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落地已是当地时间晚上十点，汽车载着我们奔驰在韩国的高速公路上，虽然坐在后排，我还是扣上了安全带。两旁整齐的路灯飞快地向后滑行，橘黄色的灯光依次射进车厢，交替在我脸上抚过。在反光镜里我看到了时隐时现的疤痕，如同广告牌上的韩国文字。我默默祈祷，希望上天能赐给我一块神奇的橡皮擦……
第二天上午的一个小插曲差点让我先去见了骨科医生———我的手指被车门夹了！肇事者是陪同我们的一位大叔，他是台湾八大电视台的驻韩代表。热情洋溢的他在关前门的时候只顾和我们说话，而我的手正扶着车子的B柱(为了表现整个事件的真实性，容我借用一下专业名词，位置在前后门中间)，只听“嘭”的一声，门关上了，手被夹了。我大叫一声，硬生生把手抽了出来，门还是关着！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也多亏了这车门的缝隙够大，密封性够差，我得以仅受皮肉之苦。可想而知，Karen又狂笑不止，大叔坐在前面完全没意识到出了什么状况，随行的翻译小姐馨逸愣愣地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但我想我一定给他枯燥的留学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我们一行四人先去拜访了八大介绍的一位医生，据说他给韩国许多艺人做过整容手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肇事大叔带我们去的并不是医院而是诊所，很精致，只有一层楼面。他告诉我们韩国的整容手术非常普遍，都是在类似的诊所里做的，这家已经算很大规模了。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嘛，就算是斗室，搞得定就行。
遗憾的是医生看了我的脸说搞不定，他的顾虑和大多数人一样，怕植皮切得太薄会变得没有弹性。我们问他有没有别的办法，他建议我们可以改剧本，加一场车祸受伤的戏，他的幽默惹来了哄堂大笑，唯Karen一脸冷静地跟他说我们拍的是古装戏。然后我跟馨逸在那里学了第一句韩语“a niang hi kei cei yo”，意思是“再见”。
我用左手和大叔握手告别，不好意思让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陪我们。四个人的队伍变成了三个，我立刻拜了老师跟馨逸学怎么用韩语表示感谢，希望下午可以用上。我想象着Dr.Han真如传说中一般是位高人，在我脸上轻轻一点，然后我跟他说声“kang son mi da”（意为谢谢），就可以回横店拍戏了……
“下车！”
Karen一声狮吼把我拽回了现实，谁让春天是多梦的季节呢？
Dr.Han的诊所要比之前去的那家小一些，前来就医的人倒不少，看他们的样子应该都属于整容前吧。我们在Han的办公室并未等到高人，他进来的时候，个头看起来和Karen差不多。
按照惯例他用手指在我脸上一阵摸索，详细询问了植皮的经过，然后让我睁眼闭眼，左看右看，接着我听到了一句等待了许久的答案：“可以做！”
整个过程感觉是在看相算命。在我还略持怀疑的时候，Karen已经选择了相信。虽然这样的结果是我一直以来所期盼的，但当它真的到来，如此接近的时候。我却又无从面对，毕竟口头的允诺和实际的操作完全是两码事。但我知道自己必须作出 决定，在等我的并不止一个人。
Han打开电脑给我们看了他之前做的一些手术案例，前后简直判若两人，看来医术的确非同一般。Han说手术可能要做三到四次，每次间隔半年，第一次手术后可以复出工作。他取来纸笔，一边画图，一边为我们详细解释了手术的方案和步骤，具体手术的时间他会另行安排。多亏馨逸的韩语过关，让我对Han留下了诚恳、严谨的印象。
我班门弄斧地用韩语说了感谢，也当作是词不达意地表示了我对Han的信任。这一点只有我自己明白。临走的时候，我们留下了在嘉兴以及香港拍的X光片和病例资料，让Dr.Han能够更充分地了解我的伤情以便制定出更可靠的方案。
回去的路上Karen问我对Han有没有信心，我还是提出了很多疑问。虽然心里已有了主意，但仍然需要用理智来衡量这场赌博是否会赢。
离开韩国之前当地的一位朋友Sally打电话来，问我下次来要不要顺便把鼻子一起做了，她可以帮忙联系做鼻子的医生。事实上在香港的鼻骨修复手术做得并不是很完美，骨头摸起来不太平整。比起之前的深思熟虑，我很爽快地答应了。鼻子不整也无大碍，只是既然要来做眼皮，那就干脆一步到位，以免留下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