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3日
谈酷刑，也谈人生
有报道说，我看完电影《风声》后哭了，哈，搞得我跟娘们似的。哭是有声的，有动作的，双手捂脸，捶胸跺脚，啼啼嘀嘀，带着激烈或隐秘的诉求。哭是宣泄，是痛在心间，爱在人间。一个真正失去爱的人是不会哭的，一个真正拥有了大爱的人也是不会哭的。
我已经多年没有哭过了，因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我在谨诚企盼“无疆（空洞无物）大爱”的途中，丢失了诸多“可以触摸的小爱”。我不得不承认，在关于“爱”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异己者、叛徒、牺牲品；我像个小丑，双脚离地，却并没有随风而去，飞翔起来。于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当我有哭的诉求时，我不知诉求的对象在哪里。于是乎，有泪顶多也是悄悄地流，对着黑暗，对着天空，对着远方，对着无言的稿纸……说我因为看电影《风声》，哭了，那真是对我莫大的抬举和讽刺。
不过，电影中有一场戏确实是让我流泪了。这场戏是用特殊的银针扎张涵予的痛穴，试图击垮他的意志，我在审片时看，这场戏长达三分钟，行刑者手上的银针换了又换，扎针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变，针都变得更长、更粗，穴位扎得更深、更猛。当青筋暴凸的张涵予在咬断牙关的沉默中,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时,我确实流泪了。因为我突然联想到：人生在世，何尝不就是这样一个受刑、挨罚的过程？生活中虽然没有老虎凳，没有试痛针，但由于我们内心孤独、脆弱、敏感，一句辱骂，一次失恋，一次离别，一次散财……都可能变成恐怖的老虎凳、试痛针，叫我们无尽地承受。
我写《风声》小说，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我想通过“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度量的边界下一个“我”的注脚。电影巧妙地改编了我故事的壳，但忠诚地包留了里面的核，罗列了种种刑具，展现了种种刑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复杂，人世之恐惧。
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身信仰的“人或组织”陪伴你，与你同呼吸，心连心，让你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如果你幸运，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他（她）的名字就叫“你的爱人”。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幸运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交给身边的一个人。
谈小说，也谈影视
如果小说能卖出影视改编权对作家来说是件幸运的事，那么我无疑是个幸运者，这些年我的小说几乎都成了影视公司的抢手货，连个萝卜也被当人参买走了。《风声》小说出版后至少有四五十家影视公司来问津影视改编权，仅仅电影，中影、上影、姜文等国内比较大的几家都来谈过。我个人一直推崇姜文把电影当艺术来探索的才华和劲头，他的助手小尹从美国打来电话，要我等他们回国再说。我等了他们半个多月，足见我的真心。其实，双方都是真心的，但缘分还没有到，最后没有合作成。华谊几乎是最后冒出来的，那时小说出版已经一个多月，当初那个大家争抢的势头已经过去，我似乎面临着因为挑花了眼而沦为“剩女”的难堪。然后一天晚上王中军突然给我来电话，直截了当说要买，具体由中磊跟我来谈。我跟中磊在昆仑饭店谈的，就谈价。中磊报了个价，影视套买，外加游戏，报价很高，比我期待的还要高，就这么定了，很简单。
现在电影公映了，电视剧的剧本据说也完稿了，可望年内开机。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观众对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我是“它”的亲戚，理当说它的好话，所以我的好话也就少了可信度。失信的话不说也罢。但是有一点我们无需讳言，中国的电影也好，小说也罢，凡是主题昂扬一点的，或者国家主义叙事的东西，往往是市场的毒药（《建国大业》除外，它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无法复制），一方面是主管部门好评如潮，奖杯一个不少，另一方面是市场静悄悄，雁过不留声。从《风声》的票房看，它无疑是破掉了这个咒语，就是：它主题绝对是昂扬的，但同时绝对是一部商业大片。
小说和影视其实是冤家。从小说到影视，必然对原著有冒犯和伤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编，也保证不了完全忠实。小说和影视天生不是一个道上的，无法“同呼吸”，“心连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为兄弟，像一个模子压出来的，那么这两个作品当中肯定有一个是失败的：要么是小说，要么是影视。甚至可以这么说，越优秀的小说要改编为优秀的影视要接受更多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在小说中出彩的东西，比如文学的语言、繁复的意境，影视往往是表达不了的，只有挨刀了。具体到《风声》来说，这种“刀伤”更是在劫难逃。因为《风声》是一个谜语故事，如果电影不能对小说的关键情节、最后的谜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编，等于是让观众看一场预先知道结局的球赛，这在商业上是大忌。《风声》电影改编了我小说的一些关键情节和结局，它拿我的儿子（小说）又生了个儿子，父子俩似曾相识，不似之处又昭然若揭。这就是改编，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
应该说，不管电影拍得如何成功，都无法完全表达我小说有的意蕴和驳杂的东西。我认为把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影，就好像把一片滚滚麦浪做成一盒饼干，饼干虽然好吃，但怎么可能有滚滚麦浪的风景和大地的姿态？小说分“东风”、“西风”、“静风”三部分，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和“作者”对历史上同一个故事的三种不同的述说，互相呼应又矛盾，统一又对立。这种多角度的叙述，甚至是矛盾的叙述，恰恰是抵达一事一物真实的途径。历史比未来还充满变数和悬念，然而我们长期在一种主义叙事下生活，已经习惯了以一个声音、一个视角看问题，看过去。这是我们的“密室”，我们需要打破它。当你打破了它，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历史就像“风声——远处传来的消息”一样，虚实不定，真假难辨。这是小说的最肤浅主题，但两个小时的电影怎么高攀得上呢？更何况其他。
谈编剧，也谈导演
这里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风声》电影的编剧，编剧是陈国富先生，我是《风声》小说的作者。现在有些误传，把原著和编剧混为一谈，我想这个错误可能是电影海报上让原著和编剧一起“隐身”导致的。我站在自己和陈国富的立场上，都觉得这个错误不应该再扩大，所以专此申明。
作为原作者，大家很关心我对电影的评价，而我，倒是更希望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来评价它。我的评价也因立场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如果把它放在国产电影的范围内，我想这无疑是一部可称可道的、具有一定标志性意味的好电影。华谊这些年来一直在尝试开拓新的电影类型，《风声》作为第一部国产商业谍战大片，不论是投资、演员阵容、主创搭配、制景、制作、宣传等，都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也有今天不俗的票房。但是，如果跟世界上相同类型的片子比较，它还是有距离的，尤其是在剧情设计上，由于过多考虑到商业因素而忽视了这类剧片某些必须遵循的“纪律”。
《风声》是个“密室”故事，这种故事有个潜规则，就是不能让人物随便离场，也不能突然增加人物。让人物提前离场，或者临时增加人物，都是降低了故事难度。难度是建立在“纪律”之上的，现在电影的纪律比较松。比如，五个人中谁才是共产党是个大悬念，但电影在中途一下死了两个，剩下的三个人，两个是共产党，另外一个（李宁玉）也是共产党的女朋友，这种剧情安排过于戏剧化，缺乏真实性。再比如，最后张涵予在医院通过唱戏把情报传递出去，这个细节无疑是个败笔。首先，一首曲子的曲调是固定的，要让它成为某份内容固定的电报，这种暗合的可能性极小。当然理论上也可以通过改变唱腔来暗合电报，那么就要求听者是个音乐家，你每一个变调她都能准确辨别，而这种可能性又是极小的。其次，也是更致命的是，突然增加了一个护士——如果可以这样临时加人，观众会在N个地方想出N个方案来消解你的故事。还有，摩尔斯电码应该是一种很专业的技术，小说中只有李宁玉一个是专家，电影中张涵予、周迅、李宁玉，包括最后出场的小护士都成了行家，这种情节安排也不大符合常理，牵强了。我看了剧本后，曾向陈国富表达了我的专业知识和质疑，但并没有受到重视。
陈国富是电影《风声》的元帅人物，既是编剧，又是导演之一（另一位导演为高群书）。他很努力，做事也很踏实，很职业，但局限的才情难以支撑他横空出世。作为编剧，他讲故事的功夫次了些，作为导演，他与人交流的能力差了一些。我认为他在电影中最理想的位置是监制，我假想过，如果《风声》这部电影让冯小刚和陈国富的位置调个头，冯来当编剧兼导演，陈来做监制，它也许会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留存下来，现在不过尔尔，一部成功的商业片而已。
当然，这个时代要求“商业第一”。
所以，虽然我对剧情设计上有些疑惑和遗憾，但我接受，因为“商业”已经把中国电影折腾得精疲力竭，能够在这方面取胜也是了不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不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受众，我们对这类作品的认同感、欣赏力、创造力都不能跟西方包括日本相比。我们写意的东西比较多，像这种讲究故事逻辑关系、注重智力推理的作品一向比较少，创作和欣赏水平都在成长中，你不能指望谁一步登天，也不能拿世界电影的高度来要求。我觉得，华谊这些年不断地推出新的商业电影类型，今天通过《风声》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商业电影类型，这对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包括以后走向世界，是很有意义的。
谈信念，也谈责任
记得2003年，我把小说《暗算》投给上海一家杂志社和沈阳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说《解密》命运更惨，退稿的电话和通知加起来有两位数。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是我把写作对象放在一群无名英雄身上，编辑们认为这与大众流行的阅读趣味背道而驰。
转眼间，时代好像变了风向。最近几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红，《亮剑》、《暗算》、《潜伏》、《士兵突击》、《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一大批主题昂扬、塑造英雄的战争剧、谍战剧引发了一次次收视狂潮。《风声》电影作为第一部国产谍战商业大片，一个国庆档期，狂揽一点五个亿的票房，足以说明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建国大业》更是神奇，像台印钞机。而在出版市场上，风景同样“这边独好”，都梁的《亮剑》我想应该早过了百万册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万之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想，可能跟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文艺界一直盛行反英雄、反主流的创作有关。都知道，三十年前，我们的文艺创作始终都在搞假大空的东西，什么都是国家意志，崇高精神。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定反思和自由创作的空间，读者和作者有权力反感宏大叙事，反抗英雄叙事。于是，写作进入了个性化叙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责任。如果说三十年前的创作是一个极端，那么现在其实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就是作家过分地窃窃私语，过分地痴情于生活的阴暗面，不要责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创作就是为了表达欲望，为了张扬个性，为了“否定”……人们一味地书写庸俗人生，竞相列举人生的种种黑暗、绝望、丑陋、丑恶、龌龊、阴暗。很长一段时期，你颂扬英雄，歌颂美德，成了无知和愚昧的把柄。这种一边倒的创作之风，伴随而起的是一种精神的彻底溃败，信念的完全缺失，创作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之恋，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
其实，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创作勇气的象征了。我承认，生活确实有丑陋、黑暗、无情的一面，但正如要驱散黑暗，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样，有时我们塑造一个英雄，展示一种庄严、庄重的理想人生，也许可以温暖一个读者的心，给他们一点正面的人生启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软、温暖、有力的东西的，人们欣赏文艺作品就是为了寻找精神伴侣，当我们的创作一味沉迷于身体和欲望的叙事中，读者难道不会厌倦吗？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是对的，但我相信人必须要有理想和信念。当下，人们对物质和欲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为我们精神层面出了问题，我们忘记了人除了身体和欲望外，还有一个心灵。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弱者，《解密》里的主人公容金珍是个患有幽闭症的人，《暗算》中的阿炳是个瞎子，黄依依是个不谙人情世故的人，《风声》中的“老鬼”也是有一定的人格缺陷……但他们不甘示弱，并通过超人的意志和毅力，谱写了一曲曲强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有理想，有个精神层面的目标。与其说他们是“英雄”，倒不如说是有“心灵”的人，心灵被一味放大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交给自己认定的理想和信念，为此坚忍不拔，宁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个人所能达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
我想，今天的人们也许正是因于缺少了这种精神：为一个内心深处的追求，敢于承担，乐于付出，勇于坚守，这种人格，这种情怀，所以格外迷爱这种主题性的作品。也可以说，时代在呼唤英雄，呼唤崇高，呼唤庄重的人文精神。
2008年4月13日
谈酷刑，也谈人生
有报道说，我看完电影《风声》后哭了，哈，搞得我跟娘们似的。哭是有声的，有动作的，双手捂脸，捶胸跺脚，啼啼嘀嘀，带着激烈或隐秘的诉求。哭是宣泄，是痛在心间，爱在人间。一个真正失去爱的人是不会哭的，一个真正拥有了大爱的人也是不会哭的。
我已经多年没有哭过了，因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我在谨诚企盼“无疆（空洞无物）大爱”的途中，丢失了诸多“可以触摸的小爱”。我不得不承认，在关于“爱”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异己者、叛徒、牺牲品；我像个小丑，双脚离地，却并没有随风而去，飞翔起来。于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当我有哭的诉求时，我不知诉求的对象在哪里。于是乎，有泪顶多也是悄悄地流，对着黑暗，对着天空，对着远方，对着无言的稿纸……说我因为看电影《风声》，哭了，那真是对我莫大的抬举和讽刺。
不过，电影中有一场戏确实是让我流泪了。这场戏是用特殊的银针扎张涵予的痛穴，试图击垮他的意志，我在审片时看，这场戏长达三分钟，行刑者手上的银针换了又换，扎针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变，针都变得更长、更粗，穴位扎得更深、更猛。当青筋暴凸的张涵予在咬断牙关的沉默中,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时,我确实流泪了。因为我突然联想到：人生在世，何尝不就是这样一个受刑、挨罚的过程？生活中虽然没有老虎凳，没有试痛针，但由于我们内心孤独、脆弱、敏感，一句辱骂，一次失恋，一次离别，一次散财……都可能变成恐怖的老虎凳、试痛针，叫我们无尽地承受。
我写《风声》小说，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我想通过“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度量的边界下一个“我”的注脚。电影巧妙地改编了我故事的壳，但忠诚地包留了里面的核，罗列了种种刑具，展现了种种刑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复杂，人世之恐惧。
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身信仰的“人或组织”陪伴你，与你同呼吸，心连心，让你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如果你幸运，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他（她）的名字就叫“你的爱人”。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幸运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交给身边的一个人。
谈小说，也谈影视
如果小说能卖出影视改编权对作家来说是件幸运的事，那么我无疑是个幸运者，这些年我的小说几乎都成了影视公司的抢手货，连个萝卜也被当人参买走了。《风声》小说出版后至少有四五十家影视公司来问津影视改编权，仅仅电影，中影、上影、姜文等国内比较大的几家都来谈过。我个人一直推崇姜文把电影当艺术来探索的才华和劲头，他的助手小尹从美国打来电话，要我等他们回国再说。我等了他们半个多月，足见我的真心。其实，双方都是真心的，但缘分还没有到，最后没有合作成。华谊几乎是最后冒出来的，那时小说出版已经一个多月，当初那个大家争抢的势头已经过去，我似乎面临着因为挑花了眼而沦为“剩女”的难堪。然后一天晚上王中军突然给我来电话，直截了当说要买，具体由中磊跟我来谈。我跟中磊在昆仑饭店谈的，就谈价。中磊报了个价，影视套买，外加游戏，报价很高，比我期待的还要高，就这么定了，很简单。
现在电影公映了，电视剧的剧本据说也完稿了，可望年内开机。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观众对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我是“它”的亲戚，理当说它的好话，所以我的好话也就少了可信度。失信的话不说也罢。但是有一点我们无需讳言，中国的电影也好，小说也罢，凡是主题昂扬一点的，或者国家主义叙事的东西，往往是市场的毒药（《建国大业》除外，它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无法复制），一方面是主管部门好评如潮，奖杯一个不少，另一方面是市场静悄悄，雁过不留声。从《风声》的票房看，它无疑是破掉了这个咒语，就是：它主题绝对是昂扬的，但同时绝对是一部商业大片。
小说和影视其实是冤家。从小说到影视，必然对原著有冒犯和伤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编，也保证不了完全忠实。小说和影视天生不是一个道上的，无法“同呼吸”，“心连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为兄弟，像一个模子压出来的，那么这两个作品当中肯定有一个是失败的：要么是小说，要么是影视。甚至可以这么说，越优秀的小说要改编为优秀的影视要接受更多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在小说中出彩的东西，比如文学的语言、繁复的意境，影视往往是表达不了的，只有挨刀了。具体到《风声》来说，这种“刀伤”更是在劫难逃。因为《风声》是一个谜语故事，如果电影不能对小说的关键情节、最后的谜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编，等于是让观众看一场预先知道结局的球赛，这在商业上是大忌。《风声》电影改编了我小说的一些关键情节和结局，它拿我的儿子（小说）又生了个儿子，父子俩似曾相识，不似之处又昭然若揭。这就是改编，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
应该说，不管电影拍得如何成功，都无法完全表达我小说有的意蕴和驳杂的东西。我认为把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影，就好像把一片滚滚麦浪做成一盒饼干，饼干虽然好吃，但怎么可能有滚滚麦浪的风景和大地的姿态？小说分“东风”、“西风”、“静风”三部分，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和“作者”对历史上同一个故事的三种不同的述说，互相呼应又矛盾，统一又对立。这种多角度的叙述，甚至是矛盾的叙述，恰恰是抵达一事一物真实的途径。历史比未来还充满变数和悬念，然而我们长期在一种主义叙事下生活，已经习惯了以一个声音、一个视角看问题，看过去。这是我们的“密室”，我们需要打破它。当你打破了它，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历史就像“风声——远处传来的消息”一样，虚实不定，真假难辨。这是小说的最肤浅主题，但两个小时的电影怎么高攀得上呢？更何况其他。
谈编剧，也谈导演
这里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风声》电影的编剧，编剧是陈国富先生，我是《风声》小说的作者。现在有些误传，把原著和编剧混为一谈，我想这个错误可能是电影海报上让原著和编剧一起“隐身”导致的。我站在自己和陈国富的立场上，都觉得这个错误不应该再扩大，所以专此申明。
作为原作者，大家很关心我对电影的评价，而我，倒是更希望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来评价它。我的评价也因立场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如果把它放在国产电影的范围内，我想这无疑是一部可称可道的、具有一定标志性意味的好电影。华谊这些年来一直在尝试开拓新的电影类型，《风声》作为第一部国产商业谍战大片，不论是投资、演员阵容、主创搭配、制景、制作、宣传等，都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也有今天不俗的票房。但是，如果跟世界上相同类型的片子比较，它还是有距离的，尤其是在剧情设计上，由于过多考虑到商业因素而忽视了这类剧片某些必须遵循的“纪律”。
《风声》是个“密室”故事，这种故事有个潜规则，就是不能让人物随便离场，也不能突然增加人物。让人物提前离场，或者临时增加人物，都是降低了故事难度。难度是建立在“纪律”之上的，现在电影的纪律比较松。比如，五个人中谁才是共产党是个大悬念，但电影在中途一下死了两个，剩下的三个人，两个是共产党，另外一个（李宁玉）也是共产党的女朋友，这种剧情安排过于戏剧化，缺乏真实性。再比如，最后张涵予在医院通过唱戏把情报传递出去，这个细节无疑是个败笔。首先，一首曲子的曲调是固定的，要让它成为某份内容固定的电报，这种暗合的可能性极小。当然理论上也可以通过改变唱腔来暗合电报，那么就要求听者是个音乐家，你每一个变调她都能准确辨别，而这种可能性又是极小的。其次，也是更致命的是，突然增加了一个护士——如果可以这样临时加人，观众会在N个地方想出N个方案来消解你的故事。还有，摩尔斯电码应该是一种很专业的技术，小说中只有李宁玉一个是专家，电影中张涵予、周迅、李宁玉，包括最后出场的小护士都成了行家，这种情节安排也不大符合常理，牵强了。我看了剧本后，曾向陈国富表达了我的专业知识和质疑，但并没有受到重视。
陈国富是电影《风声》的元帅人物，既是编剧，又是导演之一（另一位导演为高群书）。他很努力，做事也很踏实，很职业，但局限的才情难以支撑他横空出世。作为编剧，他讲故事的功夫次了些，作为导演，他与人交流的能力差了一些。我认为他在电影中最理想的位置是监制，我假想过，如果《风声》这部电影让冯小刚和陈国富的位置调个头，冯来当编剧兼导演，陈来做监制，它也许会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留存下来，现在不过尔尔，一部成功的商业片而已。
当然，这个时代要求“商业第一”。
所以，虽然我对剧情设计上有些疑惑和遗憾，但我接受，因为“商业”已经把中国电影折腾得精疲力竭，能够在这方面取胜也是了不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不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受众，我们对这类作品的认同感、欣赏力、创造力都不能跟西方包括日本相比。我们写意的东西比较多，像这种讲究故事逻辑关系、注重智力推理的作品一向比较少，创作和欣赏水平都在成长中，你不能指望谁一步登天，也不能拿世界电影的高度来要求。我觉得，华谊这些年不断地推出新的商业电影类型，今天通过《风声》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商业电影类型，这对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包括以后走向世界，是很有意义的。
谈信念，也谈责任
记得2003年，我把小说《暗算》投给上海一家杂志社和沈阳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说《解密》命运更惨，退稿的电话和通知加起来有两位数。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是我把写作对象放在一群无名英雄身上，编辑们认为这与大众流行的阅读趣味背道而驰。
转眼间，时代好像变了风向。最近几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红，《亮剑》、《暗算》、《潜伏》、《士兵突击》、《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一大批主题昂扬、塑造英雄的战争剧、谍战剧引发了一次次收视狂潮。《风声》电影作为第一部国产谍战商业大片，一个国庆档期，狂揽一点五个亿的票房，足以说明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建国大业》更是神奇，像台印钞机。而在出版市场上，风景同样“这边独好”，都梁的《亮剑》我想应该早过了百万册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万之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想，可能跟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文艺界一直盛行反英雄、反主流的创作有关。都知道，三十年前，我们的文艺创作始终都在搞假大空的东西，什么都是国家意志，崇高精神。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定反思和自由创作的空间，读者和作者有权力反感宏大叙事，反抗英雄叙事。于是，写作进入了个性化叙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责任。如果说三十年前的创作是一个极端，那么现在其实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就是作家过分地窃窃私语，过分地痴情于生活的阴暗面，不要责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创作就是为了表达欲望，为了张扬个性，为了“否定”……人们一味地书写庸俗人生，竞相列举人生的种种黑暗、绝望、丑陋、丑恶、龌龊、阴暗。很长一段时期，你颂扬英雄，歌颂美德，成了无知和愚昧的把柄。这种一边倒的创作之风，伴随而起的是一种精神的彻底溃败，信念的完全缺失，创作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之恋，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
其实，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创作勇气的象征了。我承认，生活确实有丑陋、黑暗、无情的一面，但正如要驱散黑暗，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样，有时我们塑造一个英雄，展示一种庄严、庄重的理想人生，也许可以温暖一个读者的心，给他们一点正面的人生启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软、温暖、有力的东西的，人们欣赏文艺作品就是为了寻找精神伴侣，当我们的创作一味沉迷于身体和欲望的叙事中，读者难道不会厌倦吗？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是对的，但我相信人必须要有理想和信念。当下，人们对物质和欲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为我们精神层面出了问题，我们忘记了人除了身体和欲望外，还有一个心灵。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弱者，《解密》里的主人公容金珍是个患有幽闭症的人，《暗算》中的阿炳是个瞎子，黄依依是个不谙人情世故的人，《风声》中的“老鬼”也是有一定的人格缺陷……但他们不甘示弱，并通过超人的意志和毅力，谱写了一曲曲强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有理想，有个精神层面的目标。与其说他们是“英雄”，倒不如说是有“心灵”的人，心灵被一味放大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交给自己认定的理想和信念，为此坚忍不拔，宁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个人所能达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
我想，今天的人们也许正是因于缺少了这种精神：为一个内心深处的追求，敢于承担，乐于付出，勇于坚守，这种人格，这种情怀，所以格外迷爱这种主题性的作品。也可以说，时代在呼唤英雄，呼唤崇高，呼唤庄重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