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赵蕤在这一场论难之中对于《淮南子》的判断是公允的。不过，他并未当真就此不允许李白研读那一部糅杂了道家虚静之旨、法家术势之论，也披挂着儒家仁义之说的纵横谈议。
而李白，也并未服膺赵蕤之言。事后他们两人之间的无数论辩，也都不时以淮南之术为干戈，操彼纵此。这样的各行其是，有如西晋的潘岳在那篇传世的祭文《夏侯常侍诔》里所形容者，诔文说潘岳与夏侯湛之间，有一种“心照神交，唯某与子”的坦易。赵蕤与李白能一见投契，庶几近乎此。
赵蕤本来就是一个视天下时事恒处于齐桓、晋文之后，楚庄、秦政之前的纵横之士。在他心目之中，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政权如何递嬗，都必须以一套奇强斗变的操纵之术来攻掠谋取。换言之：世间没有小康之治，没有升平之本，也没有太平之望。无论任何一氏、一家，攫取了无上的权柄，都必须发掘、召唤宇内各方“岩穴之士”，而将天下事拱手托付之，以其应对与时俱进的、永无休止的巨大骚动。
如果就孟子的立论来说，身为一个“慕君”的臣民，得不着帝王的信任或倚仗，就是身陷“热中”—或则赵蕤即是如此。他手中正在抄写的著作也充分暴露了这样的情怀。
他有这么一篇文章，标题曰：《论士》。赵蕤便托言于这一题之论，是他亲自接闻于“黄石公”而记录下来的—事实上，他是拼凑了春秋战国以来，无数关于治道用人的记载，假称齐桓公所经历的一场论战。其大旨如此：
“我听黄石公告诉我：从前太平的时候，诸侯有两支部队，方伯有三军，天子有六军。世局一旦混乱，军队就会异动；王恩一夕消歇，诸侯就会结盟相征。各方势力相当，难决高下之际，争强者便会招揽天下英雄。是以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然而，其中有什么原委呢？
“齐桓公曾经去见一个名叫稷的小吏，一日三访而不得，仆从奏告劝免。齐桓公道：‘有才者轻视爵位、俸禄，自然也轻视君侯；君侯如果轻视霸业，自然也会轻视才士。不过，道理是要反过来看的：即使稷轻视爵禄，我难道敢轻视霸业吗？’—到头来桓公一共拜访了五次，才见到稷。”
黄石公明明首见于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它处不见。太史公捏造了这么一个神仙般的人物，以动视听，也是为了焕发张良的神气。赵蕤却在书中多次托名称引“黄石公曰”，是逞狡狯而已。至于五访小吏，显然也是脱胎于刘向《新序》齐桓礼贤的故事，与后世小说家言刘玄德“三顾茅庐”，而成就“草庐对”、“隆中对”典实，实为同一机杼。
同在这一篇《论士》里面，赵蕤还动了另一番手脚，更足以见其人之骨性。
原本在《战国策·齐策》中，有齐宣王与颜斶相交接的一节，可谓家喻户晓。
宣王倨傲，于召见颜斶的时候喊：“颜斶，上前来。”
不料颜斶也反唇相呼道：“大王上前。”
齐宣王不悦，而群臣立刻切责颜斶：“大王是一国之君，而你只是一介草民，这样相呼成何体统？”
颜斶说：“若我上前，那是趋炎附势；若是大王上前，则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蒙受趋炎附势的恶名，倒不如让大王赢得礼贤下士的美誉。”
齐宣王忍不住了，怒斥：“究竟是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
颜斶道：“自然是士人尊贵，而王者并不尊贵。”
齐王问：“这，有理可说吗？”
颜斶答道：“昔日秦国伐齐，秦王先下一令：‘有敢在柳下惠坟墓周围五十步内打柴的，一概处死，决不宽赦！’复下一令：‘能取得齐王首级的，封侯万户，赏以千金。’由此看来，活国君的头颅，比不上死贤士的坟墓。”宣王哑然，但是内心着实是愤恼的。
赵蕤不只是援引、抄录以及小幅地修改了《战国策》里颜斶和齐宣王及其群臣的一场舌战，还裁剪了原文。
据《战国策》所记，颜斶在辩诘得胜之后，扬长而去。行前所掷下的结论，是从一则譬喻展开：“美玉产于深山，一经琢磨，就毁坏了本形；美玉并非不再宝贵；可是此后，其本质却受到了斫丧。士大夫生于乡野，经过举荐、铨选，接受朝廷的俸禄，也并非不贵显；可是此后，其形其神便不再完全了—‘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娱）。’”
基于这一份通透的识见，颜斶全身而退，《战国策》的编撰者刘向称许他：“反璞归真，则终身不辱。”可是赵蕤，以及赵蕤悉心培育、教诲的李白，却打从一开始就没有追随颜斶的脚步而行。
赵蕤刻意省略了反璞归真的这一节。这正是他与颜斶不同的地方。他之所以推崇颜斶之幽峭自赏、平视公侯，傲睨群卿，并非出于“清静贞正”的信仰，而是为了赢得大吏之好奇与留意的身段。
这是一个身段，也是一种手段。赵蕤的《论士》借颜斶之语，所欲推陈的，实则是这一段话：“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能够经由惊诧君王、冒犯上官而为秉持大权者带来一切经国济民之学的人，终将改变那“慕君而不得于君”的热中处境，左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