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在被轰炸下的伦敦

1939—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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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之前就预期会来的战争于1939年9月打响，趁此机会，爱琳投身于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从而脱离了沃灵顿村的艰苦生活，她搬到伦敦并在英国政府新闻审查处得到了一份工作。那是一份官僚和文书性工作，但比起照顾沃灵顿村的店铺，更便于她发挥所长。她跟母亲及嫂子住在格林威治的一幢舒适的住宅里（她也常常在过够乡间艰苦生活时去那里调剂一下），每两周去沃灵顿村那间村舍里过周末。她兄长劳伦斯离家参加了皇家陆军医疗队。奥威尔仍然喜欢村子里的生活，所以一个人留在那里。

但是到了1940年4月，他开始为爱琳担心，也厌倦了与鸡和山羊相伴的寂寞生活。“我想叫她别干了，”他在给杰弗里·戈尔勒的信中写道，“因为它们让她累得要命，还有我们也无法在一起。”杰克·考曼那个月去看望过他，他对过部队那种艰苦生活的渴望与他自己糟糕的体格形成了对比，考曼感叹道：“他拿着把锄头站在那儿，样子很虚弱，脸上皱纹很深，胸肺功能差得令人难过。他穿的灯芯绒裤子使他的腿看上去似乎很粗壮，跟他瘦削的躯体形成了对比……他以他那种无精打采的语气说话，除忧郁地轻笑外从不大笑，说什么都带着疲惫。他谈话的主题还是过艰苦生活——那听着奇怪，因为他的体格决定了他不该那样。谈何艰苦生活和战斗！这个话题被提起好几次，而我一直难过地看到他多么需要爱和休息。”奥威尔的婚姻生活曾两次被战争和疾病打断，他和爱琳似乎也不是完全合拍。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在很大压力下完成的，经常没有时间去爱和休息。

1940年6月初，在敦刻尔克撤退中救护伤员时，劳伦斯·奥肖内西胸部被弹片击中而牺牲。这一悲剧事件给奥威尔的婚姻又投上一层阴影。爱琳与兄长感情颇深，对他岩石般的坚强有依赖性，这令她深受打击。在悲痛首次袭来时，她忍不住比较了兄长和丈夫的爱。她告诉莉迪亚：“如果我们在世界遥对的两端，我给他发一个‘马上来’的电报，他会来的，但乔治不会。对他来说，工作占第一位。”爱琳的朋友注意到她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她兄长死后，”莉迪亚说，“她似乎少了些能量，没那么精神了。我觉得她总是疲惫。她忽视了自己的健康，也许患了某种贫血症。”托斯科·法弗尔那年早些时候跟奥威尔夫妇见过面，他回忆道：“我们说话时，她坐在院子里似乎陷入沉默，一动不动……爱琳不只看上去疲惫，而且穿着既无生气，也不整齐。玛丽（玛丽·法弗尔）想让她也加入谈话，可是没用，玛丽说她似乎完全变得沉默寡言。”

爱琳似乎也欢迎战争带来的十分混乱的状况，那让她从沃灵顿村里压迫着她的职责中解脱出来，有时也能让她暂时不再忧郁。莱蒂斯·库珀在其小说《黑色伯利恒》中，关于那个以爱琳为原型的工作辛苦、具有奉献精神的角色，她写道：“你能察觉安不仅习惯了目前的战争，而且从根本上说也习惯了战争的概念……安和克利斯托弗的生活舒适度和行军的士兵们的生活舒适度相若，有吃有睡的地方就行，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跟同为打仗出力的人们分享。”安为完成办公室工作总是加班到很晚。“她为她那出色但古怪的丈夫以及他们的朋友做饭和搞清洁，通常洗东西一直洗到午夜。”

1940年1月，奥威尔告诉杰弗里·戈尔勒：“既然我们已经处于这场操蛋的战争中，就必须打赢它，我愿意出份力。”但他体检不合格，不能参军，也发现他难以找到任何正式工作。5月份，随着那段不动手的“假战争”结束和德国入侵挪威，伦敦受到了真正威胁时，许多人离开首都去乡下躲避，总是逆流而动的奥威尔却离开沃灵顿村搬到了伦敦，他和爱琳换过几处不舒适的公寓。（莉迪亚·杰克逊及其朋友租了他们的村舍。）这就是他的参战方式——分担危险。如他曾这样告诉朱利安·西蒙斯：“战争在进行时，我一定要留在这儿。当人们被狂轰滥炸时，我不能一走了之。”[1]在他10月份——战争爆发一年后——所写的战时日记中，奥威尔记下了他疲惫和忧郁的心情。那时，他们显然已处于一场艰苦的长期战争中，他提到：“每天早晨，在用一年前的旧报纸生火，在灰飞烟灭之际瞥见一条条乐观的标题时，那种沮丧感难以言说。”

然而战时的艰苦生活适合奥威尔的性格。当他不戴帽子，脚蹬橡胶靴，身穿一件很大的战壕雨衣，手戴大号防护手套，围着条长长的羊毛围巾在伦敦东奔西走时，几个朋友注意到他身上隐约有种军人之风。极其糟糕的战时食物让他吃得很开心，吃那种食物，让他和前线战士及后方平民同甘共苦。盘子里的菜越差，他就越来越有精神。令朋友们不快的是，他一边大口吃着煮过头的鳕鱼和苦味的萝卜缨，一面受虐狂似地评论道：“我从来没想到这两样在一起这么好吃！”他甚至吃爱琳留着喂猫的鳝鱼，还觉得很好吃。斯蒂芬·斯彭德和西里尔·康诺利去普雷斯顿豪尔疗养院看望过他，他们记得他“很沙哑的声音。听着奥威尔在自言自语中夹杂着许多不着边际的推测，你会觉得从某方面来说，那很有英国特点，就像走在一条下着毛毛雨的街上”。汉弗莱·斯莱特（Humphrey Slater）简洁地总结说他是“可怕的老乔治”。[2]

奥威尔相信，或说希望战争带来的剧变会引发他首次去巴塞罗那时瞥到的社会革命，他也说起过驻扎在丽兹酒店的红色民兵。如V.S.普里切特所言，奥威尔“很喜欢战争，因为他不仅把它视为和纳粹的战斗，而且是和统治阶级的战斗”。康诺利也认为：“在大轰炸下，在炸弹、壮观场面、瓦砾、物资短缺、无家可归者和革命情绪日益高涨的迹象中，他特别自在。”

尽管对战争十分投入，但随着其预言可怕地得到实现，他也能从周围的破坏景象中得到一种美学上的愉悦。在战时日记中，他把击毁一架敌机比作击中一只猎禽，还记录了伦敦着火的惊人场面：

随着报纸及出版业战时被大幅削减，小杂志被停掉，出书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因为戈兰茨出版社为《鲸内集》（Inside the Whale）仅预付20镑，奥威尔不得不比以前更辛勤地写作随笔及书评（仅在1940年，他就写了75篇文章），但一周只能挣5英镑。从1941年到1946年，他为纽约的左派但是反斯大林的《党见评论》（Partisan Review）主持过一个名为“伦敦来信”的专栏，在社会主义派的《论坛报》（Tribune）上发表多篇文章，也为康诺利的《地平线》杂志写过一些属于他最好作品之列的长篇随笔。国内税收局催他交税时，他从来懒得拆信。“有什么用？”他问法弗尔，“我这儿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

现金的严重短缺意味着奥威尔可以——真正说来是被迫——恣意满足自己对不舒适生活的偏好。1940年5月，他和爱琳搬到伦敦后租了一处阴暗而且很糟糕的两居室公寓，就在贝克街附近查福德路18号多塞特郡会馆大楼的楼上，下面有几间店铺。上4楼没有电梯，还得跟别的租客共用一间浴室。但在他们破破烂烂的财产和廉价的二手家具中间，他们仍把为其珍视的玛丽·布莱尔夫人肖像挂了起来。像契诃夫一样，奥威尔的性格及作品都属于理想主义。他脾气暴躁、行为古怪，但仍让人觉得可爱。他和爱琳都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配给，以便别人——他们不认识的人——能多吃点。莱蒂斯·库珀曾写道：“她和乔治总在过艰苦日子，总在离家躲炸弹，总处于困境，但又总在帮助别人，从未因为所处困境而烦恼。”他们奇怪地会吸引炸弹，但除非真的炸中他们的房子，他们从未太担心炸弹。跟在西班牙时那样，爱琳（就像奥威尔）对危险无所谓，甚至为之兴奋。奥威尔在战时日记中写道：“格林威治挨了很多炸弹，其中有颗是在我和E通电话时炸响的。交谈突然出现了停顿，然后有一阵叮里哐当的声音。我问：‘怎么了？’E说：‘就是窗户塌了。’”每当有一颗炸弹冲他们而来时，他们躺在床上，他贴着爱琳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加快。他依赖于爱琳，把她比做“一根好用的旧拐杖”，这话出自他口，已经算是高度赞扬。1940年6月，跟以往一样，他对自己糟糕的身体和战争的危险心中有数，但仍对自己及生活目的持积极态度：“尽管身体糟糕，没有子女，可我仍有那么多活下去的理由。”[4]

2

战争的危害给他们的婚姻带来很大压力：分居，基本食品及日用品紧缺，经济紧张，住房糟糕，繁重的工作，大轰炸带来的震动，还有在爱琳这方面，1940年兄长和1941年母亲相继去世。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成为他们的朋友，他说爱琳尽管能干，但“总是一副在操持家务压力下吃不消的样子，那种家务向来不易操持。她可能在性情上有点太在乎奥威尔，他自己时时陷入忧郁，让她太容易感染上同样的心情”。

在这种战争气氛下，伦敦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在生活中感情更为充沛，情事上相当自由。奥威尔告诉西莉娅·古德曼（她在1945年成为其好友），战时他和爱琳彼此不忠过。他对她情事的态度似乎是放任自流，她则会嫉妒他的。他跟英国广播公司和《论坛报》的秘书有染。谁是爱琳的情人则未有确切证据，不过有两位可能是，即卡尔·施尼茨勒和乔治·柯普，他们都是欧洲大陆人。施尼茨勒是个德国难民，1943年前一直被拘禁，后来当了一名电气工程师。他和爱琳是在格林威治她哥哥家认识的，有时去沃灵顿村并和爱琳一起去疗养院看望奥威尔。莉迪亚认为他爱上了爱琳，但很了解他的戴维·阿斯特相信他们只是普通朋友。[5]

乔治·柯普显然喜欢爱琳，他曾开车送她去阿拉贡前线看望奥威尔，在从法西斯的监狱死里逃生后给她写过信。在土伦康复后，他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又英勇地参加了另一场战争。在他1940年9月8日写给爱琳的一封长信中，柯普详述了其冒险经历（也许有所夸大）：“我记得你曾祝我‘打场好仗’——那么，我做到了。我在埃纳河、马恩河、塞纳河、荣纳河都打过仗，在荣纳河那里，我最终受伤被俘。你肯定听说过——大概吧——那些可怜的法国步兵的命运，他们被背叛，没有坦克和飞机，以一敌三十，打了场毫无取胜希望的仗。”

据柯普所言，6月15日，他向一个德国兵开枪以警告法国人有卡车及坦克正逼近其军营。作为报复，他的左前臂和左肺被打穿，最终失去一个拇指，另外两个手指也丧失功能。他被送到一个法军急救中心，在那里极差的条件下，病人不久就从700减少至300。他形容了那种让病人不省人事的方法，即一脚踢在太阳穴上（“这会让埃里克感兴趣”），以便医生不用麻醉剂动手术。逃离医院后，柯普好不容易到了里昂，在那里他感到泄气。他憎恨地说，打胜仗的德国兵这时占有了所有女性：“那些女人都成了胜利者的战利品。”

想到爱琳时，柯普的信变得热情洋溢。像个美食家的他描述了甘美多汁的甜瓜、凤尾鱼馅饼和知道她会喜欢的巧克力蛋卷，他也描述了处处长着金松树的法国风景，那令他想起从巴塞罗那去圣母山的沿途。他告诉她：“我想有一天带你到这儿看一看。”他计划去英国参加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自由法国运动，在信末感情洋溢地写道：“我想我没必要告诉你能看到你、听到你的声音，还有看到希望都安好的家里每个人时，我会多么高兴，你全知道。你甚至知道我要送给你什么样精心挑选的三色堇。爱你的，乔治。”这封感人而亲切的信属于欧洲大陆风格，而不是英国的，乔治在信中表达了对爱琳的热烈感情，这部分是出于他们以往的同志情谊，部分是因为他在两次战争中感受到的孤独及痛苦。爱琳对他的感情有无超过热忱的友谊则不得而知。

养好伤后，摧不垮的柯普在法国工业生产部当了名顾问工程师。他在1943年7月重新露面，并暗示说：“那不是份全职工作，没能阻止我完成别的职责，那跟我的工作区别很大。”这些秘密职责包括潜入敌人后方（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奥德赛匿身羊腹下那样，他抓着火车的底部），为英国海军情报部门侦察德军情况。由于被出卖给德国秘密警察，英方在1943年安排他逃出法国。奥威尔曾告诉他：“如果你离开法国，来我们家吧。”柯普接受了邀请，住到了格林威治的奥肖内西家。[6]

奥威尔永远不能期望能创造与柯普相若的英勇事迹，但当英国地方军1940年6月成立后，他马上就加入了，而且在伦敦北部的圣约翰伍德区一直服役到1943年因病退伍为止。他渴望打仗，曾告诉诗人燕卜荪[7]：“我手里有这个国家一半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即一张（免服兵役的）黄卡……可我不想要。”在听说伊夫林·沃（也出生于1903年，参战时年纪已经太大）在突击部队服役时，他曾问保守党党员安东尼·鲍威尔：“为什么左派不能那样做？”他最想做的，是“死于战斗中并享受到先杀死别人的满足感”。

在地方军并无多少杀敌机会，这支军队的主要职责是“接手警戒之责并向正规军输送士兵与入侵的德国人或者去国外打仗”。这支新部队成立之初颇不顺利。自愿参加的人很多，但是“没有组织，没有训练设施，最重要的是没有武器……在地方军成立后几个月里，它不仅在外表上，而且给人的感觉很滑稽，因为他们扛着木头步枪操练，或者用不存在的轻机枪练习巷战”。1941年7月，“伦敦地区地方军的首次集合暴露出了交通上令人担忧的不足，和对部队基本纪律的完全漠视”。[8]谁都明白，如果在战斗中遇到德国士兵，他们会被消灭掉。

奥威尔对水平很差的头头极为愤慨，他们在拉帮结派习气下打想象中的仗。那些军官大部分都是六十多岁，死硬而且傲慢，只知道打阵地战。地方军接受了一位将军的训话后，奥威尔说：“那个屡见不鲜的年迈昏庸之人实际上是个老朽，做了番我听过的最乏味的讲话。”更糟糕的是，他自己那一排的指挥官以前是个莫斯利的法西斯派黑衫党成员。地方军以热忱的业余战士为基础成立后，他们往滑膛枪的弹药掺做蜡烛用的油脂，并用水泥块来练习投手榴弹。两年后，在一次紧急集合中，他们仍是不可救药地准备不足：“集合连队和分发弹药花了四个半小时，让他们进入战斗位置还需一小时。主要是受到瓶颈所限，即拒绝发放弹药，而让每个人都去总部领取。”

装备及训练皆不足的地方军肯定让奥威尔想起在列宁军营操练马统工党的志愿军，他天真地希望他的小队会成为一支脱胎换骨的民兵力量。他参加了在奥斯德利公园举办的一项课程，由汤姆·温特林厄姆和汉弗莱·斯莱特（他们都在西班牙打过仗）讲授，内容是如何进行巷战、徒手搏斗、伏击坦克、运用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被提拔为军士后，奥威尔手下指挥20人，其中包括他的出版人弗雷德里克·沃伯格。

奥威尔一直喜欢玩炸药，小时候就开始拿炸药做试验。爱琳的一个朋友惊称：“你知道他做炸弹，大概是汽油燃烧弹。”她也引用爱琳曾怒气冲冲抱怨的话：“我能忍受往壁炉台上搁炸弹，可我受不了床下边放一挺机关枪。”地方军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进行他一生中最震耳欲聋的爆炸。据沃伯格所言，他们有座栓塞式迫击炮，那是绝佳的反坦克武器，“原本的设计是在400码距离内非常准确地投掷重50磅的塑性炸药”。当奥威尔把错误种类的炸弹放进去并下达开炮命令后，那个握持迫击炮的人门牙全被打掉，另外一人则整整一天一夜不省人事。[9]奥威尔军士对手下人造成的危险显然比对看不见的敌人的威胁更大。

3

经济总是窘迫的奥威尔愿意写任何种类的新闻报道，从1940年10月到1941年8月，他为《岁月潮汐》（Time and Tide）杂志写了26篇影评，这是一份政治上独立的周刊，由一位威尔士煤业大亨的女儿朗达小姐主编。他思想上过于认真，因而难以喜欢流行电影，而写影评并不适合他，他在1941年8月加入英国广播公司后，就放弃了这项工作。在《保持叶兰繁茂》中，戈登就不愿意“坐在有垫的座位上，在温暖、带有烟味的黑暗中，让银幕上闪烁不定的滥编剧情令你渐渐忍无可忍”。在《一个书评家的自白》（1946）中，奥威尔曾抱怨道：“电影评论者甚至不能在家工作，而是必须参加上午十一点的内部试映，除了一两次明显的例外情况，意料之中的是他会出卖自己的名誉，仅换得一杯劣等雪利酒。”

奥威尔写过影评，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少有人知的一面，但他写时折射出了他对盟军1939至1941年大败的焦虑。纳粹入侵波兰，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及法国被占领，敦刻尔克撤退和对英国（始自1940年8月）的空袭，南斯拉夫和希腊被征服，航运业被德国潜艇摧毁及列宁格勒之围——这些事件导致欧洲大陆几乎全在希特勒控制之下，英国有亡国危险，而美国尚未参战并扭转局势，开始使局势对盟军有利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战役还是在很久以后的1942年11月，在当时是难以想象会出现的。在影评中，奥威尔特别提到战争开始后两天被鱼雷击沉的“雅典娜”号客轮，上面有1400名乘客，俄罗斯的坦克战，还有韦弗尔将军1941年2月在利比亚及阿比西尼亚取得的大捷[10]。逃避现实的娱乐也能鼓舞起士气，但奥威尔没有心情欣赏其多少具有的好处，他憎恶《里斯本一夜》（One Night in Lisbon），怒火中烧地写道：“真是烂透了！真是令人作呕、败坏精神的垃圾！当几千辆坦克正在波兰平原上作战，疲惫的飞机制造工人溜进烟草铺低声下气地要一两根廉价烟卷时，谁竟敢以这种色彩表现战争？”

奥威尔对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电影不感兴趣，而且不像其同时代人格里厄姆·格林和詹姆斯·艾吉[11]，他甚至很少提导演的名字。他看重的，主要是电影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内容、其宣传价值、反映战争进展的方式以及英美两国电影业之不同。奥威尔评论的主要是电影劣作，他的影评通常简短而且公式化：以一句评论开始，讨论剧情、简评电影和提及演员阵容，着重褒扬英国资深性格演员。他喜欢嘲笑这种新媒体的技术缺陷，曾评论诺埃尔·康沃德[12]的《有苦有甜》（Bitter Sweet）中十分糟糕的早期染印法令演员的脸变成“蛋白加粉红色……装饰性品红和中毒般的绿色”。就像在《上来透口气》中那样，奥威尔毫不掩饰他对美国流行文化及其对英国人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的不屑。乔治·库克尔[13]的《快乐的特里克塞乐太太》（The Gay Mrs. Trexel）令他反感而且恼火，称其“缺少像样和有智慧的人生观”。[14]

美国文学中时常出现暴力的现象也令他反感，后来他在关于侦探小说的评论《拉弗尔斯和布兰迪什小姐》（Raffles and Miss Blandish）中探讨了这一现象。他的反感之情让他在看到一部好作品时也未能欣赏。在奥威尔看来，拉乌尔·沃尔什[15]的匪帮片《崇山峻岭》（High Sierra）代表着虐待狂、崇尚霸道和手枪战的本质，而且与多愁善感和反常的道德观令人反感地相结合。他写道：“鲍嘉是个大人物，他拿枪柄往别人脸上砸，眼看着匪徒同伙被烧死，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他们只不过是小地方来的。’但是他对狗和气，当他陷入对一个身患残疾、对其过去一无所知的女孩的‘纯洁’爱情中时，那按说是非常感人的。到最后他死了，但显然指望我们会同情甚至崇拜他。”奥威尔忘记了自己的暴力倾向和杀死几个和尚还有在死前干掉几个纳粹兵的渴望，他忽视了鲍嘉的精湛演技和他所扮演的情感复杂的角色——一个正直的罪犯，自有一套荣誉准则。

查理·卓别林的《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挑战了奥威尔对好莱坞的偏见，卓别林通过荒唐的喜剧表达严肃观点的做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称赞“关于与冲锋队作战的宏大场面在感人程度上少一些（或许是多一些），因为可怜的犹太家庭的悲剧与（闹剧式）幽默混合到了一起”。他描述了小个子犹太人理发师怎样被错认为托马尼亚的独裁者兴格尔，并说这部电影中的伟大一刻发生在当那个理发师被纳粹高官包围，等着他发表庆祝胜利的讲话时：“查理没有讲那些人期待他会讲的话，而是做了番宣扬民主、宽容和公认得体标准的讲话……这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听到过的最有力的宣传之一。”

尽管奥威尔相信电影在技术上有弱点，比起哑剧来，没有更统一化，给人“一种印象是用小段绳子绑到一起的”，他觉得这部电影很感人，因为他理解了卓别林的独特才能，“他有那种力量，能代表普通人的精华，代表普通人心中存在的对正派根深蒂固的信念——不管怎么样在西方是如此。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其中民主几乎到处都在退步，超人控制超过四分之三的世界，自由被见风使舵的教授们曲解，对犹太人的迫害受到和平主义者的辩护……卓别林的魅力在于他有重申事实的力量，事实就是‘民声即天声’，巨头全是害人虫，这种事实被法西斯掩盖，而且很具有讽刺性的是也被极权主义所掩盖”。[16]

4

战时日记中，奥威尔把自己写评论文章时的下笔千言与写书时的殚精竭虑做了对比。对其重要著作，他一般至少重写三次，个别段落会修改多达十次。战争初期，他出了两本薄薄的书，收入几篇写法巧妙的阐述及评论文章。《鲸内》（Inside the Whale）由戈兰茨出版社于1940年3月出版，其中包括三篇随笔（评论）：一篇关于查尔斯·狄更斯，一篇关于男孩所读周刊，还有一篇关于亨利·米勒的同题文章。《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1941年由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出版，这是一篇关于设想在英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随笔长文。在《英格兰，你的英格兰》（England，Your England）的开首一节，他阐述了英国的国民性。

尽管奥威尔那篇评论是最早对狄更斯进行批评性研究的文章之一，但如今仍因其清新、广度和启发性而颇具价值。它写得明晰、生动且完全不用术语，在不长篇幅内做了大量表述。奥威尔热心阅读各种长篇小说，对狄更斯的生活及著作、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及政治历史的掌握令人叹服。他的评论（就像书中另两篇）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是小说的“寓意”？它与作者的生活有何关联？它如何反映政治背景？一个小说家应否有政治目标？三篇文章都微妙地具有自传性质，它们探究了奥威尔生活、阅读的诸方面，列明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写作目标。

文章一开始，奥威尔就提出了一个惊人断言，说狄更斯是个“很值得偷窃的作家”。他曾被左派及右派拉到自己的阵营，但他两个阵营都不属于。接着奥威尔提出了关键问题：“他的社会、道义及政治立场究竟如何？”狄更斯无政治宏图，他笔下的主要人物大都取材于他自己所属的城市中等偏下阶层，他笔下的贵族角色是漫画式的，底层社会角色不是罪犯就是滑稽人物。他从未描写过工作，而他笔下主人公的理想是安安稳稳居家过日子。那么，为何狄更斯是位伟大作家？

奥威尔声称解决社会不平等有两个可能途径：革命或道德说教。革命者认为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改进人性，而狄更斯那样的道德家相信只有人们的心意转变，世界才会改变。奥威尔引用《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的话来揭示狄更斯害怕暴民的歇斯底里性，并认为革命总会带来对权力新的滥用。奥威尔写道：“总会出现一个新暴君等着接替旧的——一般说来不是特别坏，但到底仍是暴君。”这一看法也成了《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潜在的主题。奥威尔坚持认为狄更斯应有一个政治目标，并且列出了狄更斯作为思想家的一些缺点，但接着又改变了自己的论点，说这些显而易见的缺点实际上是优点：“狄更斯不是大家所接受意义上的革命作家，但要是认为仅对社会进行道德批评可能没那么‘革命’，那也未必——而革命说到底，意味着彻底改变。”

奥威尔以令人难忘的警句表达了他的深刻见解，认为狄更斯细致入微的描写“全是片段，全是细节——糟糕的建筑，滴水嘴却很精致——只是当他塑造一个到后来被迫在行为上前后矛盾的人物时，才比这更差”。狄更斯是个道德家，他“总在说教，这是其创造性的最终秘诀”，因为“你只有在能够关心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奥威尔自我反省式的结语把狄更斯写得栩栩如生，并让我们看到其精神与我们的相通：“这张脸属于一个总在与什么做斗争的人，但他公开斗争，不曾害怕，这张脸属于一个通常都在愤怒的人——换而言之，他是个19世纪的开明派，一个自由思想者，一个被所有那些正在争夺我们的灵魂、冒着臭味的破正统派以同等仇恨所仇视的人。”

在奥威尔看来，狄更斯远不止是个小说家。他提到狄更斯开拓了把一个小孩作为受害者来写的主题，描写了狄更斯童年时在一间黑色涂料厂干活对其留下的伤害，并且花了较长篇幅讨论他两部最具自传特点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和《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他清晰记得他是九岁时读到《大卫·科波菲尔》的，当时他以为那本书一定是个小孩写的。在他写作《如此欢乐童年》时，那两本小说影响了他如何回味起他在预备学校度过的日子。他也是被迫进入一个难挨和令其羞辱的环境，害怕丢脸和失败。奥威尔笔下的温斯顿·史密斯涉足人世时，是个父母双亡、身心受创的孩子，他之所以被奥布兰的魅力所获，部分也是因为他没有父亲。

在《男孩周刊》（Boy's Weeklies）这篇有趣的社会学分析文章中，奥威尔又回味起了另外一种童年时的读物——如《宝石》（Gem）和《磁石》（Magnet）——那些读物在男孩中流行了三十多年。他首先说明了那些故事的基本套路：里面的男孩永远不长大，性完全不得被提及，追求高档物品可耻，所有外国人都滑稽，英国无论何时都正确，总能打胜仗。接着，他谴责了精心为之，但此前尚无人注意到的宣传特色。那些周刊的小读者“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但那些是裹在错觉中让他们看到的，他们未来的雇主认为那些错觉适合他们，即：认为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不存在，自由资本主义完美无瑕，外国人都是无关紧要的喜剧人物，大英帝国以广济天下为己任，而且永世不堕”。在这些虚假的右翼色彩故事中，时钟有意停在了1910年：“大不列颠如日中天，谁也没听说过衰退、繁荣、失业、独裁、清洗或集中营。”

此言甚是，但奥威尔对其论点阐述过头了。那些周刊的目的是娱乐，很少有男孩会想读到经济循环或政治压迫。尽管如此，他对大众文化的新视点打开了严肃研究的领域，因而极具影响。如小说家、评论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最近说，他还是个学生时，他着迷于读“那些以聪明、易懂、不用术语的方式讨论诸如漂亮的明信片、男孩看的漫画书及通俗小说之类的随笔。我会认为奥威尔影响了我写评论文章时的努力方向”。[17]

《鲸内》一文中，奥威尔通过惺惺相惜地把自己与亨利·米勒进行对比，并和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主流文学传统进行对比，从而也将自己在当代文学中定了位。尽管米勒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1931）似乎跟奥威尔的作品恰成对比，但其背景地也是他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写到的20世纪30年代的巴黎。跟米勒一样，奥威尔跟经济危机前巴黎那个风光的文艺圈没有联系；尽管《北回归线》有淫秽和超道德的一面，但它代表了奥威尔可能也会写及巴黎之堕落的那种小说。奥威尔觉得自己对米勒笔下整个氛围非常熟悉。他说，当你读这本小说时，“你一直会有这种感觉，即这些事情全发生在你身上”。奥威尔为米勒所受的创造淫秽作品的指责做了辩护，他说：“如果堆砌脏词就能轻松赚钱，那么有多得多的人都能发财。”（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威尔的那本《北回归线》在英国属于违禁品，正当他为其写书评时，两个侦探突然来到沃灵顿村没收了此书。）

米勒和奥威尔及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作家都不一样，不一样在他有消极、无关政治的态度和尽管漠然，然而讲究现实地接受世界现状。在这篇评论的第二部分，通过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重要的英语作家们所传递的“寓意”，奥威尔解释了米勒对当前文学使命的逃避。A.E.豪斯曼愤世嫉俗的特点和激烈的异教信仰、他所暗示的对性的厌恶和个人对上帝的不满使他成为战后最重要的诗人。但不久，他就被20年代更具试验精神的作家所超越——乔伊斯、艾略特、庞德、劳伦斯——他们以一种人生的悲剧感替换了乔治时代[18]诗人对大自然的崇拜。此两派从不同程度上说都是逃避者，豪斯曼和乔治时代诗人的作品令人想到工业前时代英国村庄里的茅草屋顶和肌肉发达的铁匠，而更为前卫的作家则把目光投向“罗马、拜占庭、蒙帕那斯、墨西哥、伊特鲁里亚人[19]、潜意识、腹腔神经丛——无处不及，只是除了真正发生着事情的地方”。

20世纪30年代的奥登—斯彭德派诗人反感前一辈诗人悲观和极端保守的观点，而将文学引入严肃目标。到1930年，诸如宗教、家庭、爱国主义和帝国的传统价值观失去了意义。在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英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生活在自由主义和享有人身保护权国度的作家接受甚至宽恕了“俄罗斯政权的清洗及格别乌（秘密警察）之方面及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恐怖做法”，在那个五年计划中，有成千上万人被杀，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其意义。奥登《西班牙》一诗中的短语“必要的杀人”“只有那些在其看来，杀人至多只是个词语的人才能写出……只能当你是那种在扣动扳机时总不在场的人时，奥登的超道德主义才有可能实现”。

据奥登的传记作者所言：“关于这句奥登本人说过：‘我不是为极权主义的罪行开脱，只是想说当每个正派人发现自己无法采取绝对和平主义立场时肯定会想到的……如果有正义战争这回事，那么为了正义，杀人可以是必需的。’然而，也许是出于奥威尔的批评，他把那行诗改成了‘自觉接受杀人事实中的罪过’。”在最后一节中，奥威尔又写回了米勒，后者跟他一样，对于现代文明即将被毁有着同样感觉，但不愿为此做任何事。奥威尔承认比喻性地待在鲸鱼肚内是种不负责态度的宣言，具有吸引力，他甚至容忍这种态度，因为它毕竟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感觉。但自己却无法采取这一立场，因为正如他在预示《一九八四》的写作主题时所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极权主义专政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自由将首先是种死罪，然后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行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将被消灭干净。”[20]

评论者对奥威尔政治和文学兼顾的分析反应甚好，他们也称赞他明智和下笔一针见血。菲利普·马雷特（Philip Mairet）认为他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说他“太认真而无法写作，除非在他感兴趣时；但他的性情太活跃，对任何事感兴趣时，都必须也为之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写它”。V.S.普里切特称赞那“清楚地揭示了一个活跃、独特和不肯人云亦云的人”。昆妮·利维斯[21]是第一批让人们认识奥威尔评论文章之独特性的评论者之一，她在《细阅》（Scrutiny）中承认了奥威尔个人经验的价值：“他在各阶层和几个国家中都积极生活过，他不是那些透过政治眼镜看待文学的常见的空谈派布尔什维克。”

宣传性质的《狮子与独角兽：社会主义及英国的天才》是探照灯出版社所出小册子丛书中的一本，它提出了解战时问题的社会主义性质解决办法：将大工业国有化，限制收入，改革教育，给印度以自治地位，大英帝国总议会中要有有色人种代表，与法西斯列强受害国结盟。工党政府1945年当选后，这些设想中的许多都得到了实行。

此书第一部分《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后来曾单独重印，成了一部独立作品，此标题来自W.E.亨里[22]的爱国诗《为了英格兰》（For England's Sake，1892）：

我为你做过什么， 英格兰，我的英格兰？ 有什么我不会去做， 我自己的英格兰？

奥威尔的随笔分析了英国与众不同的文化特点及阶级结构，并把英国人信奉正义及客观事实与法西斯敌人崇拜权力及恐怖主义做了对比。如在《鲸内》一文中那样，通过阐释英国人生活中的好坏两方面，他也含蓄地暗示了自己的性格及理想。

就像在《巴黎伦敦落魄记》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那样，奥威尔在这篇《英格兰，你的英格兰》一开首，就对一个从国外回到英国的人会注意到的声音、气味和事物现象精彩综述道：“啤酒更苦，硬币更重，草更绿，广告更唬人。大城市的人长着略呈球状的脸，牙齿不好，举止文雅，跟欧洲大陆人不一样。”接着他总结了英国人以揭示他们与其他国家之人的不同之处。他们在音乐或视觉艺术上缺少天分，不喜欢抽象思想、势利、排外、虚伪、重视隐私权及个人自由，尽管其宗教信仰并非坚强，但很看重道德及守法。其温和表现在厌恶战争及军国主义，趋于支持弱势一方。就像艺术上的迟钝被杰出的文学所平衡一样，他们的智能不足也被按本能行事的能力所平衡，所以温和跟如鞭打及像绞刑这种残暴行为相结合，个人自由和阶级界限分别与财富、特权总体上的不平等相结合。

奥威尔想通过赞扬同胞的与众不同之处和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美德，从而为战争中的他们鼓劲，同时，他也从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出发抨击了本国政治制度。他提出英国参战不是因为历史意义上不可避免，或是因为独裁者的侵略政策，而是因为英国统治阶级的没落和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执行的导致严重后果的绥靖政策。就像那10年中的英国作家无视俄罗斯的现实，只因共产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支持其那样，英国政治家接受了法西斯主义，因为它与共产主义为敌。英国（和法国）在西班牙内战中严守中立，而让德意帮助佛朗哥打赢内战。英国统治阶级在道德上无损，但“在其收入和原则之间摇摆不定”，“两边都极不讨好”。奥威尔跟他那时的大多数作家都不一样，他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和伪社会主义都是反民主的。

当帝国主义者随着大英帝国的死气沉沉而走向没落时，知识界的观念得自欧洲大陆，并以自己的国家为耻。奥威尔曾属于这两个集团，但在两集团内都保持孤立。他明白大英帝国气数已定，并欢迎殖民地独立，但他对帝国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事实都有所掌握，使他不会陷入“那些生活在观念之中，跟具体现实少有接触的人具有的情感浅薄”。跟那些世俗的死硬分子及势利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奥威尔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感到自豪。在智能以及爱国方面，他堪称典型。

1941年5月，此书出版后三个月，民主社会主义俱乐部请他去牛津大学演讲。诗人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回忆道：“我们把迪伦·托马斯[23]安排到伦道夫酒店住，而把乔治·奥威尔安排在一间没那么好的旅馆。我想那篇是我读到的第一篇有见识的批评性随笔。”[24]

5

奥威尔30年代初从距首都遥远的南沃尔德搬到伦敦后，大大扩展了他的朋友圈，认识了里斯、普洛曼和《阿代尔非》杂志的一些作者（如赫彭斯托尔及塞耶斯等）。与此非常相似的是，当他10年后告别沃灵顿村的孤寂生活搬到伦敦后，又结识了一些重要的新朋友——托斯科·法弗尔、戴维·阿斯特和阿瑟·库斯勒。伦敦正在被轰炸，却将人们拉近，并营造了一种战时的同志情谊。

亲切、文雅、忠诚的法弗尔（1907—1985）出生于德国科隆，先后在瑞士和英国剑桥大学受教育，30年代跟信仰犹太复国主义的父母移居巴勒斯坦。二战时，他在北非和意大利参加了心理战。1945年，他接任奥威尔成为《论坛报》文学编辑，后来又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他在1940年1月通过沃伯格认识了奥威尔，两人开始为探照灯出版社编辑一套丛书。他发现他们在文学及政治方面有很多共同兴趣。法弗尔后来对他非常了解，写过一篇关于他的观察入微的回忆录，另外就像朗西曼和赫彭斯托尔一样，觉得在创造奥威尔作为一个小农场主、城市无产者和具有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的传奇中，奥威尔本人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对奥威尔所住的查格福德街上由马厩改建的公寓与其会面的情形记忆犹新：“那是一间或两间无装修、条件很差的公寓，一副十分清贫的样子。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高大瘦削的人，外表看起来比真实年龄显老，眼神温和，脸上有深深的沟纹，隐隐说明他在受苦。‘圣徒’一词是在他死后，由他的朋友及评论家中的一位（V.S.普里切特）使用的，嗯，也许他有点儿那种特点。个人举止上，肯定一点也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小册子作者特点。他局促不安，几乎过于温和，他自己是这样，妻子也是……奇怪地有种超然物外的特点。”

戴维·阿斯特的父亲是拥有《观察家报》并且是普利茅斯选区保守党国会议员的阿斯特子爵二世，他的母亲——出生于美国的南希·阿斯特——是第一个被选入下议院的女议员，并在1919年接替丈夫成为国会议员。戴维1912年出生，曾受教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二战时在皇家海军陆战队服役。从1948年到1975年，他一直担任《观察家报》编辑。虽然他是在白金汉郡克莱夫顿的家族庄园里非常奢华的条件下长大，但他使《观察家报》成为“英国当代新闻界中最激进的自由派报纸，代表英国及全世界的压迫者、少数派及被迫害者进行激烈斗争”。

他和奥威尔约在1941年12月相识，那是阿斯特请康诺利推荐一位“擅长写政治”的作者之后。他们在英国广播公司附近一间旅馆共进午餐，两人一见如故。阿斯特觉得他直率、不拘礼节、易于相处。“我们一拍即合。”阿斯特回忆道，“我觉得他跟我性情相似，马上就能谈到一起。”他们讨论了奥威尔可以怎样为《观察家报》工作，而且他热情支持印度独立。他也成了阿斯特的好友和政治上的指导者，让他“意识到战后非洲的非殖民化问题”。阿斯特把奥威尔的《政治与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这是个思路清晰地思考和写作的样板——给报社里每人发了一份。“抓住奥威尔，”库斯勒曾经建议，“他永远不会让你失望”——他的确没有。阿斯特说：“我真的喜欢他。他很让人喜欢：真诚、正直、坦率。”[25]阿斯特克服了所有阻力——包括奥威尔不愿求助——在奥威尔在世的最后几年里成了他的资助人，就像在其事业之初时的里斯那样。奥威尔跟库斯勒的友情是两个性情相反者之间的联合，建立在他们在西班牙几乎丧命的共同经历基础上，因为同为左派和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这种友谊牢不可破。库斯勒来自中欧，是个犹太人，前共产党员，四海为家者，享乐主义者，跟女人逢场作戏，也是工作狂、酗酒者和不安分的旅行者。他1905年出生于布达佩斯，在维也纳学习过工程学和心理学，然后当上了德国乌尔斯坦报系的一名科学记者。他1931年加入共产党，在俄罗斯待了一年，1938年脱党。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作为伦敦的《新闻记事报》记者，在法西斯军占领马拉加省后被关了几个月。每天晚上，他都会听到处决一批批共和军战士的枪声，他自己一直生活在被枪毙的恐惧中。1938年2月，奥威尔在评论《西班牙实证》（The Spanish Testament）一书时写道：“它在心理学上极具重要性——很可能是西班牙内战所产生的最诚实和最特殊的文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库斯勒从一个法国拘留营逃出来，一番曲折后到了英国，在那里他第三次被关押（他说本顿维尔监狱是他最喜欢的监狱）。1940年，他出版了杰作《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它描写了莫斯科大清洗审判的受害者所受的心理影响。1941年1月（奥威尔要再过一个月才和库斯勒相识），奥威尔评论此书时写道：“尽管它是一本出色的小说，也是一份监狱文学，但其最具价值之处，很可能在于它是一份莫斯科‘招供’的解释，由一个从内部了解极权主义手段的人所写。”库斯勒知道流放和迫害意味着什么，也理解——跟奥威尔一样，但在英国很少有其他人理解——革命理想主义不可避免被权力的腐蚀性影响所毁。如小说家约翰·班维尔所言，库斯勒“感情上是个标准的中欧人：背井离乡，老于世故，有雄心，缺少自信，渴求经历，参与政治，被绝望折磨”。[26]

在弗雷德里克·沃伯格的安排下，奥威尔和库斯勒1941年2月中旬见了面。库斯勒完全了解西班牙政情和欧洲大陆各专制政权，这给奥威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评论了库斯勒的书，并在几项政治计划中与其合作，他去朱拉岛时，还安排库斯勒接替他在《观察家报》和《党见评论》的工作。在评论朋友的作品时，奥威尔总抱着极为公正的态度。他在1945年11月时关于库斯勒的戏剧《黎明酒吧》（Twilight Bar）写道：“对白一般，而且总体说来，这出戏显示了有想法和把它以戏剧形式写出来之间的差距。”奥威尔在12月拜访他时，库斯勒承认那出戏剧很糟糕，但又问奥威尔为何不能把批评语气稍稍软化一些。奥威尔认为这得由库斯勒负责，先是说他从未那样想过，后来还是承认他也许有点过于苛刻。他在1941年写了篇评论讨论库斯勒的作品，指出他写作中非常突出的弱点（康诺利也是如此）：“人们只有在不想当然地以为人生目的是快乐时才能快乐起来，但库斯勒几乎不能接受这一点，（库斯勒）身上存在明显的享乐主义色彩”，那解释了“他在与斯大林主义决裂后何以未能找到一种政治立场”。尽管他们的性情极不相同，奥威尔认同库斯勒的反极权主义观点。1946年3月，他们设法安排出版了一个波兰语小册子，揭露在1940年有超过1.5万名波兰士兵被杀害并埋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的万人坑中。据沃伯格所言：“他只能跟阿瑟·库斯勒讨论他的作品。”[27]

跟阿斯特不同，库斯勒跟奥威尔首次见面时，觉得他很是咄咄逼人。库斯勒不以为然地把他形容为“非常冷淡，一个真正的缅甸警官”。他根本没想到他是个伊顿公学毕业生，而觉得他更像从教养院出来的。不过他一旦了解他后，奥威尔“是库斯勒这位个性鲜明的中欧知识分子怀着同等程度的友情及钦佩相待的极少数英国人之一”。他曾经每周一次在爱丽舍餐馆和奥威尔共进午餐，同在的还有法弗尔、朱利安·西蒙斯以及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因为他们两人都是悲观主义者，库斯勒觉得跟他在一起对自己更有激励作用，而不是让自己沮丧。他记得奥威尔说过：“躺在放了热水的浴缸里梦想拷打自己的敌人是多么惬意。”[28]库斯勒后来把自己和奥威尔的性格做了对比，他写道，奥威尔“久病不愈令他易怒，常对蠢人发脾气，但他内心也存在有待表现出来的无限仁慈甚至柔情。我对那心怀钦佩，有时是嫉妒”。1941年，当库斯勒和康诺利、斯蒂维·史密斯[29]参加国际笔会午宴时，他精明地“以5瓶勃艮第红葡萄酒打赌奥威尔5年内将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他当然打赢了这个赌。康诺利喜欢模仿库斯勒浓重的匈牙利口音问：“最大的问题是：‘谁将打赢战争？韦非（弗）尔、法非（弗）尔还是奥非（威）尔？’”[30]

[1]　莱特斯·库珀，《黑色伯利恒》，第153—154、177、181—182页；《全集》，12.6（1940年1月10日信件）；西蒙斯，《奥威尔——回忆》，第39页；《全集》，12.277（1940年10月战时日记）。——原注

[2]　乔治·伍德考克（George Woodcock），《透明的精神：乔治·奥威尔研究》（The Cystal Spirit：A Study of George Orwell，波士顿，1966），第13页；斯蒂芬·斯彭德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325页；1998年12月24日在英国剑桥对西莉娅·佩吉·古德曼的采访。——原注

[3]　V.S.普里切特，《〈门口的出租车〉和〈熬夜〉》（伦敦企鹅版，1974），第407页；康诺利，《黄昏的柱廊》，第341页；《全集》，12.262和12.468（1940年9月及1941年4月战时日记）。——原注

[4]　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09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莱蒂斯·库珀未发表打印稿《爱琳·布莱尔》；《全集》，12.452（1914年3月20日战时日记）；《全集》，12.197（1940年6月24日战时日记）。——原注

[5]　鲍威尔，《乔治·奥威尔》，第65页；关于卡尔·施尼茨勒，参见《全集》18卷第98页注解。——原注

[6]　奥威尔档案库所藏乔治·柯普1940年9月8日致爱琳的信；《全集》，15卷第175页注解（柯普1943年7月26日致奥威尔的信）；对昆廷·柯普的采访；迈克尔·柯普1998年12月9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7]　即威廉·恩普森（William Empson，1906—1984），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1937；1947—1952）和西南联大（1939），著有《诗歌》《七种类型的含混》等。

[8]　燕卜荪所言，见格罗斯《奥威尔的世界》第94页；鲍威尔，《乔治·奥威尔》，第65页；《全集》，12.186（1940年6月战时日记）；菲利普·齐格勒（Philip Ziegler），《战时伦敦，1939—1945》（伦敦，1995），第107、103—104、106页。——原注

[9]　《全集》，12.202（1940年6月30日战时日记）；《全集》，13.249（1942年3月战时日记）；帕特里莎·多那休所言，见沃德海姆《怀念奥威尔》第119页；弗雷德里克·沃伯格，《所有作家一律平等》（All Authors Are Equal，伦敦，1973），第38页；在S.P.麦肯齐的《地方军军事及政治史》（牛津，1995）中可以看到那种危险的栓塞式迫击炮照片。——原注

[10]　韦弗尔（Archibald Percival Wavell，1883—1950），英国战地指挥官，在北非（1940—1941年）被德军击败之前曾追击意大利军队，1943至1947年任印度总督；阿比西尼亚是埃塞俄比亚的旧名。

[11]　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1909—1955），美国诗人、小说家、电影剧作家和剧评家，著有电影剧本《非洲皇后》《猎人之夜》，以及小说《家庭中的一次死亡》等。

[12]　诺埃尔·康沃德（Noël Coward，1899—1973），英国剧作家、演员、作曲家，擅长写风俗喜剧，著有《漩涡》《欢乐心灵》等。

[13]　乔治·库克尔（George Cukor，1899—1983），美国电影导演，作品包括《小妇人》《费城故事》及《窈窕淑女》等。

[14]　《全集》，4.78；18.302；12.545（1941年8月16日影评）；《全集》，12.512（1941年6月14日影评）；《全集》，12.304（1940年12月7日影评）。——原注

[15]　拉乌尔·沃尔什（Raoul Walsh，1887—1980），美国导演、剧作家，作品包括《巴格达之贼》《执行者》等。

[16]　《全集》，12.543—544（1941年8月9日影评）；《全集》，12.314—315（1940年12月21日影评）。——原注

[17]　《全集》，12.21、31、51、56；《全集》，12.74、72；戴维·洛奇1998年10月11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18]　主要是指1910—1920年间的英国文学风格。

[19]　蒙帕那斯是法国巴黎市中南部的一个区，位于左岸地区。该区的咖啡馆长久以来作为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汇集地而闻名；伊特鲁里亚是位于意大利中西部的一个古国。

[20]　《全集》，12.88—89、104、103—104，汉弗莱·卡彭特，《奥登传》（波士顿，1981），第219页；《全集》，12.110。——原注

[21]　昆妮·利维斯（Queenie Leavis，1900—1982），英国文学评论家，文学评论家F.R.利维斯的妻子，著有《小说和读者大众》《小说家狄更斯》（与丈夫合著）和《随笔集》等。

[22]　W.E.亨里（William Ernest Henley，1849—1903），英国诗人、批评家及剧作家。

[23]　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威尔士诗人，著有《死亡和出场》《诗集》等。

[24]　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177—190页；V.S.普里切特，《说回约拿》（Back to Jonah），《新政治家及民族》，19卷（1940年3月16日），第370页；《全集》，12.392、404、406；安德鲁·莫申所言，见《菲利浦·拉金：作家人生》（纽约，1993）第45页。——原注

[25]　T.R.法弗尔，《一个作家的生平》，《世界评论》杂志（World Reviews），第16卷（1950年6月），第18页；理查德·科克特所言，见《戴维·阿斯特与〈观察家报〉》（伦敦，1999）第2、121页（戴维·阿斯特好意送了我一本此书）；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原注

[26]　《全集》，11.113（1938年2月5日书评）；《全集》，12.359（1941年1月4日书评）；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在对戴维·塞萨拉尼的《阿瑟·库斯勒：漂泊者》所撰书评中所言，《伦敦书评》，1999年2月18日，第19页。——原注

[27]　《全集》，17.409（1945年11月30日书评）；《全集》，16.399；弗雷德里克·沃伯格所言，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原注

[28]　伊恩·汉密尔顿（Iain Hamilton），《库斯勒传》（纽约，1982），第81、166页；伊恩·汉密尔顿，对库斯勒的采访，第23页，爱丁堡大学图书馆；阿瑟·库斯勒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169页。——原注

[29]　斯蒂维·史密斯（Stevie Smith，1903—1971），英国女诗人、小说家，著有《人人过上了好日子》《黄纸上的小说》等。

[30]　阿瑟·库斯勒与辛西娅·库斯勒合著，《广场上的陌生人》（Stranger on the Square，哈罗德·哈里斯编辑，伦敦，1984），第23页；弗朗西丝·斯波尔丁，《斯蒂维·史密斯传》（纽约，1989），第151页；在伦敦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

奥威尔写于一个犹太人也不认识前的《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有许多反犹言论。其中有一个很让人讨厌的红头发犹太人在巴黎开了间旧衣服店，买进时出价极低，并尽量诈骗顾客，还提到“揍扁一个犹太人的鼻子该是快事一桩”。他的俄罗斯朋友鲍里斯很不愿意跟一个“根本不知羞耻为何物”的犹太人同住，他讲了一个长着犹大式连鬓胡的坏透了的老犹太人，他为自己的女儿拉皮条。他总结说“一个俄罗斯军官的唾沫不值得浪费到犹太人身上”。第三个犹太人有一往英国偷运可卡因的妙计，他从受害人那里得到了六千法郎，然后给他们化妆粉而不是可卡因，因此多赚一倍。（《全集》，1.16、34、124—126）。但是一到他开始认识犹太人朋友——在汉普斯特德认识了乔恩·金奇、罗莎琳·奥伯迈耶和迈克尔·塞耶斯；在西班牙认识了本杰明·莱文斯基、哈里·米尔顿；法弗尔和库斯勒（他与后者在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问题上意见不同）；在出版业认识维克托·戈兰茨和弗雷德里克·沃伯格，后来又认识A.J.艾尔、朱利安·西蒙斯和迈克尔·迈耶——他改变了态度，作品中没有了对犹太人的敌意。在一篇评论关于1945年4月《当代犹太人档案》上发表的《英国的反犹主义》的随笔中，奥威尔警告：“反犹主义在抬头，它被战争极大推动了，那些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开明的人也未能免受影响。”——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