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一稿
1997年5月二稿
高乔人赢了；
胜利是他们的，
这些野蛮人……
——博尔赫斯《猜测的诗》
1986年严冬——如果以博尔赫斯的生平做参照的话，就是他去世不到半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周庄写了第一篇像样的小说《变调》，标题是捡来的，写的倒都是自己的感受，青春的苦闷，利比多的作怪，为赋新词强说的愁。诸如此类。小说到一年多后才发在《昆仑》杂志上（1988年第一期，该杂志于1997年停刊），这也是我的处女作。小说发表后不久，我收到了中学语文老师的一封信，高度赞赏了我，封我为“母校历史上的第一个作家”。老师姓骆，年轻时写过诗，一度当过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是我们家乡出名的人物。我本算不上他钟爱的学生，我们的交情更多的是建立在我离校后，尤其写小说后，也许是我的文学热情唤醒了他已逝的梦想。在以后日益紧凑的交往中，他间接、直接地对我有过这样的教诲：文学与政治之间没有可以沟通的“明路”和“暗道”，我既然想当作家就必须远离政治，否则“你在编织别人不幸的同时，也将给自己带来不幸”。
这个出自中学老师之口的简单道理，似乎并没有被智识渊博的博尔赫斯所懂得，他与庇隆——庇隆政权——之间有始无终的纠缠，无疑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不幸。这不幸首先是体现出他在政治上惊人的无能和任性，然后是他的作品失去了一大批具有“政治头脑”的崇拜者，而最终导致了诺贝尔文学奖与这位文学大师擦肩而过。如果时间真的像博尔赫斯说的一样，是“循环交叉的”，那么有一天当博尔赫斯再度开始他灿烂的文学生涯时，请他记住我中学老师的教诲也许是很有必要的。那样的话，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个更加完美、更加幸福的博尔赫斯。当然，这样的话，下面这样的诗句我们也就看不到了──
我犯下了人类所能犯的
最深重的罪孽：
我从不感到幸福
打住！我不止一次地发现，只要我们套用博尔赫斯的逻辑推理，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荒诞、混乱、虚妄、无聊，将我们可怜的心智变得更加可怜。这就是博尔赫斯的神奇：一切都仿佛置身于迷宫中，又像是在梦中。
庇隆是个什么人？
他一度像博尔赫斯尊敬的祖父一样，“是个戴上校军衔的军官”。和博氏祖父不一样的是，这位上校军官具有强烈的政治热情和灵敏的政治头脑。和当时掌握阿根廷政权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相比，庇隆也是不一样的，他满脸笑容，收音机里的声音十分友好动听，朝后梳的头发乌黑发亮，身边还时常站着一个头发金色的漂亮女人——她就是庇隆后来的妻子爱娃。正是靠着这些骗人的绅士风度和一些“悬空的承诺”，庇隆获得了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四十年代初，他利用阿根廷民主政治的失败和历届政府的软弱，成功地在政府中巩固了他的地位和势力。不过，在博尔赫斯看来，有地位也好，势力大也罢，他充其量只是个“外省的暴发户”，是个“野蛮的高乔人”，是“阿根廷的噩梦”。1943年，眼看着这个“服饰讲究、权欲熏天的军阀”在政府中屡屡得势，日渐坐大的样子，博尔赫斯似乎预见到了阿根廷的未来，并把他的预见写成一首诗公布于众。这首诗题名为《猜测的诗》，这样写道──
高乔人赢了；
胜利是他们的，
这些野蛮人……
当时博尔赫斯虽然已经写出像《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样很多后来享誉全球的小说，但他的名气远没有后来那么大，更多的只是在圈内。可以肯定，当时庇隆并不知道博尔赫斯这个人，但是通过这首《猜测的诗》，他不可能不知道了。一个诗人或小说家，对一个“野蛮人”来说是难以记住的，但是对一个谩骂他的人，一个已经预见到他即将得势却又公然蔑视他的人，他又怎么可能记不住呢？忘恩记仇可是野蛮人的本性。不用说，正是这首艺术上并不见长的《猜测的诗》——“政治的诗”，博尔赫斯把自己轻率地推到了庇隆面前，同时也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会给博尔赫斯带来什么？博尔赫斯在猜测阿根廷未来政局的同时，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也作了猜测——
在这黑夜的镜子里，
我追上了我
那张无可怀疑的脸。
我踩上了寻找我的长矛的阴影。
我死亡的嘲弄，骑兵，鬃毛，
战马……向我逼近
坚硬的矛刺穿我的胸膛
锋利的刀割断我的喉咙
不论是对庇隆，还是对自己，博尔赫斯的猜测都是十分准确的。1944年，47岁的庇隆出任阿根廷副总统，两年后又顺利当选总统。1946年6月，庇隆就职总统后两个月，博尔赫斯失去了米格尔·卡内图书馆的公职。失去就失去，问题是失去的同时庇隆政府又专门给他安排了另一份新的公职：科瓦多街鸡兔市场检查员。别说明眼人看得出来，就是一个瞎子摸也摸得出来，让深度近视、手无缚鸡之力的博尔赫斯去做这份工作是荒唐的，也是恶毒的。对此，博尔赫斯除了拒绝，别无选择。当然，借诗发发牢骚是免不了的：
那个不知名的冷酷无情的神
把恰如其分的工具给了他选中的人：
把黑暗的墙壁给了弥尔顿，
把流浪和遗忘给了塞万提斯。
记忆中得以延缓的东西归于他
归于我们的是渣滓。
如果说当初博尔赫斯作《猜测的诗》抨击庇隆显得过于任性和政治上的幼稚，那么现在庇隆如此明目张胆又恶毒地回击博尔赫斯，同样显得过于任性而缺乏政治风度。毕竟，博尔赫斯从本质上说只是一个文人，从客观上说这个文人在阿根廷作家圈内不是没有一点影响力的。庇隆对博尔赫斯甩出的恶毒的“最初一击”，非但在相当一部分作家圈内失却了信誉，而且也预示着以后他当政期间将始终有一个叫人头痛的声音陪伴着他。这个声音很快就在一次宴会上放开了喉咙──
独裁扶植了压迫、奴役、残暴，更可恨的是扶植了愚昧……一对曾经偷偷摸摸性交的男人和女人，如今虽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性交，却又在偷偷摸摸地干着国家大事……今天的阿根廷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屈辱、黑暗……
作为博尔赫斯的老朋友，《南方》杂志没什么犹豫地刊登了这篇几乎毫无顾忌的发言稿。庇隆深感头痛，但对一个已经失去公职的无业人士，他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治理他。这下博尔赫斯尝到了甜头，胆子变得更大。1947年，博尔赫斯和比奥尔合作编著《怪物的狂宴》，对庇隆政权进行了露骨的讥讽，以致当时阿根廷没有一家刊物胆敢刊发，包括一向支持博尔赫斯的《南方》杂志。莫内加尔一直是博尔赫斯忠诚的支持者，据说当他看过此作后，“深感博尔赫斯憎恨庇隆的程度已近于歇斯底里”。有人指出，在这篇文章里博尔赫斯对庇隆和他的政权的发难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有些说法更近乎猜想，还有一些甚至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凭空编造的”。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发表出来，应该说对博尔赫斯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这些猜测坐实，博尔赫斯无疑要背负起光天化日利用文学之禀赋为政治站队提供便利的恶名。但是，发不发表都说明博尔赫斯对庇隆和庇隆政权的憎恨已经从开始的无意变成了刻意，从模糊变成了清晰，从而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情绪和努力。他也许以为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会把庇隆扳倒，所以不愿罢手，甚至有意团结部分作家，指望“人多力量大”。
这当然是十分幼稚的。事实上，从他公开反对庇隆起，这位“口吃的、胆小的作家”在面临政治压力的同时，也面临了诸多意想不到的非政治的压力。昔日好友萨瓦多，因为实在忍受不了他对庇隆的固执和任性，终于与他分道扬镳；忠诚的支持者莫内尔加，因为常常感到无所适从，禁不住也发出这样感叹——
如果允许我选择，我更愿意跟他的作品在一起。
令博尔赫斯羞怒的是，他72岁高龄的母亲莱昂诺尔和妹妹诺拉也受到了“天大的污辱”：因为一个平常的在大街上的“驻足围观”，诺拉被关进了布恩帕斯妇女监狱的妓女牢房，莱昂诺尔被判处在本宅软禁一个月。等等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博尔赫斯正常的心情。他的心情怎么样呢？对此，埃斯特拉·坎托最有发言权，因为当时博尔赫斯正在和她“谈情说爱”。埃斯特拉说——
他当时的心情糟透了……有一阵子，他提出想跟我结婚，也许是以为结婚会改变他目前的现状。可我怎么可能跟他结婚呢？至少目前，我无法把他看作我的丈夫……我不是害怕嫁给他，而是无需嫁给他——我嫁给他毫无意义……
埃斯特拉说的有些躲闪和隐晦，但博尔赫斯的心理医生米格尔·科恩·米勒不准备躲闪，他在日记中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隐晦的背后是什么真相——
那时候，我在五月广场附近有一家诊所，有一天，佩罗把博尔赫斯带来，说希望我帮助他“克服胆怯”。后来，我发现他真正需要克服的是“性无能”……所有男人一旦面临这种事，总会变得十分胆怯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博尔赫斯的“性无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主要是由于情绪焦虑和一些外在因素引起的……
我想，科恩·米勒告诉我们的已经是一种极限的东西，它说明博尔赫斯当时的状况确实是很不好……简直糟糕透了！这当中，庇隆即使负不了全责，起码要负一半的责任。事实上，庇隆让博尔赫斯受的屈辱远比我们知道的多，甚至比我们想的还要多。这一点，我们从庇隆下台后，新政府一下给他两个公职上也可以看出来。
应该说，幸亏庇隆执政命数不长，否则博尔赫斯会怎么打发余生，这是现在的我们，包括当时的博尔赫斯，都是难以“猜测”的。
西方有一种理论，说一个人身上的善和恶是平衡的，一个人一生受到的光荣和屈辱也是相等的。且不说这理论正确与否，起码博尔赫斯为庇隆所受的屈辱，除了他自己铭刻在心外，新政府也没有忘记。1955年，庇隆政权垮台，新政府一下补偿性地给博尔赫斯两份美差。两个差使都是博尔赫斯喜欢又擅长的：一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师，另一个是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前者容他授业和释放，使胸中丘壑有所出，后者供他汲取和烘焙，使学识令名有所养，似乎考虑周全，异常完美。它们纷至沓来，弄得他一时有种“多得接受不了、盛不下”的感觉。尤其是后者，不论是恰到好处的工作内容，还是强烈的荣誉形式，都具有极大的补偿意义。以荣誉而言，这也是博尔赫斯一生在他自己的国度里得到的最大荣誉。博尔赫斯在回忆那一天——1955年10月的一天，赴玫瑰宫站在阿根廷代理总统面前接受任命时这样说道：真有意思，玫瑰宫里见不到独裁者了，我平生第一次和共和国总统握手，像是一场梦……遗憾的是，当时博尔赫斯的双目已经基本失明，为此他在自传里这样写道：上帝赐给我80万册书籍，同时也使我失去光明，这真是妙不可言的嘲弄。
博尔赫斯一再申明，到国立图书馆当馆长不是他的爱好，更不是他谋求的结果。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当不当这个馆长对博尔赫斯是截然不一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博尔赫斯后来的一切——走出布宜诺斯艾利斯，走出阿根廷，走向世界，享誉全球，名震四海等等，所有的幸运和光荣，都是跟他当这个馆长分不开的。说来仿佛难以置信，虽然博尔赫斯大部分作品，包括那些至今被世界文学顶礼膜拜的佳篇美作，都是在当馆长之前创作并发表的，但是就影响而言，主要集中在“内部”，在他平时交往的狭小的圈内，几乎连阿根廷的本土评论家也很少关注他，“表示敬意”的更是寥寥无几。一个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的人，猛然成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这本身就是一则新闻，加上部分政治因素，博尔赫斯几乎在一夜间成了社会名流，成了焦点人物。就像旮旯里酿了多年的好酒，突然在名流云集的派对上被人拍掉泥封，瞬间酒香四溢，征服全场。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和形象频频出现在新闻媒体上，这时候他自己想默默无名都困难了，谁要想忽视他同样也不容易。就这样，博尔赫斯从沙龙中走了出来，走向了社会大众，走上了观礼台。
一个空洞的人站在舞台上会显得更加空洞。博尔赫斯显然不是这种人，他是个神秘的人，喜欢沙漏、地图、迷宫、18世纪版式的书籍、玫瑰色的街墙；他是个怪诞的人，他用休谟、贝克莱、叔本华、赫拉克利特等哲学家的头脑思考问题，并做诗，写小说——利用哲学问题来进行文学创作的，他不是第一个，但却是最好的一个；他是个多情的人，但他的感情很少甚至可以说是从未得到过回报，他用读书和写作来驱散因此而来的痛苦，他觉得很幸福；他是个盲人，但他读的书比谁都多，而且到死都还在不停地买书、读书、写书；他不是个国家主义者，他不以阿根廷为光荣，但阿根廷为他感到光荣……总而言之，博尔赫斯就像一件稀罕的古董，一旦捧到手上，没有人不会发出惊叹声的。这样一个人，一旦被“曝光”，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他就会变得很高大，走得很遥远。
如果说以前博尔赫斯是个耕耘的人，苦闷的人，那么1955年庇隆下台后，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机，他开始变成一个收获的人，幸福的人。促使他命运发生转变的因素里面，有一个暗藏的机关，就是新政府为补偿他以前在庇隆手上付出的屈辱而授予的这顶国立图书馆馆长的“礼帽”。这顶帽子会神奇地演化出那么多“魔法”，这即使连睿智的博尔赫斯自己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庇隆和美人爱娃就更不可能想到了。要说想到的是我们的老祖宗，早已有言在先：祸兮，福之所伏。
请不要过早为博尔赫斯击掌鸣好，所谓“祸兮，福之所伏”只是半句话，还有半句话：福兮，祸之所倚，对博尔赫斯一样是灵验的。我们来看看，博尔赫斯在大喜之时又面临着何等的祸水？
祸水还是源自他由于“庇隆情结”而蓄就、纠结的个人化的政治热情。出了名的博尔赫斯有机会四处走一走，而且走到哪里说到哪里。也许是失明的缘故，或者是见得多了，此时的博尔赫斯不再对讲台胆怯，甚至连口吃的毛病也好了。总之，他现在口才变得很好，众所公认的好，到哪里演讲台下都是满当当的，说什么都令人叫好。问题是谁也不敢保证，他台下坐的都是纯粹的文人、学者，有时候因为个别人别有用心的操度，“容易上当受骗”的博尔赫斯常常会在不知不觉间把一堂精妙绝伦的“文学课”演变成了一场捉襟见肘的“政治课”——
我一向信奉民主，但现在不了。
我认为阿根廷在今后50年或者也许是100年应该进行选举。不过现在我们对那种事情还有准备。当共产主义已经潜入我们所有的邻国时，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有人以前所谓的道德说教者或者寓言作家，或者如今所谓的“任务作家”……我是个保守党成员，那本身就是怀疑主义的一种形式，从来没有谁把我指认为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反犹分子、小魔王比利或者独裁者罗萨斯的追随者。我相信，有朝一日我们应该没有政府……
我相信革命，并且一直耐心地在等它到来。革命不会有政治领袖，不会有宣传口号和旗号……人们谈起新的什么革命时，我总是问道：“你们打不打旗号？”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就知道那不是我拥护的革命……
说真的，谈谈文学博尔赫斯是一把好手，但要说政治他简直叫人担心。尽管莱昂诺尔（他母亲），包括博尔赫斯自己都想远离政治，但总是一不小心老毛病又犯了。无法摆脱政治，这几乎成了他晚年的一个顽疾，一个无法驱赶的恶病。博尔赫斯这么智慧又洒脱的人，一个以想象为生的文人，为什么独独在“这个问题”上老是纠缠不清，简直不可救药？
根源还是在庇隆头上！
庇隆的下台并不意味着他死亡，更不意味着他众多追随者已经烟消云散。从某种意义上说，庇隆和博尔赫斯一样，不是个认输的人，也和博尔赫斯一样拥有大批追随他的人。他在流亡国外期间——漫长的18年，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从没有放弃“东山再起”的雄心，而且随时都可能东山再起。这一点博尔赫斯是看明白了的，同时博尔赫斯还明白一点就是：只要是支持庇隆再起的，他就反对，反之他就拥护。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难免显得简单化，也难免容易被人利用和责难。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作为一个作家，最高的奖赏无疑是拿回诺贝尔文学奖，从文学意义上说，博尔赫斯获此殊荣是众望所归。1970年10月，意大利的《晚邮报》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问题作了一项全球性的调查，结果表明博尔赫斯的得票数“雄居榜首”。以往《晚邮报》的预测总是“十猜九中”。换句话也可以说，《晚邮报》的调查结果表明，博尔赫斯离这个世界最高文学奖只差一步之遥了。正当人们信心满满地准备喝博尔赫斯的欢庆酒时，瑞典文学院公布了获奖人名：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为什么不是博尔赫斯？一时间大报小报反应强烈，并做出了种种猜测，最终都集中到一点上：瑞典文学院无法接受拉奴塞政权——这是一个比庇隆更拙劣的独裁者，更不能接受博尔赫斯“一头扎进与极端反动政权合作的”立场。
如果博尔赫斯以此为戒，从此把他那张并不叫人心悦诚服的“政治嘴脸”收藏起来，那么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对他来说还是机会多多的。但任性的博尔赫斯会吗？
不会。
庇隆也不会。
1973年9月，庇隆以60％的得票再次当选总统，博尔赫斯不会无动于衷。就在庇隆再度入驻玫瑰宫后的没几天，博尔赫斯便“爽快地”接受了《新闻周刊》采访，并侃侃谈起来：庇隆是个二流角色，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死去的话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他对国家没有影响……谈起玛丽亚·庇隆（著名的爱娃去世后，庇隆娶她为妻），博尔赫斯尤其刻薄，连同爱娃的亡灵一块嘲讽道：跟他前妻一样，也是个卖笑的，而且还低一个档次——可怜的东西！第一个死了，当然应该找个替代的——找个卖笑的替代太容易了……
记者问他是否感觉到新政府的威胁时，他的回答强硬中又藏有机智——
没有。丝毫没有。首先我和这个我不信任的政府没有接触，其次，他们知道如果伤害我会引起国际反应的，他们不会这么蠢，给自己找麻烦；再说，我帮了他们忙，我使世界更关注阿根廷。我自己辞去图书馆的职务也是帮了他们忙，免得他们为了撤我职而犯难——我认为辞职的做法很体面……
也许是上次教训的结果，这次博尔赫斯在庇隆上台之前，就主动辞去了馆长职务。这倒是个聪明的做法，起码庇隆不可能再对他搞什么“鸡兔事件”了。但是威胁是少不了的，有一次他98岁的母亲接到一个电话，说要马上过来“宰了她”。老人家把详细的地址告诉对方，并且叫他赶紧过来，她等着呢。对一个快一百岁的老人说，死显然是没有威慑力的。不过，还有一次倒是很有威慑力，有人在他们家门口放了一枚足以炸死全家人的炸弹，幸亏没有引爆就给排除掉了。
只要博尔赫斯不闭嘴，类似的事情绝不会少。好在庇隆福泽有限，不到两年就归了天，而伊莎贝尔·庇隆又不争气，转眼间被人夺了政权。这下博尔赫斯很是庆幸，庆幸的方式是对新政府表示“热烈又公开的欢迎”。当新政府领袖魏地拉将军对他发出共进午餐的邀请后，博尔赫斯丝毫没想到应该拒绝，而且事后还要错上加错地对外宣布魏地拉的军政府有“绅士风度”。其实，当时稍有点头脑的人看得很清楚，魏地拉是个比庇隆还要祸国殃民的货色，博尔赫斯公开支持他完全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无异于是等人来诋毁他自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是一句政治上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显然博尔赫斯不慎信奉了这句话。
这还不够，更弱智的事情还在后面。这一年岁末之时，博尔赫斯居然荒唐透顶地赶去智利会见皮诺切特将军，并接受了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十字大勋章。如果说以前博尔赫斯犯的“政治毛病”都可以原谅，那么这一次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事后确实也没人原谅他。在马德里，《拉丁美洲札记》杂志几乎当即做出反应，取消原已编辑好的一期“博尔赫斯专集”。有的地方甚至当众烧毁博尔赫斯书籍，至于明的暗的批评谩骂就无法说清了。关键是斯德哥尔摩，几乎就是从此“下定决心”不再把诺贝尔的荣誉授给“这个愚蠢透顶的政治小丑”。事实也是如此，博尔赫斯至死也没有机会站在瑞典文学院的领奖台上。为此，博尔赫斯曾这样说道——
获奖总的说只可用来满足虚荣心；既然是为了满足虚荣心，那么获不获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这是辩解，是安慰，是想掩饰自己过错的辩解，是自欺欺人的安慰。在这件事情上，博尔赫斯太不尊重全世界那么多敬仰他的人了。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对博尔赫斯没有得到诺贝尔奖耿耿于怀。不用说，这是20世纪文学最巨大的遗憾，是用什么都无法辩解、无法安慰的遗憾。我认为，之所以造成这个遗憾，博尔赫斯要负主要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他过分厌倦庇隆政权而犯下了众多明显的政治问题，以致瑞典文学院跟着也犯下了历史性的错误：一顶最高大的文学礼帽未能戴在一个最伟大的作家头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尔赫斯和庇隆的斗争，博尔赫斯从来就没有赢过，即使庇隆死了，政权跨了，他还是输家——一个连同瑞典文学院和整个20世纪文学都输掉的输家。
2001年2月28日
补记：
本文写作中，引用或参考以下著作：《博尔赫斯·书镜中人》，詹姆斯·伍德尔著，王纯译；博尔赫斯小说诗文选《巴比伦彩票》，王永年译；《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等等。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