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隐于朱拉岛

1946—1947

1

“总想着赫布里底群岛中我那个岛屿。”早在1940年6月的战时日记中，奥威尔就这样写道——也许他想起了詹姆斯·汤姆逊[1]的《四季》（The Seasons，1730）：

或于北边大洋，以巨大旋涡， 沸腾在最遥远极北之地 裸露的忧郁岛屿四周，而大西洋惊涛 注入多暴风雨之赫布里底群岛之间。

戴维·阿斯特说他家在离苏格兰海岸外16英里的朱拉岛上有一间猎鹿时住的农舍后，奥威尔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其“侏罗纪”[2]时期由此开始。那种艰苦生活、荒凉和与世隔绝的特点令他动心。“如果原子弹炸到格拉斯哥，”他曾凛然对阿斯特说，“将只有一涨一落两波浪。”他认为朱拉岛将最后才受到他计划在《一九八四》中写到的那个政权的影响。他跟爱琳讨论过他的计划，爱琳自然怀疑退居到一个英国诸岛中最无吸引力和最难到达的地方是否可行。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9月，他花两周时间安排租下和修葺了位于朱拉岛北端一座被废弃的房屋。他一直不喜欢自己的苏格兰式名字布莱尔和“甩动”在圣塞浦里安学校推行的唯苏格兰是尚。那道“国菜”就够他厌恶的了：“有种著名的苏格兰羊杂碎布丁（他写道），做时把肝脏、燕麦、葱头和别的配料全切碎塞进羊肚煮。”他曾称苏格兰人是“猛灌威士忌的杂种”，在汉普斯特德住时，也拒绝过跟苏格兰诗人埃德温·缪尔见面。然而在很多方面，除了他又高又瘦的体形，还有他那严厉、固执、斯巴达式和苦行主义的性格，都像苏格兰人甚于像英格兰人。他对去朱拉岛的湿沼泽地和荒野中过艰苦而且极耗体力的生活这一想法欲罢不能，而那里属于信奉加尔文新教和吃燕麦硬饼的地区，他声称过不喜欢，去那里也是典型的任性行为——甚至是自寻绝路。可他考虑的远不是医疗条件，而是听从他所谓的“那种促使人们去做无意义行为的内心需求”。[3]

此狭长岛屿的西侧就像阿拉伯半岛无人区那样渺无人烟。唯一一条30英里长的道路从南端的小村子费奥林和克雷格豪斯通到北部的阿德鲁萨。一本当代旅游指南提到“阿德鲁萨标志着朱拉岛地形特点的一个重要变化。往南全是海拔高的荒地，往北地势低，时而有缓和隆起，这种景色转变有悦目之感”。种地和放养高地牲畜是主要营生，但朱拉岛当时的经济处于衰退中，本地农夫数量在减少。1841年时人口达到最高的1320人，但奥威尔去时已减至250人左右，另外有4000头鹿。从伦敦到奥威尔在朱拉岛上的住处巴恩希尔需时两天：坐火车到格拉斯哥，公共汽车到西岸，船到金泰尔半岛，公共汽车穿过金泰尔半岛，船到朱拉岛，出租汽车从克雷格豪斯开到阿德鲁萨。最后7英里必须走路，沿着一条走着很吃力的马车道，上面车辙很深，而且遍布很大的坑洞。冬天，汹涌的大海有时将朱拉岛一连几周与大陆隔绝。岛上唯一的一间店铺在25英里外。理查德有一次摔下椅子，额头碰了很大一个伤口，6小时后才请来一位医生。如果奥威尔在朱拉岛上肺部出血，他就会（用他的话说）“完蛋了”。“人们说什么与世隔绝，”有位朱拉岛居民说，“但他们不来这儿，就意识不到那是怎么回事。”接近零海拔的地点、潮湿气候和艰苦生活刚好与对肺病病人建议的相反，即应居于高海拔地方、呼吸稀薄干燥的空气和长时间休息。奥威尔承认，那里“一直”下雨。海水冰凉，就连夏天时亦是如此；他也承认，那里的冬天“非常荒凉……阴暗、令人沮丧”。理查德后来形容那里的天气“三天有两天寒冷而且有雨，房内总是冷，烧的泥炭热劲很小”。[4]

理查德·里斯称巴恩希尔为“英国各岛中最没法住的房屋”，跟沃灵顿村那间村舍比起来，这里大得多，但同样住着不舒服。1934年以来它就被闲置，“呼啸山庄”及“冰冷的康福特农场”[5]特点兼而有之。它位于褐色荒地上，往南隔一块有坡度的牧场与一个散布着小岛的小海湾相望。理查德说，那里的景物由“石楠、沼泽、泥炭和蛇”组成。那座房屋楼上有四间小卧室，楼下有三个房间及一间厨房。有一间浴室，但不通电，也没装电话，食物供应及交通都非常困难。比尔·邓恩当时住在巴恩希尔，大部分农活都是他干的，他提到奥威尔把那个工作室封闭起来，令情况更加糟糕。他抽浓烈的黑烟丝，“室内地面中央有座黑石蜡炉子，窗户紧关，门紧关，肯定对他格外不好”。

1946至1948年3年中，奥威尔每年都去那里住半年。他第二次在此的艰苦生活令他直接进了疗养院，过了几个月出院后又回到那个岛上。他每个月都必须经过漫长而累人的旅程去格拉斯哥附近一个医生那里看病。在朱拉岛上又待了5个月后，他再次住进医院，这次再也没能出院。戴维·阿斯特当初仅仅建议可以在夏天去巴恩希尔度假，从未想到奥威尔会待在那里过冬，并把那里当作常住的家。“听到这件事把我吓坏了，”阿斯特慨叹道，“那里住着很不舒服……对一个病弱的人来说，去那里真是疯狂之举。”后来成了奥威尔第二任妻子的索妮亚·布劳内尔就拒绝去那里看望他，尽管他多次提出令她难以接受、但是热情的邀请。她与阿斯特看法相同，即“那是个很糟糕的主意，最后害死了他”。[6]虽然未被原子弹炸到，奥威尔还是成为其自毁冲动的受害者。

2

罗宾·弗莱彻当过伊顿公学的舍监，他继承了两万英亩的阿德鲁萨地产，包括巴恩希尔，他是奥威尔的地主。他妻子玛格丽特记得跟这位独立性极强的作家的首次会面。她觉得他来到岛上时，是个悲伤、孤独的人：

像死神那样，“他随身携带一把长柄镰刀……用以在阿德鲁萨到巴恩希尔的路上，从长得很快的灌木丛中砍开一条路”。

在这个荒凉的岛上，奥威尔有了多次接触动物的冒险经历。他养了头猪，那更让他憎恶：“它们真是一种讨厌的牲畜，我们全盼着早点宰它。”苏珊·沃森记得当一辆卡车开来拉一头公牛时，奥威尔把理查德和苏珊关进楼上的卧室，手持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守在门口，准备像当初打死一头大象一样把牛打死。比尔·邓恩描述了一件可怕的事，那发生在紧邻朱拉岛北部的斯卡巴岛上，让人想起奥威尔在伊顿公学时解剖过一只鹩哥：

理查德在朱拉岛上茁壮成长，比杰弗里·戈尔勒研究的那些大猩猩发育得快。尽管他的无穷精力有时难以约束，但还是得到了极大自由，被允许玩奥威尔的折叠刀和木工用具。（在坎奴伯利广场居住时，他曾因为摸门铃上一根未装好的电线而被电击过。）奥威尔把烟头扔进壁炉时，理查德捡起来装进一根旧烟斗并要求点着，然后试着抽——那天后来的时间里，他都恶心得厉害。

生活仍丰富多彩和具有传奇特色的乔治·柯普战后也从坎奴伯利广场搬到了苏格兰，在爱丁堡南面比加尔附近当工程师兼农场主。他有很多创造性点子，然而是个不善经营的商人，还要养活3个孩子，终其一生，他也未能安定下来创一番成功的事业。1946年3月，他邀请奥威尔去他家度周末和“打兔子（现在合法了）”——尽管朱拉岛上兔子也够多的——“还有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偷猎，包括在特威德河钓鳟鱼和鲑鱼”。他还说：“你什么时候想开吉普车什么时候就有。”

奥威尔从柯普那里买了辆老掉牙的福特车，但是无法把它从渡轮上开走，所以不得不将其弃于码头，他火冒三丈。柯普了解这辆卡车的状况，可能是以卖车作为一种间接向他这位如今富有的朋友借钱的方式。但这件事导致了恶感，也无记录表明柯普去格拉斯哥附近的疗养院看望过奥威尔。1947年4月，奥威尔告诉格温·奥肖内西他收到了柯普夫妇写来的一封短信，告知他们又生了一个小孩，但未收到他们别的任何消息。柯普后来回到了法国，在西班牙所受的折磨无疑影响了他的健康。1951年，他在马赛去世，死因为肝功能和心脏衰竭，终年49岁。

奥威尔很喜欢朱拉岛，特别是在夏天。一开始，那里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忙于解决那些问题，几个月未写作，而是忙于制作几个无法校正的下弯的书架，种菜园，饲养鹅和母鸡，晒干草和从附近农场取牛奶喝，钓鱼和放龙虾笼，打兔子及野味，爬山和开着他那艘马达外置的摩托艇探索北部海岸。他喜欢吃很多龙虾、兔肉和鹿肉，再加上（因为无啤酒喝）每夜喝一定量的杜松子酒。他给安妮·波帕姆写了封信，对朱拉岛上的简朴生活做了一番诗意的描述，目的是吸引她前来：“在岛西侧走一走特别舒服，那里杳无人迹，有些海湾的绿色海水清得能看到水下20英尺，海豹在那里游来游去。”[8]

尽管奥威尔喜欢离世独居，但他也需要社交生活和具有启发性的交谈。索妮亚、安妮以及比他小的朋友如雷纳·赫彭斯托尔、迈克尔·梅耶和朱利安·西蒙斯不是很能接受令人望而生畏的旅程及艰苦生活的挑战。但有几个别的朋友，包括布伦达·索克尔德及伊内兹·霍尔顿等，都忠于友谊地迢迢跋涉到了朱拉岛。又高又瘦、蓄须、秃顶的理查德·里斯——他是个抱定独身的单身汉，当时住在爱丁堡——成了他财政上的伙伴，一起出资购买必要设备以经营农场。年幼的理查德很喜欢这个与他同名者，后来称他为“极好的老头”，并解释说他是个“厌恶女人者，而不是同性恋”，以此澄清他的性取向。玛乔里的女儿简·戴金和露西·戴金形容里斯是个完美的绅士，总想在农场帮上手，但在多数具体活上怎么也做不好。奥威尔不在时，由里斯照管那座房子，但他总弄得一团糟。跟奥威尔一样，里斯也不居高临下跟那几个女孩讲话，对她们说什么都细心聆听。他们看到一个穿得很不讲究的女步行者背着一个包经过时，里斯天真地问：“告诉我，在这样一个假期，一位女士怎样才能保持优雅风度呢？”里斯以梵高的《文森特在阿尔的卧室》（1889）为范本画了幅《奥威尔的卧室》，其中画了一张简单的桌子、一把硬木椅子、铁床、粗制地毯和倾斜的地板。[9]

他在《论坛报》时的秘书萨莉·麦克尤恩来朱拉岛时，穷困潦倒的诗人保罗·波茨也在。奥威尔圆通地说波茨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一个一直不走运的人，但有天分，只是还未很成功地发挥天分”。1946年夏天时，苏珊因为用完了生火用的报纸，就烧了一些废纸，后来才知道那是波茨的手稿。一贯极为敏感的他一怒之下离开了巴恩希尔。

迈克尔·柯普是乔治·柯普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儿子，他在1947年夏天去了朱拉岛，他觉得那幢农场住房“摇摇欲坠”。迈克尔最近写道奥威尔当时自律甚严：“白天黑夜都在写作，也许预感到《一九八四》将是他的最后一本书，而死亡潜伏在不远处……我那时主要在晚饭时才见到他。他看上去身体不好，吃得很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咖啡喝得很多。”

玛乔里的女儿简和露西1946、1947年夏天都去过朱拉岛，觉得奥威尔和为他管家的阿芙利尔难以接近、冷漠，只关心他们自己的事。露西经过从伦敦到朱拉岛漫长而艰难的行程后疲惫不堪，而奥威尔只是说：“啊，你来了，露西。”姨妈阿芙利尔也没有拥抱她，只是给她倒了杯牛奶和白兰地。在南沃尔德开过茶室的阿芙利尔是个好厨师。她讲究实际，而奥威尔不是。尽管他很有劲头过艰苦生活，但如果不是她，他在朱拉岛上是活不下去的。除吃饭时间，他一天到晚主要都在打字。他们吃的是难以下咽的苏格兰面包，每顿饭一定要有个米饭布丁，那是他喜欢吃的。吃完饭他会去散步，或者钓鱼做菜。简和露西帮助晒干草和去附近的农场为理查德取牛奶。有空时，她们读国外寄来的《纽约客》——是那家杂志社把奥威尔当作一位重要的投稿者免费寄赠的。[10]

格温·奥肖内西领着孩子劳伦斯和凯瑟琳也去过朱拉岛。后来当了护士的凯瑟琳还记得为赶到那个住着不舒服的房子所经历过的艰辛：

在凯瑟琳眼里，奥威尔似乎“长期生病，神态疲惫，极瘦，但是和气”。

观察最入微的一位客人是年轻的戴维·霍尔布鲁克，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个诗人，当过坦克部队指挥官。他想追求苏珊，于1946年9月来探望她。由其记述来看，那次探望留下了遗憾。他乘船渡过海峡到了朱拉岛，所乘那艘船被巨大的涌浪击打着，船上机油、羊油、人们的呕吐物横流。朱拉岛方言难以听懂，但他确实听到一个抱着一只公鸡的人大喊：“快点儿，唐纳德，我的鸡着凉了。”

在去巴恩希尔的那段漫长的步行中，他先是被一大群蚊子攻击，后来不知怎么会遇到一个衣着褴褛，好像来自华兹华斯时代的牧羊人：“他披着一张粗糙的灰色毯子，脏得像是一张羊皮，袍子一样随便裹在身上，并用一根粗绳绑着。他赤着脚，手持一根木棒。”当远处科里弗莱肯海湾的漩涡打着漩并砰然作响时，他最后还看到了几头发情的苏格兰公鹿，好像直接从兰西尔[11]的画作上走下来。它们摆好决斗架势时，他听到“呼呼噜噜的猛吼声，回响在那些小山头间”，他就“看那些公鹿互相逼近，然后将鹿角大力撞在一起”。[12]那是个不祥的开端。

跟迈克尔和凯瑟琳一样，霍尔布鲁克觉得巴恩希尔脏且无趣。他去那里时，那里的摩托车和旧卡车都开不动。奥威尔和阿芙利尔都不怎么会应付种种困难，似乎宁愿让“什么都找不到、坏掉和没法修”。奥威尔用枪打死一只鹅，而不是扭断它的脖子，拔毛时不得不把大号铅弹清理出来。阿芙利尔对他弄得一团糟痛加训斥，他则一副羞愧的样子。她把那只鹅烤煳得只有部分能吃时，却几乎一点自责也没有。霍尔布鲁克写道，厨房内用赭石粉刷过的墙“被一座老式大炉子的烟熏黑了，那个炉子以前还用石墨抹过，那时早已破旧而且生锈。这座厨灶火烧得很旺，但也不至于能让有裂缝的冰凉的石板灶底冒火花。屋顶低得让身高超过六英尺的奥威尔不得不弯着腰，那让他的长脸和姿势让人看着心里更不好受”。

霍尔布鲁克除带来一个摩托艇用的新外置马达，还带来了好干酪和葡萄酒，他指望会受到友好接待。但迎接他时，奥威尔神色悲哀，脸上没有笑意，手也没伸，只是说“你肯定是苏珊在伦敦的朋友”。霍尔布鲁克之前跟奥威尔未见过面，所以根本不知道他不管迎接谁都是那样，甚至对他漂亮的外甥女露西也是。奥威尔缺少热情和好客之意令霍尔布鲁克吃惊，他发现奥威尔“没问他干哪一行，或者有过什么经历，或者他是谁，或者他是怎样认识（苏珊）的。在奥威尔及其妹妹眼里，不知道为什么，他似乎是不存在的……（他）本指望会感受到一种同志般的热情——或者至少愿意跟他交流感兴趣的政治问题。可是只有这种冷冰冰的疏远”。

霍尔布鲁克觉得奥威尔尽管看上去没病，但肯定也不是特别健康。奥威尔的脾气坏，而且态度冷淡，嗓子有种哨子般的噪音，他似乎在奋力克服巨大困难。霍尔布鲁克盼望能跟他谈论书和政治，但这位著名作家却滔滔不绝地描述鸟类之习性，把他烦得要命。在他看来，奥威尔似乎是个乏味而且难以接近的人，有种高高在上、不屑一顾的样子。巴恩希尔的地主罗宾·弗莱星期天上午打完猎来小酌时，奥威尔放弃其平等主义原则，像对待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女佣”一样对待苏珊，叫她和戴维不要露面，在厨房招待那些帮忙驱赶猎物的人。很明显，有些客人比其他客人更为平等。

霍尔布鲁克逐渐意识到他未受欢迎和未能跟主人处好关系的原因。奥威尔从苏珊那里得知他是个共产党员，怀疑是党派他来监视自己的。那里有种紧张气氛，因为奥威尔不赞成他和苏珊的恋情，而阿芙利尔（他和苏珊私下称她“老巫婆”）则是嫉妒。在家里，戴维和苏珊没有独处条件，想单独待在一起时，就不得不去荒野。[13]

霍尔布鲁克也卷入了阿芙利尔和苏珊之间的不和。阿芙利尔从未结过婚，生活过得很空虚，她在家里一直住到她母亲于1943年去世。跟友好、开朗、热心的玛乔里不一样，阿芙利尔性情乖戾，有老处女特点，满腹怨气。如同奥威尔，她长得又高又瘦，脸上有很深的沟纹。玛乔里因肾病于1946年5月去世后，奥威尔就成了阿芙利尔最亲的人，现在有能力养活她。他在5月份搬到朱拉岛时，她跟着去了那里，为他做饭，也陪着他。苏珊带着理查德在7月份也到那里时，阿芙利尔已经稳稳当上了管家。这样苏珊就不得不受两个人指派——而他们对该怎么样并不总是意见一致。

阿芙利尔打乱了苏珊和奥威尔之间形成的相互适应的日常安排，她想一切按照她的想法进行。尽管奥威尔经常打字一直打到凌晨3点，她仍坚持要他8点钟准时下楼吃早餐。“她可真是个会挖苦人的女人，”苏珊说，“她长着一双漂亮的眼睛，可总让我很难堪。她自以为是，一脸挑剔的样子，甚至批评我饭后擦桌子的方式不对。”她似乎把所有脏活都给苏珊干。

阿芙利尔努力阻止苏珊和奥威尔傍晚去钓鱼，而他们两人都喜欢。菜园里跑进兔子时，阿芙利尔不跟奥威尔说，而苏珊不得不告诉他这个坏消息。理查德叫苏珊“妈妈”，阿芙利尔不喜欢，她说：“你应该教孩子喊你‘奶妈’。”可苏珊不喜欢这一称呼。理查德想叫他“苏西”，发出来的却是“土西”。阿芙利尔要她因为很小的错事打理查德时，苏珊回答说：“除了乔治，谁也不能打理查德。”

处处挑刺的阿芙利尔接话说：“你别叫他‘乔治’，他的正确名字是‘埃里克’！”

阿芙利尔忘了或者从未真正了解苏珊并不是个职业保姆，阿芙利尔“也对她身患残疾一事让她难受不已”。她会大声说：“还自称保姆呢，可是根本干不好织补，也取不了牛奶，因为你走不好路。”她向苏珊挑战说：“我想的，我要争。”苏珊这个可怜的灰姑娘懦弱地回答道：“我不争。”当阿芙利尔想接过苏珊的工作，既管家也照顾理查德时，显然苏珊不得不离开。奥威尔试过不卷进去，但又觉得有义务站到阿芙利尔这边，他多给了苏珊一些钱，以使打击没那么重。附近农场的凯蒂·达洛克记得当苏珊突然于9月份离开后，理查德自然不开心：“可怜的小孩，哭了又哭。”

鉴于阿芙利尔的专断性格，显然苏珊不管怎么样也要被辞掉。阿芙利尔为此辩解说，巴恩希尔的生活对一个身患残疾的年轻女孩来说太苦了。然而很讽刺的是，阿芙利尔后来嫁给了身无分文的前军官比尔·邓恩。比尔比阿芙利尔小13岁，脾气暴躁，而且酗酒，在意大利打仗时腿被炸掉，而在这同一天理查德出生。这对很不相称、粗暴易怒的夫妇最后成了理查德的父母。[14]

3

奥威尔生活中的主要兴趣仅集中于两种酷爱之事上——文学和政治。不再教书后，他从未参加或观看过运动，但他喜欢钓鱼，偶尔也笨拙地做些木工活。他几乎从未去过博物馆或画廊，未听过音乐会，未看过歌剧或芭蕾舞剧。在南沃尔德时，他偶尔跟父亲一起去看过电影，但讨厌写影评或剧评。他在1927年乘火车从马赛到加莱时，不曾参观过文化景点，两年后当他穷困潦倒地在巴黎生活时，当然也没有去看过。他在摩洛哥养过病，打仗时去过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但从未在亚洲旅行过或者去过意大利和希腊。除了逃出西班牙后在巴纽尔休息过3天，他从未在国外休过假。

尽管经常生病，但奥威尔的高额产出说明他没休息多少时间。启程往朱拉岛前，他说自己是个辛勤工作的记者，一年要写15万字左右。他不得不写大量平庸之作以图生存，而他评论的几百本不入流的书甚少能启发他写出高质量书评。1946年2月，他出版了第二本随笔集，收入了他对真正感兴趣的题材所写的随笔。跟他不得不写的那些短书评比起来，这些随笔篇篇都是精品。他有能力深入观察、思路明晰地思考并以有活力的风格写作，这使他成为英语作家中最伟大的随笔作家之一。

随笔缺少戏剧或诗歌的魅力及地位，发挥余地和分量上也不及长篇小说，但在奥威尔手里，它有了深度、广度、活力和严肃性。以此文体，他能写作激辩文章、文学评论和具有温情特点的文章，全得心应手。在《政治和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中，他建议使用清新、直接的语言和明确的表述。他认为作者有能力而且有责任以尽可能最明确的方式交流。如吉卜林建议作者“让作品隔夜排水”，还有海明威把散文比作主要实体隐于具有欺骗性表面下的冰山，奥威尔也认为写作应该是个删减的过程。虽然表面上看他似乎写得缺乏技巧，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特别在他所写的主题是复杂的或在道德上好坏难分时。

奥威尔思想武库中的基本武器是他平实的风格，要人们回到常识并使他们相信其真诚。同时，他的论点复杂、具有启发性而且有趣。例如，他主要几篇随笔的开首一句极具效果，马上就能吸引住读者：

奥威尔的脑子趋于想到一些意料之外、似非而是的方面。我们想当然以为在英国统治下缅甸的一个白人警察会令人敬畏——但那篇随笔揭示的并非如此。在现代战争中，杀人需要一个聪明且有熟练技巧的精英团体——我们几乎盼望回到以前一次只能杀一个人的好日子。我们不信任坏人，但需要对善良和诚实抱以同等怀疑。奥威尔经常让我们用他提供的证据验证我们的假定。他请我们从一个不平常的角度看待熟悉之事（《杀象记》《查尔斯·狄更斯》），或者从常识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出发看待一件不熟悉之事。

悲观的奥威尔，这个直言不讳的英国人，有时也会表现出目空一切、出语诙谐的伊顿公学毕业生一面。1940年，在评论《哈姆雷特》时，这位前殖民地警察贬低了威廉·福克纳[16]，称他笔下的角色好像是地球上某偏远角落的一个原始部落：“那些名字极难听的人——如弗莱姆·斯诺普斯和埃克·斯诺普斯那种名字——坐在村商店台阶上，嘴里嚼着烟草，在小生意中互相欺骗，时不时强奸个人或是杀个人。”他也通过嘲笑他在学校所受的呆板的历史教育，挑战了英国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1499年你还在中世纪，骑士们身穿盔甲，拿着长矛策马冲向对方，然后1500年的钟声突然敲响，你到了所谓文艺复兴时期，人人穿上了皱领和紧身上衣，忙于在加勒比海上抢劫运宝船。”

奥威尔以《评论集》（Critical Essays，美国版书名为《狄更斯、达利及其他》）将写得最活泼的十篇文章再次出版。关于狄更斯、男孩所读周刊、库斯勒、威尔斯和伍德豪斯的几篇前面已讨论过。另外五篇——关于吉卜林和济慈的两篇，《唐纳德·麦克吉尔的艺术》《拉弗尔斯和布兰迪什小姐》以及关于萨尔瓦多·达利的一篇——也值得一提。

奥威尔和吉卜林有不少相似之处，包括一种虐待狂特点，他们在描写动物上都有天分，都能为英语增添一些新短语。在论及吉卜林诗歌的这篇评论（1942年所写）中，奥威尔未能解决他不赞成吉卜林的政治观点和景仰其技法之间的矛盾。他很快就承认：“吉卜林是个帝国侵略主义者，他的确道德上迟钝，审美上令人反感。”接着又试图“找出为何其作品得以流传的原因”。他拿自己的信念——认为“帝国最主要是为了赚钱”——对抗吉卜林认为它“是种强行传教方式”的观点。就像他曾通过点明最基本特点来定义英格兰一样，他也从吉卜林的诗中提取出了（也从他自己的缅甸经历中得到补充）一段关于殖民地军队生动而且令人难忘的描述：“直布罗陀和勒克瑙的闷热营房，红外套，白黏土处理过的腰带和桶状帽，啤酒，打架，鞭笞，绞刑和刑罚，号角声，燕麦和马尿味，留着一英尺长胡须的咆哮着的中士，流血冲突，无一例外管理不善、拥挤的运兵船，霍乱横行的营地，‘本地’的妻妾，最终死于济贫院。”他总结说吉卜林作为一个优缺点均有的诗人，力量来自“其责任感，那让他可能有一个世界观，尽管它不巧是错误的”。

叶芝是奥威尔钦佩的另外一位保守派作家，他能凭记忆大量引用叶芝的作品。1943年时，他对政治倾向和文学风格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提到“一个社会主义者不会像切斯特顿那样写作，或者说一个保守党帝国主义者不会像萧伯纳那样写作”。他指出叶芝的倾向是法西斯的，而其政治观点与他对神秘学的兴趣有关联。在考虑到温德姆·刘易斯、庞德和艾略特的情况时，他总结道：“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家都是保守的。”[17]

苏珊·沃森记得当奥威尔请他的内莉·利末辛姨妈来坎奴伯利广场用茶点时——她身穿黑缎衣服，上有黑玉珠饰物——他拿出收藏的唐纳德·麦克吉尔画的明信片逗她开心。他不想让苏珊看到他喜欢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卡片，就告诉她在内莉看完那些笑话而被逗乐之后再上茶点。内莉是个真正的波希米亚人，根本不会介意，但那些笑话让奥威尔略微有些吃惊。在他关于大众文化的开拓性评论中，他曾把这些明信片作品表达的一成不变、过时的观点跟后来那些更刻薄和毫不留情的观点进行比较。在《唐纳德·麦克吉尔的艺术》（1941）中，他认真研究了漫画明信片，探讨了这一种类的意义及效果。他分析了不断出现的各种关于性、婚姻、醉酒、厕所和工人阶层势利性的笑话，总结说它们嘲笑了传统价值观，代表一种对美德的“无害的造反”。

就像对漫画明信片那样，奥威尔在《拉弗尔斯和布兰迪什小姐》（1944）中对罪案小说的讽刺揭示他对似乎无关紧要的作品有相当大的兴趣。他指出这两部小说（E.W.霍那恩出版于1900年的《拉弗尔斯》和詹姆斯·哈德利·蔡斯出版于1939年的《没有兰花送给布兰迪什小姐》）“道德氛围上极为不同”，并讨论了这“大概意味着大众态度方面的转变”。前者有种几乎是校童式的氛围，而后者充斥着残忍和堕落（如电影《崇山峻岭》），是“一头扎进污水坑”。但奥威尔的这种谴责很反常。他反感蔡斯笔下的虚构人物，“他们生活中的唯一乐趣就是把刀子捅进别人肚子”，而他自己也曾虐待狂般在《杀象记》中写道，他认为“世界上最开心之事，莫过于把刺刀捅进一个和尚的肚子”。他把詹姆斯·哈德利·蔡斯的令人反感之处归咎于美国人对暴力的迷恋——但事实上作者是英国人。奥威尔将这篇论文与战时政治结合起来，指出蔡斯对权力争夺和强者战胜弱者的迷恋揭示了“虐待狂、成功崇拜、权力崇拜、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不予特权》（Withour Benefit of Clergy）中，奥威尔评论了萨尔瓦多·达利令人反感的自传。如同蔡斯笔下宣扬了残酷、性变态和追求权力本能的恐怖故事，达利书中（他在书中声称吃过一只爬满蚂蚁的死蝙蝠）的道德氛围揭示了“本能被扭曲，那只在机器时代才有可能……他是世界之病的症状”。奥威尔承认达利是个勤奋工作的人，也是个出色的艺术家，但不愿忽视他是个招人讨厌的人这一事实。他不予他以特权，不因为他是个艺术家而原谅他道德上的懦弱、喜出风头癖、对性变态的描述和恋尸癖。

奥威尔利用达利自传中一个诙谐的夸张写法——“七岁时我想当拿破仑，从那以后我的雄心就日益见长”——来解释他的乖戾。他说鉴于其个人主义及才能，达利只能走入极端，通过令人震惊和伤害他人来博取名声。但这种主观和道德性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尽管他看出达利那本不诚实的书是夸大其词的幻想，但仍把达利所说的一切作为对他不利的证据，而未把幻想与现实区别开来。他似乎未能看到达利的超现实主义虚构是为抨击资产阶级价值观而有意为之。达利放的诱饵显而易见，奥威尔张口就咬，对一个承认五岁时把另外一个小男孩推下桥的艺术家做了清教徒式的谴责。由奥威尔所问，但从未得到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为何食利者和贵族要购买他的画，而不是像他们的爷爷那样打猎和找女人？”[18]他忽略了此种可能性，即达利的行为及艺术不是世界之病的症状，而是对其一种强有力的表现。

跟文学论战时比较起来，奥威尔在政治上趋于更夸张一些，他所说的最不顾后果、最不负责任的话中，有一句让他跟难以应付的温德姆·刘易斯发生了冲突。如朱利安·西蒙斯所言，他们两人都正直得不可动摇：“跟奥威尔一样，（刘易斯）在一个对某种方式顺从更有利的时代坚持思想独立，像奥威尔一样对政治有强烈兴趣，像奥威尔一样因为其观点而被居于要位的某些人忽视，像奥威尔一样完全不拘礼节，在文学或社交上不带一丝做作。但尽管易于跟刘易斯交谈，他却缺少人情味，在此意义上奥威尔并不是。他是个对观点极感兴趣的人，他希望将其应运用于艺术。”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和刘易斯的《爱之复仇》（The Revenge of Love，1937）都抨击了西班牙共产党，这两本书在20世纪30年代都被忽视，直到1952年才在美国出版，当时正是冷战高潮和麦卡锡政治迫害最猖獗之时，他们反对共产主义的一面特别受欢迎。刘易斯的《全欧左翼》（Left Wings Over Europe，1936）尽管以右派观点写成，但也预示了《一九八四》中的两个主要概念：“双重思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关于自由和责任之间冲突的主题。刘易斯的《被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Being Ruled）可以作为奥威尔小说的一个精彩书名。《动物农场》中革命被背叛的主题在刘易斯的《自作自受》（Self Condemned，1954）中得到重现。奥威尔在《保持叶兰繁茂》中对英国阶级结构的抨击跟刘易斯的《庸俗一面》（The Vulgar Streak，1941）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刘易斯曾让编辑送一本给奥威尔，他认为奥威尔会对之产生共鸣。

奥威尔在1945年首次揶揄刘易斯道：“在温德姆的像《塔尔》和《傲慢的从男爵》那样所谓的小说中蕴含的才能足等于几十个平庸作家的才能，但一口气读完这样一本小说是件很辛苦的事。”在他第二年为《党见评论》所写的《伦敦来信》中，奥威尔——他在战时所做的预言以及对朋友或敌人所做的政治判断常常靠不住——绝对在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声言：“我得到可靠消息，温德姆·刘易斯已经加入共产党，或者至少是个强烈的同情者，他如今正在写一本歌颂斯大林的书，以平衡他以前写过的支持希特勒的书。”[19]刘易斯理所当然被激怒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将斯大林奉若神明时，他就坚定地反对之。奥威尔的断言不管有多么站不住脚，却进一步破坏了刘易斯在美国已受怀疑的名誉。奥威尔对他政治信仰上的剧变视而不见，而且更糟糕的是声言刘易斯已经写了两本支持希特勒的书，而实际情况是他在1931年写了一本支持希特勒的书，而在1939年写了一本反对希特勒的书。

异常克制的刘易斯曾告诉《党见评论》的一位编辑德怀特·麦克唐纳，说奥威尔“是个傻小子，一肚子政治上的零碎意见——不过他全弄错了，他以为人们总会爱上政治明星，我很高兴那个感情用事的公学小子把他那容易唤起的忠诚投向宗派一方”。在《粗鲁的任务》（Rude Assignment，1950）中，刘易斯写道奥威尔“相信只要觉得合适，人们就可以‘抹黑’，完全没问题……这位殖民地老爷想象自己是在缅甸的丛林里，在猎杀离群大象为民除害”。

刘易斯后来又在《作家与独断专行者》（The Writer and the Absolute，1952）中做了全面反击。他不屑于反对那种关于奥威尔之政治思想的普遍观点，指出奥威尔开头是个趋时的社会主义者，最终因为反对共产主义得到解脱。据休·戈登·波提欧斯所言，关于刘易斯加入共产党的荒唐谣言源自于刘易斯曾对喜欢说闲话的罗伊·坎普贝尔戏言：“给他们说我改变了主意，现在在写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坎普贝尔又一本正经地讲给波提欧斯听，后者又传给了奥威尔。[20]奥威尔高兴地听到这则闲话，不查核来源就在《党见评论》上发表出来，损害了刘易斯及他自己的声誉。

4

1947年8月19日，奥威尔写作《一九八四》期间，他几乎让自己和其他3个人被淹死。为了招待他的夏天来访者，他带着理查德和玛乔里的两个孩子去岛西部露营和钓鱼。回程时他看错潮汐表，把那艘12英尺长的小艇径直开进了欧洲最危险的漩涡之一。马丁·马丁在其名作《苏格兰西部岛屿描述》（1703）中刻画过那个地方：

有份航行手册解释说那个海湾只能在谨慎和明智把握时机的情况下才可通过：“在无风天气和水波不兴时，整个海湾变得平静，一点也看不出在某些风和潮水状况下它的险恶特点。最危险的是当大西洋浪涛在强劲的北风吹拂下逐渐增强，然后遇到一次涨潮。此时要想通过是不可想象的。”[21]

那艘小艇在漩涡边缘被浪击打着，外置马达因为奥威尔未用绳子或链子固定，被浪从底座打掉沉入海中。无人惊叫，每个人都奇怪地保持冷静，的确是布莱尔家本色。奥威尔掌舵，但是太虚弱，帮不上什么忙，他对那些在小艇四周游泳的当地动物奇怪地评论道：“古怪的海豹，是种很好奇的动物。”

亨利·戴金（当时21岁，从部队休假）取出桨让小艇稳定了一些，然后向最近的陆地划去。一波落差达12英寸的大西洋大浪将他们推向一个多岩的小岛。小艇撞到岩石上而倾覆，失去了主要装备。亨利成功地赤脚爬上岩石，然后把其他人拉上了安全地方。理查德·布莱尔后来说：“那次很危险，险些变成悲剧。”奥威尔疲惫不堪，浑身浸透冰冷的海水，大口大口地喘气，比以前更虚弱，他承认他曾以为他们“完蛋了”。

他们没有引擎或船桨，所以没法离开那些岩石。奥威尔去找东西吃，发现了几只小海鸥，但不忍心杀掉。在光秃秃的岩石上待了几个小时后，他们向一个钓鱼的人挥动一件衬衫，然后被经过的捕龙虾的人所救，但也费了一些事。露西掉了一只鞋，而且擦伤了脚踝。亨利脱掉皮靴游向岩石，结果皮鞋全掉进海里。皮靴未掉的奥威尔因为犯了愚蠢的错误和他们扮演了无助的失事者角色感到尴尬。他想维持最后一点独立性，因此拒绝了捕龙虾的人把他们送到巴恩希尔的提议，露西因此十分恼火。奥威尔十分轻松地说：“噢，没关系，我们可以走回去。”他迫使他们在道路崎岖的乡间赤足走了3英里。

那天晚上，他仍有足够精力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进入大漩涡的经历：

如果亨利、露西或是理查德性命不保，已经满怀内疚的奥威尔会垮掉的。就像他于1949年在最后一本文学笔记中所记：“如今孩子殒命是人们能想象到的最糟糕之事。如果只有一个孩子，他几乎不可能从丧子之痛中恢复过来，那会令天地为之变色，永远地。”[22]

沃伯格评论过奥威尔曾经没有必要地冒着生命危险——经常是英勇地——在缅甸当过警察，在西班牙经历过法西斯军队的炮火和被共产党追捕，纳粹轰炸时待在伦敦，进入过朱拉岛附近的漩涡，“而且始终忽视在基本医疗条件方面应小心为上……漠视是最终和唯一一种能减轻他过于强烈的内疚感的办法”。[23]他曾告诉其遗稿保管人理查德·里斯，如果他遇到任何不测，就把《一九八四》的手稿销毁。写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前，他几乎死在西班牙。这是他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恰好是在他写完一本书之前，而此书将极大地改变我们对当代世界的看法。

[1]　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1834—1882），苏格兰诗人，另著有《统治吧，布里塔尼亚》《自由》等。

[2]　此处是作者的一个文字游戏，“侏罗纪”（Jurassic）这个词中包括“朱拉”（Jura）。

[3]　《全集》，12.188；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全集》，18.205（《英国式烹饪》，1946年3月29日）；《全集》，12.153（1940年4月26日书评）。——原注

[4]　W.H.默里，《赫布里底群岛》（伦敦，1966），第56页；玛格丽特·弗莱彻·纳尔逊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71、111页。——原注

[5]　“呼啸山庄”指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中的故事发生地，“冰冷的康福特农场”指女作家斯泰拉·吉本斯（Stella Gibbons，1902—1989）的小说《冰冷的康福特农场》的故事发生地。

[6]　里斯，《乔治·奥威尔：胜利阵营的逃亡者》，第140页；刘易斯，《乔治·奥威尔：通往〈1984〉之路》，第184—185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1963年5月20日对索妮亚·布劳内尔的采访；克里克在其《奥威尔传》第354页上称“那里气候温和”，那个岛有益健康。——原注

[7]　据玛格丽特·弗莱彻所言，见罗杰·拉特克利夫《奥威尔在其上产生恶梦想象的做梦岛》，《星期日泰晤士报》，1983年5月22日，第5版；全集，19.461（1948年10月29日信件）；比尔·邓恩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364页。——原注

[8]　1998年11月25日在沃里克郡拉格比附近对理查德·布莱尔的采访；奥威尔档案库所藏乔治·柯普1946年3月20日致奥威尔的信；《全集》，18.250（1946年4月18日信件）。——原注

[9]　对理查德·布莱尔的采访；对简·摩根和露西·贝斯特利的采访；里斯的画作见刘易斯的《乔治·奥威尔：通往〈1984〉之路》第75页。——原注

[10]　《全集》，20.107（1949年5月7日信件）；迈克尔·柯普1998年12月9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对简·摩根和露西·贝斯特利的采访。——原注

[11]　埃德温·亨利·兰西尔（Edwin Henry Landseer，1802—1873），英国画家，以富有感情的动物画著名。

[12]　凯瑟琳·蒙丘尔1999年3月17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戴维·霍尔布鲁克，《不可避免的代价》，第72、73页（戴维·霍尔布鲁克好意送了我一本他未发表的小说）；1998年11月28日对戴维·霍尔布鲁克的采访。

奥威尔对那种鹿也有类似记述。见《全集》，18.411（1946年9月28日“居家日记”）：“有两头鹿挨着站在旧马厩边上，离大路有一百码左右，正以很好战的样子吼叫着，显然是在向我吼。”——原注

[13]　霍尔布鲁克，《不可避免的代价》，第81、78、80页；对戴维·霍尔布鲁克的采访。——原注

[14]　霍尔布鲁克，《不可避免的代价》，第81、78、80页；对戴维·霍尔布鲁克的采访。——原注

[15]　《全集》，10.501（《杀象记》，1936）；《全集》，12.392（《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全集》，20.5（《关于甘地的思考》，1949）；《全集》，16.233（《萨尔瓦多·达利》，1944）。

关于达利那篇随笔开篇一句可能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录海涅的话。在《地下室手记》（安德鲁·麦克安德鲁译，1864年初版；纽约西格奈特版，1961）第122页，作者提到“海涅曾经说过，真实的自传几乎不可能有，人们肯定会关于自己而撒谎”。——原注

[16]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作家，著有《喧嚣与骚动》《村子》《八月之光》等，获得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后面两个人名（弗莱姆·斯诺普斯和埃克·斯诺普斯）是他的“斯诺普斯”三部曲（《村子》《小镇》《大宅》）中的人物。

[17]　W.B.叶芝（W.B.Yeats，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著有《钟楼》《盘旋的楼梯》等，获得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新闻工作者，著有以布朗神父为主角的侦探小说。——译注

《全集》，12.282（1940年11月9日书评）；《全集》，13.210（《重新发现欧洲》，1942年3月10日）；《全集》，13.151—152、156、160（《路特雅·吉卜林》）；《全集》，14.279、283（《W.B.叶芝》）。——原注

[18]　《全集》，13.30（《唐纳德·麦克吉尔的艺术》）；《全集》，16.347、349、350、354（《拉弗尔斯和布兰迪什小姐》）；《全集》，16.234、238、239、240（《萨尔瓦多·达利》）。——原注

[19]　朱利安·西蒙斯，《见到温德姆·刘易斯》，《关键时机》（Critical Occasion，伦敦，1966）第189页；《全集》，17.349（《好的坏书》，1950年11月2日）；《全集》，18.287（《伦敦来信》，1946年夏）。——原注

[20]　温德姆·刘易斯，《书信集》（W.K.罗斯编辑，康涅狄格州诺福克，1963），第403页；温德姆·刘易斯，《粗鲁的作业》（伦敦，1950），第79—80页；1998年9月21日在切尔滕纳姆对休·戈登·波提欧斯的采访。

麦克唐纳在1944年离开《党见评论》并创办了《政治》杂志，很想得到奥威尔的稿件。他满足了奥威尔提得非常小心的要求：“要一双美国鞋，分开寄，因为‘那样就谁也不认为值得偷，除非码头上刚好有个只有一条腿的人’。”1946年12月，麦克唐纳在以8.95美元买了双很漂亮的步行鞋后，先是使其旧了一点，然后和几件衣服一起装进一个写着“旧衣服”的包裹里寄给了他（迈克尔·麦克唐纳1998年10月3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和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德怀特·麦克唐纳1946年12月21日致奥威尔的信）。——原注

[21]　马丁·马丁，《苏格兰西部岛屿描述》（写于1695年前后，唐纳德·麦克劳德编辑，1703年首版；斯特灵恩里亚斯·麦克基版，1934），第270页；克莱德航行俱乐部，《航行指南和锚地，第二部分：从金泰尔半岛到阿德纳默千》（格拉斯哥，1981），第36页。在唐纳德·巴奇著《朱拉岛：阿盖尔郡下一岛：其历史、居民及故事》（格拉斯哥约翰·史密斯版，1960）第16页对页能看到可怕的科里弗莱肯海湾漩涡照片。——原注

[22]　露西·贝斯特利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90页；对理查德·布莱尔的采访；对亨利·戴金的采访；对露西·贝斯特利的采访。——原注

[23]　《全集》，19.190（1947年8月19日“居家日记”）；《全集》，20.202—203；沃伯格所言，见《绅士从事的职业》第234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