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的手机里时有短信传来,等她处理一宗棘手的、埋有“地雷”的事务。她最近有点忧虑。她背着小包,背脊挺直走在人群中。然后,她遇到了郭金坤。

“哗,‘部长’哎。”高雄市计程车司机郭金坤载上龙应台。

“哗,他们都没有认出你?他们够烂。”郭司机好口才,两语三言道破龙应台前不久遭受的挫折(“文化部”提名的第五届公共电视董监事名单未获通过):“这么好的名单通不过,够烂!这跟民进党没关系,就是国民党内部在搞。你应该告诉马英九,搞什么搞!叫舆论去骂,他们就会收敛一点。你知道吗,那些‘部长’都一样,私人时间出来都还带一个秘书帮背包包,招呼计程车看都不看我们,不是你这样的……如果台湾每个‘部长’都像你……不过你待不久啦。”

龙应台哈哈大笑:“郭先生,你觉得我会干多久?”

“一年啦。公共电视那件事以后,还好你没有马上说我不干了,不然马英九会更丢脸。坦白讲,看不下去走就好了,文人不要这么委屈自己。政治就是利益分配,台湾的政治跟经济会压得你什么都做不成。”郭先生又说,“今天倒阁案(指由民进党立委柯建铭等43人提交的针对“行政院长”陈冲的不信任案)没通过(表决结果46票赞成,66票否决),过了你就不用做了嘛。”龙应台放声大笑。

郭先生最后认真地说,当龙应台宣布下台,他会很留意看报纸。

几天后,我面对“中研院”钱永祥先生,听他对台湾政治的分析:民主制度当然有很多好处,台湾不仅应该实行,而且做得也不错,但它还在学习中。但今天的台湾政界很消耗人,它逐渐形成这样一个状况:执政党和反对党斗得很厉害,两党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互相绊对方,就是怎么让对方做不成事,怎样令其出丑。所以,有点理想的政务官很难有所作为。官僚政治化也带来公务员的“常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同一天,“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温和地说:“台湾政治是另一种综艺节目。”

几天前,我拜会了刚退休的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夏铸九教授,他细述台湾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步步走向民主,又“何以至此”的历程。他说,就学习民主而言,陈水扁应被授予金牌,因为他让台湾在痛苦中不再相信民粹主义。“看2000年以来的蓝绿两党轮替,如同看连续剧,戏剧效果太强了。”夏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文人从政的龙应台有其优势:她是文化明星,举手投足引人关注。媒体在台湾政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许多官员立委都在绞尽脑汁谋划怎样明天上报纸,龙应台在这一领域有足够的号召力,而且她的影响横贯两岸四地华人世界。但作为龙应台的老朋友,夏也替她捏着三把汗:一、她面对一个组装起来的老衙门,官僚气很重,她能否拖得动;二、蓝绿营的“国族认同”不一样,会带给她政治的压力,文化纠缠着政治议题,其中布满“地雷”;三、台湾过去的文化官员多半并不真爱文化,龙应台如何立文化?

当年龙出任文化局长,李敖断言她做不到三个月,结果她做满一任,三年零三个月。舆论送行时说:“龙应台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最终一尘不染地回归文坛。”龙应台则将这一段归纳为“实践平等观念过程中的受伤笔记”。

这一次,也有人预言她将是第一个辞官的“部长”,结果“财政部长”第一个辞职;9月28日,“劳工部长”含泪卸任;10月7日,“行政院”发言人请辞获准;八个月过去,龙应台还在。

从作家龙应台到“部长”龙应台,这个案本是一个小奇迹,令人看到背后的那个相对宽松、活泼的环境——

1999年7月,正当龙应台筹划着带两个孩子沿莱茵河岸的单车旅行,接到台北市长马英九秘书的来电,大意是邀请龙教授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

龙不假思索答道:“要履历?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吗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

几天后,她接到马英九的越洋电话。交谈中,她知道,这位市长还真读了“那些没什么意思的书”。

又过几周,接到电话:市长将到法兰克福,“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

“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龙应台答得三分玩笑、七分认真。

于是,马英九从台北飞到罗马,在密集而繁琐的公务行程之后,只身与秘书悄悄飞到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机场搭出租车,在德国的暗夜中找到了龙应台离城20里路乡下的家,风尘仆仆……

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出席文创精品颁奖典礼。拍摄者:梁辰

台北火车站,与参加“艺术席卷空间”的学生们一起跳舞。拍摄者:梁辰

这不仅是一段现代版的“三顾茅庐”佳话,也是马英九综合考量的结果。中正大学传播学系罗世宏副教授告诉我:如果兼顾台湾本土和大格局下的历史文化,兼顾华人世界的影响力,在台南农村的清贫中长大,会说台语、汉语、英语,至今只拿一本台湾护照的龙应台是不二人选。她的影响力,也能从台湾媒体几年前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得见:龙应台、林怀民、严长寿……名单通常是这样。

自此,一个一贯批评政府的作家进入了官员体系。而且,她得到来自台湾文化界的拥抱远多于挤压。夏铸九说:“她是内行,所以跟文化界的朋友关系比历任文化主管官员都要真切紧密。我曾经向她抱怨,自从参与宝藏岩案(一片城中村性质的空地,在龙应台和文化界人士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一座艺术村),我开的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只是,政坛非菜坛,无处不尘埃。官场的重点也不在做事。眼前就是例子——

9月26日,“立委”陈学圣在质询时说,有些“部会”送“立委”进口大葡萄当中秋贺礼;有些“部会”送香烟,一出手就是十条;只有“文化部”什么都没送,让其他“部会”出糗、成为箭靶。龙应台说,“文化部”从未编列预算送礼给“立委”,以后也不会送。

“但这个错,我为你喝彩。”陈学圣说。

“我能感受到你的诚恳。”龙应台说。

“你这是对我的侮辱。”陈学圣说。

“为什么?”龙应台问。

底下众“立委”笑。太多的官场潜台词,她还不熟悉。有报纸在第二天报道这一幕后,添了一句:“一位作家说过,龙应台笔下犀利,私底下是个傻大姐。”

龙应台以她的人气、血气面对官场的习气、阴气,多有挫折。她以镜头之外的无奈、无言表明:政治是斗争,是行动与后果的算计,是台上与台下的演出,是步步为营。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才能矫健地、粉身碎骨地投入其中。

《那些说不出的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