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卧着，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已差不多三天了，我不再感到痛苦，我的眼睛闭上了。我听到远处传来锤子击打的声音。我不敢相信——我不再难受了。七点钟，我唤着阿伯代尔；他就像个木偶一样站起身来——他三天以来再没睡过觉。“阿伯代尔，请给我放点舒伯特的音乐。”我费力地呼吸着；这有什么关系，我不再难受了。阿伯代尔喂我吃了早餐。
“阿伯代尔，请您给我读一段圣经的《诗篇》。”上帝是善的，有一条拯救之路为那些苦痛的人所准备。但我不知道，我倦了。我难于把握这些本意如此清楚的言语的意思了。
星期四晚上，节日开始了。我们吃完晚饭，然后聚在宽敞的休息室里，听阿拉塔的歌手唱歌。这些歌里带着一种深沉的哀婉。阿拉伯式的曲调，有一些高音，也有一些极低音，它们与山的回声、鵟盘旋在山上发出的鸣叫声相应相和。我累了，但我无法下决心离开大厅。他们是为我、为贝阿特莉丝歌唱。我请他们唱《又圣母经》，唱圣母的痛苦。歌声响起，我深深陷入自我的世界。贝阿特莉丝喜欢这首歌。他们一边看着我一边演唱，他们的左手贴在耳朵上，以两声部演唱。兴奋的情绪使我疲惫。他们走了，我差不多什么东西也没有尝，我没有说话，我什么也听不到，除了这首科西嘉的复调歌曲。一个牧羊人俯下身子吻了我的手。夜深了，阿伯代尔将我放到床上躺下，我因为发烧而打着寒战。我几乎没怎么睡着。
两天前，作为我回科西嘉的第一次，我决定陪着孩子们去海滩。我的表姐芭芭拉，她的丈夫菲利普，还有他们的六个孩子已经来到波佐一家习惯待的地方，这里我们家已占用、嬉闹了三十年。芭芭拉在挡雨篷的阴影下绣着十字绣，就像“格莱尼”二十年前所做的那样。她监护着她的这队人，以此度过一下午。我坐在她的旁边。我又看到了我儿时的海滩。
我的朋友弗朗索瓦被一个像现在这样的小浪打倒后便瘫痪了。他和他年幼的孩子们以及他的妻子一起游泳；孩子们相互泼着水。一个稍强了点的海浪将他们打倒。所有人都大笑着重新站起身；所有人，但除了弗朗索瓦，他的脸还是埋在水下。他们以为他是在闹着玩。当他们发觉他不再呼吸的时候，他们把他拉回到海滩边，第一和第二颈椎骨折。多亏了他家人的信念和爱，他卧床不动地坚持了七年。医生对此都无法相信。后来，他去世了。
我抬起眼望着天际。黑血岛在天空中显出了轮廓。在十五到十八世纪四百年的热那亚统治时代里，这些岛收容过鼠疫（“黑血病”）病人，而历史想让这些岛屿能保留这种名称。另一个传统的说法则是，夕阳的光辉将这些岛屿染成了血红的颜色。我想到了你，贝阿特莉丝。在这些小岛上，寒冷女神带走了鼠疫患者。他们被放在柴堆上焚烧。他们的骨灰扬洒在这块滚烫而贫瘠的土地上。
芭芭拉从她的针线活里抬起了头。她保证了薪火相承，生生不息。一切都很好。“别担心，小表弟，你会见到她的。”我向下方望去，只见阿伯代尔正和孩子们在海滩上玩；拉蒂茜娅在专心晒日光浴。她的头发黑得发亮，皮肤雪白。她现在已经长成女人了。芭芭拉的那群人正玩得尽兴。我们要到晚上才能在迪费罗海角的大海滩上与他们重聚。
阿伯代尔将我转移进小汽车里。罗贝尔-让紧贴在我身后坐着，以便在转弯时拉住我。在一块宽广、美丽、险峻的海滩上，我们又来到了那儿的石头小屋。这支机灵的团队将我运过了沙地，并把我安置在桌子的一端。孩子们赤着身体在一个完全属于他们的海里游泳。我则听凭自己在海浪拍岸声中半睡半醒。夜色降临；我缩在轮椅里。几个年轻的女人微笑着向我打招呼。我迷迷糊糊的，直到孩子们围在椰子树下的长桌边坐好。菲利普表姐夫负责操持一切。我们要吃的，是章鱼配意大利通心粉——章鱼是今天下午在这里捕的，以及一小瓶不带标签的内地产的葡萄酒。孩子们欢快地大吃着。小弗朗索瓦一个人被丢在了桌子一端。他撅着嘴。我向他示意坐到他爸爸和我之间；他满面笑容、平翘舌不分地说着话——这是芭芭拉最娇弱的一个孩子。此外，还有十六岁就说些粗口的玛丽；眼睛圆圆的年纪最小的蒂杜；以及约瑟芬娜，罗贝尔-让钟爱着她，就像我们所有人都钟爱他妈妈那样。孩子们站起身，每人拿了一个蛋筒冰淇淋，接着消失在夜色中。多少次我曾和贝阿特莉丝一起来到这儿啊！我们在这里过夜，享受二人世界。她很开心。随着海浪拍岸的声音，我们时不时地醒来，身体还保持着温暖。
临近午夜，我又开始了强烈地颤抖。我示意阿伯代尔走开。我又回到了自我的世界。疼痛降临。这样的疼痛我一年前曾经历过，那时贝阿特莉丝还和我在一起。但是此时此地，我是一个人。一种愚蠢的机械性病痛——“膀胱阻塞”。导管堵上了，尿翻转回流，穿过肾流到血液里。它会一直上升到头部，让你仿佛要爆炸。真是荒唐。贝阿特莉丝就是这样耗了三天就离开了。我反抗了五分钟，随后便听之任之，我像个动物似的嚎叫着。
我的脑袋要炸开了。我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我喘不过气来。阿伯代尔和那根“管道”斗了三个小时。时不时地，导管会通畅起来，血压从三十千帕降到十二千帕，脑袋能喘喘气了。我内心浮现出这一切总算结束的想法，一阵新的抖动却又将我摧毁。
阿伯代尔这一夜都在用灌洗器清洗我膀胱里的污秽。早上，我出着汗，床湿透了，疼痛变本加厉。我想去和贝阿特莉丝重逢，我再也没有反应。阿伯代尔叫了一辆救护车。没有办法，必须等，忍受，不要反抗，在疼痛稍停时恢复镇定，在重新发作时顺其自然。
在医院里，周末只有一位医生。一团乱麻。护士们很高兴有位波佐家的人来医院。过去，她们有过在城堡里做客等等经历。医生提到了手术，阿伯代尔消极地抗拒着。他们把我放进观察室。我不停地大滴大滴出汗。到了八点钟，我们又按了一遍警报铃。医生让人用救护车把我送回山里。阿伯代尔将我放到床上躺下。恐怖的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几次犹豫着要不要再去医院。最后，阿伯代尔打了个电话，让他们给我们一根直径更粗的导管。我一直出汗，但是在大半天的时间里还算可以忍受。
在此期间，我妹妹亚历山德拉带着她的儿子来了。我一直躺着，没办法迎接她。早上两点钟，开始猛烈爆发。我不记得我曾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它毫无意义，就像女人产下一个死婴时的痛苦那样。
为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贝阿特莉丝在疼痛和愤怒中紧绷着下颚。我则狂嚎。亚历山德拉被安顿在塔楼顶层的一个房间里。拉蒂茜娅和她在一起，呜咽着。阿伯代尔禁止别人进入房间。他为了将这局面破解忙来忙去。一个小时后，我解放了。我整个身体发抖，我再也无法闭上嘴巴。阿伯代尔非常不安，我不能说话，我试着避免在这种浑身狂颤的时候咬到自己的舌头。我时停时续地呼吸着。过了几个小时，身体才安静了下来。第二天早上，阿伯代尔任我酣睡。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在巴斯蒂亚［12］的表亲如约而至。我让阿伯代尔抱我坐起来。
整个科西嘉都不知所措，安托万说。这令他伤心。他说很久我才搭点儿话。亚历山德拉听着谈话。这样我可以在这个可恶的轮椅里休息，头上盖着我的帽子和墨镜，身上披着件带风帽的北非长袍。头发晕，帽子下渗出大滴的汗珠。这被安托万的妻子埃莱娜留意到了。但我还是坚持到底，为了向我北方的朋友们表示尊重。埃莱娜是个体贴入微的女人，细长的脖子上有张漂亮的面庞；几年前，她接受了骨髓的自体移植，从而使她的癌症痊愈。她带着鼓励和同情，关注了贝阿特莉丝最后几个月的日子。她用她深邃的双眸看着这个世界。她美丽而安静。她的丈夫一边分析着情况，一边品尝弗朗索瓦兹准备的科西嘉野猪肉。
我等着石匠。我想用一块科西嘉的玫瑰色大理石来代替贝阿特莉丝墓上临时的石板。石匠来了，他的头很小，毛发稀而枯，红棕色的大络腮胡，性格活跃。他在墓碑石这个行当已经工作了二十八年。他的从容和幽默给人一片清新的感觉。我对他说我儿时的记忆，当年我在阿雅克肖海边公墓的出口，看到过他的那些同行。当时共有五十多位石匠各显神通。今天他是科西嘉的最后一位石匠。他为此自豪，但他不会将手艺传给他的儿子：“雕磨石头是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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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的石板后来实际上是被一块带马赛克的组合石材所代替，由我的妹妹亚历山德拉按照我的要求督工完成。墓碑上呈放着黄色的菊花和紫色的鸢尾花，这是贝阿特莉丝钟爱的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