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考(1)

今年的早秋,我不待手植的牵牛花开花,就舍弃了它们,送一群孩子到杭州来投考。

这一群小学毕业生中,有我的女儿,和我的亲戚朋友家的儿女。送考的也还有好几个人,父母,亲戚,或先生。我名为送考,其实没有重要责任,一切都有别人指挥。我是对家里的牵牛花失了欢,想换一个地方去度送这早秋,而以送考为名义的。因此我颇有闲心情,可以旁观他们的投考。

坐船出门的一天,乡间旱象已成。运河两岸,水车同体操队伍一般排列着,咿呀之声不绝于耳。村中农夫全体出席踏水,已种田而未全枯的当然要出席,已种田而已全枯的也要出席,根本没有种田的也要出席;有的车上,连老太婆,妇人,和十二三岁的孩子也出席。这不是平常的灌溉,这是一种伟观,人与自然奋斗的伟观!我在船舱中听了这种声音,看了这般情景,不胜感动。但那班投考的孩子们对此如同不闻不见,只管埋头在《升学指导》、《初中入学试题汇解》等书中。我喊他们:“喂!抱佛脚没有用的!看这许多人工作!这是百年来未曾见过的状态,大家看!”

但他们的眼向两岸看了一看就回到书上,依旧埋头在书中。后来却提出种种问题来考我:

“穿山甲欢喜吃什么东西的?”

“耶稣诞生于中国什么朝代?”

“无烟火药是用什么东西制成的?”

“挪威的海岸线长多少里?”

我全被他们难倒,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我装着长者的神气对他们说:“这种题目不会考的!”他们都笑起来,伸出一根手指点着我,说:“你考不出!你考不出!”我老羞并不成怒,笑着,倚在船窗上吸香烟。后来听见他们里面有人在教我:“穿山甲欢喜吃蚂蚁的!……”我管自看那踏水的,不去听他们的话;他们也管自埋头在书中,不来睬我,直到舍舟登陆。

乘进火车里,他们又拿出书来看;到了旅馆里他们又拿出书来看;一直看到赴考的前晚。在旅馆里我们又遇到了几个朋友的儿女,他们也是来报考的,于是大家合作起来。赴考这一天,我五点钟就被他们噪醒,就起个早来送他们。许多童男童女各人挟了文具,带了一肚皮“穿山甲欢喜吃蚂蚁”之类的知识,坐黄包车去赴考。有几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愁容满面地上车,好像被押赴刑场似的,看了真有些可怜。

到了晚快,许多孩子活泼泼地回来了。一进房间就凑作一堆讲话:那个题目难,这个题目易:你的答案不错,我的答案错,议论纷纷,沸反盈天。讲了半天,结果有的脸上表示满足,有的脸上表示失望。然而嘴上大家准备不取。男的孩子高声地叫:“我横竖不取的!”女的孩子恨恨地说:“我取了要死!”

他们每人投考的不止一个学校,有的考二校,有的考三校。大概省立的学校是大家共通地投考的。其次,市立的、公立的、私立的、教会的,则各人所选择不同。但在大多数的投考者和送考者的观念中,似乎把杭州的学校这样地排列着高下等第。明知自己知识不足,算术做不出;明知省立学校难考取,要十个人里头取一个,但宁愿多出一块钱的报名费和一张照片,去碰碰运气看。万一考得取,可以爬得高些。省立学校的“省”字仿佛对他们发散无限的香气,大家讲起了不胜欣羡。

从考毕到发表的几天之内,投考者之间的空气非常沉闷。有几个女生简直是寝食不安,茶饭无心。他们的胡思梦想在谈话之中反反复复地吐露出来:考得得意的人,有时好像很有把握,在那里探听省立学校的制服的形式了;但有时听见人说“十个人里头取一个,成绩好的不一定统统取”,就忽然心灰意懒,去讨别个学校的招生简章了。考得不得意的人嘴上虽说“取了要死”,但从她们屈指计算发表期的态度上,可以窥知她们并不绝望。世间不乏侥幸的例,万一取了,她们好比死而复生,其欢喜岂不更大么?然而有时她们忽然觉这太近于梦想,问过了“发表还有几天?”之后,立刻接上一句“不关我的事”。

我除了早晚听他们纷纷议论之外,白天统在外面跑,或者访友,或者觅画。有一个学校录取案发表的一天,奇巧轮到我同去看榜。我觉得看榜这一刻工夫心绪太紧张了,不教他们亲自去看;同时我也不愿意代他们去看;便想出一个调剂紧张的方法来:我同一班学生坐在学校附近一所茶店里了,教他们的先生一个人去看,看了回到茶店里来报告他们。然而这方法缓和得有限。在先生去了约一刻钟之后,大家眼巴巴地望他回来。有的人伸长了脖子向他的去处张望,有的人跨出门槛去等他。等了好久,那去处就变成了十目所视的地方,凡有来人必牵惹许多小眼睛的注意;其中穿夏布长衫的人,在他们尤加触目惊心,几乎可使他们立起身来。久待不来,那位先生竟无辜地成了他们的冤家对头。有的女学生背地里骂他“死掉了”,有的男学生料他被公共汽车碾死了。但他到底没有死,终于拖了一件夏布长衫,从那去处慢慢地踱回来。“回来了,回来了”,一声叫后,全体肃静,许多眼睛集中在他的嘴唇上,听候发落。这数秒间的空气的紧张,是我这支自来水笔所不能描写的啊!

“谁取的”,“谁不取”,——从先生的嘴唇上判决下来。他的每一句话好像一个霹雳,我几乎想包耳朵。受到这霹雳的人有的脸孔惨白了,有的脸孔通红了,有的茫然若失了,有的手足无措了,有的哭了,但没有笑的人。结果是不取的一半,取的一半。我抽了一口“大气”,开始想法子来安慰哭的人,我胡乱造出些话来说那学校办得怎样不好,所以不取并不可惜。不期说过之后,哭的人果然笑了,而满足的人似乎有些怀疑了。我在心中暗笑,孩子们的心,原来是这么脆弱的啊!教他们吃这种霹雳,真是残酷!

以后各校录取案发表的时候,我有意回避,不愿再看那种紧张的滑稽剧。但听说后来的缓和得多,因为小胆儿吓过几回,有些儿麻木了的缘故。不久,所有的学生都捞得了一个学校。于是找保人,缴学费,忙了几天。这时候在旅馆听到谈话都是“我们的学校长,我们的学校短”一类的话了。但这些“我们”之中,其亲切的程度有差别。大概考取省立学校的人所说的“我们”是亲切的,而且带些骄傲的。考不取省立学校而只得进他们所谓不好的学校的人的“我们”,大概说得不大亲切些。他们预备下半年再去考省立学校,迟早定要爬高去。

旱灾比我们来时更进步了,归乡水路不通,下火车后,须得步行三十里。考取学校的人,都鼓着勇气,跑回家去取行李。雇人挑了,星夜启程跑到火车站,乘车来杭入学。考取省立学校的人尤加起劲,跑路不嫌辛苦,置备入学用品也不惜金钱。似乎能够考得进去,便有无穷的后望,可以一辈子荣华富贵,吃用不尽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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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4年9月10日作于西湖招贤寺。原载《中学生》1934年10月第38号。

《丰子恺自述:我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