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
一切始于我们相逢的那一天；我们二十岁。在兰斯学院的一个小广场上。命运的偶然使我们两人出现在一起；她，是因为她跟着她当省长的父亲，我，是因为我没有跟着我出国在外的父母。
贝阿特莉丝和我差不多所有的课都一起上。兰斯法学经济学学院位于一座老建筑里，这座建筑还容纳着一个养老院。入口的左边，是老人。右边，是学生。在两者之间，是个小教堂。每当左边的住客有人离开这个世界时，教堂上就会罩起一层黑的顶篷。他们每天早上看着我们经过，仿佛把这当成一种消遣，但也带着伤惋。我们两者之间的距离是巨大的——他们不再期待任何东西，我们则希望着一切。
一九六九年，这所学院属于极左翼。我很少去上课。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附近一家小咖啡馆里度过。这家咖啡馆是由一个痛改前非的酒鬼和他的妻子开的，她戴着个黑色的假发，穿着身鲜玫瑰红色的套装。他们深信，玩弹子机或者玩“81点”的骰子游戏时，喝柠檬水比喝啤酒更能助兴。我有时候会去学院里露个脸，那时学院正在罢课，我在开全体大会的时候去举手投票，就运动的进展进行表决。时光荏苒，平淡无奇。我又重读了大一。我的整个大学生涯原本可能就这样混过去。
有一天，我注意到一个高个金发的女孩。牛仔裤、紧身毛衣再加香烟的学生打扮，掩饰不了她出众的气质。第二天，养老院的入口人比往常多——学生那里出了什么事。我走进了小广场。美女正和几个同学在那儿，都拿着几卷白纸。她招呼学生签名请愿。我靠近这个明艳无比的美女，她邀请我签名呼吁停止罢课；我红着脸毫不犹豫地照做了。她被我逗乐了，递给我一卷纸让我收集签名。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分开。从这一天起，我真正地存在了。
我和贝阿特莉丝讨论着问题。原则上我们不谈政治，她为那些在她看来属于理性的行为辩护，而许多直到那时在我看来还很严肃的话题却令她发笑。她把生活看成是一出人间喜剧；我却更多地感到是出悲剧。我们为这些分歧争吵，但是到了晚上，她将我留在她身边。她很快将我介绍给她的父母，在豪华的省府宫里。我差点将一切搞砸。省长夫人在她的法式花园里。我养的母狗尤普萨盯上了她，使她跌倒在蔷薇花丛当中，然后还去舔她的脸。不过省长夫人还是建议收养它，以便它能尽情享受花园。她于是也可趁机控制她的女儿。我接受了——我的八平方米小屋不能满足尤普萨，白天它成天关在里面；我在一家酒店做夜间门卫，还在兰斯、特鲁瓦、沙隆的工人聚居区里做上门兜售百科全书和服装的差事，这使我在学习上没有多少时间，照看尤普萨就更没有时间。我们后来每个周末都在省府大楼度过。
他们给我预留了戴高乐将军的卧室，以及为他量身定做的宽大的床。晚上，贝阿特莉丝会在夜深时来这里与我会合。早上，她把早饭带到床上给我。她很滑稽。她想瞒过她的父母。直到有一天，我迷人的未来岳母带着一丝微笑出现在房间里，劳驾她的女儿上她那儿去。
我们一天里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这张床上度过，在这张床上，我们准备着我们的未来。我们决定报考巴黎政治学院甚至国立行政学院。我开始着手学习。
暑假时，我将贝阿特莉丝带到我们的科西嘉。我们是家族这一代人中最早的未婚同居者。长辈对此有点难以适应。
我们常常独处在丛林里，难以遵守我祖母的时间表。在空旷的迪费罗海角的大海滩上，围着一小簇篝火，我们在温暖的海沙里，听着浪花卷起拍打海岸的声音过夜。偶尔，我们会回到家族在阿雅克肖的房子，这里的人对我们无忧无虑相依相偎的作风不太习惯。我亲爱的母亲指责我们有点过早地对我的小妹妹们做了示范教育，瓦莱莉，还有我最小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她只有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