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庄这个川南小镇，拙作《梁思成传》中曾有过一段概述：
虽说李庄有“万里长江第一镇”之称，在历史上也曾是兵家必争之地和西南地区的货物集散中心，但因为上下距离宜宾和南溪均有二十五公里的水路，且没有任何陆路可以通行，所以到民国年间已变成了一处极为闭塞落后的孤寂之地。不过，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和金陵大学文学研究院等机构搬迁至此，使小小的李庄一时间声名鹊起，不仅成为与重庆、昆明和成都齐名的战时四大文化中心之一，还为它赢得了一个村镇级行政单位不可轻易使用的前缀词——中国。
确实，在抗战时期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邮件只要写上“中国李庄”四个字，便能准确无误地送达收件人的手中。即便是在今天，当人们提到李庄的时候，往往在文字的表述中也会不自觉而又自豪地使用“中国李庄”这个新专用名词。当然，今日李庄的骄傲、辉煌与闻名遐迩，是来自于昔日上述文化和学术机构人员的苦难。
不过，来到中国营造学社的王世襄，在这里并没有感受到生活的苦难，而是在营造学术天地间自由驰骋，并以其特有之性情在李庄留下了诸多有趣生动的美好回忆。在详述王世襄在中国营造学社短短近两年时间里的学术及生活状况之前，似乎应该对中国营造学社及其创始人朱启钤先生做一介绍，因为这与此后王世襄研究髹漆及明式家具等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
众所周知，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秦阿房宫，也曾有过气派恢宏、声势夺人的汉未央宫和唐大明宫，更有集数千年中国建筑技术之大成的明清时期那金碧辉煌、富丽奢华、巍峨非凡的故宫紫禁城。不过，人们见到的似乎只有这些“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的华丽建筑，并不曾知道是什么人创造了这些经典而不朽的艺术精品。当然，囿于自古以来“道器分途，重士轻工”之痼习，中国学界从来就不曾将建筑列入属于高雅的艺术门类，人们似乎也并不想知道或记住那些印象中行为粗拙的“匠人”。正因如此，在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在中国建筑史上做出某种开创性和奠基性贡献的一个人——朱启钤，以及最先由他个人出资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
清同治十一年（1872），朱启钤出生在河南信阳，其祖籍则为贵州开阳，字桂辛，晚年号蠖公，后人多尊称他为桂老或朱桂老。清光绪年间举人出身的朱启钤，自光绪二十年（1894）任职于泸州盐务局后，仕途一直平淡无奇，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与河南项城的袁世凯结识后，由于受到袁世凯的器重才开始平步青云，乃至最后竟就任了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兼交通总长之显职。民国六年（1917），朱启钤脱离政界开始经营地方实业，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民国八年（1919），朱启钤受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委托前往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路过南京时，偶然间于南京的江南图书馆里发现了《营造法式》一书，这是一部北宋年间官方修订的关于建筑设计和施工的专业性书籍。对于这部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著，朱启钤明白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宋代建筑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于是就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朱启钤竟然个人出资创办了“营造学社”，后来还以他个人的声望和影响争取到了中美庚款基金会的支持，并于民国十九年（1930）3月正式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
作为一个民间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最初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先后在北京珠宝子胡同七号、天安门内西朝房、赵堂子胡同三号朱启钤私宅和今天的中山公园内辗转迁移办公，而且应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的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府官员，虽然他们多是中国学界最顶尖的国学家或金石学家，但他们对于建筑学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是习惯于用传统思维方式在浩瀚的古书典籍中，去搜寻有关文献加以文字考证。对此，朱启钤认为还应该“访问大木匠师，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本为世家之工，号称专家，至今犹有存者”，可以当面向他们请教艰深晦涩的建筑专业术语，而且还可以参照实物“制作模型，烫样傅彩”，使原本只限于口口相传的建筑技艺得以用现代文字的方式记述流传下来。
即便如此，中国营造学社如果按照这条路子走下去，也不会像后来那样有所大成乃至学人皆知。所以，民国十八年（1929），当朱启钤向支配美国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申请经费补助时，该董事会董事、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周诒春则提议说：中国营造学社缺少懂得现代建筑学的专业人才，即便有了“庚款”经费补助也难有什么大的作为和成就。于是，他将自己当年从梁启超那里得知其子梁思成有志于研究中国建筑的志向，并从美国留学归来现在东北大学执教的消息告知了朱启钤，希望能聘请到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闻听此言，朱启钤十分兴奋，当即请周诒春亲往东北沈阳邀请梁思成。
周诒春曾经是朱启钤的幕僚，也是梁思成在清华学堂求学时的校长，而当他来到东北大学动员梁思成加盟营造学社时，梁思成却没有立即应允，因为他还舍不得放弃自己刚刚一手创建起来的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建筑系，但他也没有直接表示拒绝，而是希望给他一点时间进行考虑。后来，随着东北局势的日益恶化，以及妻子林徽因患病等原因，再加上周诒春多次诚恳地游说，梁思成终于答应加盟中国营造学社。正是因为有了梁思成的加盟，中国营造学社终于走出中国学者积习多年的老路，开创和奠定了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条新路。
当然，因为有了梁思成的加盟，朱启钤也热情高涨，他不仅亲自主持中国营造学社的事务，还先后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和南北池子、修筑环城铁路、疏浚护城河、创办北京第一个公园——中山公园，以及将承德避暑山庄二十余万件文物运抵北京、开设古物陈列馆、开放皇家园林颐和园北海及天坛雍和宫、搜集和保护江南丝绣文物等。同时，朱启钤还发表、刊印了诸多相关的学术文章、刊物和著作，例如：《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元大都宫苑图考》（与阚铎合著）、《存素堂丝绣录》、《存素堂入藏图书河渠之部目录》、《题姚承祖补云小筑卷》、《梓人遗制》（元薛景石著）（与刘敦桢校译）、《哲匠录》（与梁启雄、刘敦桢合著），以及《蠖园文存》《芋香诗录》等著述和校刊的《三图儿（蝶儿、燕儿、匡儿）》，等等。那么，朱启钤为什么要创立中国营造学社，并为此付出如此的辛劳呢？
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是这样解说的：“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启钤自刊行宋李明仲营造法式，而海内同志，始有致力之涂辄。年来东西学者，项背相望，发皇国粹，靡然成风。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启钤无似，年事日增，深惧文物沦胥，传述渐替，爰发起中国营造学社。”同时，朱启钤也是为了“纠合同志若而人，相与商略义例，分别部居，庶几绝学大昌，群才致用”。另外，朱启钤在创立中国营造学社之初，还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要纠正“自古以来理论与实践分离，士、匠相分开的偏向”，并使之能够相互结合起来。对于朱启钤的这一做法，中国营造学社最后一名社员，后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的罗哲文先生称之为“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确实，朱启钤在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历劫不磨之营造学”的同时，还特别重视那些建造了诸多经典建筑的“匠人们”，并为他们专门列传，这就是刊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哲匠录》。在《哲匠录》中，朱启钤“不论其人为圣为凡，为创为述，上而王侯将相，降而梓匠轮舆，凡于工艺上曾著一事，传一艺，显一技，立一言若，以其于人类文化有所贡献。悉数裒冣，而以‘哲’字嘉其称，题曰：《哲匠录》，实本表彰前贤，策励后生之旨也”。对此，罗哲文先生在2005年1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新《哲匠录》的序言中写道：
我认为更有值得推崇的是，桂老在《哲匠录》中把王侯将相和梓匠轮舆都一视同仁，一般看待，凡是对营造之事有所贡献，一技之长者，都尊之为“哲匠”。今天看来还有重要的意义。
是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为建筑师留有一席之位，就连“像李明仲这样的大家，也以其官匠作，宋史囿于义例，斤斤于道器之分，不为立传”。而至于主持建造了像紫禁城、明十三陵、北海和中南海这等世界不朽工程的“大匠”蒯祥，虽然后来由于这些伟大工程的缘故被朝廷授予工部左侍郎之职，也就是相当于现在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这样的显赫人物，在史书上也不过只留下寥寥几笔，更何况那些来自民间归于民间的其他工匠建筑师呢？虽然他们同样创造了惊世不朽的建筑作品，但对于那些反映了他们智慧、技巧、力量和情感的伟大建筑物，他们个人却不曾让人们记住并受到应有的尊重，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缺憾的事。
如今想来仍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朱启钤先生竟然因为一部《营造法式》而发起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并由此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那么，是何人编撰了《营造法式》这样一部伟大著作？它的版本源流又如何呢？
民国八年（1919）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的《营造法式》一书，是北宋年间的将作监李诫重新编修的一部关于建筑设计和施工的专业性书籍。出生年月不详的李诫（字明仲），出生于河南郑州管城县（今河南省新郑）一官宦之家，北宋元丰八年（1085）因祖荫被朝廷授予郊社斋郎一职，后来出任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县尉，元祐七年（1092）以承郎之职进入隶属于朝廷工部土建设计施工机构——将作监工作，十三年间历任监丞、少监和将作监等职。在这期间，李诫负责主持过诸多不同类型的新建或重修之重大工程，比如王邸、宫殿、辟雍、府廨和太庙等，这使他学习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建筑技术和实践经验。
到了绍圣四年（1097），李诫针对当时建筑工程中存在的严重浪费和贪污现象，奉旨制定有关建筑工程的工料定额，并重新编修《营造法式》一书。之所以说是重新编修，是因为在李诫编修《营造法式》之前，即他刚刚供职将作监的那一年，将作监就已经奉诏编修了《营造法式》。也许是朝廷对这次编修不太满意的缘故，故又改由李诫负责重新编修。三年后，也就是元符三年（1100），李诫编修完成了《营造法式》一书。又经三年即到了崇宁二年（1103），该书才正式颁行。遗憾的是，到了大观四年（1110），李诫不幸故去。但他因为《营造法式》这部中国建筑史上的经典文献而扬名今日之世界。
其实，博学多才的李诫不仅在工程的规划、组织和管理等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实际经验，而且精通书画，著作颇丰，比如《续山海经》十卷、《续同姓同名录》两卷、《琵琶录》三卷、《马经》三卷、《六博经》三卷及《大篆说文》十卷等。由此可见，李诫能将《营造法式》编修得如此成功，绝非是什么无心草率之作。
北宋崇宁二年（1103）奉旨“用小字镂版”刊行的《营造法式》一书，也就是现今人们所说的“崇宁版”，是中国古籍中一部记述最完善的建筑技术专著。到了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奸臣秦桧的妻弟、当时知平江（今江苏苏州）军府事提举劝农使王，因为“崇宁版”的《营造法式》已经被金人付之一炬，所以觉得有必要进行重新刊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绍兴本”，这也是《营造法式》得以流传于世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刊行。
南宋末年，平江府又对绍兴十五年（1145）的版本进行了覆刻，留存下来的部分残本存放在明清时期的内阁库房里。到了明清时期，一共有三种抄本，即“梁溪故家镂本”，也就是收藏在明朝末年江南名士钱谦益绛云楼中的南宋刻本，以及清道光年间的杨墨林刻本和山西杨氏“连筠簃丛书”刻本。不过，据著名建筑史学家傅熹年先生考证说，杨墨林刻本其实就是“连筠簃丛书”刻本，据说当时杨氏准备刊行，但最终似乎并没有刊印，所以流传的极为罕见。这也就是说，明清时期流传于世的只有钱谦益刊印南宋年间的“绍兴本”。
到了民国八年（1919），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另外一种版本——“丁氏抄本”，并随后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即今天人们所称的“丁本”。这“丁氏抄本”，据傅熹年先生考证是出自道光元年（1821）的“张蓉镜抄本”，而“张氏抄本”原收藏在晚清名臣翁同龢家中。至今，也不知这“张氏抄本”是何人从钱谦益绛云楼抄本中影写而出，更不知这“丁氏”是何许人也。不过，自从朱启钤发现重印这“丁氏抄本”后，不久人们又从内阁库房散出的废纸堆中发现了宋本残页，于是朱启钤便将“丁氏抄本”、宋本残页和他后来发现的“蒋氏密韵楼本”，参照陶湘掌管的四库文溯阁珍本，于民国十四年（1925）重新进行绘图、镂版刊行，这就是后来梁思成从父亲梁启超那里得到的那种“陶本”。再后来，人们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在故宫殿本书库中又发现了一种抄本，被称为“故宫本”，不仅版面格式与宋本残页相同，在卷后还有“平江府重刊”的字样，且与“绍兴本”的诸多抄本相同。
面对诸多版本的《营造法式》，梁思成和刘敦桢早在中国营造学社南迁之前，就曾以“陶本”为基础并参照诸多版本进行过相互校勘，并纠正了许多缺失和遗漏的内容。不过，当时梁思成等人对《营造法式》的校勘，仅限于对版本和文字方面的校勘，即便到了民国二十九年（1940）底他在李庄系统校勘之前也仅限于此，只不过在上述方面“已经做到力所能及的程度”而已。当王世襄来到中国营造学社时，梁思成带领莫宗江和罗哲文这两名助手已经完成了《营造法式》中的“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等图样，以及部分文字的注释工作，这为王世襄能够顺利地解读《营造法式》这部“天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不过，王世襄初到中国营造学社时并没有接触该书，而是从“试画建筑构件并临摹写在图上的中外文字体”等基本功开始学习古建筑知识，后来又因为对“斗拱梁柱、希腊、罗马柱式（order）我画得七扭八歪，外文字体也总写不好，只有中文字体勉强可用”之故，梁思成遂让王世襄广泛阅读《营造法式》及清代工匠则例等古代建筑典籍，就此引起了他对其中的“小木作”和有关室内外装修等条款内容的兴趣，这也许就是引起王世襄后来搜集研究明式家具兴趣长达数十年之启蒙和发轫吧！
作为中国近现代建筑教育之开先河者，梁思成确实深谙孔子“因材施教”之深意，当他发现王世襄是一块“不够学制图的材料”后，遂从阅读《营造法式》这等典籍开始对其进行启蒙引导，并很快达到了“人尽其才”的预想效果，这从王世襄撰写的《四川南溪李庄宋墓》一文中可得到验证。民国三十三年（1944）春，王世襄跟随梁思成到达李庄不久，李庄村民便在小镇南边不远处的唐家湾筑路时发现了三座古代墓穴，王世襄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人随即前往发掘勘察，随后便撰写了《四川南溪李庄宋墓》一文，并刊登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上。在这篇学术文章中，王世襄着重对墓穴的结构与雕饰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他在谈到墓穴内月梁的形制及后龛假门的雕饰时，就恰如其分地参照了《营造法式》中的有关条款形制。比如，“月梁两头，留出较梁身稍窄之梁首，余凿为向内倾侧之斜坡，与李氏《营造法式》所规定之月梁斜项向外倾侧者正相反”；比如，“后龛假门为四斜球文格眼式，四桯双腰串，中有腰华版，下有障水版，一一皆与《法式》格子门之制度吻合，仅细部略有出入。如《法式》规定‘四角各令一瓣入角’，此则所有直角悉经用四十五度斜角切去，而球文之瓣便不得直插入角矣。腰华版雕卷草纹，障水版刻类似壸门之图案，内作下收上张之花纹，察其母题，亦自植物来者。全门矮而阔，广与高之比例约为五与六之比而强，其权衡乃介乎《法式》之格子门及堂阁内截间格子之间也”。
由此可见，王世襄依然保有他触类旁通的学术悟性，以及快速找准切入点的治学方法。至于在这篇文章中，王世襄将门上之雕刻图案与其偏爱的绘画艺术相联系之论，更是不谙绘画艺术者所不能为也。比如，他在发出“门蔽半身之妇人，为全墓最易引人注意之点。貌奇丑，耳际垂两髻，御右衽窄袖衫，百褶裙，其形制与宜宾旧州坝宋墓所见者，颇多似处，可见为当时极普遍之装饰”这一番概述之后，遂有这样一段注脚：
宋代绘画，亦有用此题材者。邓椿《画继》卷十“论近”云：“尝见一轴，甚可爱玩。画一殿廊，金碧晃耀，朱门半开，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以箕贮果皮，作弃掷状。如鸭脚、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属，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笔墨精微，有如是者。”
很显然，这与王世襄历时多年撰述《中国画论研究》而打下这方面根基有着重要的关系。当然，王世襄在中国营造学社不足两年间，除了撰写《四川南溪李庄宋墓》这一学术论文外，还翻译了费慰梅女士撰写的《汉武梁祠建筑原形考》这一论文，后来也刊登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期第二卷上，这不仅属于他纯熟英文水平的一次体现，也是对他建筑学领悟能力的一次检验。
与学术研究所不同的是，王世襄在中国营造学社期间还协助梁思成完成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编写《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对此，王世襄与罗哲文后来都有回忆文章记述此事，可见这确实是一件值得记忆的大事。
民国三十三年（1944），日本侵略者在世界各地战场上呈现出节节败退之颓势，各国同盟军就此拟定了全面反攻的作战计划，其中中国战场自然成为反攻之重点。面对这一战争形势，中国一些有识之学者鉴于反攻时将会毁坏遍布全国各地重要文物古迹之缘故，遂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成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担任主任委员，马衡、李济与梁思成担任副主任委员。
作为建筑学家，梁思成很清楚所谓文物古迹多属古代建筑瑰宝，所以他对此事最为重视也最感焦虑。为了确保文物古迹之安全，当时“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几经磋商，决定尽快编撰出一本文物古迹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这些文物古迹的名称及位置，及时发放到中国和美国空军参加反攻作战部队的各级军官与飞行员手中，以便他们能够快速而准确地辨识出哪些属于保护范畴的文物古迹，从而避免对其进行轰炸与毁坏。对于这样一项繁重而又时间紧迫的任务，非熟悉全国各地文物古迹之人不能担当，而梁思成很显然是最合适之人，因为他早在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初便开始对各地古建筑进行实地考察，特别是华北地区及抗战后西南地区的文物古建筑，他几乎是了如指掌，即便是那些没能实地考察过的文物古迹，也因为他经常翻阅各地方志而同样谙熟于心。
记得笔者在拙作《梁思成传》中将梁思成定位为“赤诚的爱国者”。确实，面对这一事关中国文物古迹存亡之大事，梁思成不顾自己及夫人林徽因重病缠身之境况，毅然以责无旁贷的爱国情怀与精神担当起来。在编撰过程中，王世襄曾这样记述说：
民国三十四年（1945）5月，《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编撰完成并印刷成册。对于这样一份有着重要历史意义与参考价值的文物目录，王世襄在三个月后准备离开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前往北京时，梁思成郑重地将一册目录交给了他，并叮嘱他“如果有机会去看一看平津一带的重要古建筑，发现严重损坏，应立即报告，请有关部门抢救修缮”。而对于王世襄来说，他认为从这册文物目录中还可以“看到梁先生的为人和学识”，因为“综观全目录，深感梁先生能把这一繁重而急迫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全仗他思想缜密，考虑周详，方法科学，语言简明，非常适合对文物接触不多甚至从未接触过的人员使用，真是用心良苦！现在重读反比我当时校对时更加亲切，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推动他那不能站直的身子顽强忘我地工作。那股力量来自他那颗热爱祖国、热爱文物的心。每一页、每一行都闪耀着从那颗赤诚的心发射出来的光辉”！
写到这，我们不妨在脑海中回顾一下王世襄离京南下之前的生活状况，那时他除了沉湎于玩乐游艺及后来几年潜心论画之外，似乎极少关注国家及人民的命运，而笔者在自序中将王世襄定位为“自珍的爱国者”，很显然他的爱国情怀与梁思成这一时期的言传身教紧密相关，至于“爱国者”的前缀词“自珍”二字，那当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一些冤屈后才萌生的，而这也不能不说与他的爱国情怀有关，否则何有他发出“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之语呢？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哲匠梁思成对王世襄的引路，不单纯是建筑学术上的启蒙，更是爱国思想上的感染。
与协助梁思成校对完成《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所倾注感情有别的是，王世襄初到中国营造学社时并没有忘记自己从事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最初理想，因为这是他自幼受母亲金章濡染而生的愿望。当初，王世襄离京南下行囊中之所以藏有母亲遗稿《濠梁知乐集》（四卷），其目的就是“以防散失，且盼幸遇机缘，刊印传世”。而今，在李庄这个相对稳定安宁之地，王世襄遂利用业余时间，在昏暗的油灯下用工整小楷将《濠梁知乐集》抄录下来。为了使其“刊印传世”，王世襄从学社同人口中得知李庄有一石印车间，随即前往走访考察。
这是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屋内的铁支架、厚石板、铁皮、滚轴和磨石各一具，就是这家印刷车间所有设备。不过，这间原本只承接印刷售货用的包装纸的车间，自中国营造学社等诸多学术机构迁来后，也开始印刷书刊杂志，比如《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二期就是在此印刷成册后分寄到全国乃至世界一些学术机构的。在走访考察中，王世襄还了解到，石印方法虽操作简单，但程序极为繁琐，即“由主人提供药纸、药墨，书写后送还车间，将纸反铺石板上，盖好铁皮，滚轴往返滚压，直至纸上墨迹已过到石板上。揭纸刷墨，以字迹已尽受墨为度。上铺白纸，盖铁皮，再滚滚轴两三次，去铁皮揭纸，一张已经印成。以上法再印，可印一二百张。改印他页，须将石板上字迹磨去，以上述程序再印第二张”。
既然李庄有这样一家石印车间，王世襄遂想将母亲遗稿刊印传世。但是因车间主人所提供的药纸较为粗劣，他便想到了邻近南溪的夹江是产竹纸之故乡，而要想买到这种后来经张大千改良的号称“大千纸”的纸张，则必须到宜宾。于是，阮囊羞涩的王世襄便提着中国营造学社发给的一桶煤油，搭乘当日往返之小火轮前往宜宾，用一桶煤油换回了两刀竹纸及深色封面纸。万事俱备，王世襄又恳请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与著名书画家沈尹默题写书签及扉页。接下来便是利用每周日时间到石印车间进行印刷。由于每周日只能印刷五六页，因此约七十页的《濠梁知乐集》虽仅印刷了一百册，竟也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另外，石印车间只管印刷，并不负责折页和装订等工作，王世襄又利用空闲时间进行折页与装订，直到他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秋离开李庄时，也只装订了近五十册。他随后将此书分赠给了图书馆及亲朋好友，从而使母亲金章当年在中国画学研究会教授学生的这册画鱼专著得以传世，也使母亲金章的艺名更加彰显。
以王世襄的性情，在李庄那极为艰苦闭塞的生活环境中，他同样能够体味出与众不同的乐趣来，比如他后来在《李庄琐忆》一文中就记述了几件有趣的往事。其中，除了“卖煤油，买竹纸，石印先慈遗稿”一忆在上面已经记述之外，王世襄还饶有兴趣地记述了“元宵舞龙”“火把照明的学问”“过江捡卵石”“步行去宜宾”“留芬饭馆”和“‘豆尖儿’”六忆。而在这些看似“琐忆”中，王世襄却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体悟。比如，王世襄在“火把照明的学问”中就曾这样写道：“天下许多小事物看似简单，其实也蕴藏着道理和技巧。我从当时只花几分钱便可买到的火把，经过照明失败，悟出了平时不可因事物微小而轻视它的道理。”比如，他在参加“元宵舞龙”后这样写下自己的回忆：“一直在城市生活，从未见过乡村小镇新年伊始真情奔放、尽兴欢腾、朴实却又毫不吝惜花费的场面。”比如，王世襄当年“过江捡卵石”，至今还留有两块置放在他那自制花梨独面板大画案上，闲暇摩挲，怎能不怀想李庄之旧梦呢？而作为美食家，王世襄竟然常常怀念小小李庄那“留芬饭馆”里的“大转弯”（即红烧、鸡腿，因其形状弯曲而名之）、夹沙肉（即猪肉夹豆沙蒸烂可食者）和炒猪肝、鱼香肉丝等乡村佳肴，至于如今最最普通的“豆尖儿”，即素炒豌豆苗那本色清香，更是王世襄的一帘清梦。
确实，自从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告别中国营造学社师友后，王世襄也只能在梦中怀想他的李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