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北京保利剧院，话剧《培尔·金特》大幕已落。孙海英在后台还魂。高大的马原迈进来，眼泪扑簌簌落下。马原又哭了。
他给了孙海英一个大力拥抱：“一生有这么一刻，值了！”马原断言，孙海英凭借塑造培尔·金特，足以比肩《武训传》中的赵丹、《茶馆》中的于是之、《哗变》中的朱旭。
《培尔·金特》是象征主义经典剧目，是易卜生最具哲学意味的作品。此前，只有中戏老院长徐晓钟八十年代在内部排过，没有公演。故事讲的是老年培尔路遇死神的使者，要被带走，他请求说，等等，于是从头开始一段一段回忆人生，他历险、辗转、起伏的一生——少年，青年，老年；浪荡子，聪明人，骗子，富豪；追女孩，拉婚，撒谎，孤注一掷……他是特别聪明、完全能驾驭人生的那种男人。
第一场幕落前，孙海英在台上高声念白：“已故的培尔·金特直到死的那一天，始终保持着自己真正的面目！”剧情展现的，恰恰是培尔如何把它丢掉的。丢了自己，去找；又丢了，再找，人生好像不断在重复这两个动作。
马原在北京的住处跟我讲这台戏，讲得额头泛光，也许是刚喝下一大碗牛肉萝卜汤的缘故。隔几天他就煮上一锅，尽量不去吃馆子。一辆山地自行车横在客厅里，座椅的位置相当高。电视机里，在播足球赛。
“昨天早上，伟大的梅西终于得了金球奖！”好像捧杯的是他。马拉多纳带球连过七人的那记伟大射门，20多年来他看了100多回，并且会继续看下去。22年前，当产科护士向他报告“一个小子，整十斤”，他大叫一声：“中国足球有希望了！”
一个月前，马原上海的寓所。在神侃了一通小说电影之后，我字斟句酌地问：“听说你身体出了点状况，怎么办呢？”
开始是带状疱疹，民间叫蛇盘疮。一般前胸后背腋下都有。有一种可怕的说法：如果前后连成一圈儿，就该要命了。我后来了解到，基本没有连成一圈儿的。我是在左侧。
带状疱疹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病，它神经疼，24小时内它一分一秒都不间断地疼，一般疼四个月。刚开始看的是西医，西医认为这是身体某部分出了问题的外化。我是疼到一个多月近两个月的时候查出来里边（肺部）长东西了，而且很大。然后最先进的设备都上了，检查。
第一次肺穿做完，心理上起了严重的变化，突然觉得仪器这东西残酷，我就想：我非得等仪器这东西来给我下判决，然后开始倒计时？肺穿应该做三四次才能确诊，我做完第一次，决定不做了。当时学校里的有关负责人跟我说，马老师，别任性，别中断，别耽误了。但我坚决不做了，从医院里逃出来了。因为做下去的结果，我看得特别清楚。我跟你说一个类似的场景——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可以去锦州铁路局的机关报，当时全国有十几个铁路局，锦州这个是其中之一，直接归铁道部管。当时我已经发了些小说，那个报社的总编辑就约我过去谈谈。他大概50多岁的样子，跷着二郎腿跟我聊天，介绍报纸的情况，说些“年轻人，我们这个空间足以让你施展”之类的话。他那个样子是友善、屈尊俯就、居高临下。出来的时候我就问自己：我要来吗？来，我看得很清楚，我充其量像他那样，还不如他——因为我不是党员，我也没想入党，那我充其量当个副总编——也就是说，要是我努力的话，在这儿奋斗30年，有可能做刚才坐在我对面那个人的副手。我这样问自己的时候就已经有答案了：就是现在让我来做他，我也不要做。我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他那份志得意满。我也不喜欢明明白白看清楚自己的一生。刚才说什么来着，怎么说到这儿了？
“肺穿。”我说。
在之前的电话里，我没听出电话那头的人有什么异样。那声音和善、爽朗、结实。见了面，东北汉子毫无病态，跟他的自述相吻合：“身高1米84，体重一度90公斤，没心没肺，徒长一身硬肉，曾经把193斤的土杠铃连着举起十几下，手榴弹能投67米……喜欢激烈对抗带有赌博色彩的活动：足球、橄榄球、斗牛、拳击、赛车……是个一生渴望进赌场而没真正进去过的男人。”
他有一双浅褐色的眼睛，年轻时一定多情。现在他坐在我对面，脸部肌肉放松。我几乎怀疑起那个已被坐实的“听说”。
做肺穿的感觉就是看到了我全部的余生。检查下去的结果，如果它是良性的，那么我需要开膛破肚把它割掉；但良性也有变异的可能，那我还得做化疗。我父亲活到75岁，那我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打个折，活到65岁。也许还有更好的可能，现代医学能帮我活到我父亲那个岁数。但，如果不是良性的呢？我就进入倒计时了。
一旦确诊，我所有的生命就进入了那个增强型CT机下达的时间表中，可能三年零半个月，两年零十个月，或是一年零七个月。如果我真的只有那么点儿时间了，我干吗要知道呢？我干吗要掰着手指头过日子呢？我可不可以不知道呢？所以我不做了。
这些年，我是个四海为家的男人。我也不忌讳抽烟喝酒，我没有瘾，但男人的世界里总有烟酒。从发现有问题的那一天起，一点不沾了，我觉得那些东西不健康。我原来喜欢开车，喜欢速度，男人都喜欢车，飙车爽嘛，肾上腺素加速分泌。身体出问题以后，我对车啊什么的都淡漠了。原先是个六缸车，特别费油，我就想再要换车，我买个两缸三缸的吧。没有车做不到，尾气污染也不可逆转，但不要因为我给这个地球增加污染了吧——就是我少造点孽。我现在已经习惯了骑单车的生活、徒步的生活和坐公交车的生活。
多动，尽量户外，脑子基本让它闲着。每天骑单车两三个小时，然后跟我老婆散步一两个小时，然后画画。像这条鱼，我得画十几、二十个小时。我老婆担心劳累，还担心多接触颜料不好。但写字画画有个好处，它调整呼吸。在海南，我每天的生活都跟阳光、大海有关，非常幸福，说实在的。
这个二楼的书房有一扇罗马式的落地窗，伸到天花板的书架，每一层都能晒到太阳。架上除了书，还有老式收音机、马灯和油灯。最显眼的是他的油画，高更风格的写实肖像——
《七星瓢虫在万圣节降临》。绿色背景包裹着阔脸马原，额上停着一只彩色瓢虫。
《它俩有戏》。两条鱼游在一处，可能搏斗，也可能干点别的什么。
《老婆是个狗东西》。马原的妻子，属狗。画面椰林树影，是他海南的家。
《兔子传奇》，画大儿子马大湾；另有一幅，画给九个月大的小儿子马格。马原身体出问题两个月后，妻子怀孕。马原希望是个女孩。
我老婆比我小20多，海南人，以前是运动员，七项全能。我见她第一眼就喜欢，不是漂亮，就是舒服、简单、通透。然后我朋友去跟她说，她就嫁给我了。
做肺穿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几十年来头一回。我想起许多事情。我想我妈今年80岁了，不能让她知道，否则她可能一下子就垮掉了。她有两个女儿，我是她唯一的儿子。
我老婆一睁眼，看见我没睡觉，就那么近距离地看着她，还眼泪汪汪，吓了一跳。她说老公你怎么了。我说没怎么，要不你回（海南）去吧，我给你安排好。那时候她刚嫁给我不到一个月，我们是在上海登记的，回去了反正也没人知道。她跟我在一起每天都那么开心，突然就我可能得了绝症，我就想，她命怎么那么不好呢？
你猜我老婆说什么，她说老公，你不对啊。她说我妈去年得病死了，病了好几年，你说我妈病了我就跟我妈脱离关系这对吗？我说这不是一回事啊，你是你妈生的。她说是一回事啊，两公婆（海南话不叫夫妻，叫公婆）的缘分是多大的缘分啊，可能比父母子女的缘分都大，我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病了就病了，死了就死了，这都是命啊，你想那么多干吗。
我本来没想那个啥，要孩子，可她说，我们得要个孩子啊。出状况是3月份的事，5月份我们决定要孩子。生下来是个儿子。我老婆知道我心里想要个女儿，她说要不老公我们再要个女儿吧。她就是那么坦然。
我跟皮皮（先锋派作家，著有《比如女人》《渴望激情》）分开后，单身16年，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朋友们关心，给介绍个女博士啥的，你跟她们坐一块儿半个小时一小时，你就觉得够了，特别没劲。我老婆就是个运动员，没什么文化，虽然有大专文凭但那都是工作以后混上的，根本没用心思。她就是直接，全凭直觉，所以我说她是通神的。
大多数聪明女人，分寸感往往不好。我特别重视分寸感，这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能力。如果一个女人本能地、天赋地有这种能力，我觉得这人就是通神了。
这个世界能解析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那点科学知识，那点理性，相比那些不能解析的部分，实在不算什么。一般的聪明人，读到硕士博士，书没读透，越读越糊涂，离神很远，离真理很远，离绝对很远——当然那些更聪明的人，早就不怀疑造物的神奇，相信神迹的存在，早就悟明了人和神的关系。相反没读过多少书的人，有时反而离神更近，因为他们直觉厉害，没把知识、理性、逻辑带到生活里去，就用直觉面对人和事，而直觉经常是通神的。
歌德不是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说，对本质的任何探求，比不上从头顶轻轻飘落的一片树叶，比不上在墙角偷偷开放的一朵野花。庄子《混沌篇》，说两个朋友替混沌发愁，觉得他没眼没鼻没嘴没耳，不能看、听、闻、呼吸，就商量着做做好事，为混沌凿出七窍，结果“日凿一窍，七日混沌死”。我觉得懂得“混沌”的人是智者。
80年代先锋小说出来，有读者说阅读上有障碍，我想主要是因为一下子找不到借以判断的概念了。
《收获》杂志资深编辑程永新说起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地图，仿佛就在眼前。他那时常去华师大。
“因为格非留校做老师，有了一间教工宿舍，他那儿就成了一个文学会所，说雅一点，精神的港湾。来来往往的作家，像马原、余华、苏童、北村、宋琳、孙甘露等等，这串名字可以长长地列下去……还有格非身边的几个学生，像李洱，那时他叫李龙飞，都在那里来来往往。他们都是华师大后门那条小食街的常客。晚上校门关得早，聊天聊得饿了，只能翻过后门那扇大铁门去宵夜。那时的马原，留浓浓的大胡子，穿及膝马靴，人高马大，翻门的时候身轻如猿，一点不输给精瘦的李洱。我觉得那扇大铁门应该收进现代文学馆，因为当年在门上翻来翻去的，是中国当代一批实力派作家。”
各种翻译小说、文学杂志畅销，各种人在不同角落传阅、手抄，排长队买天书一样的《尤里西斯》。其中一些人，譬如先在锦州后到西藏的马原，边读，边写。
从马原回忆的语气推断，那时候人说一句“哎呀，你真是作家啊”，相当于今天人们对富豪、海归、CEO的仰慕。别的不说，谈恋爱都方便些。一个莫名其妙的时代。
我这辈子一直没间断做的一件事就是跟人讲小说，我读了多少本西方小说？几千本？反正我讲得出，听的人爱听。那时候皮皮19岁，格非20岁出头一点，我们常在一块儿讲小说。十年前我变成同济大学中文系的马老师时，格非说：“给他们讲讲大师、名著吧。当年我们能受益，今天他们一定也能。”
马原的徒弟吴瑶是位抽烟的女青年，当她戴上鸭舌帽端起相机，辨不出性别。相识九年，师生成了哥们儿。她在马原四海为家的时候替他看房子。她说，从书架上随便抽一本小说，里面都有波浪线或折痕。
“有时候我师傅回来，我热烈地说，哪本小说里哪一段写得真好。他会斜着眼说，30年前我看到这段跟你一样激动。”
2000年，她在本科时上马原的阅读大师课，看到好几次马原流泪。
“有一次在课堂上讲梅里美的《马铁奥》。他是讲一段读一段，读到最后马铁奥一枪把儿子打死了，他站在讲台上，头越埋越低，声音也不对了，最后听出来是哭了。然后就看见他用袖子抹眼泪，说，谁读到这一页不流泪，真是狼心狗肺。
“又一次讲小仲马的《茶花女》，讲到阿尔芒回到玛格丽特身边，与她共度一夜，完了给了400法郎。玛格丽特说，这就是你给的价钱。他在讲台上一摔手，边做扔钱的动作边说：这就是你给的价钱！然后，抹眼泪。”
写小说的圈子里，许多人见过这个“大男人”说着说着哭起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话是对的。但男人流泪也是一次绽放。你刚才说童稚童真，我可能还有，我到今天说话都会很唐突。小孩子说话都唐突，因为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写小说我讲究分寸，为人处世我分寸感其实并不好。
马原语速不快，遣词造句常常不流畅。当他仰起脑袋望向天花板或盯着某处的时候，是在为句子找一个准确的宾语，或落点。大部分时候，他说真心实意的话。吴瑶说：“许多像他这个年纪的人，说话已经不过脑子了。”
讲课扯出去的时候他会说，上海男人的假领头挂起来很像女人的文胸，北方男人看着很奇怪；偶尔也会露一截子私人往事，比方讲衣修伍德的《萨莉·鲍尔斯》时，替女性朋友肚子里须“爱人签字”才能做流产手术的结晶充当只管签字的临时爸爸，这样的事他也干过（小说里的“我”替萨莉排忧解难）。
他告诉“八○后”写作的苦：“伏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许会一天十几个小时坐着，等到想去解手或吃饭，才发现浑身特别难受，因为保持同一个姿势太久，僵了。”
他告诉同学们，时代变了，换频道了，写小说挣不了钱。出于挣钱——像前辈海明威、福克纳那样——他也写剧本、拍电影。挣钱最痛快的，是一天200来字，一首歌词，1万元。
经济上没有问题，可能我脑子比较好用。不瞒你说，正常工作的话，我一天挣的钱比别人一个月多。在码字为生的人群中，我算是过得比较好的。克里斯蒂说，杀人不难。我一直说，赚钱不难。只是我没用那么多时间去赚钱，够用就行。
2009年10月，马原推出了他在同济讲课所得的两本集子《小说密码》、《电影密码》。他觉得早年那本《阅读大师》更有价值。他以个人眼光梳理了一遍西方小说史，如果想要标准答案，书里没有。
比如他觉得金庸的小说，简陋；纪德的《窄门》，高级，几乎无法拆解——他第一次看完，被彻底打垮；借给余华，余华看完，浑身都在发抖。
他喜欢张承志的《黑骏马》，“把农牧民写得跟大咏叹调似的”，不喜欢《北方的河》，“太深刻了，看不进去”。
贾平凹的《废都》，在许多人那里“没意思”，在汉学家顾彬那里“糟透了”，在马原那里，“是一部卓越的、举重若轻的书。一百年后如果只留下三部（中国）小说，不管另两部是什么，《废都》一定是其中之一。古往今来，写贪婪、写嫉妒、写恶毒、写吝啬都有杰作，《废都》是一本写无聊写到极致的大书，非常到位。更要紧的是，作者写得意了，忘记了深刻，把它写成了一部只有形态没有思想深度的书”。
在马原那里，一流小说，应该更重表，而非里——这是他个人对内涵、对深刻、对价值判断的反动；这是他今天作为一个“前小说家”，推崇大仲马和克里斯蒂的原因。
一个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还不够，还得探求他心里想了什么。这也是心理小说在19世纪后半叶流行的原因。我特别讨厌心理学，它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倒退。因为心理学出现而产生的文学样式都没站住。譬如意识流小说——人类读了几百上千年小说，突然发现小说没法读了。今天发生的许多事，让心理学家一分析，真是可笑透顶。比方在电视里比画，画几张图，你选这张是什么意思，选那张又是什么什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个人以为，除去弗洛伊德早期出于治疗的心理学，发展到今天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心理学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骗术，它有点像克隆人，从自己的心出发去刻画别人的心，多么可鄙、可憎。
我强调小说的表，肯定有矫枉过正的倾向。但20世纪，人们开始大规模寻找意义，不管读什么，先求里。人类希望深刻这个愿望，造成作家们把小说做得越来越精致、复杂，掉进了一个追求深刻的泥淖。人们在小说里不满足于讲一个故事，不满足于它已经在那儿的意义，去寻找意义，去找来意义。
2009年11月，在上海寓所。这个家，代表马原的“中文系马老师”时代。拍摄者：张驰
马原在西藏。1983年，朋友裴庄欣为他画了这幅画。2005年，旅美画家裴庄欣想买回，马原说什么也不肯
但现实情况并不是按着他的喜好在走。评论家吴亮说：“小说还剩下什么？最近几年的小说，就看得诺贝尔奖的（别的读得也不太多），很清楚，小说哲学化了，都是学问，或者说小说越来越知识化和异国情调，哗哗哗各种元素，特别渊博，或者装得非常渊博。不管是奈保尔还是艾柯，全一肚子他妈的学问，家里藏书都他妈的几万本。像纳博科夫这些已经比不过他们了，博尔赫斯再怎么博，都不如他们会编故事。另外一种是问题小说，写女性，写黑人，写一个族群。叙事和故事，已经完全被好莱坞拿去了。”
从好莱坞到张艺谋，渐渐地，人们先看电影再知道小说。当年，张艺谋订了十几种纯文学杂志，被陈村戏称为最忠实的小说读者，其实是小说已经在为影视打工。所以马原很早就说：小说已死。他也死过一回，作为一个小说家。
20世纪90年代初，马原带着只有一个摄像师的摄制组，跑了八个多月（前后两年多），采访了120多位大陆作家、出版家，拍成了纪录片《中国作家梦——许多种声音》。他对大部分人提了三个问题：怎么看待钱、房子，怎么写性。
说实话，回答让我挺失望的。文人一般都这样。我印象挺深的一个，当时的作家，如果去哪儿玩，一般都是笔会邀请，很少有自己掏钱去的。
你要我答这三个，那我说：我不愁钱。我有挺大的房子。性，每天都在需求、发生的，多重要的事呐。但在我受人关注的小说里，几乎没有女人没有性。我后来也奇怪，怎么没写性呢？我当时关注的是物理变化，位移，转移，不是男女和日常。我记得李潮看了这些小说骂我：你玩得太漂亮了，但没汗味、没屁味、没人味，说我是“半仙之体”。
1988年，《收获》发了我的《死亡的诗意》，那个可以说是写性的。李潮看了特别激动，给我写信，说是名著诞生了。
1991年，我写过一个剧本，一个女孩跟三个男人精神上的暧昧关系。审查的人说，两个小时的戏，怎么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有关系？
性，劳伦斯写得不好，还不如中国古书里写得好，像《何典》，还有《济公活佛》（我看的还是木刻版），它写得跟日常特别接近。我当过知青我知道，性在老百姓那里是一个特别结实、特别昂扬、充满生命力的东西。反正说到的时候，兴致勃勃，脸上都能带出潮红来。我少年时接触到这些读本，觉得写得真是好，特别直接，酣畅淋漓。性，你把它日常化，把它当作生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就能写好。
王安忆《小城之恋》里写性写得好。她把人对于性、对于情感的那种无奈、疲倦，那种疲劳一再重复写出来了，以前没有小说家表现过性里有这个部分。
马原对写作环境很有点讲究：光线必须有光趋，而不是散射光，这样才能产生幻觉；纸是什么样的、墨水是什么颜色的，都关系到他的状态。摊开稿纸，他喜欢坐上一会儿，找到状态才动笔。从70年代初开始写，到90年代初基本停，一百多万字。
我和赵老屁在仔细寻找失败后决定打扰一下同屋的伙伴。我挨个儿搬动十三个已经远在睡乡的脑袋。
“哎，起来一下。”
“哎，起来一下。”
“哎，起来一下。”
……（重复十三次）
马原小说《错误》的片断。跟贾樟柯在《站台》里一遍遍让王宏伟被推倒在墙上手法相似，都可以拿来为“形式的先锋”做注脚。至于结构、人物设置、感觉的组合，评论家吴亮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当年很流行过一阵。
马原说，他从识字起，4岁，就开始读小说了。在他是孩子的时候，中国人写的小说大多有一个主题，有一个典型人物，然后是他的命运、生活、遭遇，能印成铅字的气味基本相似。“文革”后，西方翻译小说大量进来，马原和他的朋友们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他们在喝了点小酒后，会一遍遍相互拍打胳膊或者桌子：我这辈子，能写出一部就够了！
霍桑的《红字》，纪德的《伪币制造者》《田园交响曲》《梵蒂冈地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城堡》《审判》，契诃夫的《草原》，格林的《布莱顿硬糖》，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从《小癞子》开始到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之类的流浪汉小说……有一次，应邀推荐“最喜爱的小说”，马原一口气列了83种。它们像种子一样，埋在他身体里。
1982年2月号的《北方文学》刊发了两篇有分量的小说，头条是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讲瓦斯爆炸后的矿工；二条是马原的《海边也是一个世界》。这是他发的第一篇小说，一篇海明威式的男子汉小说。马原记得，那期刊物一时洛阳纸贵。
吴亮比较频繁地使用“先锋”这个词是在1988年。在他看来，先锋文学就像一个个箭头，射向当时中国固有的那个语言规范、描述方式、想象方式，它起的作用就是对写作、叙述、思维方式的解放。而且，那批人差不多是此起彼伏冒出来的。
那时候，除了勤恳的编译家，还有一批懂小说的编辑，像李小林、程永新、朱伟、看好稿子会流泪的《上海文学》编辑杨晓敏……有一次苏童喝得微醺，对程永新说，他就是希望到老，跟一摞自己写的书为伴。
马原也有一撂自己的书，也许还不够“等身”。他个人最喜欢的《零公里处》是第一部中篇，集中了他全部的入世经验。《冈底斯的诱惑》跳跃着写了三个小故事，来源于一个藏族的绝色美女，“她死了，我差一点看到她的天葬”。《虚构》是进了麻风村后回来写的。唯一的长篇《上下都很平坦》写知青生活，带有自传性质，写完感觉是“爽，少功利”。一部剧作《过了一百年》，写西藏佛教本教之争的两段传奇。
职业写家都渴望借上帝之手，灵魂出窍一次。苏童写完《妻妾成群》，让我们好生羡慕，好像他借了第三只眼，鬼使神差地把一群女子写得那么精准。李小林是女的，都夸它是《收获》那些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我大概有两次这样的鬼使神差，一次是《冈底斯的诱惑》，一次是《虚构》，都是在很奇怪的环境里写的。
1984年冬天，我本来是想去青城山，到了灌县，就是今天的都江堰，碰上鹅毛大雪，那个铺天盖地。老辈人说，打记事起就没见过。我哪儿也去不了，就窝在县委招待所胡思乱想。我披着被子，盘着腿，把枕头搁膝盖上，就这样写，想到哪儿写到哪儿。饿了出去吃点东西，然后在四周踏踏雪。那十几天都是这么过来的，最后写成三万多字。
《虚构》是在北京写的，全是夜里，六个还是九个通宵，我记不清了。实际上进麻风村也就那么两个小时，有人带着你，给你介绍点情况，你就听听，完了东看看西看看，就回来了。那些麻风病人也都没说话，像滑动的影子。冯丽（皮皮）跟我一块进去的，我每天写完一段她都看，看得惊悚，说怎么写出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通常我是很会结构小说的，我从小玩这个，起承转合，但那次我竟忘了，所以就出来那么异常的一个——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就是时间没发生，给抹掉了。那里面有对话，是没有任何沟通的对话，写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难，因为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格林写过《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写的是麻风病人，法国有个叫莫利亚克的，也写过一个《给麻风病人的吻》，我觉得我写得比他们好——更接近真实。这种写作里面，真是有不可捉摸的力量，完全梦魇一样。
我知道我缺一些当一个好作家所必需的东西，像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热情和把握能力。我是个随意性很强的男人。但我往往可以几乎完美地还原、在假想中还原我的原始感受，那种感受通常是混沌的，我从来不去归纳。
马原说，写小说的人多半是因为爱上了自己亲手再造的第二种生活体验——在另一个世界里经历生命中所有的一切：生老病死、相遇别离、爱恨情仇，甚至更多。写了近30年，他记忆中有一部分甚至已被虚构悄悄替换了。有一阵，他跟朋友诉苦：什么都在写小说中经历过了，我现在连做爱都很形而上。
当年在西藏的家
当年的眼睛
马原是小说家中的技术至上论者，他更关注“怎么写”。他喜欢跟重方法技艺的同行在一起，谈论小说的构造、工艺及流程，提倡“拆破阅读”，拆穿结构的魔术，这可能跟他早年学机械制造专业有关。
80年代中期，莫言对马原说，去西藏是你一个幸运。7年西藏生活让他成为那个写小说的马原。脱胎换骨，带点神性，尽管他没学会一句藏语。
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有神或无神论者，但他说自己确实迷信，信骨血，信宿命。在西藏那块有神性的土地上，马原说他领会了造物主的意志，即爱因斯坦说的“显示自然界和谐和秩序的那种阔大无边的力量”。他也是在那里弄懂了梳理和排列里的奥妙，悟到了蒙太奇和诡异哲学的理路。他见识了另一番天地，汲取了一直在寻找的那种能量。他在西藏赤膊踩着兽皮涂鸦墙壁的样子，今天再看，已是传奇。马原的“不写”，或许也跟离开那片土地有关。
终于承认跟博尔赫斯有较为深切的关联，是这几年的事。早些年，他宁肯绕开去谈胡安·鲁尔弗。
1986年有人问我，博尔赫斯对你有什么影响？我说，博尔赫斯是谁？那是在装。年轻时自尊心强，被问这种总是很抵触。海明威、拉格洛夫、菲尔丁都影响过我，这些我都提到过，但我从来不提博尔赫斯。
我在看过《玫瑰街角的汉子》差不多两年后，写出了我第一篇小说《海边也是一个世界》。如果不是讲课，我不会再去读差不多已经忘光的《玫瑰街角的汉子》。重读之后，我发现两篇的人物关系、架构、发展都很像。我还写过一个很短的小说《康巴人营地》，那种杀人的不动声色、事先的预感，回头去看简直像在抄《玫瑰街角的汉子》。怪不得那么多人一点不客气地问我：请问博尔赫斯对你有什么影响？
如果记忆是个大口袋，那么博尔赫斯一定躲在某个褶皱里，我往里一看没看到，但他一直在那儿。就像1980年我看《萨莉·鲍尔斯》，1988年我写《低声呻吟》，里面两个女主角，萨莉和牛牛，非常像——我承认，一定是记忆在发酵。
博尔赫斯是诗人，也是哲学家，比我年长半个世纪。他是小说家中的维特根斯坦。虽然我一直口口声声说不喜欢在小说里带进哲学，但事实上，在我早年写小说的时候，从来没有停止过用博尔赫斯的方法去解决小说的美学——这个方法不一定是叙事方法，可能是构思的链条。我的《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一开头就能看出博尔赫斯式的哲学意味。他对男人所做的定义，特别合我的心意。
但老实说，一定要拿我跟博尔赫斯扯上关系也是牵强的。因为我在写那些故事的时候，博尔赫斯离我很远，我们实际上是在各自不同的生活中汲取经验。
你刚才问我会不会再有一个马原，我不太确定。博尔赫斯曾经迷惑过我，他假想72岁的博尔赫斯跟27岁的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上碰上了。想出这个命题的博尔赫斯了不起，但它只是个游戏。灵魂是有的，但不是以轮回的方式。如果真有来生，我当然还写小说，你想这是离上帝最近的工种之一了，多有快感啊！
“你为什么不写了？”
19年来马原被问了不下几百回，就像当年人们打探博尔赫斯对他的影响。每次的应答变成文字，定义出一个马原，一个永远的时代先锋：小说热的时候他在写小说，影视热的时候他在写剧本，房地产热的时候他盖房子去了。
“许多人不写了，张辛欣、刘索拉、徐星、洪峰都隐退了，干别的去了；先锋派也变调了，余华变了，格非也变了，有一些基本延续原有风格，像莫言、残雪。”程永新说，“写作是人生的长跑。对作家来说，除了才华，考验的是意志。”
王安忆是今天公认的马拉松选手，人们提到她的时候，既钦佩，又带点悲壮——换个方式说吧，大提琴家王健曾经告诉我：真正可以做到对名利无动于衷的，往往是女人。
然而，对于没有跑到底的选手，可不可以也换一种思维：哦，原来除了写小说，你还会点别的，而且干得也不坏。有谁规定一个人写出了像样的小说就得一辈子守着小说？整个时代都换台了，就他们非得坚守，像守着贞操一样？吴亮说，每个人因为不同的原因不再写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过自己的生活，都在选择——生活本来不就是这样的么？
选择，用马原旁观自己的话：“他不喜欢音乐，他宁愿夜里去八角街听狗叫，也不愿意坐在垫着软地毯的沙发里听贝多芬。他要是喜欢穿着新鞋去踩狗屎，随他去吧。”
在过去的九年里，吴瑶见证了马原在审美、设计、布局上的才能。“他设计的房间，看上去平平淡淡，但很奇怪，拍进照片里，每个角落都非常美。”
马原迷恋影像。讨论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我说我看过3遍，他立刻脖子一梗：“我看了20多遍！”他拆解《闻香识女人》剧本，简直像个外科医生。他能看出许多电影里的道道儿来，不一定就是真理，但决非人云亦云。
李零说知识分子在90年代“大势已去”，小说在90年代也“大势已去”。马原说，他上文学课的时候，底下好些学生在忙乎自己的事情，这让他很沮丧；而他开的电影课就很受欢迎。就在人们暗指他急功近利的时候，他还在跟洪峰互通那些讨论“写，还是不写”的信，真是“谁难受谁知道”。
这些先锋，在还是“业余”的时候，就已经相当“职业”了。马原说，很长时间里，持续的热爱和专注，使他在这个世界上只对写作这一件事着迷，他的全部生活，包括家庭生活的重心也都在这一件事上。“80年代末，许多搞小说的人改行干别的去了，这个世界提供的可能性太多，不只有小说才更有干头，只是我有点执迷不悟。”
周围的人和事，变化得实在太快了。马原读到《数字化生存》的时候，被震住了。他觉得自己也许真的是离生活远了。影像时代，互联网世界，比特的出现，将那些缓慢古老的情怀远远甩在身后。他终于买了台电脑，替换掉手中的钢笔，左右手各伸出一根手指在键盘上笨拙地操练他的“一指禅”。
1997年初，在下了好几个来回的决心之后，马原躲在深圳写长篇。先锋应对媒体是一套说辞，私下里都在互相使鞭子：“哥们儿，你还得写，不写可惜了（li o）啊！”马原至今记得李小林对他的“可惜”。那一次，他早早定下的题目是《缘分的拉萨》。一蹲数月，困难异常。“写作对于我曾经是最拿手最有快感的行为，怎么现在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40岁上一个人大哭了一场之后，马原知道自己不再年轻了，他必须向平凡、世俗靠拢——工作要安逸，住房要宽敞，多挣些钱改善生活质量。他拍电视、办公司、跟生意场中各色人等打交道。他开始看电视，什么节目都看，直到深夜“晚安”。他的生活彻底变化了。有时他也问自己：那个写小说的马原，还会回来吗？
另一方面，这个体制没指望他们回来。它给不起他们一份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诺曼·马内阿所谓的“一把钥匙，一个房间”。公众也只是以另一套标准，对他们“与时俱进”的谋生，或者比谋生更高些的要求，横挑鼻子竖挑眼。
苏童说，马原拍电影的时候瘦了几十斤，脸都是青的，掏心掏肺地对他说：“兄弟啊，以后再怎么好玩，也别玩这个！”
挣钱，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马原有个落地十斤的马大湾，法律上归他抚养。
大湾13岁的时候（之前先后在姥姥家、奶奶家长大），小学快毕业了。我突然意识到，再不抓紧他就长大了，我这个父亲就只是挂名的了。我生了他，得尽当父亲的责任，我不能总拿自己当孩子。这之前我一直是荡来荡去。我给自己定的是六年，就是他的中学时代，我得跟他在一起。这样，我就得安顿下来，所以当时急着找工作，最后找到了同济那份工。
这些年我有意培养的，是他的眼力，从视觉审美到价值观的。他穿衣服、配家具颜色不会错，看国家、城市、街道和那儿的人，都不会看错。现在他22了，超出色，1米94，英俊，在德国学数学，我不想让他那么早就业，学习时间长一点儿，青春期也就延长了。他也不想一下子学那些马上能挣钱的专业，但我觉得他迟早要走艺术这条路。
即使哪天我不在了，他也毫无问题，他能面对任何事情。我打电话跟他说这事的时候，他在电话里一下就哭了。我说，儿子，哭归哭，哭完了咱们接着说。
我后来也告诉我妈了。前几天我回沈阳，她看我的眼光都那么愁苦，但又看我精气神儿特别高。我跟她说，真没什么事，事情可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从医院里逃出来那时候我就想，我只有一个一辈子，我有些别的安排，行吗？
我不愿意死，活的乐趣我每天都在享受。在北京每天跟我老婆视频两次，看她抱着孩子在屋里走，孩子抓她头发什么的，这是我现在最大的享受。但要是死了，我一点遗憾都没有。说实在，现在每多活一天，我觉得都是赚的。看《培尔·金特》的时候我很自豪，我没有培尔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和闪躲，我挺乐观。我就难过了一天，这一关就过去了。
当然最好满足几个条件，最好我妈看不见，你想她今年都80了；最好再画些画；手里的房地产项目能做起来，周围有些庄稼果树的。我一直想写两个人，林散之和毛泽东，估计没时间了。还想写本书（我问：《忏悔录》之类？），呵呵不是，《马大哈》，长篇，个人传记，像《培尔·金特》《阿甘正传》那种。我特别欣赏马大哈的境界。
吴瑶说，她目睹了马原这些年来的情感经历，每一次恋爱他都是扑心扑肝，百分百投入。如果某个黄昏他坐在那里唉声叹气，那一定是吵架了。他有时也会虚无，说“没意思”。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他的每一天，都为爱活着。
什么是死？马原说，人人都欠上帝一条命。死，是归还。当那一刻真的来临，他早想好了，自己处理，跟上帝开个小玩笑——主动权别总掌握在他老人家手里。
“我只有一条命，我自己有些别的安排，行吗？”
采于上海、北京 写于2009年11—12月
附记：2012年8月，马原新作出版，一百万字的长篇《牛鬼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