要作出假象，让人觉得他懂得比实际上的要多？他难道不需要在一群陌生人面前，大谈一些他只能与最亲近的朋友谈论才没有危险的事情？总而言之，他难道没有剥夺了自己那至为美妙的自由，以在自己的天才呼唤之时能随时随地听从之？这样的话，他就负责在特定的时间公开思考一些预先特定的东西。而且是对着一帮年轻人这样做！这样的思考，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好比是去势了吗！当他某一天感觉到，今天我什么都想不出来，没有什么聪明美妙的想法——但他还是得硬着头皮摆出思考的样子！
但是，有人会提出异议，他可一点都不是要成为一个思想家（Denker），而只是一个“Nachdenker”（思考者）[4]或“Uberdenker”[5]罢了；但他首先是位了解所有以前的思想家、有学问的鉴赏家，他总能讲述一些他的学生不知道的这方面的东西。但负责在学生面前显示出博学多识，正是哲学给国家作出的第三个至为危险的让步。特别是表现为通晓哲学史，因为对于天才来说，他们以爱和纯粹的目光注视着事物，就像诗人、文学家那样，无论怎样深入事物也嫌不够。而在那数之不尽的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意见和看法之中翻寻和挖掘，却几乎是最让其厌恶、最不适合他们的职业。对过去历史如数家珍、旁征博引，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哲学家的工作，不管是在印度，还是在希腊；如果一个哲学教授致力于这样的工作，那他就得容忍人们充其量这样说他：他是个优秀的语文学家、古物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但他永远不是个哲学家。正如已经说了的，这只是充其量，因为对大学哲学家所做的那些大部分学术工作，一个语文学家会感觉相当糟糕：既没有科学的严谨，也大都带有某种让人厌恶的冗烦和无聊。例如，谁又能够把希腊哲学家的历史，从里特[6]、勃兰迪斯[7]和策勒尔[8]对其布下的重重催眠烟幕中解救出来？这几个人的学究工作并不那么科学，同时又不幸地太过冗烦和单调。我起码喜欢阅读第欧根尼·拉尔修[9]更甚于萨勒，因为在前者的著作中起码存活着古老哲学家的精神，但在策勒尔的作品里，既没有古老哲学家的精神也没有其他任何人的精神。最后，那哲学史跟我们的年轻人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否要用那些众说纷纭，让我们的年轻人失去拥有自己看法的勇气？是否要他们学会一起欢庆，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美妙的进步？是否非要让年轻人终于憎恨或者蔑视哲学不可？至于这最后一点，当我们知道那些学生为了应付哲学考试是如何折磨自己，是如何把过去人们头脑中曾经有过的至为疯狂和至为尖刻的看法和念头，连同那些最伟大的和最难以把握的思想一道，硬是塞进可怜的脑子里面——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真的就会这么想了。对一种哲学唯一的可能做出的评判，并且是能证明一些东西的评判（亦即争取看看人们是否可以据此哲学而生活），却从来不会在大学里传授；所传授的只是用字词加上字词做出的评判。现在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并没有多少人生经验，但在头脑里却并存和混合着五十个体系的文字形式，以及对这些体系的五十个评判。这将是怎样的杂草丛生的蛮荒之地！是对哲学教育多大的嘲弄！事实上，人们也承认这并非向学生传授哲学，而是要训练他们通过哲学考试。这样做的结果通常就是，人人都知道，那被考试的年轻人——啊，那被考试得太过的年轻人——以憋闷的一声叹息承认：“感谢上帝，幸好我不是个哲学家，而是个基督徒，是我国家的一个良好市民！”
但如果学生的这一憋闷叹息正好就是国家的目的，而哲学“教育”（Erziehung）就只是要“引离”（Abziehung）哲学吗？我们要问一下自己。但如果情形真的是这样，那就只有一样东西是值得害怕的：年轻人最终发现哲学被扭曲背后的目的是什么。那最高的目标，那要产生哲学天才，就只是一个托词而已？目标或许正是要阻止哲学天才的产生？这其中的意思翻转过来变成相反？这样的话，那整套国家和教授的精明把戏就倒霉了！
而这样的事情，难道还没走漏了风声吗？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大学哲学已经沦为众人蔑视和怀疑的对象。这部分原因在于现在统治着讲台的，是更弱的一代；如果叔本华现在要再写一篇论大学的哲学的话，他不必再用棍子了，只需一根灯芯草即可征服他们。他们是那些虚假思想家的继承人和后裔——对其先辈那受严重扭曲的头脑，叔本华曾给予了痛击。现在的这些家伙，看上去就像婴儿和侏儒似的，这让人想起那句印度的谚语：“人们根据自己的所为而生为愚蠢、聋哑、畸形残疾。”他们的父辈因其所为，根据那谚语，就配得到这种样子的下一代。因此，毫无疑问的是，青年学子们很快就可以没有大学所教的哲学而一样将就着，与学术无关的成年人现在已经没有哲学而照样应付自如。人们只需回想一下自己的学生年代。我的例子就是，那些学术哲学家完全就是无足轻重的人。那时在我看来，他们就把其他学科的成果大概凑在一起，空闲时间则读读报纸，去看看歌剧；其余时间，其学术同事对待他们的，则是某种巧妙掩藏起来的鄙视。人们相信他们甚少知识，却永远不会拙于以模糊的字词来掩饰自己的无知。所以，他们偏好流连在那些昏暗的、有着良好视力的人无法长时间忍受的地方。其中一位会以这样的说法反对自然科学：没有一样自然科学能够向我彻底解释最简单的进化、形成，那么，对所有这些还有什么可感兴趣的？另一位则这样评论历史：对我这样有思想的人，历史是不会有新东西的。一句话，他们总能找到理由解释，为何什么都不懂却比学习某样东西更有哲学味道。但如果他们真忙于学习的话，那他们的秘密冲动不过就是要逃离科学，要在某一空白和模糊不清之处建立起一个晦暗王国。要说他们走在科学的前面的话，那意思就只能是像猎物跑在紧追不舍的猎人的前面。最近他们喜欢宣称，自己其实只是科学前沿的监察者和看守者。康德的学说在此尤其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尽力把康德的学说弄成某一种闲适的怀疑论，目的就是用不了多久，就没人对这还有兴趣。偶尔，他们中的一位还能终于决定抛出一小套形而上学，伴随着那通常的后果，亦即眩晕、头痛和鼻子流血。在他们的这些直往云里雾里的旅行经常失败以后，在被那些学习真实科学的生硬和固执的年轻人，持续不断地抓住头发从云里雾里拽下来以后，他们的脸上就习惯性地带着一副拘谨、扭捏和谎言被识穿以后的表情。他们完全失去了那洋洋得意，再不会为哲学越出雷池哪怕半步。以前，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相信能够以他们的体系创造一个新的宗教，或者取代旧的；现在呢，这样的目空一切已经消失了。他们大都是温顺、腼腆和暧昧的人，永远不会像卢克莱修[10]那样勇敢，为加在人的身上的压迫而愤怒。至于逻辑思考，人们也难再从他们那里学到东西，在自然评估了自己的能力以后，他们也停止了那以往惯常的思辨、论辩练习。毫无疑问，现在人们在具体单个学科中，更加合乎逻辑、更加小心谨慎、更加谦虚、更加富有创意，一句话，比那些所谓的哲学家都要哲学。人们也就同意那不怀偏见的英国人巴治赫特（Bagehot）的说法了。巴治赫特这样说现在那些建构哲学体系的人：
谁不是几乎从一开始就已经确知他们的前提奇特地混合着真理与谬误，因此，花费闲暇反复思考他们接下来的那些结论是得不偿失的？那些完备的体系或许能够吸引年轻人，并给那些没有经验的人留下印象，但受过教育的人，却不为所动。他们永远宁愿接受给出的暗示和猜想，而小小的真理则更受他们的欢迎。但满纸演绎、推论哲学的大部头，会引起人们的怀疑。无数未经证明的抽象原理，却被年轻的人们匆匆收集起来，然后精心大作文章，形诸书籍和理论，并以此解释整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却不会理会这些抽象的东西。这是不奇怪的，因为这些抽象东西相互之间也是矛盾的。
如果以前的哲学家，特别是德国的，是那样地陷入沉思，以致冒着头撞横梁的持续危险，那现在的他们，则像斯威夫特[11]所描写的飞行浮岛拉普他岛那样，被配置了成队的拍手，以便不时地给他们的眼睛或者随便哪里温柔的一击。有时候这些拍击可能太用力了，这些沉思恍惚的人就会忘了自己而回击，但他们总是以丢脸而告终。没看到那横梁吗，你这昏昏沉沉的家伙！那些拍手就会这样冲着他们说。常有的事情就是，哲学家的确看到了横梁，然后就重新和颜悦色了。这些拍手就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这些学科逐渐把那德国“梦与想的工作”（这“梦与想”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被混淆为“哲学”）吓唬到这样的地步，那些“梦与想”贩子巴不得放弃自食其力的努力；但如果他们意外地妨碍了自然科学，等等，或者想要把一小带子系在这些学科上，以图牵引它们，那些拍手就会马上恶狠狠地拍打他们，这些拍手似乎很想说：“你这样的一个思想贩子，竟然想沾污我们的自然科学和历史，是可忍孰不可忍！滚！”这样，他们就又摇晃着回到他们自己的不确定和迷惘之中：他们绝对希望有一点自然科学抓在手里，就有点像经验心理学，像赫尔巴特[12]门徒那样，也绝对希望掌握一点点历史。这样的话，他们起码就可以公开做出在忙于科学的样子，尽管他们私下里巴不得让所有哲学和所有科学都见鬼去。
但就算承认这一帮拙劣的哲学家是很可笑的——谁又不肯如此承认呢？——那他们的危害性又在哪里呢？简短的回答就是：他们的危害性就在于他们把哲学变成了一样可笑的东西。只要那获国家承认的虚假思想家群体继续存在，那真正哲学所发挥的出色作用就被抵消，至少就受到了制约，甚至就是因为他们作为那伟大哲学的代表所招惹的可笑诅咒，让哲学本身蒙羞而无法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国家和学术院取消对哲学的承认，视为促进了文化；并且，要免除国家和学术院那无法完成的把真正哲学与虚假哲学区分开来的任务。就让哲学家无拘束地生长，不再让他们抱有希望能在公民行业中得到一官半职，不再以薪俸刺激和勾引他们；甚至还有更多，那就是迫害他们，一脸不悦地看着他们——这样，你们就能看到奇迹！他们就会作鸟兽散，就会寻找地方栖身，那些可怜的假冒哲学家。一些人会做了教士，另一些人则成了学校教师，还有一些人则躲进了报纸的编辑室做起了编辑，再有一些则给女子学校撰写教科书。这些人当中最有理性的则会拿起犁头，而最虚荣的则到宫廷去谋生。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冷冷清清，人去楼空。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清除那些拙劣哲学家，我们只需不再优待他们，养着他们就可以了。这样做无论如何都好过为了国家的缘故而公开庇护和资助某一哲学——不管这一哲学是什么。
国家从来不会对真理真的上心，永远只会关心对国家有用的真理；更精确地说，只会关心所有对国家有用的东西，不管这些是真理，抑或是半真半假的理，抑或是谬误。国家与哲学的结盟，也只有在哲学能够保证无条件为国家服务的时候，才有其意义，亦即哲学要把为国家服务放在比真理还要高的位置。如果国家能够雇佣真理、得到其效劳，那当然是很美妙的事情。不过，国家也很清楚地知道，真理的本质是永远既不会效劳，也不会接受薪水。因此，国家所拥有的只是虚假的“真理”，是一个戴着副假面具的角色；而这角色却不幸地无法提供国家异常渴望从真理那得到的东西：类似能够宣布其合法或者类似教皇的封圣一类。当中世纪的王侯要想得到教皇的加冕而又无法如愿的时候，就会委任一个伪教皇以给他提供这一服务。这或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凑合着应付，但如果现代国家委任一种伪哲学，以求得到其合法化的论述，那是不能成功的。因为哲学会一如既往针对这一种伪哲学，现在甚至比以往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真心认为如果国家完全不要染指哲学，根本不要从哲学那儿希冀得到什么，并尽可能地对其漠然视之，无动于衷，这会对国家更有实际好处。如果无法保持漠然视之，如果这哲学对国家构成威胁和损害，那国家尽可以找这哲学算账。既然国家对大学的兴趣，不外乎就是通过大学培养出顺从的、有用的公民，那么，国家就要谨慎从事，不要做出有损这一目的的事情，亦即不要要求年轻人进行哲学测试，因为虽然这样魔鬼般的考试会是吓走那些懒惰和能力不足的学生的不错手段，让他们不敢在大学学习，但这样做的得益，终究无法抵偿这种强制性学习给那些轻率莽撞、躁动不安的学生所造成的损害。他们了解到了那些禁书，开始批评他们的老师，最终甚至留意到了大学哲学及其考试的目的，更不用说那些年轻的神学家因为这样的考试而可能产生疑问，并因此在德国，神学家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就像北山羊在蒂罗尔[13]越来越少一样。我知道得很清楚，国家会对我的整个思考有何反对意见和理由——只要那美丽的、绿油油的黑格尔庄稼还在所有地里生长。但是，在这些庄稼失收以后，在人们当时就此所许下的诺言并不曾兑现、在所有粮仓都空荡荡的时候，人们就宁愿不只是提出反对意见，而是要抛弃哲学了。国家现在有了力量，但在黑格尔时期，国家只是想拥有力量——这是一个巨大差别。国家再也不需要经由哲学而获得认可，因此，哲学对于国家来说已变得多余。当国家不再养着它的教授，或者就像我所预想的不久以后，国家只是表面上养着他们，其实对其并不上心，那这样对国家反倒有利。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大学也明白这样做的好处。起码，我认为一所真正科学的院校，不再与那半科学或四分之一科学的东西为伍的话，会得到好处。再者，大学获得太少的尊敬，以致不得不希望剔除掉那些连学术中人也看不起的科目。这是因为非学术人士有着很好的理由，对大学有着某种程度的蔑视；他们指责大学怯懦，小的害怕大的，大的则害怕公众言论；指责大学没有在涉及更高文化的事情方面领路在前，而是拖在后面蹒跚而行；不再遵循任何享有声誉的科学都会遵循的根本方向，例如，人们比以往都更热情地进行语言方面的学习，但却没人认为需要对写作和讲话进行严格的训练和培养。古老的印度打开了门户，但这方面的学习者和鉴赏家，与印度那些不朽著作、与印度哲学的关系，就跟一只动物与古希腊竖琴的关系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叔本华认为认识印度哲学，是我们这一世纪相比其他世纪所能拥有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古老的经典已变成了人们随意对待和任意处置的古旧之物，不再发挥出古典和模范的作用。学习那些经典的年轻人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那些年轻人确实不是值得模仿的对象。菲利德利希·奥古斯特·沃尔夫[14]的精神现在去哪里了？弗兰茨·帕索[15]可以说沃尔夫的精神表现为一种真正爱国、真正人道主义的精神，必要时，有能力让一个大洲燃烧起来。与此同时，一种报纸杂志的格调和气味却越发侵入到大学中去，并且还不止一次打着哲学的名义；那是一种圆滑光亮、修饰得美轮美奂的表述方式，浮士德和智者纳旦[16]挂在嘴边，语言和观点都来自我们那些让人恶心的杂志和读物。最近还唠叨起我们神圣的德国音乐，甚至还要求讲座讲解席勒和歌德——所有这些迹象都显示出大学的精神开始与时代的精神混淆不清了。在我看来，如果在大学之外，还能有一个更高的评判机构，以监督和校正这些大学机构在促进教育方面的所为，那将是价值非凡的；一旦哲学从大学分离出来，并去除所有没有价值的顾虑和遮蔽，那恰恰就成为这样的评判机构了：没有国家的权力支持，没有薪水和荣誉，这种评判机构就知道提供其服务，不受这时代精神的影响，也不受畏惧这时代精神的影响。一句话，就像叔本华那样的生活，成为一个对他周围的所谓文化的评判员。以这样的方式，哲学家仍然可以对大学是有用的——当哲学家与大学再没有了关联，而只是从相隔一段具有尊严的距离，对大学作出总览和评判。
最后就是，一个国家的存在、大学水平的提高，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如果哲学在这地球上的存在对于我们是首要的事情？或者为了不至于让人对我的意思产生疑问，后半句话就是：如果我们关心哲学的诞生，远甚于关心国家或者大学的持续存在。人们对公众舆论越是奴颜婢膝，自由所面临的危险越大，那哲学的尊严相应就越高。在罗马共和国崩溃的地震中，在帝国时期，在哲学的名字与历史的名字成了“让王侯不快的名字”的时期，哲学的尊严是最高的。在展示哲学的尊严方面，布鲁图[17]表现得比柏拉图还要出色；那是伦理学不再处于平庸位置的年代。如果哲学现在并不怎么受尊重了，那我们只需问一问，为何现在没有哪一位伟大的统帅和政治家是信奉和拥护哲学的？这正是因为在他们寻求哲学的时候，迎面走来的是一个挂着哲学之名的虚弱幽灵，是那种书呆子式的、只在课堂上讲的智慧和谨慎处世。一句话，是因为他们所接触的哲学用不了多久就变成了一种可笑的东西，而哲学本应该是让他们敬畏的；那些受召唤去寻找力量的人，本来应该知道哲学里有着英勇气概的源泉。一个美国人可以告诉他们，一个伟大思想家来到这一世界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巨大力量的中心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心，”爱默生[18]写道：
当伟大的神祇把一个思想家放走在这地球上，所有一切就都处于危险之中。那就犹如在一个大城市中燃起了大火，无人知道什么是安全的，大火将在哪里熄灭。没有什么科学是可以保证明天不会翻侧；也没有什么文学的大名和所谓的闻名遐迩是可以免于修正和批判。此时此刻一些东西在这些人的眼中是很美好的，那是在他们的思想地平线所能出现的观念所致，也是这些思想观念导致了现在的事物秩序，就正如一株苹果树结出了苹果。新的一级文化会瞬间转变人类的一系列追求。
那么，如果这样的思想家是危险的，那当然就很清楚为何我们那些学术思想家是不危险的了，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从传统和习惯中平和地生长，就像树上结出的果实。这些学术思想家是不会让人惊骇的，不会弄至天翻地覆。要描述他们的整个追求和努力，那就用第欧根尼[19]的话吧——在某人赞扬一个哲学家的时候，第欧根尼是这样回应的：“他又显现了什么伟大之处呢？他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哲学家，但却不曾使任何人苦恼或者忧伤！”的确，在大学哲学的墓碑上，应该写上“这些东西不曾让任何人苦恼和忧伤”。然而，这种赞语当然应该更多的给予一位老妇，而不是给予真理女神。并不奇怪的是，那些把真理女神看成是老妇人的人，本身就没有什么男子气，因此也是恰如其分地不再受到有权力之人的重视。
但如果在我们这一时期现实就是如此，那哲学的尊严已被踩在脚下，哲学本身看上去已经变成了某样可笑的或者是某样人人都会漠视的东西。这样的话，哲学的所有真正的朋友就都有责任对这混乱作出见证，并且起码要证明：只有哲学的虚假和有失身份的仆人才是可笑的，才是应该遭漠视的。如果他们能够通过行动表明：对真理的热爱是某种可怕和有力的东西，那就更好了。
叔本华证明了上述这两样，并且会随着时间而越加证明之。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