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的新年即将来到了。上海解放已经十一年半了。在十一年半以前，上海一向戴着“万恶社会”的帽子。我是浙江乡下人，乡下有一句描写上海社会的话，叫作“打呵欠割舌头”。这是极言上海社会之混乱，人心之险恶，恶霸流氓扒手之多，出门行路之难：在路上开口打个呵欠，舌头会被割掉的。然而十一年来，由于政治教育的移风易俗，“万恶社会”这顶帽子已经摘掉，上海早已变成一个光明幸福的亚东大都市了。从下面这段记事里便可窥见一斑。
前天我出门访友。走到弄口，看见一辆三轮车停在路旁，驾车员正坐在车上看报。他看见我来雇车，就跳下车来，把报纸折好，藏进坐垫底下，然后扶我上车。（雇车早已不须问价，按照路程远近，划一规定。从前那种讨价还价和敲竹杠，早已没有了。）开进一条横路，地方僻静，行人稀少，驾车员就和我谈话：“老先生今年高寿？贵姓？”我回答了，接着同样地问他。他说姓邱，今年三十岁。又说：“丰这个姓很少。我只知道一个老画家丰子恺，是不是您本家？”我问：“你怎么知道他？”他说：“我在报上常常看到他的画。”我向他表明就是我。他停了车，回过头来，看着我说：“啊，我真荣幸……”我们就攀谈起来。他说出我所作的几张画来，评论画中的意义，表示他的看法，都很有见解。接着谈到他的身世。原来他只读过几年小学，解放后学习文化，现在已经能够读书看报。我推想这个人一定很聪明，很用功，并且爱好文艺。我望着他的背影出神，回想十一年半以前上海的“黄包车夫”，和这个人比较一下，心中发生剧烈的感动。十一年半以前，上海的“黄包车夫”在重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喘不过气来，口食难度，衣衫褴褛，哪里谈得到学习文化、读书看报，乃至欣赏图画？我在黑暗社会里度过了几十年，在垂老的时候能够看到这光明幸福的世界，心中感到说不出的欢欣。
车子经过热闹的马路，又转入一条横路。忽然他放缓了速度，回转头来，不好意思似地笑着说：“丰老先生！我想请您签个名，最好画几笔画，好吗？机会难得啊……”我说：“我很愿意。这里清静，你停一停车，我就在这里替你画吧。”他说：“不，我要买本手册来。四马路有文具店，待我买了再请您画。”车子开到四马路，在一家大文具店门口停下了。他连忙进去，一会儿带了一本很漂亮的手册回来。我接了手册，问他花多少钱。他说八角。我说：“这里太热闹，到了那边再画。”车子继续前进。我又望着他的背影出神地想：一本手册八角钱，足见他的生活很充裕。要是从前的“黄包车夫”，血汗换来的钱买米还不够，哪里会拿出八角钱来买手册？
不久车子在目的地停下了。地方很清静，我就坐在车子上展开手册来，用钢笔作画。我画一个儿童，手掌上停着一只和平鸽，题上“和平幸福”四个字，又加上他的上款，签了我的姓名。我又和他交换了一个地址，希望以后再见，然后下车。我问他车资多少，他摇摇手说；“哪里哪里……谢谢您……”就想跨上驾车台去了。我拉住了他，说：“很远的路，怎么可以叫你白费劳力？”就拿出一张五角钞票来，定要塞进他手里。他一定不受，用力推我的手。我也用力推他的手，然而要他不过。我就左手抓住了他的一只臂膀，右手把钞票塞进他的衣袋里去。岂知他气力很大，一下子摆脱了我抓住他臂膀的手，双手阻挡我的钞票。正在不得开交的时候，一个人民警察走来了。我就喊警察。警察走过来，惊惶地问：“什么事？”我说：“他从沪西踏我到这里，这么多的路，不肯受我车钱，请您……”他不等我说完，抢着对警察说：“我，我应该……”警察脸上的惊惶之色变成了笑容。我乘他们对话的时候突然把钞票丢在车子里，快步走进门去了。但听见背后警察在阻止他追赶：“老先生客气，你莫推却了吧！”接着是他的咕哝声和警察的笑声。
我通过朋友家的长长的走廊时心中想：刚才这一幕很像“君子国”里的情景。“万恶社会”已经变成“君子国”了。地狱已经变成天堂了。我就用这句话来庆祝一九六一年的新年。
这三轮车驾车员姓邱，名以广，家住闸北共和路二百六十弄三十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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