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办案
挥别了战争年代，辞别了血雨腥风，褚时健终于盼到了他渴望已久的和平时期。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几经战乱洗礼的国家，依旧是一幅百废待兴的残破图景。为了尽快建成一个全新的中国，褚时健投入到了国家的建设工作中。凭借着他优越的个人才能，褚时健在20多岁就当上了区长。1955年，褚时健又出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那一年，他才27岁。
倘若后来的政治环境一直稳定的话，相信凭着褚时健的能力，继续向上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褚时健恐怕也会继续他的仕途人生。然而世事再一次弄人，褚时健日后的人生并没有像他料想的那样顺利，他也未能继续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地发展，而是被历史的车轮被动地推着向前，卷入到了一场政治运动之中。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由此在中国大地上揭开了肃清反革命集团的新斗争。8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号令全国人民遵从中央的“七·一”指示精神，进一步开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应该说，这场政治运动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当时中国大地上依旧残留着一些反革命叛乱分子，他们到处搞破坏，残杀干部群众，肆意攻击新中国，给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所以党和国家才决心清理反革命残渣余孽，保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
这次政治运动，是伴随着一个重要事件开始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肃反”运动刚刚开展时，是学习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随后，就进入到了坦白检举和互相揭发的阶段，让这场运动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当时作为玉溪地区的行署人事科长，褚时健的工作量和担负的责任不言而喻，为此他还被上面任命为“深挖美蒋特务”的专案组长。
美蒋特务在当时的中国确实存在，但是如果让中国每一个地方都找出几个来，那就有些不切实际了。就在他愁眉不展之际，有人忽然向他“爆料”了一条重要情报：在玉溪抓到了一条“大鱼”——罗载兴。
罗载兴是何许人也？他是玉溪本地一个很有威望的大夫，年轻有为，医术高明，而且宅心仁厚，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按说，口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是美蒋特务？
要是换了一个糊涂官，或者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伪革命者，肯定会将罗载兴当成真的美蒋特务。但是褚时健不会轻易相信，他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给罗载兴定性。可就在这时，检举人又给了褚时健一份罗载兴的自供材料。
在材料中，罗载兴说他曾经在西昌跟随一个名叫任福根的美国人当过牧师。也正因为和美国人打过交道，所以他被人看成是美蒋特务，而且还被逼着交代他和任福根的来往细节。起初，罗载兴无论如何也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但是在严刑拷打之下，他最后只能被迫交代了“罪行”。
褚时健认真看了罗载兴的交代材料之后，对这份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材料充满了怀疑。为了不冤枉一个好人，他决定亲自对罗载兴进行审问。
经过一番盘问，褚时健证实了罗载兴根本没有到过成都，但是却在材料中交代了自己到成都的塔楼上安装秘密电台的“罪行”。当褚时健问罗载兴为何要交代一个没有做过的事情时，他痛哭流涕地说，自己是被打怕了，所以人家让他承认什么就交代什么。
原来，罗载兴只是和任福根见过两次面而已，其他的时间里俩人没有什么来往，都是在本地各自行医，不可能产生其他的联系。搞清事实之后，褚时健马上让罗载兴重新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说明，在他签字画押之后就将他放走了。
那个年代，最怕的就是谣言诽谤，哪怕是捕风捉影的一面之词，常常也能给一个人带来灭顶之灾。有人开始在私底下说，褚时健肃反不力。但是褚时健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为此说出了一句铿锵有力的话：“做人不能昧着良心。”
多年以后，褚时健说：“那些年我就想：你叫我干什么我都会干，但做政治工作我不会，整人我不会，对我们这种人，从做人的原则来说觉得不合适。”
这就是褚时健，一个不会脑子里“绕弯”的人，一个不会给自己“创造”飞黄腾达机会的人，但正是这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构成了他的传奇人生。在当时，他是一个“不称职”的专案组组长，但却是一个“良心称职”的共产党员。