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为西班牙而战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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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19日，正当奥威尔在沃灵顿村写作《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时，西班牙的法西斯派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率领下发动右翼政变，反抗民主选出的共和党政府。此次叛乱引发了内战，西班牙内战成为全欧洲意识形态战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这次武装反叛没能占领全国，而由武装工人阶层支持的共和派仍控制西班牙全境的三分之二，包括马德里、毕尔巴鄂、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共和军（或称共和派）和法西斯军（或称国民派）开战，前者由农民及工人组成，由共产党领导；后者得到了军队、地主和天主教会的支持，由佛朗哥领导。

奥威尔曾写道，随着战争的进行，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开始干预，目的是消灭西班牙的民主，为将至的战争抢占一个战略要地，并顺便在那些无助的人们头上试用他们的轰炸机。俄罗斯人以拨少量武器换取了最大程度的政治控制。英国人和法国人只是不愿正视，而他们的敌人取得胜利，盟友被消灭”。很快就变得明朗的是，即使共和军得到俄罗斯技术人员、顾问以及国际纵队志愿者的帮助，仍无法打赢战争，除非英、法、美三国放弃中立政策，像德、意支持右翼那样积极支持左翼。尽管共和军在人数及装备上都不如法西斯军，他们还是与之打了三年仗。

奥威尔很快就成了几千国际志愿者中的一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西班牙共和军。小说家艾伦·贾德（Alan Judd）形容他为“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尽管不情愿但是称职的殖民地警察，情感上保守然而真诚，一个激进的批评者；一个摩托车手，一个藐视疾病及大衣的人。总而言之，有男子汉气概”。他当时刚刚结婚，在农村住得虽然不舒适，但是快乐，而且正在写作他的第一本拥有广大读者的书。他身体不好，特别想养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他愿意为一个遥远之地的外国事业牺牲一切。如果他战死，将没有什么可以留给爱琳。12月底，他写完那本书奔赴巴塞罗那后，其妻兄劳伦斯·奥肖内西评价奥威尔“有种勇士般的精神”。[1]

奥威尔试图令其妻子、家人和朋友们放心，说他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和记者去西班牙，但他一直想打仗。《新英语周刊》中编辑过他作品的菲利普·麦里特记得他曾斩钉截铁地说：“这种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他一到巴塞罗那就加入了民兵组织，似乎想以此抵消他干过的警察工作，并清除他在缅甸时负上的内疚感。

跟康诺利、奥登和斯彭德形成对比的是，奥威尔计划在西班牙待到最后，而那几位只在西班牙漫游几周后就平安回家了。精于学习语言的他在离开英国前就为此次西班牙之行做准备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早在1932年，他就自荐当过翻译，这次他也夸大了自己的西班牙语水平。他告诉伦纳德·摩尔：“我精通法语，西班牙语也相当好。”实际上，据一个在西班牙时认识他的医生所言：“奥威尔的西班牙语只有初级水平，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西班牙口语只能在咖啡馆侍者面前凑合着用。”[2]尽管如此，他也学了一些加泰罗尼亚语，以他所知的对付着说。

他决心在西班牙打仗，可是去那里时遇到了困难。他被英国共产党书记哈里·波利特认为政治不可靠而拒绝了，波利特控制国际纵队中的英国志愿者，他大概从维克托·戈兰茨那里得到了警告，得知《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有对左派的抨击。奥威尔转而找独立工党，尽管他不是其成员。工党由苏格兰工人领袖、国会议员基尔·哈迪（Keir Hardie）创建于1873年，那是在他与自由党关系恶化后。成立后40年中，它跟工党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拒绝跟共产党结盟或加入共产国际。伯纳德·克里克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独立工党描述为“左倾，主张人人平等，是世俗化福音派和非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奇特的混合体”。独立工党不仅把奥威尔介绍给在西班牙与其关系最密切的盟党马统工党（POUM）——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还给了奥威尔所需的证件。很具象征色彩的是，他把家传银器当掉来装备自己去参战。当艾达前去用茶点时，爱琳不得已说那些银器被送去刻图案了。

奥威尔一直跟美国来的移居者亨利·米勒保持通信，他称赞过米勒早期的小说，去法国南方时，专门在巴黎跟米勒见了面。在论及米勒的评论《鲸内》（1940）中，奥威尔记下了不关心政治、思想狭隘、享乐主义的米勒对他自己为意识形态献身精神所做的反应：“他对西班牙战争丝毫不感兴趣，只是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那时去西班牙是笨蛋才会做的事。他能理解有人完全出于自私的动机——比如说好奇——去那里，但从一种义务感出发掺和进去是十足的蠢行。”米勒后来回忆道：“奥威尔这人本身很不错，但说到底我觉得他蠢。跟很多英国人一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而在我看来，他似乎是个愚蠢的理想主义者。”尽管如此，米勒祝他好运并送了他一件皮夹克，那在前线用得上。奥威尔被震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勒完全只关心自己的态度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见面有助于他确定自己当一个作家的目标。他觉得他的书要跟米勒的书形成对比，一定不脱离政治。奥斯特里兹车站开出的“红色”列车上挤满了外国志愿者，当它在法国南部缓缓行驶时，奥威尔再次确定了自己的信念。虽然圣诞节期间没多少人在坚硬的土地上辛苦干活，但“每个在田里干活的农民都转过身严肃地向火车致意，如仪仗队般，一英里又一英里都是如此”。[3]

当时的西班牙边境是开放的，奥威尔过境时未遇麻烦，一到巴塞罗那，他就向马统工党总部报到。马统工党以其革命热情和浪漫乌托邦主义闻名，它“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异见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结合体，两派于1935年联合，目的是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先锋党”。它有四万党员，但没能吸引主要的城市工会，而得到其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目标是首先完成革命，然后取得战争胜利。据历史学家所言，“该党在战争开始时仅仅成立十个月，除了巴塞罗那（在西班牙东北部）没有真正的根据地，其政治影响在全国是有限的”。“它被（斯大林派）对手称为托派，却被托洛茨基及其朋友否认并受到猛烈抨击，马统工党……1936年7月时只有3000多一点民兵。”

对马统工党持批评态度的共产党员当时在左派阵营人数最多，是最有群众基础的一支力量。他们想在完成革命之前——而不是之后——先打败法西斯主义。他们担心以没收财产为特点的革命会导致中等阶层、外国公使和英法政府不满。历史学家雷蒙德·卡尔曾写道：“马统工党的‘路线’如果得到贯彻——难以看出这样一个小党会有希望贯彻任何事——将带来（军事上的）惨败。”事实上，如一个英国志愿者所言：“在马统工党中，军事观念根本不存在。”[4]

奥威尔加入马统工党的民兵组织（不是正规军）时，他对马统工党代表什么所知极少。跟其他志愿者一样，他想当然以为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打败佛朗哥，对西班牙左派阵营内部林立的派系之间强烈的敌意一无所知。虽然他被这些无纪律、装备差劲的部队那无望改变的独特性所吸引，但他不巧参加的这派不久就成了被打败一方中的被打败者。结果他获得了关于共产党残酷打击其政敌的亲身体验。如他后来对自己出乎意料的处境写道：“我加入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纯属碰巧，我对马统工党的‘路线’主要持反对意见，我也很直率地这么告诉过它的领导人，但后来当他们被指控有亲法西斯行为时，我尽我所能为他们辩护。”奥威尔对这个党一无所知，反过来，该党对他也是。据研究马统工党的历史学家维克托·阿尔巴所言：“马统工党未意识到奥威尔是个特殊‘例子’，他只不过是个英国志愿者而已。我相信这正是他能看到和理解战争并对其解释那么多的原因。”[5]

2

正像在巴黎时有意避开移居那里的外国人圈子一样，奥威尔在西班牙也保持一个局外人角色：他未曾参加文学圈的聚会；也没有跟其他作家如海明威、玛莎·盖尔霍恩、巴勃罗·聂鲁达、拉法埃尔·阿尔伯蒂[6]等人见过面，那些人都住在马德里市大道上的佛罗里达旅馆；他未参加名声更显赫的部队，如马尔罗[7]的西班牙飞行中队或吸引了绝大部分外国战士的国际纵队。但奥威尔像西里尔·康诺利一样，有着同样的兴奋感，康诺利在巴塞罗那待过几周并写道：“自由、智能、公正和志同道合的感觉无处不在，那些迟钝加一贫如洗的人们对自由、教育的渴望得到极大增强，这都是必然会看到和理解的。”

在巴塞罗那，工会掌权后，梦想已久的社会主义革命似乎已经来到。豪华酒店的餐厅被用作民兵食堂。中产阶级的领带及帽子和在酒吧、餐馆、理发店、擦鞋摊之类的地方付小费的做法及以第三人称称呼方式突然间全消失了，夜总会和妓院也被关掉。后来当上西德总理的威利·勃兰特觉得这个城市的战时艰苦生活被一种振奋人心的平等主义所调和：“你很快就会习惯几乎没有东西可吃，拿红葡萄酒聊以充饥，顶多吃一些橄榄；很快也会发现，付小费和拍手叫侍者是不礼貌的做法。”国际纵队中的一位英国志愿者贾森·格尼也被那种普遍的理想主义深深感染：“令人激动的是那种乐观主义的昂扬感觉：确信在人人自由平等的新社会中，当前社会上任何不对的无疑都会得到改正，而新社会就在前方。”虽然存在对教堂的令人震惊的亵渎和迫害及杀害牧师、修女的行为，奥威尔仍陶醉于巴塞罗那的氛围。他告诉康诺利西班牙之行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我已经看到过精彩的景象，最终真正信仰了社会主义，而我以前从未这样。”[8]在其余生，他信奉的是社会平等及人格尊严。

独立工党在巴塞罗那的代表和奥威尔跟马统工党之间的联络人是约翰·麦克奈尔。麦克奈尔出生于纽卡斯尔，工人阶层出身，是个热诚的社会主义者，比奥威尔年长约十五岁，他在法国做过多年生意，会讲法语及西班牙语。麦克奈尔和来自苏格兰的国会议员珍妮·李都记得奥威尔说过他要去西班牙参加民兵部队，说他愿意开汽车或做任何工作，也说他当过警察，知道怎样使用步枪。他充分利用在沃灵顿村的开店经验，在花名单上伪称自己为“埃里克：杂货商”。但在1937年2月，马统工党的英语报纸《西班牙革命报》引用了奥威尔的话：“我已经想好我可以去前方打仗，这样对工人更有用些。”几个月后，这次在报纸上的小小宣传——还有马统工党的出版物上奥威尔的照片——导致他被盯上。

就像法国那些农民向火车致礼一样，在巴塞罗那，也有非常热情的人群迎接志愿参加共和军者。可那些年轻人绝大多数无军事经验，在接受几小时基本训练后，他们组成了大大小小的分队，很快被派去跟富于经验的法西斯部队作战。在一篇回顾性随笔中，奥威尔追忆了失败一事的浪漫性，他描述了把列宁师中的战友团结到一起时遇到的实际困难：“巴塞罗那的大型骑兵营房里有过堂风很大的马厩和铺鹅卵石的院子，人们在冰冷的压水井旁边吃下糟糕的饭食，好歹有一杯葡萄酒勉强能咽下去，穿裤子的女民兵劈木柴，点名是在大清早。”西班牙人一开始很不习惯看到外国人，他们以为那些在列宁军营操练的英国人是俄罗斯人。有3000个英国志愿者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其中一半受重伤，300人殒命。

作为一个伊顿公学毕业生和前警察，奥威尔习惯受到一定的尊重，他会说初级西班牙语，33岁的他比大多数志愿者大了10岁左右，就自然负起了指挥之责。麦克奈尔对奥威尔的经验和技能印象深刻，他曾提到：

有个英国人说：“我们进行的是英式军训，也就是前进、卧倒、跑步前进，然后再卧倒。那些西班牙人看到觉得很有趣，他们说：‘你们不能趴着开枪，要站着开。’”师长看了奥威尔训练那些西班牙青年的情形后乐观地宣称：“要是有一百个像他那样的人，我们就能打赢这场战争。”[9]

1937年初，奥威尔在巴塞罗那仅仅待了7天后，就被派到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前线的阿尔库维耶雷，军衔为一等兵，手下12个人。很平静地过了3周后，他去俯视萨拉戈萨的奥斯库罗山加入了英国独立工党分队，这支分队是在他之后到来的，刚在巴塞罗那接受完训练。斯大林的朋友、《消息报》战地记者伊利亚·爱伦堡差不多在同期参观了前线，并描述了这个荒芜贫困地区的风景和气候：

革命以一种令人鼓舞的方式发展到了农业集体组织，是它们在给养上协助阿拉贡前线的民兵。雷蒙德·卡尔曾写道：“货币被废除，零售业被禁止，咖啡、酒精和娼妓遭到排斥。终于，无政府主义天堂般的城市变成了现实。”但军事上的胜利“取决于两方面因素：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外部武器支援的程度和效果，以及稍微没那么重要意义上经过培训的人员：第二看双方在培训能打仗的战斗力量上谁更迅速一些。到1937年，国民军在两方面都已占了上风”。

马统工党的民兵队伍具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不擅打仗，而且装备不足，有的只是既老且旧，偶尔还能造成灾难的步枪和弹药。大多数人用的是制造于1890年的德国长毛瑟枪，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已过时。休·托马斯描绘了阿拉贡前线的景象：“制服仍然没有，不过人人都穿着灯芯绒及膝长裤和一件有拉链的外套。训练仍是初步性质的，因为所有步枪都在前线；甚至那些步枪也陈旧而且用着不可靠，除了在马德里前线部分地方，而大炮哪里都紧缺。手榴弹可能在扔到的那边爆炸，也可能在扔手榴弹者这边爆炸。许多地方没有地图、测距仪、潜望镜、望远镜和清洁材料。”[10]奥威尔记录了前线生活的沉闷而不是刺激性：“堑壕生活的厌倦和动物性饥饿感，为得到零碎食物玩弄诡计，睡眠不足的人们乐此不疲地进行低俗的、唠唠叨叨的争吵。”跟所有战士一样，他珍视相对和平及舒适的罕有时刻：“在那种夜晚，你可以睡在好的稻草上，脚没湿，可以一连休息几个小时，还有遥远的枪声，只要它确实是在远方响，可以权当一种催眠曲。”

这段战争期间，尽管经常企图推进战线，但弹药不足导致前线出现僵局。双方都占据了山脊上的一些据点，在缺少大炮、轰炸机的情况下，战斗局限于偶尔的偷袭和巡逻队之间的交火。鲍勃·爱德华兹（后来当上了工党国会议员）向独立工党在伦敦办的报纸《新领袖》发回了宣传性报道。为吸引更多志愿者并唤起对共和军事业的支持，爱德华兹用了脱离现实的英雄主义的口吻：“我们参加了几起向佛朗哥的部队防守严密的据点发起的进攻，一连好几个小时在法西斯军战线内巡逻，袭击过一两处位于外围、防守松弛的法西斯军占据的农场，我们不停地谈论‘西班牙政治局势’。”但是和英国人并肩作战的唯一一个美国人哈里·米尔顿做了更残酷、更准确的记述：“我们这段前线安静得像坟场。我们装备极差。整团人主要是一帮小孩子，偶尔会自己人交上火。我们只有一次和敌人真正战斗过，那是我们打的第一仗，可谓糟糕透顶。我从来没指望能从西班牙活着回来。”[11]

奥威尔本人也暗示了部队的指挥官没能从近代重大冲突中学到多少，并描述那里的战斗是“1914—1918年战争的拙劣翻版，堑壕阵地战、大炮、突袭、狙击手、泥泞、带刺铁丝网、虱子和停滞不前”。堑壕里的老鼠让奥威尔心烦意乱，西班牙山区的严寒和经常发作的支气管炎让他受足了罪。他经常刮面——有时用的是葡萄酒，那比水还多。爱德华兹回忆了他那古怪的外表：“他阔步向我走来——有六英尺三英寸高——衣着是奇异的混合装：灯芯绒马裤，上面黏结着泥泞的卡其布绑腿和一双大皮靴，黄色猪皮无袖上衣，一顶包头护耳的黑褐色头盔，还围着编织的黄褐色围巾，极长，在他脖子和脸上围了一圈又一圈，一直围到耳朵上，肩上扛了把德国步枪，腰带上挂了两颗手榴弹。”

为了在寒冷刺骨的夜间放哨时打发时间，奥威尔向自己一遍又一遍背诵吉拉德·曼莱·霍普金斯（Gerald Manley Hopkins，1844—1889）的《费利克斯·兰德尔》（Felix Randal），这是一首对一个“宽肩膀、具有健壮之美”的铁匠的挽诗，奥威尔称之为“最佳英语短诗”。它是这样沉重结尾的：

探视病者令其与吾等，吾等与其相为亲密。 吾口中之言将汝安慰，触摸使汝泪水乃止， 汝眼中之泪触及吾心，孩儿，费利克斯，可怜乎 费利克斯·兰德尔； 当汝更爱喧闹之诸年，所虑将来其有何远， 铸打难制器具若等闲，侪辈之中最为强健， 曾为彼运货灰马钉掌，闪亮且踢踏作响，真乃好蹄铁也！

诸多诗中，为何独有《费利克斯·兰德尔》在战时安慰了奥威尔？在1944年评论霍普金斯的一本书时，他曾写道：“艺术产生于痛苦，显然霍普金斯是不快乐的，不仅因为他身体不好，还因为他不被认可是个诗人，被迫在沉闷的地方做着唤不起热情的工作。”当奥威尔自己处于一个沉闷的地方时，对这位天主教徒有了同情和理解。

奥威尔也许受到夜间沉思这首诗的影响，而他也对他的同志们产生了影响。斯塔福德·科特曼是一个十几岁的英国人，他认为奥威尔“不同于我们其余的人”，这部分是因为他每天早饭后都写东西，部分是因为他那种伊顿公学式口音。但科特曼承认“这个人能影响”他的同志们，拥有一种“平易近人的品质”——他在流浪汉和矿工面前已展示了这一点。“他是个天生的领头人”，科特曼说，“你会尊敬他，他知道该说什么话。”鲍勃·爱德华兹补充说：“他绝对无所畏惧。”[12]

爱德华兹1937年4月30日发表在《新领袖》上的报道读起来像是男孩所读周刊上刊登的冒险故事，奥威尔曾着迷于读那种故事。“‘冲啊！’奥威尔喊道。站在胸墙前面的是埃里克·布莱尔高大的身体，他在枪林弹雨中冷静漫步向前。他跃向胸墙，脚下绊了一下。天哪，他们打中他了吗？不，他跳过去了。”另外一个民兵中的英国人本杰明·莱文斯基说：“他很聪明，很有逻辑，很勇敢，但我为他担心。他长得那么高，而且总是站着。”他拒绝隐蔽，勇敢到了鲁莽的程度，似乎觉得自己刀枪不入。

3月底，奥威尔因为一个感染得很厉害的伤口患了血毒症，无奈接受了手部外科手术，并在蒙弗洛莱特的医院住了十天，就在前线后方。他住院时，韦斯卡附近挨了两颗大炸弹，距医院只有两英里。这两颗炸弹声音极大，房屋也为之摇晃，那些恐慌的病人吓得躲到了床下。他在那里时，那些“practicantes”或称护士助手以一种同志般的关怀，偷走了他的照相机和大部分值钱物。

在获准回巴塞罗那休假和因为对阿拉贡前线无所作为的状况感到灰心时，奥威尔第二次想加入共产党领导下的国际纵队。在1937年7月的一篇书评中，他称国际纵队是“单薄的一队受苦的和常常装备糟糕的人，他们站在野蛮和至少相对正派之间”。但他未意识到他加入国际纵队的企图跟他和哈里·波利特的见面一样，是天真和徒劳无功的，注定因为他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系而不可能成功。关于他的申请有份警方报告，日期为1937年4月30日，现藏莫斯科党中央档案库。这份报告说明奥威尔当时仍未意识到左派各政治派别间的敌意，也说明那些共产党怀疑他企图渗透进他们的部队，他也不智地使即将残酷打击马统工党的有关负责人警觉起来。这份报告写道：“布莱尔询问过他和马统工党的关系是否可能影响他加入国际纵队的机会。他希望去马德里前线战斗，而且说在他几天内办好离开马统工党的手续后，将正式申请加入我们。”[13]假如他真的加入国际纵队，肯定会被视为“政治不可靠者”而被枪毙。

3

奥威尔在西班牙时的指挥官乔治·柯普成了他的好友，此人也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所写的英雄。乔治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在欧洲各地都有关系，他母亲的娘家姓纽曼，来自敖德萨，他们的独子乔治1902年出生于彼得堡。10年后，这家人移居布鲁塞尔。乔治会说8种语言，在比利时、瑞士学习过土木工程，但离开大学时未得到学位。（他后来发明了一种得到广泛应用的煤切割技术）他服过兵役，但军事能力不突出。他在1925年认识了比利时籍的吉尔梅恩·沃诺特并与其结婚，两人生了4个男孩和1个女孩。他于1934年离婚，妻子得到了孩子的抚养权。

如同很多雇佣兵和冒险家（马尔罗是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柯普对自己的过去精心编织出了一个神话，从而抬高了自己。一位荷兰记者伯特·戈瓦埃茨最近发现：“柯普不是一个有过部队经验的比利时土木工程师，其真正国籍是俄罗斯，而且从未在部队服过役（是个比利时军队预备役军官而已）。另外，他也不是像奥威尔所相信的，是个学成毕业的工程师或忠诚的丈夫兼父亲。柯普声称他是因为为西班牙共和国制造违禁军火而被迫逃离比利时，这似乎也不真实。”戈瓦埃茨在研究过柯普的生涯后总结道：“总而言之，奥威尔那著名的识人才能在这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人面前遭到惨败。”然而奥威尔在西班牙和柯普并肩作战时，是无法发现这一真相的。无论如何，相对于柯普在西班牙内战和二战时法国抵抗运动中表现出的令人赞叹的英雄主义——在战斗时或牢中——柯普编造的神话绝对无关紧要。

对富于色彩、具有英雄气概的柯普，有关照片和描述展现的，是个身高六英尺、敦实、粗脖子、红脸膛的人：令人敬畏、警惕，长相凶狠。那些照片和描述也说明他是《一九八四》中精悍有力的奥布兰的原型：“虽然长得很魁梧，但他的举动仍有非凡的优雅之处……温斯顿的心里涌起了对奥布兰的钦佩之情，几乎是崇拜……当你看着奥布兰那壮实的肩膀和坚毅的脸庞时——十分丑陋而又十分文雅——你无法不相信他是不可击败的。”[14]

1937年2月，当奥威尔在柯普的指挥下打仗时，爱琳来到了巴塞罗那，在独立工党的办事处当麦克奈尔的秘书。虽然有一些理想主义者当护士、记者和打字员，但在西班牙的外国女性仍极少。斯塔福德·科特曼笔下的爱琳是“一个无比镇静的年轻英国妇女，她为独立工党代表团六个人高效率地管理事务及经费，‘就像一个令人愉快的女教师’”。另外一个英国志愿者对她和奥威尔的关系做了评价，称她“是个很胆小的女孩，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愿为他做任何事”。3月中旬，她被许可去前线堑壕探望丈夫，为期3天。如她在4月份告诉伦纳德·摩尔的，她在那里时，“法西斯军进行了一次小型炮击，机关枪响了很久”。这次进攻令她兴奋而不是害怕，她觉得“这次探望很有趣——的确如此，我从来没这么开心过”。[15]

有几张快照可以让人对他们在西班牙的生活略有认识。在1937年1月所拍的一张照片上，奥威尔（比他的同志们高出一头）排在一个不整齐的军事小分队后面，正在走出巴塞罗那列宁军营铺鹅卵石的院子。在另外一张照片上，他坐在一条凳子上，是在前线附近一幢粉刷过的房子装有栅条的窗户下。他的同志们都面向照相机在吃盘内盛的饭，而奥威尔（脱了皮靴，手里拿着根雪茄）正侧着身子在热烈争论什么。韦斯卡之围时，他坐在一块犁过的辽阔田地里，在一棵孤零零的树下和旁边3个战士分享一锅热腾腾的炖菜。爱琳去探望时，他的同志们（一部分戴着头盔）在一堵沙袋垒成的胸墙后排成一队。他们在三脚架上支起了一挺机关枪，枪口对着敌人方向。因为过度曝光而面目模糊的奥威尔穿着亨利·米勒送给他的皮夹克，比别人高出一头，黑色头发、脸色苍白、身穿黑色衣服的爱琳坐在他脚前。

4

当然，奥威尔不可能知道早在1936年12月，甚至在他奔赴西班牙之前，斯大林就已命令加泰罗尼亚的共产党首领消灭马统工党。马统工党的书记安德烈·宁一度跟斯大林的头号敌人托洛茨基有联系，此时成了斯大林最想捕获的猎物。尽管马统工党未曾追随托洛茨基，它还是被扣上了托派政党的帽子，其报纸《战斗报》也因为无情揭露大清洗审判的残暴性而使斯大林必欲除之而后快。苏联的大清洗审判始于1935年，后来被苏联政治警察特务在西班牙重演，轮到马统工党成为受害者。斯大林的传记作者解释了其目的和失败之处：“他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到了西班牙，他们在共和军中建立了自己的恐怖统治。”斯大林想粉碎无政府主义革命，目的是“避免得罪英法政府。但是谁的面子他也没保住，而且得罪了每一方”。

爱琳去了前线后一个月，奥威尔4月下旬休假时，形势依然很正常，共产党与马统工党仍是盟友。5月1日，爱琳告诉其兄长，当通常过着艰苦生活的奥威尔过了4个月必需品匮乏的生活后，他在去巴塞罗那途中狼吞虎咽地吃东西：“乔治在这里度假。他到达时完全衣衫褴褛，几乎赤着脚，有点儿邋遢，深棕肤色，看上去气色很好。之前的十二个小时里，他在火车上一直喝茴香酒及用茴香酒瓶装的麝香酒、白兰地，吃巧克力。”

5月3日，他仍在巴塞罗那休假时，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爆发了战斗。电话局本来由跟马统工党有松散联系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Anarchist-Syndicalist）联盟——劳动者国家委员会控制。共产党控制的人民警卫队对电话局的管理不满，企图将之夺取。当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交出并向入侵者开火后，战斗迅速蔓延到整个巴塞罗那市并引发了一场全面战事，这座城市因此瘫痪。共产党那边的实力更强，而且有机关枪。马统工党的人数很少，只有60杆步枪，他们为支持无政府主义者被迫参战。保卫马统工党总部时，奥威尔在波利罗马电影院楼顶高度紧张地待了3昼夜。在一篇发表于报纸上的文章《巴塞罗那的目击者》（Eye-Witness in Barcelona，1937年8月）中，他解释了那种混乱兼危急的情形：“我们以为（我们全是）我们只是在抵抗人民警卫队阴谋发动的政变，他们靠武力占领了电话局，如果我们不表现出战斗的意愿，他们可能占领更多工人们的大楼。”

威利·勃兰特解释了这场战争中的战争如何导致对马统工党的迫害和最终消灭：

西班牙权威历史学家伯内特·博洛顿描述：“5月事件以后的几周、几个月内，加泰罗尼亚所发生的——这里以前是CNT—FAI（极左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党）的权力中心——除了消灭农业集体组织，是随意捕人、在秘密监牢里关押、拷打、绑架和刺杀。那种CNT—FAI在革命高潮时有过的自发性的、无针对性的恐怖，此时让位给西班牙共产党更精心布置、更有针对性、因此更可怕的恐怖。”一位独立工党的志愿者弗兰克·弗兰克福企图为共产党的迫害行为辩护，伪称马统工党在阿拉贡前线秘密协助法西斯军（参见附录2）。

1937年5月初，奥威尔跟美国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见了面，后者当时正为共和军拍摄一部纪录片。多斯·帕索斯写道奥威尔“脸上有种病态憔悴的样子”，“已经患上后来致死的肺结核”。他们两人讨论周围笼罩的政治恐怖时，多斯·帕索斯惊讶于奥威尔对局势的冷静掌握：“奥威尔提到我们都知道的真相但并未强调……‘复杂啊……在贝弗尔，我们的人想知道是不是该向无政府主义者进攻。而在其他一些地方，他们是与其站在一起的……你也了解西班牙。’奥威尔似乎对全部局势都理解，也许对他知道多少仍心有余悸。”

经过5天战斗——其间有1000人受伤，400人丧生——巴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派来的安全部队恢复了巴塞罗那的秩序。幻想破灭的贾森·格尼曾写道，到8月份，社会革命被镇压了，奥威尔在前一年12月所看到的理想主义被根除：“街上的人少了许多，那些有乐队和旗帜的游行队伍不见了，高涨的革命热情不见了，每个人都似乎只管自己的事。大多数店铺和餐馆关了门，连夜生活也被禁止。”[17]

5月10日，在战斗的政治意义明朗化之前，奥威尔回到了韦斯卡前线。他被擢升为少尉，率领一支30人的小分队，其中一半英国人，一半西班牙人。10天后的5月20日早晨5点钟，他被狙击手射出的一颗子弹打中喉部。乔治·柯普给爱琳的兄长劳伦斯·奥肖内西寄了一份对伤口的合乎科学的准确描述，并且配上了精确的示意图：

哈里·米尔顿看到奥威尔被击中，他提到过“那颗子弹的速度烤焦了伤口的进口处。我用胳膊揽着他的头，把手放到他脖子下面时，发现那儿有一摊血”。[18]他被送往巴巴斯特罗的师部医院，然后在脱离危险期后，乘火车经莱里达和塔拉戈纳被送到了巴塞罗那郊区的莫林疗养院。

“很讨厌的是我受伤了，”6月8日，他在医院给康诺利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伤口不算很严重，一颗子弹穿过喉部，当然本来会打死我的，但只是让我右臂神经疼并让我几乎发不出声。”据柯普所言，他的声带受损后一星期，“埃里克能发出任何人们可以发出的声音，但是微弱，还带着特别老的福特T型车特点刹车般的噪音，很刺耳，两码外就听不到他的话”。奥威尔曾被告知他的喉部“破了”，而且已永远失去发音能力。到6月10日，爱琳通知兄长说奥威尔部分恢复了发音能力，胃口也好，但奥威尔为其军人生涯到此结束和巴塞罗那政情的灾难性转变而悲哀：“我想埃里克好多了，虽然他自己觉得没有好转。他的发音能力肯定恢复得很慢，但他经常用手臂，尽管时不时仍然很痛。他吃得跟别人一样多，能到处走，也能在不长一段时间里很有效地做一般的事。他极为沮丧，而我觉得挺有希望。”这一事件引起了一个奇怪的说法，热情支持西班牙法西斯派一方的诗人罗伊·坎普贝尔（Roy Campbell）声称在“古怪的幻想中，是他坎普贝尔在西班牙战争中打中了‘乔治·奥威尔’的颈部，没用别的，而是一把橙木制的弓”。[19]

5

奥威尔养伤时，马统工党受到了苏联警察的追杀。在西班牙开过救护车的理查德·里斯5月在巴塞罗那见过爱琳，她形于言表的恐惧令他惊愕：“她没有跟我出去吃中午饭，因为要是被看到和她在一起，对我就太危险了……在爱琳·布莱尔身上，我首次看到一个人生活在政治恐怖下的表现。”爱琳有充分的恐惧理由，与奥威尔的关系令她有生命危险。部分是不想让警察跟踪，她一直待在大陆旅馆。6月18日，她的房间受到了共产党的搜查，他们抄走了奥威尔的很多资料。但或是因为拘于礼节，或是出于骑士风度而没让她一个外国女人起床，他们未能发现她藏在床垫下的最关键的资料。在这次考验中，爱琳始终保持着非凡的冷静。

西班牙共产党的特务从爱琳所住的旅馆房间抄走的日记对奥威尔很不利，俄罗斯内务部在巴伦西亚所做的《关于间谍及叛国呈法庭报告》就是以此为基础，报告的完成日期是1937年7月13日——是在奥威尔逃离西班牙后3周。此份报告总结了他在西班牙的活动，如果他被捕，审讯者是用得上它的。报告中说埃里克和布莱尔都是独立工党党员。埃里克是英国独立工党在西班牙的联络人，他被要求汇报党员们的消息。作为一个马统工党特务的独立工党党员，他在韦斯卡前线和马统工党一起作战。爱琳利用马统工党执委会的“证明信”（由柯普签发）于5月13日参观了前线。布莱尔夫妇都住在马统工党的法尔考旅馆中，埃里克还参加了5月的事件，当时马统工党跟西班牙共产党战斗过。最具诽谤性的，是关于布莱尔夫妇两人都是“狂热托派分子”的不实之词。

现藏莫斯科党中央档案库，日期为1937年7月7日的另外一份报告中间接提到了《通往威冈码头之路》（3月8日出版，当时奥威尔已在西班牙），说明西班牙共产党很熟悉他：“‘（独立工党中）现在最突出和最受尊重的是埃里克·布莱尔，此人是个小说家，写过几本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生活的书。’但‘他的政治理解力很低’。”历史学家詹姆斯·霍普金斯总结说那份报告“指控他在5月份巴塞罗那的战斗中扮演了一个很积极的角色。这跟他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记述相矛盾，在那本书中，他说自己是个被动和困惑的旁观者，不曾卷入实际的战斗……通过把他贴上托派分子标签，西班牙共产党实际上发出了他的死刑令，如果他留在西班牙……短期内，马统工党的每个追随者要么丧命，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像受伤的奥威尔那样亡命”。[20]

奥威尔此时再次发现自己受到了前盟友的攻击，卷入了后方斗争。从莫林疗养院出院后，他从蒙松的医院那里拿到了退伍文件，然后去了巴巴斯特罗的前线（那里的指挥官必须在他的退伍文件上签名），之后于6月20日回到巴塞罗那，发现马统工党已被宣布为非法，其领导被逮捕，警察正在搜捕该党所有党员。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尽管身体因为受伤而仍然虚弱，他在被毁的楼房中躲藏了三天，睡觉也在那里。

令他震惊的是他的很多同志或被关或被杀，他告诉麦克奈尔：“这真他妈可怕……这些混蛋（警察）从背后向我们的人开枪。”那些共产党连受伤的马统工党党员也抓；探监时，奥威尔看到过一个十岁大的孩子和两个被截肢的人。在《鲸内》中，他除了提到在缅甸的经历，还提到在西班牙的经历，他愤然写道：“我看到过被害人的尸首——我不是说战斗中被打死，而是被害的。”[21]

在奥威尔和爱琳自己就处于被捕和处决的危险时，他们发现柯普于6月20日被捕。为营救他出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探监，甚至去过警察局，以取回一份可能解救柯普的文件。正如柯普一年多后给爱琳的信中所说：“我真的钦佩你们在躲藏时所做的，你们找过冯内奇少校的秘书、警察局和莫卡（咖啡馆）里那些突击队；那是大胆之举，如果成功地让我摆脱麻烦就最好了。不管怎么样，那极其勇敢，是英雄行为。”柯普刚好在奥威尔回到巴塞罗那那天被捕（安德烈·宁在同日被害），他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在被关押的18个月里，受尽折磨，只是没有被真正枪毙。他患了坏血病和血毒症，被拷打，体重下降了98磅。1939年8月11日的《独立新闻报》描述了他所受的未能击垮其精神的残酷虐待：

1938年12月18日，柯普从法国土伦港发了一封电报：“获救但可谓已半死——乔治。”奥威尔对他坚强和不事渲染的坚忍精神敬佩有加，如果被抓到和拷打，受伤而导致身体虚弱的他肯定会死在狱中。

在西班牙的经历令他们两人的幻想破灭。柯普写道：“当然很难让一个人为不再信仰的某一事业冒生命危险和承受我在西班牙受过的罪。”在给赫彭斯托尔的信中，奥威尔记述了自己不风光的逃亡：“我们一开始是民主的英勇保卫者，后来却溜过边境，而警察正前脚后脚追捕我们。”[22]6月23日，躲藏三天后，奥威尔、爱琳、约翰·麦克奈尔和斯塔福德·科特曼从英国领事馆拿到旅行文件并登上了去法国的火车。他们装作一般旅游者在餐车上逗留，两个特务在车上寻找可疑的外国人时，他们逃过了检查。过了边境后，他们快乐地互相拥抱，奥威尔和爱琳在法国海滨的巴纽尔充分休息了三天。

但这次没有农民向他们敬礼。他的西班牙经历中最令人沮丧和幻想破灭的，是有人说服工人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背叛其盟友，并散布关于马统工党的谎言，而且英美左派知识分子也接受了。这激怒了他，他决定尽其所能揭露这一背叛行为。

6

当奥威尔以受伤战士身份从西班牙回到英国后，其传奇故事开始流传。在英国的知识分子圈，他为自己确立了名声，此时成了一名有鲜明特色的人物。他与伊顿公学校友和上等阶层朋友保持着友谊，但也形成了工人阶层形象，那似乎是为了维持他跟矿工及工人的关系。他的习惯衣着是肘部有防磨损皮补丁的粗花呢外套，黑色衬衫，起毛领带和松松垮垮的法兰绒裤子。他成了一个古怪的“人物”，个性跟政治立场一致，他是以一种冷峻、讽刺而且有意识的方式树立起这个形象的。

奥威尔以其穿着、举止、手制卷烟和无产者标新立异的外表，使其不止与裸体主义者及同性恋者，而且和中产阶级衣着及舒适环境区别开来。其个人风格成为左翼知识分子一种可以接受的标准，在英国的大学、中学里被广为模仿。他的执着可能被嘲弄甚至滑稽地模仿，正如康诺利所说，奥威尔“连擤鼻涕时，都免不了就手帕工业来一番说教”，但其人格面貌是真心努力向工人伸出手并与其团结。他那不修边幅的苦行主义、理想主义、自我牺牲、真诚及独立性最终与其文学作品相一致。他的朋友彼得·昆内尔说过，奥威尔虽然对衣着的政治含义敏感，但也能愉快对之：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称奥威尔的“无产者的奇装异服”突出了他古怪的个性，即“一丝不苟地卷纸烟、嘶哑的笑声和愁眉苦脸的表情以及和蔼的性情”。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是少数几个不喜欢奥威尔的人，不觉得他有友善的一面。莫里斯说他的眼睛结合了“仁慈和狂热”，他强调了奥威尔身上被其瘦削身形强化的圣徒的、牺牲性的一面，那将成为奥威尔传奇的重要部分：“奥威尔总让我想起沙特尔大教堂[24]正面那些人像：他又高又瘦的身材有种受苦的哥特式特点。他经常笑，但不笑时，他那有皱纹的脸庞让人想起一个石头所刻、风化得很厉害的中世纪圣徒那颜色灰白的苦行形象。”但朱利安·西蒙斯写道，奥威尔仍有贵族式口音，那是准确无疑的伊顿式拖腔，“他的言谈与其新闻写作一样，结合了杰出的洞察力、常识和惊人断言”。[25]

诺埃尔·安南[26]在强调他那圣徒式形象的同时，说奥威尔“保持着一个出语尖刻、冷峻、严格律己、抱有克己理想主义的左派人士的形象……（他）以合乎道德的社会主义立场表达意见……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第一个圣徒，与众不同，精力旺盛，独立自主，不倒向哪一方”。马格里奇有番著名的表述，称奥威尔从西班牙回来后，“他喜欢过去，讨厌现在，恐惧未来”。奥威尔从来未能——也许从未想过——解决他难以捉摸的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伊顿毕业的无产者、反殖民主义的警察、中产阶级流浪汉、保守派无政府主义者、批评左派的左派、作风严谨的私通者、和气的独断专行者。

奥威尔发现，他不在英国时，内莉姨妈租住的沃灵顿村那间村舍已破败得很厉害。他马上着手修葺并开始写作关于西班牙的作品。在伦敦新闻界有些名气的康诺利也一直跟奥威尔保持通信，这次找到他并邀他共进午餐。他们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就再未见过面，而康诺利对奥威尔在过去十五年中的变化感到震惊。三次肺炎发作、登革热、血液中毒和一处枪伤已把那个胖乎乎的学生变成了一个瘦削、面有皱纹、饱经风霜的人：“他的问候是典型的，长时间然而很不友好的盯视，和那种特有的喘着气的笑声。‘哎，康诺利，我看得出你穿得比我强多了。’我无话可说，因为我被从他脸颊直到下巴深陷的沟纹惊呆了。我肥胖、抽雪茄的样子肯定也让他吃了一惊。”奥威尔让康诺利为他自我放纵的安逸生活略感内疚。

尽管奥威尔依然腼腆、拙于言辞，而且觉得自己缺乏吸引力，但他对女士仍有很大影响。“他来了，”康诺利写道，“一副憔悴、非常疲倦、衣着不整、冷漠的样子，对那些女人有极其奇特的影响。她们都想结识他，跟他聊天而开心得花枝乱颤。她们完全没料到会遇到一个那样的人，在某方面触动了她们……这个来自荒野的施洗者约翰式人物。”[27]

有魅力和交游广阔的康诺利把奥威尔介绍给在他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几个人：斯蒂芬·斯彭德、《企鹅新写作》编辑约翰·莱曼、《观察家报》编辑戴维·阿斯特极其漂亮的秘书索妮亚·布劳内尔。康诺利为《保持叶兰繁茂》和《动物农场》写过褒扬性的书评，还在其编辑的杂志《地平线》上发表过很多奥威尔的最佳随笔作品。奥威尔投桃报李地评论过康诺利的书，但对那些书的缺点总直言不讳。他抱着浓厚兴趣打开康诺利的第一本小说《岩石塘》（The Rock-Pool，1936），觉得写作手法老练而且娴熟，却又认为主题索然无味。接着，他字斟句酌地揭示了他和老朋友之间的道德分歧：“那些所谓的艺术家，他们靠着依赖他人所得到的，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即使仅存在想法去写他们，也揭示了精神上的某种不足。”他称《被禁止的运动场：1927—1944年随笔》（The Condemned Playground：Essays，1927—1944，1936）“是本写得聪明，读着有趣的书”，还提到了“让他成为具有如此可读性的作家的城市享乐主义”。在评论一望即知是以笔名出的《不平静的坟墓》（The Unquiet Grave，1944）时，奥威尔再次提到他们观点上的显著区别：“‘帕林努鲁斯’凭其古典文化背景、宗教怀疑主义、旅行、空闲、乡间房屋和讲究的饮食，自然在衡量现代社会时没有热情，有时甚至是纯粹的贵族性轻蔑。”[28]在奥威尔看来，肥胖的康诺利很不幸已被懒散、自怜自哀和对奢侈生活毫无节制的爱好严重弱化了。

7

在西班牙的半年是奥威尔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强化了他对政治的理解，加深了他对天主教和共产党的敌意。这次痛苦经历也强化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启发他写出了他到那时为止的最佳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而且预示了他将写出的最后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些作品。如他在《我为何写作》（1946）著名的一段中所写：“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部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整个过去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将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感到党派偏见和不公。”

和那颗狙击手的子弹在他身体上留下的伤口比起来，西班牙在奥威尔精神上留下的伤口要大得多。回到英国后，尽管他那么勇敢，仍对未来感到沮丧，对政治行为的本质，他的态度更悲观、更抱以深深的怀疑。1937年10月，当时在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军似乎已经失败，他告诉康诺利：“看到事情的发展太让人伤心了，据说总共死了一百万人，可是显然将死得毫无意义。”但是他有一项使命。如果他被捕和处决——他几乎如此——就不会再有谁拥有那种认识、技巧和权威身份来讲述共产党在西班牙背叛行为的真相。加缪雄辩地解释了那种经历对像奥威尔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在西班牙，人们认识到一个人可以是正义的，但仍会被打败，学到武力能消灭精神，另外有时勇气并不能以带来勇气作为补偿。无疑正是这点，说明了全世界为何有那么多人认为西班牙之剧是场个人意义上的悲剧。”[29]

1937至1939年任西班牙共和政府总理的胡安·内格林战后流亡，跟奥威尔在伦敦见过面，他提供了一份少有的西班牙人对奥威尔的弱点及力量的看法。他认为奥威尔：

就是他，在英国左翼人士可悲地被蒙蔽时，揭露了西班牙内战的真相。

塞西尔·戴-刘易斯1935年的一首诗作表现出了英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崇拜态度，诗中问道：“为何我们全是，看到一个共产党人时，感觉渺小？”英国小说家拉尔夫·贝茨（Ralph Bates）在西班牙打过仗，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承认“在有关马统工党的活动上，他一直受到他妻子的误导，而她是个忠诚的斯大林派”。左派中的绝大多数作家在反抗英国的社会及经济不公时，都钟情共产党路线，乃至对一个糟糕得多的等级体系寄予厚望。奥威尔把俄国革命时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强制农业集体化、大清洗审判、在西班牙消灭反对党的行为和后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那些理想的背叛划清界限。为了说明那些盲目信徒是如何追随斯大林灾难性的政策，奥威尔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共产党强硬分子开会时上厕所，回来后投下忠诚的一票时，却发现在他离开期间，党的路线已经突然改变。知识分子亟于相信俄罗斯共产党跟德国纳粹不共戴天。在关于阿瑟·库斯勒的一篇评论中提到希特勒掌权那年时，奥威尔写道：“1933年以来，几乎所有左翼分子的罪过在于想反纳粹，却不想反对极权主义。”[30]

奥威尔一回到沃灵顿村就开始工作，因为他在过去6个月中无任何收入。在《西班牙实话谈》（Spilling the Spanish Beans）中，他记述了对马统工党的镇压。

他把这篇文章投给了英国主要的左派刊物《新政治家》，但是其编辑金斯利·马丁拒绝刊登，被研究此杂志的历史学家称为“令人惊讶的错误判断”。马丁然后请他评论弗兰茨·博克努的《西班牙战场》（The Spanish Cockpit），它也是基于亲身经验对那场内战的记述。奥威尔同意博克努的看法，即共产党在西班牙是股反革命势力，“不择手段消灭革命的遗留，无所不用其极”。雪上加霜的是，马丁也拒绝刊登这篇评论。后来，马丁在承认自己低估奥威尔形容的暴行时，仍为自己的退稿决定进行辩解。他争辩说支持共产党是有利的，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可能赢得战争，而俄罗斯是唯一一个支持共和军的国家。

奥威尔对英国自由派报纸企图掩盖暴行的做法深恶痛绝。1937年8月，他告诉翻译其作品的法语译者伊冯娜·达韦：“他们认为要想打赢战争，就必须掩盖西班牙的真实情形。”[31]后来和马格里奇在帕西街的一间希腊餐馆吃饭时，奥威尔要换位置。他始终“紧盯着正在邻近桌子上用午餐的金斯利；他说，看到这样一张如此堕落的脸，会让他没胃口吃饭。”由于对《新政治家》掩盖真相的企图怒不可遏，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奥威尔又在不同刊物上发表了三篇文章、两篇评论和一封公开信。

他也猛烈抨击了南希·丘纳德，她是一个航运巨头的女儿，曾三番五次赶时髦而且是虚情假意地请奥威尔给她所编的《作家在西班牙内战中选择立场》写稿，这是本总体上支持西班牙共和派的小册子。奥威尔一反常态地粗鲁回应，表达了他的极端愤慨：

在有过与《新政治家》打交道的经验后，奥威尔知道坚定支持共产党的戈兰茨永远不可能出一本由跟马统工党有联系和巴塞罗那5月暴乱的目击者所著的书，所以把这本新书拿给了弗雷德里克·沃伯格（Fredric Warburg）。沃伯格生于1898年，是沃伯格金融家族瑞典分支的后代，曾受教于威斯敏斯特公学及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中尉参加过帕森达勒战役。1936年，他从一个富有的舅舅那里借5000英镑买下马丁·塞克出版社的全部股份，成立了自己的新出版社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他和奥威尔成为好友，还成为其出版人。

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采访时，沃伯格实话实说地描述了奥威尔的外貌（播出时头两句被删掉），提到了他个人的沉默寡言和其作品具有自传性揭示特点的矛盾，访谈的最后一句无疑指的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8

斯塔福德·科特曼记得前线那里相对平静时，奥威尔每天早饭前都写作。据沃伯格所言，他是1937年2月在堑壕里开始写《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的，他把写在废纸和信封背面的笔记寄到巴塞罗那麦克奈尔的办公室，爱琳在那里把笔记打出来。这些纸张后来被西班牙共产党警察从爱琳的旅馆房间抄走。不管怎么样，写那种东西有助于驱遣烦闷，记录了他的直接印象并让他开始写作此书。

他是以一种怒火中烧的心情写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他称之为“我最好的书”。他反感于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的谎言，决心揭露在西班牙所发生事情的真相。奥威尔不像其他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家——如海明威、奥尔丁顿和雷马克[33]（奥威尔自己写回忆录时学的就是他）——未等上十年再出此书。如同马尔罗的《人类的希望》（1937），他的这本书是以惊人的明晰及洞察力写成，而当时西班牙内战仍在激烈进行。如他在《我为何写作》中所解释的：“我刚好知道清白的人们受到了不实的指控，而在英国只有极少数人有条件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不曾为之愤怒，可能永远也不会写那本书。”[34]

就像他早期作品中那样，奥威尔会因为和一位工人阶级同志的实际接触振作起来。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他“帮助过一个小贩扶起翻倒的手推车。‘谢谢，老兄。’他咧嘴笑着说。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被称作老兄”。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我觉得，进入那座公共寄宿舍黑洞洞的门道，似乎是进入某个可怕的地下世界——比如说一条到处都是老鼠的污水沟”——可是有一个喝醉酒的码头工人在他头侧挥动手臂，含着眼泪喊：“喝杯茶，伙计！”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一页上，一个意大利民兵“从房间那头走来握住我的手，力气很大。奇怪，人们会对陌生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似乎他的精神跟我的暂时成功跨过了语言、传统的阻碍而相互沟通，一见如故”。[35]这就是奉献和团结精神带来的感情回报。

有位历史学家最近提出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对革命并不是很热心，在此书开首一章，“奥威尔描述了一幅未必真实的工人阶级天堂的景象……奥威尔告诉我们他对工人阶级和工作本身的概念，多过革命头几个月里巴塞罗那工人的情况”。但是他笔下据称“理想化的”巴塞罗那之许多方面预示了《一九八四》中的一些方面，而且甚至在早期，就揭示了隐藏于表面之下的危险。工人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政治宣传画无处不在，喇叭在高声宣传。建筑处于破败之中，街道上灯光阴暗，店铺破旧并且一半都是空的。除了煤、汽油，还有肉、糖、牛奶和面包，要么短缺，要么完全得不到。老鼠——那些靠吃尸体并吓坏奥威尔的“个头巨大而臃肿的东西”——在此书中又蠕动又爬行又跑。从前线回来后，奥威尔就像被折磨之后的温斯顿·史密斯，样子像个稻草人。在马统工党被清洗那段期间，警方的探子无处不在，人们担心被朋友举报。还是像温斯顿那样，奥威尔（在医院接受治疗时）接受了多次电震疗法。最糟糕的是官方对真相的封锁和谎言的胜利。奥威尔相信“写战争写得好的书本几乎都是从受害者角度写的”，而那个旁观者—受害者和真实的奥威尔比起来，更易于动感情，更天真，能力和勇气都要差一些。书中的英雄不是奥威尔，而是更为坚毅、大无畏的乔治·柯普，他称这场战争为“一场喜剧，间或有冷场”，而且“对不断飞过低矮的胸墙打过来，近在他头边炸响的子弹毫不在意”。柯普在书中首次出现时骑着匹黑马，居于一个纵队的前列，他代表的是理想的军事指挥官，在紧张的危急关头和军事行动中又出现过——向敌方胸墙那次成功的袭击，进攻莫卡咖啡馆和在巴塞罗那搜捕马统工党的全过程。在混乱的巷战中，他“赤手空拳走向那些人，他们害怕得不知所措，手持上了膛的枪”，他也命令手下人引爆未响的炸弹以避免伤亡。柯普被捕后，奥威尔对其生平和性格写了一份为其感到自豪的简历：“他是我的私交，我曾在他手下服役几个月，跟他并肩打过仗，我了解他的历史。他是个牺牲了一切的人——家庭、国籍、生计——只为来到西班牙与法西斯斗争……1936年10月以来就在前线，从民兵一直干到少校，我不知道他参加过多少次战斗。而且他也受过伤。”[36]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奥威尔把一次进攻和潜近一头野生动物时的兴奋感相提并论，并描述他如何用刺刀刺一个人但未能刺到。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一篇随笔中，他也回忆了一个人如何“从堑壕里跳出来在胸墙上毫无掩护地跑，衣服穿了一半，跑时两手提着裤子。我忍住没向他开枪……我来这里是打‘法西斯’的，但一个提着裤子的人不是个‘法西斯’，他显然跟我自己一样，是同类动物，我不想向他开枪”。奥威尔知道得很清楚，那种人道主义考虑在打仗时是不合时宜的，为了打赢仗，他必须打死敌人。但又忍不住加进一种公平和正派（那是他喜欢的用词之一）因素，在法西斯军那边显然没有，而在他自己这边，在太过频繁的情况下同样如此。他确实相信“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在西班牙代表这一点的，是农民紧握的拳头、那个没系裤带的人和在警卫室跟他握手的那个意大利民兵“透明的精神”。如马尔罗曾就他虚构的主人公写道：“他喜欢打仗是因为那种男性间的同志之谊和拜勇气所赐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

柯普向敌人胸墙发起的进攻和奥威尔自己的受伤成为他在前线阶段的高潮部分。被打中后，他写出了在有那种可怕经历时不带感情，几乎是“身后事般”的想法。他觉得他“身处爆炸的中央”。有响声、闪光、震动——但很奇怪的是没有疼痛。他觉得虚弱无力，似乎遭到了一次电击；然后他身子扭曲、倒下并摔到了头部。[37]很少有士兵在受这种伤后，还能活下来并准确讲述被击中的感觉。

奥威尔发出的政治信息不受英国左派的欢迎。出版后头12年中，《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只卖出600本，奥威尔在世时，它赚的还不到作为版税先付给他的区区150英镑。对此书的评论（有几篇由奥威尔的朋友所写）不可避免受到了评论者政治观的影响。杰弗里·戈尔勒承认奥威尔有“个人和政治上清教徒般的正直”，称赞了他对“一支革命派民兵部队中的感情氛围”所做的描写，并称此书“是本极其重要的作品”。约翰·麦克奈尔那篇具有宣传口吻的评论强调了书中的同志情谊精神，肯定他所做的政治报道是可靠的。菲利普·麦勒（Philip Mairet）同意戈尔勒的意见，说“这本书很可能将独自成为关于那场斗争的最佳现代文献”（此观点现在依然流行），但也提到奥威尔政治上的不成熟，“对革命存天真之心”。《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书评作者认为奥威尔“对托派马统工党的辩护令人信服”，而且意识到左派中的斗争——奥威尔后来在《动物农场》中作了刻画——是想立即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和想先打赢战争的斯大林派之间的斗争。当然，到最后他们革命未能成功，仗也未能打赢。

道格拉斯·伍德拉夫（Douglas Woodruff）在走保守路线的天主教报纸《刻写板》（Tablet）上发表了评论，称奥威尔是个不理解法西斯主义者观点的浪漫派，然而“得到了结论，即在西班牙，有危险的当然不是民主，而是对独裁统治别无选择”。V.S.普里切特（V.S.Prichett）在为《新政治家》写稿时，也遵循了编辑的党派路线，他写道“关于让有创造力的作家远离政治有很多有力论点，乔治·奥威尔先生就是这类作家中的一员”，并总结说奥威尔“对赤裸裸真相的喜欢是‘反常的’”。（普里切特后来称奥威尔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但在1938年，他似乎自己就缺少一种政治良心。）斯蒂芬·斯彭德原谅了奥威尔对“同性恋左派”的攻击，将共产主义贬斥为“失败了的神祇”。虽然斯彭德认为这本书中既包括常识，也有偏激之处，他仍称“在所有的文字中，它对共产主义做了最严厉的谴责”。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52年在美国首次出版，那是在朝鲜战争期间。跟20世纪30年代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威尔对共产主义的反对在那时似乎有了说服力并受到欢迎。T.R.法弗尔称奥威尔是个“浪漫、典型的英国人”，他把此书只有较低销量的原因归于“共产党的诡计”，而不是书中不受欢迎的观点招致左、右两派都不满。历史学家休·托马斯认为此书是对西班牙内战最优秀的第一手记述，但也提到它局限在巴塞罗那和阿拉贡前线，而且只写了马统工党的观点。托马斯做了番精彩的总结，解释了为何马统工党尽管具有启发奥威尔写作此书的崇高理想主义色彩，却注定会失败：

[1]　《全集》，16.289（《西班牙回忆》，1944年7月16日）；艾伦·贾德对谢尔登的《奥威尔传》的书评，发表于1991年11月17日《华盛顿邮报书评》；弗恩，《一个俄罗斯人的英国》，第417页。——原注

[2]　菲利普·麦里特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06页；《全集》，10.241；肯尼思·辛克莱—娄蒂医生1999年1月9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3]　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62页；罗伯特·道斯，《中心左派：独立工党，1893—1940》（伦敦，1966），第194、197页；《全集》，12.106；亨利·米勒所言，见《工作中的作家》（Writers at Work）第181页；《全集》，16.403（1944年9月5日“信笔所至”专栏）。——原注

[4]　保罗·普雷斯顿，《西班牙内战，1936—1939》（伦敦，1986），第177页；罗纳德·弗雷泽，《西班牙之血：西班牙内战口述历史》（1979年初版；纽约，1986），第341页；皮埃尔·布鲁埃、埃米尔·泰米纳，《革命和内战》（托尼·怀特翻译，伦敦，1972），第71—72页；卡尔所言，见格罗斯《奥威尔的世界》第69页；肯尼思·辛克莱—娄蒂医生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5]　《全集》，13.398（《和平主义论争》，1942年7月12日）；维克托·阿尔巴1999年1月29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6]　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1908—1998），美国记者、小说家，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1940—1945）；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外交家，著有《西班牙在心中》《诗歌总集》等，获得1971年诺贝尔奖；拉法埃尔·阿尔伯蒂（Rafael Alberti，1902—1999），西班牙画家、诗人，主要诗集有《热情与形式》《有关天使》《致画》等。

[7]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二战时法国抵抗组织的成员，1959年至1969年出任戴高乐政府文化部长，著有《征服者》《王家大道》《反回忆录》等。

[8]　西里尔·康诺利，《巴塞罗那》，选自《被禁止的运动场：1927—1944年随笔》（The Condemned Playground：Essays，1927—1944，伦敦，1945），第186页；威利·勃兰特，《我的政治生涯》（纽约，1992），第102页；贾森·格尼，《远征西班牙》（Crusade in Spain，伦敦，1974），第49页；《全集》，11.28（1937年6月8日信件）。——原注

[9]　《全集》，13.497（《西班牙内战回顾》，1942）；约翰·麦克奈尔，《西班牙日记》，唐·贝特曼所编（兰斯特郡斯托克港，70年代印刷），第14页；弗兰克·弗兰克福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77页；何塞·罗维拉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251页。——原注

[10]　伊利亚·爱伦堡，《大战前夜，1933—1941》（塔吉扬娜·舍普尼亚和伊冯娜·卡普翻译，伦敦，1963），第138页；雷蒙德·卡尔，《西班牙，1808—1939》（牛津，1966），第660、679页；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纽约，1961），第364—365页。——原注

[11]　《全集》，13.498（《西班牙内战回顾》，1942）；《全集》，12.246（1940年8月战时日记）；鲍勃·爱德华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前言（伦敦佛里欧协会版，1970），第7页；哈里·米尔顿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82页。——原注

[12]　《全集》，12.271（《反正是我的国家》，1940年秋）；爱德华兹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所撰序言，第7页；斯塔福德·科特曼所言，见詹姆斯·霍普金斯所著《进入火之中心：西班牙内战中的英国人》（斯坦福，1998）第205页；斯塔福德·科特曼和鲍勃·爱德华兹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81、79页。——原注

[13]　本杰明·莱文斯基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260页；《全集》，11.52（1937年7月31日书评）；霍普金斯，《进入火之中心》，第206页。——原注

[14]　迈克尔·柯普1998年12月9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皮埃尔·柯普1998年12月22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1998年11月28日在切斯特菲尔德对昆廷·柯普的采访；伯特·戈瓦埃茨，《乔治·柯普》，1985年8月24日《自由尼德兰报》，在霍普金斯的《进入火之中心》第400页第120注解中加以译释；第406页第23注解；《全集》，9.182—183。——原注

[15]　斯塔福德·考特曼所言，见T.R.法弗尔《乔治·奥威尔：个人回忆录》（George Orwell：A Personal Memoir，纽约，1982）第134页；杰克·布兰斯威特所言，见沃德姆斯《缅怀奥威尔》第84页；《全集》，11.17（1937年4月12日信件）。——原注

[16]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作家、哲学家，著有《局外人》《瘟疫》等，获得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

[17]　伊萨克·杜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年初版；纽约，1960），第425页；爱琳·布莱尔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20页；勃兰特，《我的政治生涯》，第105页；伯内特·博洛顿，《西班牙内战：革命及反革命》（北卡罗莱纳州查普希尔，1991），第498页；汤森·勒丁顿（Townsend Ludington），《约翰·多斯·帕索斯：一个二十世纪的奥德赛》（John Dos Pasos：A Twenty Century Odyssey，纽约，1980），第373页；格尼，《远征西班牙》，第185页。——原注

[18]　乔治·柯普所言，见克里克《乔治·奥威尔阅读指南》（Reader's Guide to George Orwell）第173页第13注解（1937年5月31日）和《全集》，11.25；哈里·米尔顿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90页。——原注

[19]　《全集》，11.27；《全集》，11.25（柯普1937年6月10日致奥肖内西的信）；《全集》，11.29（爱琳致奥肖内西的信）；赫彭斯托尔，《四位缺席者》，第204页。——原注

[20]　里斯，《为了爱或金钱》，第153页；《全集》，11.31（现藏马德里西班牙国家历史档案局）；霍普金斯，《进入火之中心》，第205—208页。——原注

[21]　约翰·麦克奈尔所言，见沃伯格《绅士从事的职业》第237页；《全集》，12.103。——原注

[22]　奥威尔档案库所藏乔治·柯普1939年1月10日致爱琳·布莱尔的信；《全集》，11.339页注解；奥威尔档案库所藏乔治·柯普1938年12月18日致埃里克夫妇的电报；奥威尔档案库所藏柯普1939年8月12日致布莱尔的信；《全集》，11.53（1937年7月31日信件）。——原注

[23]　康诺利，《黄昏的柱廊》，第341页；彼得·昆内尔，《习俗及性格》（Customs and Charters，波士顿，1982），第2页。——原注

[24]　位于法国北部城市沙特尔，在巴黎西南方。此大教堂建于13世纪，以其彩色玻璃和对称螺旋体著名。

[25]　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1912—1994），英国作家，以创作罪案小说著名，著有《谋杀之色》《自杀者》等。——译注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朗海姆日记》（Langham Diary），1963年10月6日《听众》杂志，第18页；约翰·莫里斯，《一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平等：对乔治·奥威尔的一则说明》（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A Note on George Orwell），《企鹅新写作》40卷（1950），第90页；朱利安·西蒙斯，《奥威尔：回忆》（Orwell：A Reminiscene），《伦敦杂志》，第3卷（1963年9月），第38页。——原注

[26]　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1916—2000），英国学者、传记作家，著有《莱斯利·斯蒂芬》《我们的时代》等。

[27]　诺埃尔·安南，《我们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知识分子群像》（纽约，1990），第210—211页；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所言，见格罗斯《奥威尔的世界》第172页；西里尔·康诺利所言，见《相遇》杂志18卷（1962年1月）第56页《乔治·奥威尔：几封信》；康诺利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原注

[28]　《全集》，10.491（1936年10月12日书评）；《全集》，17.413（1945年12月2日书评）；《全集》，17.21（1945年1月14日书评）。——原注

[29]　《全集》，18.319（1937年10月12日信件）；阿尔贝·加缪所言，见弗雷德里克·本森（Fredrick Benson），《武装作家：西班牙内战对文学的影响》（Writers in Arms：The Literary Impact of the Spanish War）（纽约，1967）第302页。——原注

[30]　胡安·内格林所言，见赫伯特·马修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书评，收入迈斯耶所编《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149页；塞西尔·戴－刘易斯，《跳舞之时》（A Time to Dance，伦敦，1935），第58页；拉尔夫·贝茨，《进入火之中心》，第236页；《全集》，16.394（《阿瑟·库斯勒》，1944年9月11日）。——原注

[31]　阿德里安·史密斯（Adrian Smith），《〈新政治家〉：一份政治周刊的肖像》（The "New Statesman"：Portrait of a Political Weekly，伦敦，1996），第246页；《全集》，11.51（1937年7月31日对博克努的评论）；《全集》，11.71（1937年8月19日信件）。

鲜为人知的伊冯娜·达韦是在1937年8月开始与奥威尔通信的，她在二战前就翻译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不过直到1955年才在法国出版。纪德的传记作者写道“（1937年）作为一位阿维尼翁市妇女，她给纪德写了一些热情仰慕的信件”，最终成了他聪明、高效和辛勤工作的秘书。纪德说“她像天使一样工作，因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爱的行为……她非常漂亮，富于情感，太明显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感兴趣的对象”——纪德。但到了1947年，“她时刻要爆发的热情开始让纪德吃不消。”——艾伦·谢里登，《安德烈·纪德：生活在现在的人生》（伦敦，1998），第59页。——原注

[32]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被浪费的时间记事》（Chronicles of Wasted Time，伦敦，1972），第1卷第175页；《全集》，11.67（1937年8月3日至6日信件）；弗雷德里克·沃伯格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1963年2月19日的采访，以及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原注

[33]　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1892—1962），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传记作家，著有《英雄之死》及其续篇《人人都是敌人》等；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德国小说家，1947年加入美国籍，著有《西线无战事》《凯旋门》等。

[34]　《全集》，17.208（1945年7月1日信件）；《全集》，18.320。——原注

[35]　《全集》，1.130、5.141；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纽约灯塔版，1952），莱昂奈尔·屈瑞林作序。《奥威尔全集》的编者犯了一个少见的错误，把第5章（和第11章）挪到了书末，但未能看出缺了第5章，第8章的政治讨论就没有意义，奥威尔的结论就失去了力量。我因此用的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美国版。——原注

[36]　迈克尔·塞德曼，《非奥威尔化的巴塞罗那》（The Unorwellian Barcelona），《欧洲史季刊》，第20卷（1990年4月），164期，第175页；《全集》，11.416（1939年12月评论）；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32、99、129、209页。——原注

[37]　《全集》，13.501（《西班牙战争回忆》，1942）；《全集》，16.42（《社会主义者可以快乐吗》，1943年12月24日）；安德烈·马尔罗，《阿尔藤堡的胡桃树》，A.W.菲尔丁译（伦敦，1952），第119页；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185页。——原注

[38]　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121—151页；V.S.普里切特，《西班牙悲剧》，《新政治家及民族》杂志，15卷（1938年4月30日），第734、7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