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当上父亲和爱琳之死

1944—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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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赫彭斯托尔的妻子玛格丽特1940年4月生了个女儿后，奥威尔向雷纳祝贺道：“有自己的孩子多好啊，我一直很想要一个。”但爱琳的态度很不一样，她已准备以儿童写作中如何利用想象力为题写论文，但兴趣完全是学术上的，她告诉过莉迪亚她想象不出有什么比跟小孩儿玩更令人厌烦。尽管她身体不好，除了照料奥威尔，在食物部的工作也让她疲惫不堪，但她还是想工作下去。

可是不管怎样，他们无法养育孩子。奥威尔相信他无生育能力，尽管他不曾真正检查过，他认为那“恶心”。他对避孕套也有类似的嫌恶，似乎从未用过。当奥威尔告诉凯·韦尔顿他认为自己不能养孩子而后者问是何原因时，他答道：“噢，我从来没养过。”爱琳告诉莱蒂斯·库珀他们没能生孩子的原因根本不在她，但后来她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大概是那引起不孕。

结婚8年后，似乎可以肯定他们无法养育自己的孩子，奥威尔最终说服爱琳收养一个。格温·奥肖内西已经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她还认识一个生了男婴的病人。那个婴儿出生于1944年5月，是战时恋情的结晶，父亲是一个加拿大士兵，他母亲想把他送给别人收养。6月初，爱琳带了一件睡衣和一条围巾去医院，给这个婴儿穿上衣服抱回莫蒂默弯道的家里。奥威尔烧掉了婴儿出生证上的父母名字，但爱琳写过一封信透露他的名字是罗伯逊。

3周后，奥威尔夫妇的公寓被炸，所幸无人受伤，他们还抢运出了家里的财产。因为伊内兹·霍尔顿当时住在乡下，他们就搬到贝克街附近她家舒适的公寓里。伊内兹在1944年7月的日记中，描述了一幅令人伤感的奥威尔式（Orwellian）情景：“他计划了很久，想把书本从乡下（沃灵顿村）搬过来，最后他搬完了，但这时他的房子被炸，没法再住，可他每天都去翻拣瓦砾，以尽可能多找到些书，然后用手推车推走。他午餐休息时从舰队街赶过去。”伊内兹大概言过其实了，《论坛报》编辑部位于斯特兰德大街，而不是舰队街，离莫蒂默弯道几乎有4英里。尽管去一趟至少需3个小时，但他确实去了几次以拣回书本。

奥威尔曾告诉赫彭斯托尔人们经常在长大后与其名字相似，他用了30年时间（直到他采用笔名）才“摆脱被叫作埃里克的影响”。他们根据一位先人的名字，将那个孩子命名为理查德·霍雷肖·布莱尔，那位先人是皇家海军的一名上校，死于1875年，葬在多塞特郡海滨。理查德也是奥威尔的父亲和一位好友理查德·里斯的名字。因为收养了理查德，爱琳全职在家带孩子，而不是把他送到一间日间托儿所。她曾怀疑自己不会爱上一个养子，也不能成为一位慈爱的母亲，但很快就消除了这些怀疑。

10月初，他们搬到了艾辛顿区坎奴伯利广场27B座的一处公寓，那是奥威尔在伦敦的最后一个住处，他在那里又养了头山羊，以让理查德有奶喝。战后继续实行配给制，他难以让小孩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就买了只母鸡，但它下的是软壳蛋。（斯蒂维·史密斯提议过他把那只母鸡直接放到煎锅上方）通过应和理查德的需求和学习照顾他，一向自我克制的奥威尔变得慈爱而且温柔。法弗尔称赞他照顾小孩子在行时，奥威尔随随便便地说：“对，你知道，我一向善于养动物。”

因为理查德说话较晚，奥威尔请杰弗里·戈尔勒来看他是不是达到戈尔勒研究的那些大猩猩的发育阶段。得知理查德发育上实际已超过大猩猩时，他松了一口气。因为关心理查德的教育（因为知道自己也许不能在旁边监督），他想起了1936年时跟共产党员约翰·斯特雷奇的一次对话。斯特雷奇说他刚有了个儿子，以后要把他送到伊顿公学读书。奥威尔问他：“你怎么能那样做？”他回答说：“‘在当前社会，那里的教育是最好的’。事实上，我怀疑那是不是最好，但从原则上说，我不能肯定他说错了。”[1]奥威尔认为伊顿公学需要改革。作为折中，他计划让理查德去威斯敏斯特公学走读，他高兴地得知那里的校童不需戴高顶礼帽了。

就算有钱购置，奥威尔在生活中也所需甚少。他特别想为理查德买辆漂亮的婴儿车，两边有波浪状金色线条装饰，通常由一个穿制服的保姆在肯辛顿公园推，但战时很难买到。相反，他用一辆摇摇晃晃、无装饰的手推车推着理查德在艾辛顿区的肮脏街道上走，车后吊着一个柳条编的杂货篮。在弗农·理查兹1946年所拍的一系列照片上，奥威尔慈爱地抱着那个大耳朵、大眼睛、张着嘴的小孩，还给他穿衣服、喂他、跟他一起走路和跟他玩。尽管奥威尔收养理查德时将近41岁——很晚才当上父亲，而且改变了他的习惯——他特别易于变通，很擅于照料他。他在艾辛顿区居住时拍的其他一些照片上，分别有奥威尔熟练地卷烟、研究一把缅甸的剑、用凿子和车床练习做木工、手里拿着一根烟并端着一杯茶谈话、在一溜白色书籍前打字等。在一张令人感动的照片上，他站在一堵白墙前，穿着平时的邋遢的粗呢衣服，眉头紧皱，表情忧郁，目光盯向远处——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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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到1948年12月，除中间去朱拉岛和住院离开过较长时间外，奥威尔就住在坎奴伯利广场——那里有套位于又脏又乱的地段、条件很差的公寓，在一排住着很不舒服的18世纪所建的房子里。前面两个房间正对着广场，后面还有两个房间及厨房。经常造访那里的法弗尔评论说：“那是一套十分破旧、结构很糟糕的公寓……看上去似乎每扇门下端都被锯掉了一块，结果冰冷的过堂风能呼啸着吹过整个地方。”

就像英国广播公司的食堂及清洁女工被写进《一九八四》一样，那套公寓的某些方面也被直接写入那本书中。在一篇“信笔所至”专栏文章中，他提到过“积雪导致屋顶渗水，让天花板上的灰泥往下掉”。在温斯顿·史密斯的公寓里，“灰泥经常从天花板和墙壁上剥落下来，每逢严寒天气水管都会破裂，每次下雪屋顶都会漏水”。要走很久走上6段石板阶梯才能到达顶楼——炸弹往下掉时，那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对一个肺结核患者而言并不容易，他还经常不得不带着食品杂货、煤桶和一个抱着吃力的小孩。伍德考克、梅耶和别的朋友注意到奥威尔上到公寓门口时会呼哧呼哧喘气。在小说中，温斯顿醒后总要剧烈地咳嗽一阵，走上顶楼时，他总是“慢慢走上去，中途要歇几次”。[2]

1946年9月，新潮杂志《时尚》（Vogue）少有地派了位记者采访奥威尔，那位记者大胆走进了艾辛顿区最阴暗的地方，他提到了“他堆放在各个房间的东西——一把缅甸的剑，一盏西班牙农民用的灯，来自斯塔福德郡的图样——显示他在国外的生活和不可改变的英国人特点的某些方面”。起居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架同时用以阻挡过堂风的大屏风，上面贴满他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光面图片。（弗农·理查兹拍的3张照片中都有。）奥威尔自豪地称那面“现在已经很少见”的屏风上贴满了彩色剪图，以拼成多少还算协调的图片：“在我自己的剪贴屏一角，塞尚所画的两个玩纸牌者中间放了一个黑瓶，暗示的是中世纪佛罗伦萨的街景，而在街的另一边，高更[3]所画的一个南太平洋岛民坐在英国的一个湖边，湖上有位穿着羊腿形袖[4]衣服的女士在划船。”伍德考克跟法弗尔的观感一样，说：“那个地方不明亮，甚至昏暗，古怪地具有那种狄更斯式氛围。起居室有……瓷杯收藏，都是庆祝十九世纪时各个受欢迎的节日用的，一个挨一个放在满当当的书架上……壁炉边有把高靠背藤编扶手椅，样子朴素，棱角分明……奥威尔自己经常坐在那儿，就像一个壁龛里的哥特式圣徒。那间被他称为书房的小房间看上去像是个作坊，里面有条木工长椅、凿子架和新削木头的气味。”[5]

家具和食物跟那里的装饰完全一致。就像奥威尔笔下的理想酒馆那样，“一切有种十九世纪的难看然而结实、舒适的特点”——不过在公寓，那些东西除了难看还不舒服。他喜欢动手，但不是很擅长手工活，对机械更是一窍不通。他曾经做了一把椅子，也会请客人坐，但不管以何种姿势，坐上都如同受刑。战时他想做一个书架，梅耶想办法通过他父亲弄来了一些木料。据梅耶所言，做成的东西糟糕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做的隔架下方缺少适当的支撑，下弯得像吊床，他还“暴殄天物”地把漂亮的樱桃木刷白。书架上放着十本书，奥威尔承认那是借别人未还的。

他保持着无产者习惯，除了把茶倒进碟子吹着喝，还自己用花束牌黑粗烟丝（是一种浓烈的烟草，他的牙齿因此被熏黄）卷烟抽。极为贫困、填不饱肚子的加拿大人保罗·波茨（他把自己的诗印出来在酒吧卖）描述了一幅理想化场景，是和奥威尔冬天傍晚用茶点时：“壁炉火熊熊燃烧，桌上堆满美食：凤尾鱼酱及各种果酱、腌鱼、烤饼及烤面包片。”但是吃欧洲大陆菜长大的库斯勒与莉迪亚·杰克逊的意见相同，认为喜欢吃煮鳕鱼配苦萝卜的奥威尔在“吃东西上没有品味”。他的管家的详述更令人大吃一惊：“他喜欢英格兰北部的烹调法。他很喜欢腌鱼，或者喜欢把黑香肠先煮，然后跟葱头一起煎，最后放在拌奶油的土豆泥上面端上桌。还有往烤面包片上抹凤尾鱼酱，或者在黑面包上抹黄油，或者家制烤饼上面抹果酱。”他的外甥女也对他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说：“要是他吃的是一个很喜欢吃的布丁，他会发出一种非常满足的哼唧声，很像一只小狗！”[6]他眼里的享受不复杂：在汉普斯特德的希斯公园散很长时间的步，在家里跟作家朋友热烈交谈，去拉思伯恩街的“麦叶”那种酒馆，或者在苏豪区的宝德嘉、阿克波利斯、恰尔达什及爱丽舍等餐馆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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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鲁思·皮特1942年再次见到奥威尔时，他的瘦削、苍白的脸色和小心迟缓的举动令她震惊。1943年秋季时，他也未能接受《观察家报》的邀请去北非。但到1945年，他显然置体检结果不顾，辞去《论坛报》的工作，接受戴维·阿斯特的邀请当上了《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晚间新闻报》（Manchester Evening News）的战地记者。2月15日至5月24日，他就解放了的巴黎、被占领的科隆、纽伦堡和斯图加特以及奥地利萨尔茨堡的平民所受战争影响发回了18篇报道。

奥威尔在欧洲大陆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节节胜利的盟军攻入德国。科隆被攻占，英国人打过莱茵河，俄罗斯人打过奥地利边境，但泽被攻占，美国人占领奥斯纳布吕克，盟军攻进阿纳姆，俄罗斯人打到柏林，盟军打到波河，美国和俄罗斯部队在易北河[7]会师，墨索里尼被游击队击毙，希特勒自杀，第三帝国垮台，5月8日被宣布为欧战胜利日，俄罗斯人攻占了布拉格。（在英国，工党在7月获得压倒性胜利，克莱门特·艾德礼取代丘吉尔当上首相。）

奥威尔不曾目击这些大事：前线战斗、解放集中营和（后来的）战犯审判。但他确实看到了德国遭到的巨大破坏和法德平民的困苦生活。他在3月底、4月初从科隆发回的报道中写道：“走在德国被摧毁的城市中，会怀疑起文明能否绵延不绝……这座城市从前以罗马风格的教堂和博物馆著名的中心区如今只剩一片断壁残垣，倾覆的电车，受损的雕像，还有大堆瓦砾，铁制大梁从中刺出。”他也提到盟军战俘所受的非人折磨：“一个英国战俘说他进来时，他跟同伴隔铁丝网往俄罗斯人那边扔了块肥皂，那些挨饿的俄罗斯人马上把它吃掉了。另外一个战俘告诉我在西里西亚（现属波兰）有一个战俘营，一个俄罗斯人死后，他的同志们用毯子盖着他，装作他只是得了重病，以便他们能多领几天他那份汤。”不寻常的是，他发回的报道行文单调、无生气、缺乏感情，令戴维·阿斯特感到失望。奥威尔也许是惊骇过度，以致无法理解他所掌握到的战争最后几个月的情形，需要更多时间来承受受到的视觉冲击。

奥威尔在巴黎主要住在斯克里布酒店，那群身穿光鲜制服、领着丰厚薪水的美国记者令他吃惊，也结识了一些著名作家。哈罗德·艾克顿听他讲在缅甸和摩洛哥的性冒险故事惊讶不已，“被他那种令人感伤的庄重所打动……他提到他的肺病，就好像那是种为之惭愧的事”。奥威尔对另外一位伊顿公学毕业生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就是牛津大学哲学教师A.J.艾耶尔，他1945年春天在巴黎。“他道德上的正直让他律己甚严，有时苛于责人，”艾耶尔写道，“不过他根本不会与享受为敌。他会鉴赏美食和好酒，喜欢说闲话，在他不被糟糕的身体折磨时，跟他在一起非常愉快。”艾克顿和艾耶尔都注意到他病得多么厉害。尽管他愿意，而且很有劲头地吃英国广播公司糟糕的食物，但他也喜欢美餐，别人请他去像布勒斯廷和吕勒那种豪华餐馆吃饭时，他也会表现得同样自然。

他跟与他政治观点相同、在抵抗运动中工作的法国作家也有过一些联系。他计划跟阿尔贝·加缪在双偶餐馆共进午餐，可是加缪比奥威尔病得还重，所以未能赴约。他跟戴高乐的顾问马尔罗见过面并觉得他很友好。当柯普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所撰前言被认为不合适时，马尔罗计划写一篇，但从未写成。艾耶尔描述了他们政治上的相似性，将他们两人做了比较，具有启发意义：“两人都是个人主义者，每人都把左派同情心和爱国主义守旧价值观结合起来，行动上自力更生、有纪律。我认为奥威尔更有清教徒特点，尽管在私人关系上，他既不古板也不傲慢，也许他更浪漫一些，对权力腐蚀人这点认识得更深。马尔罗似乎更是一个冒险家。如果马克思把他们看作感情用事的社会主义者，那会是一种赞语。”[8]

1944年8月“解放”丽兹酒店的海明威曾告诉某个采访者他跟奥威尔见过面（2月15日到3月6日他们都在巴黎）。海明威难得地赞扬了一个同时代作家，称《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本一流的书，奥威尔是个一流的人，也遗憾未能跟他多待些时间。他认为自己的政治观跟奥威尔的很接近，对奥威尔未加入更为强大的国际纵队，而是加入势弱的马统工党的无政府主义者队伍感到惋惜。奥威尔（他将在几个月后的1945年8月出版《动物农场》）告诉海明威他担心自己会被俄罗斯人枪杀，在西班牙他们就追捕过他，那时仍视他为危险的敌人。德国人战败后，共产党开始公开活动，很多人被杀。他提出借一把手枪，海明威就借了他一把柯尔特点32口径的手枪。

在《曙光示真》（True at First Light，1999）中，海明威证实了这个故事。他保护了奥威尔，虽然怀疑他是否真的身处险境，还是主动提出保护他：

奥威尔从未提到过这次会面，也不曾为他们的谈话留下记录。[10]

跟受欢迎的英国幽默作家P.G.伍德豪斯（P. G.Wodehouse）的会面引出了奥威尔最重要的随笔之一。1940年德国人占领法国时，伍德豪斯曾被软禁。第二年，他在柏林接受了一次电台采访，德国人将此次采访录音向美国播出。他们连吹带拍地说服他进行了5次谈话，讲述他作为一个曾被软禁者的经历。这几次谈话向英美播出后，他关于德国的天真评论被认为是亲轴心国宣传，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被指控为一个叛国者。奥威尔请他去巴黎中心菜市场的一间好餐馆用了午餐，1945年7月，他发表了《为P.G.伍德豪斯辩护》（In Defence of P.G. Wodehouse）。

他分辩道：“根据1941年的事件所能判定P.G.伍德豪斯的，至多是糊涂而已，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他何以如此。”他总结道：“不幸的伍德豪斯——只因他取得成功并在国外居住，他的思想停留在爱德华时代——成了宣传试验的试验品。”

奥威尔拔刀相助为伍德豪斯辩护，说他只是糊涂而无罪过，伍德豪斯对此感激不尽。因为奥威尔请他的那顿极为丰盛的午餐和他所做的至为精确的文学分析，伍德豪斯曾感恩戴德地在信中写道：“你在还不了解我时能写那篇文章真是一片好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篇文章我一直反复读了很多遍，是我首次读到如此高明的评论。它是一篇杰作，每个字我都同意。”但在奥威尔辞世后，伍德豪斯也不再面临危险时，他的感激之情退去不少，他如此形容那篇评论：“实际上是你们记者写的一长篇非难文章，这些评论家为证明一个论点而伪造事实的行径难道不令人反感？”[11]

4

就像奥威尔当初为让爱琳放心，而称自己未打算去西班牙参军一样，她也不愿阻止他去报道欧洲大陆的战争，未告诉奥威尔自己得了重病，连像莉迪亚·杰克逊这样的密友都相信她只需做一个简单的手术以阻止红细胞数量下降。而事实是她子宫长了瘤，有内出血现象，必须做一个子宫摘除术。爱琳及她的几个朋友怀疑那是肿瘤。因为在沃灵顿村时的艰苦条件和劳累工作，因为在西班牙受到追捕和命悬一线，因为兄长、母亲之死的打击，因为食物不足、4年辛苦工作和德国对伦敦发动大规模空袭期间的轰炸，她这时患了隐伏的恶疾。在伦敦病倒和接受一位医疗专家检查后，她带上理查德乘公共汽车到了格温家所在的提兹河畔的斯托克顿，她计划在纽卡斯尔接受手术。乔治·柯普把她送到了国王十字火车站。

3月23日，爱琳从斯托克顿写信给莱蒂斯：“好的是乔治不在——他在科隆。比起世界上随便哪个疾病缠身的可怜人，探望病人的乔治的样子会让人更加难受得多。”她给奥威尔的最后几封信写于3月21日至29日，语气十分悲伤，但主要还是为了让他宽心。这几封信比任何她写的或是关于她的都写得好，它们揭示了她那讨人喜欢的无私性格，也解释了她为何愿意忍受他们婚姻生活中的如斯困难乃至艰辛。

爱琳意识到她不能“就这样继续长一个肿瘤或者更应该说可能是几个发展得很快的肿瘤”。但跟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相比，她（很反常地）更担心“高得离谱”的手术费用。她把手术费用和久病不愈的花销对比后总结道：“我真的认为我不值得花那笔钱。但反过来说，如果不理它，会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才能要我的命，时不时也要花些钱。”她又以令人心悸的反话写道，她肯定为她治病的外科医生哈维·埃弗斯“会尽快结果我，就像对英国任何一个……那样他到头来会少收一些钱”。她知道奥威尔不赞成她摘除子宫，那意味着她永远不能生孩子，而且她有种取悦他的“不可抑制”的渴望。她不愿意让他担心，也担心她的虚弱身体可能妨碍收养理查德，直到他们收养那个婴儿后，她才去看病，“以防万一是癌症”。

她的信中有一段令人读来不安，暗示她内心十分忧虑，无疑受到了害怕即将进行的手术的影响。在这段话中，她想表达她对城市生活的极度反感和（那句话让人想起《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最令人倒胃口的情节）对大城市的肮脏饮食及令人窒息的氛围的厌恶：

爱琳对伦敦如此反感，甚至回想起沃灵顿村令人作呕的污水问题时，她“即使再过那种简朴生活，也不是真的害怕”。[12]在因为战争而累垮的爱琳看来，城市和乡下环境都变得十分难以忍受。

爱琳最后一封未完成的信写于3月29日，距她接受手术仅有一小时。她在信中尽量表现得乐观和让奥威尔放心，说自己必须被棉花保护地包着，也解释那位医生——以当时医生那种说一不二的风格——未明白地告诉她要接受什么手术。不管怎么样，在即将被开刀和进入吗啡造成的昏迷前，她表现得顺从，甚至心怀希望（尽管担心）：

爱琳死于心脏衰竭，就在实行麻醉后，甚至没来得及动手术，死时年仅39岁。格温·奥肖内西“有种不祥的预感爱琳会挨不过，要她的药剂师得到噩耗时马上告诉她。在她忙于做手术之际，噩耗确实来了”。验尸官的报告总结说那些医生无责任，并报告死因为“在为摘除子宫手术而正确和熟练进行的乙醚及氯仿麻醉状态下心脏衰竭”。[13]

与此同时，当奥威尔在被战争蹂躏的欧洲奔波时，他自己的身体也垮了。爱琳住进纽卡斯尔那家医院时，他也因为肺病突发住进了科隆的医院，可能甚至有过内出血。关于这段时间，他后来告诉法弗尔：“我一度想着该轮到我了。”他回到巴黎并发电报同意爱琳做手术，但就在第二天，他无比震惊地收到了《观察家报》发来的电报，告诉他爱琳已不在人世。他搭上一架军机——这是他首次乘飞机——于3月31日回到伦敦，先直接去了伊内兹·霍尔顿家。

奥威尔深受打击，但也克制自己的感情。他用校童们用的俚语简单地告诉朱利安·西蒙斯：“我妻子上周去世了，我难受得要命。”4月1日，在看到验尸官的报告之前和带着那是个小手术的印象，他向莉迪亚解释道：“我不知道你是否已从别人那里听到很坏的消息。爱琳不在了。如你所知，她病了有一段时间，最后被诊断出长了个瘤子，必须摘掉。手术据说不是很大，但她似乎在注射了麻醉药后就去世了，显然是麻醉的结果……这是个极大的打击，来得很残酷，因为她已经变得对理查德那么投入。”十天后，他写信给安东尼·鲍威尔说爱琳已病了很久：“这件事很不幸，因为在身体不好和工作过度的情况下，她已经过了五年很苦的日子”，而且——在他们收养那个婴儿和她辞去工作后——情况刚刚开始好转。[14]爱琳未能活着看到理查德长大成人，也未能享受奥威尔的生命最后几年中来之不易的富有和名声。

奥威尔在爱琳去世后第一次回到沃灵顿村时，他“本以为那会极让人心烦意乱，但实际上不算很糟糕，除了在总看到旧信时”。回想起他们承受过的贫穷和困难，他们在西班牙共同有过的理想主义和经历过的危险时，他承认道：“重要的是在情感和思想上忠诚。我对爱琳偶尔不忠过，也曾对她很不好，可是我想她也曾对我不好，但在我们同甘共苦以及她完全理解我的工作意义上，我们的婚姻是真正的婚姻。”爱琳不仅了解其工作意义如何，而且也明白那对他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尽管他爱她，但在他心目中，工作仍居首位。

在特别令人苦恼的情形下，如此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地失去爱琳，内疚感折磨下的奥威尔的痛苦前所未有。他痛切严厉地自责，后悔自己曾鼓励她放弃有前途的职业，并让她过着艰苦异常的生活。他一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曾撇下她独自去了西班牙，不能满足她情感及性方面的要求，也偶尔不忠过。他忽视了她的健康，而她照料了他，他未意识到她得了重病，担心过她的治病费用，反对她做子宫摘除术，她接受手术前，也未在她身边安慰她。爱琳死后，他告诉库斯勒他最后悔的，是他有“太多的话没说”。奥威尔安排葬礼在纽卡斯尔进行，让理查德暂时住在乔治·柯普和多琳·柯普夫妇家，他们也住在坎奴伯利广场。然后不知何去何从和亟须分散注意力的他回到了欧洲大陆，从4月8日直到5月24日，他都在那里以战地记者身份东奔西走。奥威尔回想起收养孩子时感情上的困难，在莫蒂默弯道的公寓被炸，他自己离家出国，爱琳之死和理查德在柯普家暂住，但他发现理查德似乎未因“在他短短生命中的许多变化”受到伤害，这让他放心。[15]他知道对一个处境困难、无育子经验的作家而言，照顾一个幼儿是不容易的，他的朋友多数也认为他会放弃收养。但他决心留下这个他深爱的男孩，那是他和爱琳之间宝贵的联系纽带，他要当一位慈爱而称职的父亲。

5

爱琳不幸辞世后那年是奥威尔一生中最不寻常的一年。因为担心自己来日无多，而且亟欲完成他最后的作品，同时也受到内疚和孤独感的双重煎熬，他急切想找个女人来照顾自己以及理查德。他感情冲动地向几个他几乎不了解的年轻漂亮女性求过婚。他曾告诉其中的西莉娅·佩吉（当时正在跟丈夫办理离婚）：“如果能选择，我想让女人们觉得我魅力无穷。”仍是腼腆和拙于言辞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42岁老得多，他并不是个有希望的备选者，她们全拒绝了他。

伊内兹·霍尔顿的表妹西莉娅和玛麦恩是孪生姐妹，比奥威尔年轻13岁，两人都有惊人美貌和良好修养，经常照相。她们的母亲生下她们一周后去世，父亲是位牧师，在她们12岁时去世。她们先是受教于萨福克郡一个村子里的教师，然后在英国和瑞士洛桑（她们在那里学得一口纯正的法语）上寄宿学校。20世纪30年代，她们成了最出色的初入社交界的少女。在舞会上登场进入社交界后，同样穿着、留同样发型的她们经常登上报纸闲话专栏和光面纸大众杂志。她们不仅长得漂亮，玛麦恩还嫁给了阿瑟·库斯勒，西莉娅则活跃于在汉弗莱·斯泰特主持的《论战》杂志上发表作品的知识分子圈中。

1945年圣诞节时，奥威尔和西莉娅被邀前往库斯勒在威尔士北部的家里住一周。西莉娅首次见到他时，他乘火车刚到站，一手提着行李箱，一手揽着理查德。父子两人形影不离，每次奥威尔出去后，理查德总会挨个在每间房找他。英国小说家斯托姆·詹姆森（Storm Jameson）——他当时不在场，肯定是从库斯勒那里听说的——曾写道：“他让乔治·奥威尔住他租来的农舍里，位于旅馆后面的小山中。奥威尔因为生病和旅程而疲惫不堪，所以在房间里睡得很沉，他的儿子也在那里。小孩醒得早，为了不让他吵闹以便奥威尔继续睡，阿瑟在小床边坐了一小时，不出声地扯动自己的脸逗他玩。”库斯勒经常告诉别人一些为了抬高自己的故事，但这个可疑的情节与其性格很不相符。奥威尔很少起得晚，库斯勒讨厌小孩子，扯脸扯一个小时是很长时间。另外有一次，当理查德爬到他身上居然尿了他一身时，他对奥威尔未能管教好小孩而异常恼火。

不过，詹姆斯所写的故事确实说明信奉快乐主义的库斯勒尊敬他这位斯巴达式朋友。据西莉娅所言，库斯勒相信在所有现代作家中，奥威尔的作品最有可能流传下去，见到奥威尔本人也未令他失望，他正是文如其人。库斯勒后来提到在这个他琢磨得很透的人身上有种矛盾：“他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式真诚……让他有时似乎不似常人。他身上散发出令人生畏的严肃特点，那仅随着距离增加而减弱，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毫不宽容，对朋友要求严格，对仰慕者无动于衷，对那些处于遥远外围的人充满理解之心。”[16]

一起喝酒时，他说他孤独至极，让库斯勒吃了一惊。库斯勒不习惯一贯沉默寡言的奥威尔如此直率，他曾说：“对他了解得越深，就越好像存在一道影响热情流露和个人接触的障碍。”库斯勒劝西莉娅为他收拾一下仪表，并且送给他一套礼服。库斯勒听说奥威尔向西莉娅求婚一事时——“她会嫁给他吗？或者至少发展一段恋情？”——他“几乎跪下来求我嫁给乔治，”西莉娅说，“因为他很爱乔治，他会很高兴和乔治成为姻亲，认为那是个绝佳的主意。”

西莉娅觉得奥威尔在生活上乐于其中，也表现得有趣，易于相处，极具男人气概，喜欢而且需要女人，但不是很浪漫或者长得令她觉得有吸引力，而且似乎太老了。她后来这样谈到他们的关系：“如果我称之为爱（因为我的确是），那可能给人一种印象我爱他，但那只不过因为我没爱上他，没同意嫁给他，也没跟他发展一段感情。”[17]西莉娅强调说他“表达了对我的幸福的极大关注。他似乎总觉得他在我面前机会不大，因为他比我大很多……而且也因为他身体不好”。

奥威尔给西莉娅写过一封很不平常的信，揭示了他强烈的性感觉，这封信从未发表。她解释说那封信是由发生于1946年初的一件事所引起。除了汉弗莱·斯莱特、奥威尔和西莉娅，还有罗德尼·菲利浦和他妻子安娜（他们是《论战》杂志的资助者）全去帕西街的希腊餐馆吃饭，“之后我们挤进一辆出租车去找汉弗莱的几个朋友。因为没地方让我们全坐下，而且因为我是个子最小的，而乔治是个子最大的，那一小段车程我就坐在他腿上……一定要记着乔治过了很长时间‘清心寡欲’（我想象的）的生活……在我遇到他之前。所以他信中提到的反应很容易理解。”

奥威尔因为抱着西莉娅而兴奋，他承认他们乘坐出租车时，当她穿着皮大衣坐在他大腿上时，那种激情如电流一般，传遍了他的全身。[18]

安妮·波帕姆（Anne Popham）是另外一个有望成为奥威尔妻子的人，她是大英博物馆版画及素描部主任A.E.波帕姆的女儿。她跟西莉娅同年生，曾在伦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学习从事艺术史研究，战时（就像爱琳）曾为情报部工作。在被炸得无家可归时，她搬到了坎奴伯利广场。战后，她被派往德国追缴被掠夺的艺术品。后来在大英美术委员会工作过，嫁给昆廷·贝尔并编辑过弗吉尼亚·伍尔夫[19]的《日记集》（Journal）。

在坎奴伯利广场住的时候，安妮和她室友曾为奥威尔和维克托·普里切特开了一个餐会，当时两位男士只顾自己聊天，对女士表现得没兴趣。安妮喜欢她所谓的奥威尔的“实际一面”——他看上去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照顾理查德。她觉得他和蔼可亲，尽管对女人有些害怕和缺乏感知力。她知道他是个出色的人，然而看不出这位外貌比实际年龄显老的孤独的知识分子有何非凡之处。跟西莉娅一样，安妮不觉得他长得有吸引力，认为他留的短髭不自然、做作、甚至可笑，只有法国人才留，那很是“时过境迁”了。

奥威尔邀请安妮来家里用茶点，用“唉，走吧”将理查德及保姆打发出去，然后对她说：“过来坐这儿，坐到墙角那张床上会更舒服点。”尽管他几乎不了解她，却亲吻、拥抱她并问道：“你觉得你能照顾我吗？”因为毫无求爱阶段，并且没能了解他，如此求婚让安妮非常尴尬和震惊。这是突如其来的，似乎做得既贸然轻率又工于心计。她感到很不安，挣脱了他的手臂，然后尽可能温和地拒绝了他的提议。尽管她的回应是拒绝，但他并未完全放弃，而是问她：“你吓坏了吗？我可以写信给你来说服你吗？”

4月18日，安妮去了德国后，奥威尔写了一封信，它最出自内心，也最能透露其想法：

奥威尔强调了其年纪和糟糕的身体，几乎是保证尽快死。他提议的不是结婚，而是当遗孀和编辑他的作品的机会。为使其提议更诱人，他承认他不育（尽管他不能肯定）和对爱琳不忠过。他也提出了一个克利福德·查泰莱[20]式提议，让他意愿中的未婚妻去跟别的男人生育。这番奇特、可怜、完全不能引起别人兴趣的声明使人想起了弗朗茨·卡夫卡写给未婚妻菲莉斯·鲍威尔的那些非常痛苦的信件——他也是个肺结核患者，接近死亡——在这些信中，他摆出了一副可怜的姿态，承认自己最糟糕的方面，测试她对他能忍耐到何种程度：“我想拖着你……拖到我所代表的不堪状态……尽管如此，你愿意背负起这个十字架吗？……我匍匐在你面前，恳求你把我推到一边：除此之外，你做任何事都意味着毁了我们两人。”[21]

考虑他求婚提得突然、对自己的前景描述惨淡和说服工作令人泄气，不奇怪的是奥威尔未能找到一个妻子。但在这段情感纷扰的时间，《动物农场》突如其来、出乎意料的成功改变了他的生活。

[1]　《全集》，12.146；凯·韦尔顿·埃尔沃尔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57页；《全集》，16.283（伊内兹·霍尔顿的日记）；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48页；《全集》，19.462（1948年12月29日信件）。——原注

[2]　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47页；《全集》，17.43（1945年2月9日“信笔所至”专栏）；《全集》，9.22；9.3。——原注。

[3]　保罗·高更（1948—1903）和保罗·塞尚（1839—1906）均为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

[4]　指那种由粗大一端向较小一端突然变细的袖子。

[5]　《全集》，18.396（1946年9月15日《时尚》档案）；《全集》，18.18（《只是垃圾》，1946年1月5日）；伍德考克，《透明的精神：乔治·奥威尔研究》，第22—23页。——原注

[6]　《全集》，18.99（《水下月亮》，1946年2月9日）；保罗·波茨，《骑自行车的堂吉诃德：回忆乔治·奥威尔》，《伦敦杂志》第4卷（1957年3月）第40页；阿瑟·库斯勒、苏珊·沃森和简·戴金·摩根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89、168、218页。——原注

[7]　但泽是波兰北部港市格但斯克的旧称，奥斯纳布吕克是德国西北部城市，阿纳姆是荷兰东部城市，波河是意大利北部的一条河流，易北河是流经捷克、德国的一条河流。

[8]　《全集》，17.122、106、130；艾克顿，《一个美学家的更多回忆录》，第152页；A.J.艾耶尔（A.J.Ayer），《我人生中的一部分》（A Part of My Life，纽约，1977），第287页；A.J.艾耶尔所言，见马丁尼·德·考塞尔所编《马尔罗：生平与作品》（Malraux：Life and Work，伦敦，1976）第56页。——原注

[9]　1944年12月，德军在盟军的攻势下一直在撤退，但在1944年12月16日清晨，25万德军涌入比利时东南部阿登地区反攻，并在此形成一个突出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盟军被迫撤退。盟军顽强的抵抗缓解了德军的进攻。最终，德军无法维持补给而盟军的增援及天气转晴使美军得以充分发挥其空中优势，巴顿带领他的第三集团军从南将突出地切断。这就是有名的阿登战役，又称突出部战役。

[10]　海明威1952年4月16日致哈维·布德特的信，见杰弗里·迈耶斯《海明威传》（纽约，1977）第416页；欧内斯特·海明威，《曙光示真》（纽约，1999），第139—140页。

在保罗·波茨1957年所写的一篇随笔里，未提到奥威尔和海明威的见面，但是当他重版《但丁称你为贝雅特里齐》（Dante Called You Beatrice，1960）并想充实那本薄书时，他编造了这位腼腆的英国人和那位咋咋呼呼的美国人之间的会面，写得全在意料之中。海明威抱有敌意，粗言粗语，直到奥威尔揭示了自己的身份，海明威就拿出一瓶威士忌要送给他。波茨的描述刚开头就停止了，即在奥威尔进入海明威的房间两人开始交谈时，但他无力创造出他们的对话。不管怎么样，海明威当时在丽兹酒店安营扎寨，而不是在斯克里布酒店。克里克（在其《奥威尔传》第324—325页）和谢尔登（在其《奥威尔传》第375—376页）都引用了波茨的描述，似乎那是真的。——原注

[11]　《全集》，17.63、71页；《全集》，17.63（伍德豪斯1945年8月1日致奥威尔的信以及1951年8月11日致丹尼斯·麦凯尔的信）。——原注

[12]　《全集》，17.112（爱琳致莱蒂斯·库珀的信）；《全集》，17.96—99（爱琳1945年3月21日致奥威尔的信）。——原注

[13]　《全集》，17.112（爱琳1945年3月29日致奥威尔的信）；凯瑟琳·蒙丘尔1999年3月1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据验尸报告，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328页。——原注

[14]　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28页；（参见《全集》第17卷第119页，奥威尔得知噩耗时在巴黎，而不在科隆；朱利安·西蒙斯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45页；《全集》，17.118、124。——原注

[15]　《全集》，18.249（1946年4月16日信件）；奥威尔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库斯勒1950年1月21至25日致戴维·阿斯特的信；《全集》，17.236（1945年8月1日信件）。——原注

[16]　西莉娅·佩吉·古德曼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63页；斯托姆·詹姆森，《来自北方：自传》（伦敦，1970），2.131；西莉娅·佩吉·古德曼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64页；对西莉娅·佩吉·古德曼的采访；西莉娅·佩吉·吉德曼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334页。——原注

[17]　T.R.法弗尔，《阿瑟·库斯勒与乔治·奥威尔》，哈罗德·哈里斯所编《跨越两种文化：阿瑟·库斯勒七十岁》（伦敦，1975）第155页；阿瑟·库斯勒，《一个叛逆者向乔治·奥威尔之死的进展》，《恐龙的踪迹》（The Trail of the Dinasaur，伦敦，1955），第102页。——原注

[18]　西莉娅·佩吉·古德曼1999年2月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1998年9月15日与迈克尔·谢尔登的交谈。——原注

[19]　昆廷·贝尔（Quentin Bell，1910—1996），英国艺术家、作家、评论家，著有《回忆布卢姆斯伯里》《弗吉尼亚·伍尔夫传》等，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女作家，著有《海浪》《到灯塔去》等。

[20]　指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查泰莱夫人的丈夫，丧失性功能。

[21]　安妮·波帕姆·贝尔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66页；1998年11月23日在东苏塞克斯郡弗尔对安妮·波帕姆·贝尔的采访；《全集》，18.248—249及154—154（1946年4月16日及3月15日信件）；弗朗茨·卡夫卡，《致菲莉斯的信》（埃里希·海勒和杰根·包恩编辑，詹姆斯·斯特恩及伊丽莎白·达克沃斯翻译，伦敦，1974），第216、293、315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