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热浪席卷了巴黎。灼烧感变得难以忍受。我体温四十度。甚至之前都还幸免的脸部也烧得滚烫。水疱丛生——我的这个毛皮囊成了块面包皮，只有我的踝关节像是在水上漂着。我的双脚仿佛深悬水中。拉蒂茜娅过来坐到我的床上，对我说着她假期的安排。我倒了下去，请她照看她的小弟弟。必须让人送我去住院治疗，我扛不住了。
她就如同贝阿特莉丝那样进行应对。她向我的朋友们告急。他们把我带到了马耳他圣约翰中心。我关注了这个位于巴黎心脏地带的重症残疾人中心的整个建设过程。我曾作为残疾人代表，与巴黎市及地区议会的大人物们、慈善家们打交道。中心的主任玛丽-奥迪尔为这个机构的最终落成做了后期工作。我三个月前曾重回此地，带萨布里娅参观这里。我们和玛丽-奥迪尔一起吃了午饭，周围是各种形态的残疾人。萨布里娅保持着沉默，这个悲惨世界令她惊恐。
玛丽-奥迪尔把我安置在一个带有小厨房、客厅和浴室的单间里。房间位于底层，朝向一个栽了树的天井。所有的住客都有自己的单间，他们甚至可以和家人一起在里面生活。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才明白我这是在哪儿。
我的护工埃玛纽埃拉和法比安娜不知疲倦地照顾着我。我喜欢她们的微笑。眼睛碧绿的法比安娜来自安的列斯群岛。她的祖父是布列塔尼人。我叫她布列塔尼女人。她是带着个六岁女儿的单身母亲。埃玛纽埃拉是个漂亮而年轻的瓜德罗普岛女人。她鲜红的口红让我“重新通电”。还有布里吉特。在这里住的人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布里吉特是最漂亮的，另一派则选中了一位塞内加尔大美人弗雷。我更倾向于弗雷，尽管她们都很美；甚至小尼柯尔也不例外，她可能脾气有些暴躁，但她对我微笑，给我安慰。
病痛持续着。女孩们还是能让我坐起身来。我在公共大厅里看住客们进餐。我没有吃东西，但我和他们待在一起。让-保尔，他四肢瘫痪，和我同年，也有张和我一样过敏浮肿的脸。阿尔芒，我不知道他在这里干嘛——他可以走路。有一天，我看见他像个游泳冠军似的在泳池里游泳。他是肯定有什么问题的；他一顿饭可以吃上五大块肉排，他的双手发抖。我与让-马克之间建立了友谊，这是个年轻的二十八岁马提尼克人，他结了婚，还有两个孩子。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事故，但他的眼神里散发着乐观。他逗我们笑，鼓舞我们。他是唯一在自己房间里招待妻儿的人。
一位苍老得被岁月模糊了年龄的矮小女士拄着根拐杖走着；我想她再也不愿走出这个机构的大楼。柯琳娜，一个四十岁的红棕色头发的女人，她只有眼睛还在表达着些意思，她曾酗酒。波兰人爱娃，她的脸总是垂着，她承受着与我相同的痛苦。她万念俱灰。
年轻的埃里克正起草着自己的生活计划，准备给中心主任看——他想见证学校里的生活。他以脑瘫患者那种费力的吐字，冗长地向我说着他的焦虑。他常常想了断生命，但又不敢，因为他的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说他没有这个权利。
米歇尔，这是个患脑衰竭的彪形大汉，他总是向右边歪着身体，而他的右眼往下搭着，流着泪。他以一种缓慢的气息说着话；护工会催促他，因为这样他可以摆脱，而他自己没有勇气停下来。埃里克和他两人相互厌烦。我想他们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尽管埃里克双臂蜷缩，却威胁要给他一记耳光；另一个则很安静，以一种慢得没边儿的动作伸开他的巨臂。
巴依埃先生被系在他电轮椅上方的一块板上。他用他的右食指，每分钟都变化着倾斜的角度。他的身体持续不断地从水平方向变化到垂直方向。他开着玩笑地解释说，他是个被钙侵蚀、正在变成化石的生物；于是，为了推迟他完全钙化时刻的来临，他就像个法奇那的瓶子［13］一样摇晃不停。他从来都不抱怨。护士们对我说他应该受尽了折磨。
另一个住客是个超过一百五十公斤的大块头，他展现出一种我们没见识过的暴力。他一边将自己的身体前后摆动，一边用他那两只硬邦邦的胳膊撞击着桌面。女孩们都怕他。他一句话不说，但他巨大的红色头颅和他球一般的双眼始终在索要更多的食物。他的周围是被我称作“兄弟们”的人，这是两个头部靠塑料套圈撑住的垂死的人；他们几乎不再有身体，只剩下了萎缩的骨骼。他们的脖子细得只有一根手指粗。两个人都接受了气管切开术，这在他们的脖子上绘出了一个巨大的蝴蝶结。他们的眼神柔和。上个星期，这里有三个这样的人。
卡隆先生，他像我一样四肢瘫痪，他抱怨着病痛；他很害怕，要求转到加尔什医院。他去了那儿，他又从那儿回来了。他在大清早过世了。有人看到一副担架抬着他经过，床单翻下来盖住了他的脸。爱吃肉的那一位说他死了，否则床单不会这样放。有人回答道，这样对他更好，因为他不会再受苦了。
此外，这里到处都是我的其他兄弟。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的感觉更好。
他们所有人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看着我这个准备离开的过路游客，他们甚感惊奇。我承诺还会再回来。
*
我在大堂里等着萨布里娅。我休息了整整一个早上。在入口处，另三只轮椅正围着前台小姐，一个金黄色头发的葡萄牙女人。萨布里娅到了，她穿着条菘蓝花图案的裙子，这条薄透的裙子下摆直到她圆润的膝盖上方。她穿着一双带点儿跟的浅褐色鞋子。她白色胸衣上的一根吊带绕在她古铜色的肩膀上。
她的头发向后盘着。她很快看到了我，她对其他人保持着微笑，用她那孩子般快乐的嗓音，向所有的人打招呼。我们向布特-肖蒙公园的方向动身。我借助一个放在下巴下面、直接连到发动机和后轮上的网球，操控着我的电动轮椅。萨布里娅走在我的右边。我小心地调整着球的角度，使她可以一直在我旁边。她带着一种能感染别人的快乐，她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对于我向她说的所有轻浮的言语，她都以笑声回应。当我说得太过分的时候，她向我轻轻眨一下眼睛，仿佛她在一只再也不能乱动的手的手背上友善地打了一下。我们从低处的入口进入了公园。我将头向后仰起，看着她，冲她说了句恋爱中人的蠢话。时不时地，她会跺起脚，边笑边说：“停下来，停下来”，或者是“菲利普，够了！”
停下来后，我就不再难受了。我向她索要前几天的吻。她很算计地在眼角上吻了几下。我们最后到了公园的高处，这里是个餐厅的露天平台。她把我轮椅旁的椅子拖过来，和我面对面坐着。我们的脸靠得很近。我们一直没有抬起鼻子。一个鬈发的小男孩走了过来，但没有看我们。
“萨布里娅，我有些事要对你说，我们去一棵树下说吧，在那儿单独待着，等一会儿过去，你要帮我一下。”
她眼里的光暗淡下来。
“告诉我吧，菲利普。”
“不，过一会儿，我现在过于不安。”
一个服务生帮我们点了单；他将餐盘放在我们身后的那张桌子上，我们并没有去碰。我们继续着我们的柔情蜜语，继续着我们的笑声。萨布里娅将她的一只胳膊放在我的胳膊上。接着，她想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们去了较远处的一棵树下。一些孩子在低处的草坪上玩耍，从我们这儿，隔着只花坛连着一个池塘，一些天鹅慵懒地在池塘里游着。我挪开了下巴下的球。萨布里娅坐在我的膝盖上，双臂环绕着我的脖子。她带着温情对我说，想和我说说她自己。她猜到了困扰着我的主题。
她对我说她在北非乡村里的童年，说她对她父亲的种种恶劣行为感到怨恨，说她父亲对她母亲施加的暴行。为了保护弟弟，她常常带着他逃出家门，不过她知道，等她回来，就会又看到她母亲流着眼泪，身上带着被打过的痕迹。
她五岁。她的母亲等着生双胞胎；她已经怀胎七个月了。一天晚上，父亲的发作比往常更为猛烈。萨阿迪亚开始为她的孩子们感到害怕，她在夜色中拿着箱行李，将他们带走。她想跑，跑到法国找她姐姐。一大早，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他们等着去卡萨布兰卡的火车。父亲在暗淡的晨光中发现了他们，他冲到妻子面前，将她按倒在地，痛打了她一顿。萨布里娅和弟弟跑远了。他怒吼着。萨阿迪亚则嚎叫着求人来救她肚子里的孩子。后来她失去了这两个孩子。
直到今天，萨布里娅想起这段往事依然还会流泪。她永远不会再见她的父亲；她对男人感到害怕。
她对我说，我是第一个带着体贴和尊重对她说话的男人；她说她不想使我伤心，而且，她尤其不想失去我。她说得越多，我越是不敢涉及一天晚上在餐厅里暗中提起的话题。她寻找着一个父亲，而我梦想着一个伴侣。
我试着羞涩地说了句：“萨布里娅，愿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她从我的脖子上抽出她的胳膊，向前微微倾了倾身，眼神凝固，手放在她的膝盖上。当我和她在一起时，当我的心兴奋地跳动时，我忘记了我的年纪是她的两倍，我忘记了她从来没把我当成一个情人。
我于是想到了我将死去。“我会一直活到七十五岁；在我们这个一般人寿命有九十岁的家族里算是少的了。你会看到我们的孙子们在我有生之年里出生。”我带着忧伤对她说，如果能只凭我内心做主的话，我会等下去的。但是我不能保证我的身体。病痛就像个沉重的罩子罩在我的身上。我将头靠在椅背上，我累了。她站起身擦拭我的眼睛，将她的双手放在我的太阳穴上。
现在天色已晚。刚才在玩的孩子们已经回家了，天鹅藏了起来，花变成了灰色。我们从公园的高处又往下走，回到马耳他圣约翰中心。萨布里娅一直抓着我的右手，直到走进我的房间。她帮着别人将我抱上床躺下。接着她在床沿上坐着待了几分钟，手放在我的脸颊上。我感谢她给予我的一切。她会给我打电话，我们周一一起吃中饭。她亲吻了我的前额，为我把眼睛合上。我几乎没听到她离开的动静。整个夜里，我的眼睛一直合着，却不能入睡。倍受煎熬的一夜。
在黑暗中，我保持着希望。我等待阳光重现，然后请人将我带到窗边，使阳光温暖我疲惫的身体。我做着梦。萨布里娅躺着，赤裸地依在我的身边。我们两人的身体朝向同一个方向。她像胎儿在母亲腹中那样折起身体。我想象着她双腿的柔滑，我想象着将头放在她挽起的头发里，头发挽起后，她露出了娇嫩的颈部。我在她的香水味里入睡，在这场梦中。
她会和我在我们剩下的年头里一起生活，我们会有很多孩子。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时间的尽头。她会对我的孩子们说话，和拉蒂茜娅一起笑。罗贝尔-让会有点儿爱上她。
我梦想着她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这个奇怪的人能一起幸福生活。
我对着阳光闭上眼睛。在我眼皮缝里的橙黄色光圈中，我看到她陪伴着我。不是我的伴侣，而是我的女伴，我或许有权利在耳朵背后亲吻她，同时轻声向她描述我温暖的梦。
显然，需要她爱我。但是这一点，旁人无能为力；爱或者会来，或者不会来。也许永不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