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重拾生活的信心

第二天上午，我开车去找埃莉诺拉·杜丝。她住在一幢玫瑰色别墅里，前面有一个葡萄园。她顺着满是葡萄架的小道款款而来，宛如光芒四射的天使。她上前拥抱我，目光充满了爱和柔情。我此时此刻的感觉，简直跟但丁遇到神女时的感受一样。

从此我就在维亚雷焦住了下来，埃莉诺拉的目光重新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她常常拥抱着我，抚慰我。她不仅抚慰我的伤痛，还懂得设身处地为我着想。我意识到，之前别人的安抚之所以毫无用处，原因在于他们全都故作轻松，想通过让气氛轻松活跃来让我遗忘过去。埃莉诺拉·杜丝则不同，她说：“跟我讲讲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吧。”她要我倾诉孩子们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要我拿出他们的照片，仔细看着他们，亲吻他们，放声哭出来。她从不空洞地劝我不要悲痛了，而是跟我一块儿悲痛。自从孩子们离开后，这是我头一次感觉到自己并非孤立无援。埃莉诺拉·杜丝是一个神奇的人。她胸怀宽广，可以容纳全世界的悲哀；她的精神光芒四射，了悟世间疾苦。当我跟她在海边散步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她的头顶笼罩星辰，手可触及山巅。

有一次，她抬头望向山峦，对我说：“科洛奇山的悬崖峭壁，在旁边吉拉杜的绿色山坡、生机勃勃的葡萄藤以及花枝招展的树木的衬托下，显得那么苍凉、那么险峻。但是，当你望向科洛奇山阴沉粗糙的顶峰时，你会看见白色的大理石闪出一道光芒，静候着雕刻家赋予它永恒性。吉拉杜山给予人类世俗的需求，而科洛奇山提供了梦想的素材。这就是艺术家的生活——昏暗、忧伤、悲凉，可是他们提供了白色大理石，激发了人类深层的渴望。”

埃莉诺拉·杜丝崇拜雪莱。这里的9月，暴风雨不断。有时候，在闪电划过阴沉的波涛时，她会指向大海，说：“看哪！雪莱的骨灰在闪耀——他在那里，走在波涛之上。”

住在酒店里，总是有陌生人盯着我，让我很不自在。于是，我租了一幢别墅。但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一幢别墅呢？一幢红砖砌成的庞大的别墅，坐落于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深处，四周有高高的围墙。如果说外部景象看起来很凄清的话，内部设置则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氛围。据村民们口口相传，这里曾居住着一位女士，跟奥地利宫廷中的某位身份显赫的名流——有人断定是弗朗茨·约瑟夫本人——有过一段不幸的情感纠葛，之后又凄凉地看到他儿子发了疯。别墅的顶层有一个小房间，窗户封住了，墙上画着奇形怪状的图案，门上开了方形的小洞。显然，可怜的年轻人发疯时，被关在了这里，食物则从洞口递了进去。屋顶有一处开放式的宽敞凉廊，一边可以俯瞰大海，另一边可以远眺群山。

这座阴郁的别墅，至少有60个房间，我租下它完全是一时冲动。吸引我的只是围墙内的松树林和凉廊上的迷人景观。我问埃莉诺拉·杜丝是否愿意与我一起住在这里，她婉言拒绝了。但她还是从原来的避暑别墅里搬了出来，搬到我附近的一幢白色小房子里。

现在，埃莉诺拉·杜丝有一大癖好，那就是通信。如果你住在别的国家，她或许只会时不时地给你发一封长电报，3年内从不间断；但是住在附近的话，她几乎每天都会派人捎来一封有趣的短笺，甚至一天两三封。我们经常见面，在海边散步，埃莉诺拉·杜丝习惯说：“悲哀的舞神与悲哀的缪斯一起漫步。”

一天，我和埃莉诺拉·杜丝在海边散步时，她突然转向我，落日的余晖在她头上投射出一道炽烈的光晕。她长久地盯着我，表情有些怪异。

“伊莎朵拉，”她哽咽着说，“别再追寻幸福了，别这样了。你紧皱的眉头已经告诉了我们，你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了。已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只不过是序幕而已。不要再去考验命运之神的耐性了。”

哦，埃莉诺拉·杜丝，如果我听进去你的忠告该有多好啊！可是，“希望”是一株根除不掉的顽树，不管多少枝丫被砍掉、被摧毁，它还是会长出新的枝叶。

埃莉诺拉·杜丝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时正处于生命和智慧的巅峰时刻。当她踩着大步行走在海岸边时，步态跟我见过的其他女人完全不一样。她不穿胸衣，身形高大，身材丰满，虽然时尚圈的人见了会摇头，但这恰恰体现了她的高贵迷人之处。她身上的一切都表明她有一颗饱尝磨难的伟大心灵。她常常给我阅读希腊悲剧或者莎士比亚戏剧，听她读到《安提戈涅》中的某些句子的时候，我不禁思忖，如此精彩的诠释竟然没有让全世界的人欣赏到，真是暴殄天物。有人认为，埃莉诺拉·杜丝在艺术辉煌阶段长期没有登上舞台，是因为情场失意或者其他感情方面的问题，这并非事实；而且，也不是健康方面的问题。真正的原因在于，她缺少帮助，缺少必要的资金去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艺术理念——事实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琐碎。标榜“崇尚艺术”的世界，把这位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演员遗弃了整整15年，任由孤独和贫困蚕食她的心灵。当莫里斯·盖斯特终于意识到她的存在，为她安排了美国巡演的时候，一切都已太迟。她竭尽全力要为自己等待多时的工作筹集必要的资金，却不幸死于这最后一场巡演的途中，令人扼腕叹息。

我租了一架高级钢琴，又发了一封电报给忠实的朋友斯基恩，他立马赶了过来。埃莉诺拉·杜丝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每天晚上都会让斯基恩为她弹奏贝多芬、肖邦、舒曼和舒伯特的作品。偶尔地，她还以低沉、优美的嗓音吟唱起自己最喜欢的歌曲《在这座黑暗的坟墓单》，每当唱到末尾的“忘恩负义——忘恩负义”时，她的声音变得哀怨动人，她的表情悲恸凄切，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一天傍晚，我忽然站了起来，让斯基恩弹奏起音乐，为埃莉诺拉·杜丝表演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我的动作舒缓而轻柔，是我自4月19日以来头一次跳舞。埃莉诺拉·杜丝满怀感激之情地拥抱住我、吻我。

“伊莎朵拉，”她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你应该回到自己的艺术中去。只有艺术才能拯救你的灵魂。”

埃莉诺拉·杜丝知道，几天前有人给我寄来了一份合约，希望我到南美巡回演出。

“签了这份合约吧，”她劝说道，“如果你知道生命有多短暂，知道它充斥着长年累月的无奈，无奈——除了无奈，没有别的了，你就会签了这份合约！从这无边的痛苦和无奈中挣脱出来吧——挣脱！”

“离开吧，离开吧！”她这样劝着我，而我的内心却分外沉重。我可以在埃莉诺拉·杜丝面前跳简单的动作，但是却无法再一次面对观众。我全部的身心都在备受煎熬——每一次心脏的跳动，都是对孩子们的声声呼唤。只有跟埃莉诺拉·杜丝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得到一丝安慰；可是到了夜晚，在这座孤寂的别墅里，空荡荡、阴沉沉的房间发出一阵阵回响，我彻夜难眠，无奈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曙光微露的时候，我起身，到大海里游泳。我暗暗思量，觉得自己最好游得远远的，再也回不来，不过我的身体总是自作主张地向着陆地游去——这就是一个年轻躯体对生命的本能渴望。

一个秋日的午后，天色灰暗，我独自在沙滩上漫步，突然看见我的孩子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手拉着手出现在我面前。我呼唤着他们，可是他们在前面跑着、笑着，我就是追赶不上。我在后面紧紧跟着——跟着——喊着——突然，他们消失在浪花飞溅的雾霭中。我感到揪心的恐惧。出现孩子们的幻觉——是否意味着我疯了？有好一阵子，我清楚地感觉至自己的一只脚跨过了疯人与正常人的界线。我的面前仿佛出现了一座疯人院——那百无聊赖的生活。在痛苦的绝望中，我扑倒在地，号啕大哭。

我不知道自己就这样趴了多久，直到一只怜惜的手抚摸我的头。我抬眼望去，看到一个仿佛从西斯廷教堂的壁画中走下来的俊美之人在我面前凝思。他站在那儿，刚从海上归来，说：“你为什么一直哭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或者帮点什么？”

我继续抬眼望着他。

“好吧，”我回答，“救救我！拯救我的生命，还有我的理智。给我一个孩子。”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站在我的别墅的屋顶上。落日已经沉入大海的深处，月亮缓缓升起，皓白的光辉笼罩着山脉的大理石岩壁，当他年轻而有力的臂膀将我环住，当他的双唇印上我的双唇，当他全部的意大利似的激情向我涌来时，我感觉到自己从痛苦和死亡中挣脱了出来，重回光明——重获爱情。

第二天上午，我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经过告诉埃莉诺拉·杜丝。她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艺术家生活在传说和幻想的土地上，年轻的“米开朗琪罗”从海上过来安慰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她不喜欢与陌生人接触，不过这一次，竟欣然赞成我把年轻的情人介绍给她看看。于是，我们一起拜访了他的工作室——他是一位雕塑家。

“你当真认为他是一位天才？”看完他的作品后，她问我。

“毫无疑问，”我回答，“而且他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米开朗琪罗’。”

年轻人的可塑性很强。年轻人相信一切，我几乎认定新的恋情可以帮助我战胜悲哀。那段日子，接连不断的恐怖遭遇已经让我精疲力竭了。我曾时常念起维克多·雨果的一首诗，并最终让自己确信：“是的，他们会回来；他们只不过在等待，终有一天会回来。”可是啊，这场美梦很快就破灭了。

我的情人似乎来自一个正统的意大利家庭，与一位同样来自正统家庭的年轻姑娘订了婚。他并没有亲口告诉我这件事，而是写了一封信给我，解释了一切，跟我说了再见。我一点儿都不恨他。我觉得他拯救了我的理智，让我不再感觉到孤独。自此之后，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神秘主义的忠实信徒。我觉得孩子们的灵魂就在我的身边游荡，他们总有一天会回来慰藉我。

秋天到了，埃莉诺拉·杜丝搬回她位于佛罗伦萨的公寓里，我也离开了那幢阴沉的别墅。我先是去了佛罗伦萨，随后去了罗马，打算在那里过冬。圣诞节是在罗马度过的，感觉很凄凉，但是我对自己说：“还好我不是在坟墓里，也不是在疯人院——我是在这里。”我忠诚的朋友斯基恩始终陪伴在我的身边。他从不发问，从不怀疑，单纯地奉献他的友谊和倾慕以及他的音乐。

对于忧伤的人来说，罗马是一个好地方。雅典耀眼的光明和绝对的完美，只会加剧我的悲痛；而罗马，这座拥有无数伟大的遗迹、陵墓、纪念碑的城市，见证了世代沧桑，是一颗绝佳的止痛药。我尤其喜欢在清晨的时候漫步于亚壁古道。那个时段，从弗拉斯卡蒂过来的运送葡萄酒的马车正行走在两排坟墓中间的道上，昏昏欲睡的车夫就像精疲力竭的农牧神，趴在洒桶上打瞌睡。时间仿佛不复存在了，我成为幽魂，在亚壁古道上飘荡了数千年，四周是空旷的坎帕尼亚平原，上面是拉斐尔天空的宽广穹顶。有时候，我把胳膊伸向这片天空，沿着古道跳舞。在路两旁的坟墓的映衬下，我这个样子显得分外悲戚。

晚上，我和斯基恩出去漫步，一路向前，走到那些喷涌不止的泉水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停下脚步。这些泉水来自山上，源源不断。我喜欢坐在泉水旁，聆听水流潺潺以及清脆的水花声。很多次，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哭泣，我那敦厚的同伴怜惜地握住我的双手。

一天，洛亨格林给我发来一封很长的电报，将我从这场漫无目的的悲伤之旅中唤醒。他以我的艺术的名义乞求我返回巴黎。这封电报奏效了。我坐上通往巴黎的火车。经过维亚雷焦的时候，我看见松树林里矗立着的那幢红砖别墅的屋顶，想起了几个月来在那里度过的绝望与希望交替出现的生活，想到了我离圣洁的朋友埃莉诺拉·杜丝越来越遥远。

洛亨格林早已在客丽容酒店为我准备了豪华套房，里面摆满了鲜花，还可以俯瞰协和广场。我把自己在维亚雷焦的经历以及孩子们出现在我面前的神秘幻觉告诉了洛亨格林，他将脸深深地埋进双手间，似乎经过了一番挣扎，然后说：“我在l908年向你走去，想要帮助你；可是我们的爱，最终将彼此引向了悲剧。现在，让我们一起创办你梦想的学校，创造一些美，抚慰生活在这个伤心世界的人们。”

他对我说，他已经买下了贝勒维大酒店。从酒店的露台处可以俯瞰整个巴黎，花园沿着山坡斜向河畔，房间多到可以容纳1000多个孩子。只要我愿意，这个学校就可以一直开办下去。

“如果你愿意将一切个人情感放在一边，暂时只为一个理念活着，那就容易多了。”他说。

悲痛和灾祸交缠着我的生活，唯有理智凌驾于一切之上，始终熠熠生辉。我清楚这一点，于是我应允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参观了贝勒维大酒店。自此之后，装修工、家具商在我的指挥下忙碌了起来。这家陈旧的酒店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未来舞蹈的殿堂。

我们在巴黎市中心举办了一场比赛，从中选拔出50名有志于舞蹈艺术的学生。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原来学校的那批学生和教师。

我们将旧酒店的餐厅改造为舞蹈教室，挂上了我的蓝色幕布。在长方形大房间的中央，我让人建了一座平台，有台阶通到台上。平台既可以用做看台，也可以当做编舞者们展示自己作品的舞台。我觉得，普通学校里的生活之所以单调乏味，部分原因就在于所有地板都在同一水平面上。因此，我让人在许多房间之间建了高低起伏的小通道。餐厅的布置，宛如英国国会下议院，过道的两边是一排排阶梯式的座位，年龄大的学生们和教师们坐在高处的位置，年龄小的孩子们坐在低处的位置。

这种忙碌、活跃的生活，让我再次感受到了生活的充实，孩子们如饥似渴、进步神速，是我教学的动力所在。开学才3个月，她们就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前来参观的艺术家们无不赞叹。星期六是艺术家的节日。从上午11点至下午1点是公开课，对艺术家们开放。洛亨格林一向慷慨大方，为艺术家们和孩子们准备了丰盛的午宴。气候渐渐转暖，午宴搬到花园里进行。午宴结束后，音乐响起，有人朗诵诗歌，有人翩翩起舞。

罗丹住在山的另一侧。他经常过来看我们跳舞，有时就坐在舞蹈教室里为年轻姑娘们画素描。有一次他对我说：“如果我年轻时有这样的模特该有多好啊！她们自由地活动，而且依照自然与和谐的规律活动！我的确有过许多美丽的模特，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像你的学生们那样懂得动作的奥秘。”

我给孩子们买了五颜六色的披肩。她们走出学校，到森林里漫步，快乐地跳着、跑着的时候，就像一群美丽的鸟儿。

我相信这座安置在贝勒维的学校能够永远办下去，我将在这里度过余生，把我所有的工作成就留在这里。

6月的时候我们在特洛卡迪罗举办了一场演出。我坐在包厢里观看孩子们表演。观众们对她们的表演很是满意。演出结束时，观众们掌声不断，久久不愿离去。这些孩子并非是训练有素的舞蹈家或艺术家，观众们能够对她们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肯定与我们的舞蹈产生了共鸣。这种共鸣，也正是我所预见到的，也正是尼采的理想：

舞者查拉图斯特拉，活跃的查拉图斯特拉，张开翅膀，做好了飞翔的准备。他向所有鸟儿呼唤，一切准备就绪。他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这些孩子们是未来的希望，她们将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中翩翩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